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新時期陸續出現的編年體小說，將史體中的編年體體例引入目錄，是為了在章題處增設一種時間結構，從而和正文中新的時間觀念形成對話關系。王火《戰爭和人》在章題中預設正向、進步的時間構架，以統合正文從“背面”描寫的歷史；遲子建《偽滿洲國》在章題處的宏大、線性的時間建構，旨在用形式彌補正文虛化的、日常的時間之不足。形式特殊的編年體小說是歷史小說的分支，其流變過程既彰顯出新時期時間書寫的分化，也見證新歷史主義從崛起到衰落的過程。分析編年體小說的時間結構，對理解新時期“某某體”小說文體的新探索，以及擴展小說“副文本”目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戰爭和人》 《偽滿洲國》 編年體小說 時間 目錄章題

時間歷來是敘事類文體極為重要的元素，“一個時間序列中的真實或虛構的事件與狀態的講述”被稱為敘事1。在小說中，時間往往在正文中與人物、情節緊密相連，正如鮑溫所言：“時間是小說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我認為時間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2很少有時間能夠從正文中脫逸而出，成為獨立的、顯現的、外在的結構。而新時期出現的編年體小說，如王火的《戰爭和人》、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歲月》、遲子建的《偽滿洲國》，卻打破了小說敘事時間的常規，將本屬于史書編纂的編年體體例，引入小說創作中，讓時間首先凸顯于小說目錄處的章題中，又再現于小說正文的章題中，形成特殊的時間結構。于是編年體小說就有兩套時間，一套是章題部分的結構化時間，另一套是正文部分的敘事性時間。

已有研究注意到編年體小說獨特的章題結構，主要有兩類研究方向。一類是整體研究，將編年體小說匯入1980年代的先鋒敘事的脈絡中，認為編年體小說的發生，是先鋒派作家從“寫什么”到“怎么寫”的轉變，是作家從敘事內容到結構形式的創新與推進，進而概括這類文體試驗具有“跨界化”“先鋒性”“裝飾化”等特征3。另一類是個案研究，既有稱贊，認為這是古代文體的現代性轉化，讓小說獲得近乎史詩性的敘述風格；也有批評，認為該時間結構與小說正文敘事脫節，是作家設置的結構游戲4。這些研究從符號學、敘事學的角度，分析編年體小說的結構特征和形式特點，對理解何為“編年體”小說有幫助。然而，時間在編年體小說的章題結構中有什么作用，章題時間和正文時間又該如何互動，以及為何在新時期才出現體式特別的編年體小說，這些問題依然值得繼續追索。為了讓問題更加集中，本文選擇以王火《戰爭和人》和遲子建《偽滿洲國》作為主要考察對象，通過兩部小說之間對讀，分析編年體小說在結構形式以及內容表現上的異同。選擇這兩部小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兩部小說的成書時間代表兩種不同的文學生態環境，通過梳理1980年代初的《戰爭和人》和1990年代末的《偽滿洲國》的文本發生，能勾勒出作為歷史書寫的編年體小說其自身的流變過程。

一、“編年”成為章題：一種時間對話結構

編年體是我國古代史學文體中最古老的一種敘事形態，也是中國史體發展之源，最早出現于史書《春秋》中。杜預為左丘明《春秋左傳》作注解時，將編年體定義為：“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5并且“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杜預《左氏春秋傳序》），“年”成為編年體時間結構的統帥。故編年體是一種按照“年→時（指四季）→月→日”的時間框架結構，來編撰與記述歷史事件的。在文學中，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的編年體，常用于文學史著的編寫，通過敘述同一時期的不同事件，既能讓交叉纏繞、紛繁不堪的文學事件一目了然，也能豐富歷史細節，從而揭示更加廣闊、生動和復雜的文學圖景。

而嚴格按照編年體體例創作小說，卻是不常見的文學現象。直到1980年代，才零星出現《戰爭和人》《西藏，隱秘歲月》《偽滿洲國》等幾部編年體小說。不常見的主要原因，是現代小說建立在一種新型的時間觀念上，具有雙重時間序列的轉換系統，內含兩種時間：“被敘述的故事的原始或編年時間與文本中的敘述時間”，這一性質賦予小說能夠根據“一種時間去變化乃至創造另一種時間的功能”。6而編年體時間是一種單向的、線性的時間序列，它必須“尊重事件最初發生的編年順序，在對任何特定事件所進行的原因或結果的分類中，它都將此當作不可逾越的底線”7，也就無法適應現代小說靈活多變的時間敘述。從晚清開始，新小說家便有意采用“倒裝敘述”“交錯敘述”8，打破編年體時間的線性敘事。到五四時期，這種時間敘述已經屢見不鮮，出現倒敘、插敘、預敘等多種敘述方式。新時期的小說更是對時間進行了多元探索，創造出“心理時間、迷宮時間和宿命時間”9等時間藝術。而恰恰在新時期，王火、遲子建等作家卻反其道而行之，將編年體作為小說的章題結構，這無疑為小說預設了線性時間的敘述枷鎖。

之所以將《戰爭和人》《偽滿洲國》看作“編年體小說”，是因為二者借鑒了編年體中“表年以首事”的紀年結構體式，最直觀清晰的體現，是兩部小說目錄處的時間結構。《戰爭和人》記述從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到1946年3月 “國共合作”關系破裂，共計十年的歷史。小說每節章題中，都有明確的時間提示，第一章“1936年12月”，第二章“1937年2月—1937年6月”，第三章“1937年6月—1937年8月”……一直到最后一章 “1946年2月—1946年3月”。同樣，《偽滿洲國》記述了從1932年到1945年偽滿洲國從建立到崩潰的歷史，十四年的歷史均勻分布在14章的標題之中： “第一章 一九三二年”“第二章 一九三三年”…… “第十四章 一九四五年”。

在分析編年體在小說中的作用之前，首先需要理解編年體在史籍中的作用。歷史學家之所以在史籍編纂中采用編年體例，主要是“編年”能確保過去發生的事件具有“一次性‘義’” 10，“看待一個‘事’是否為‘歷史’的，就看它是否擁有自身存在的一次性證明——‘編年’正是其一”11。史籍中的編年由兩部分組成，“除了‘年+月+日’之外，在‘年’之上，還有個‘人’的‘編年/紀元’符號，如‘漢高祖元年’、‘漢武帝太初元年’、‘唐太宗貞觀二年’、‘民國五年’”12。“年、時、月、日”遵循四季流轉、循環往復，是一種自然時間，而“帝紀編年”則是史學家人為界定的編纂時間，這才能“意味著人的‘一次性’的本質已被揭出，并且有了形式上的表現”13，也是“編”字之意的體現。所以，編年體是以“自然時間作為軸心”，以史學家界定的“主體時間”作為核心14。主體時間既根據“起始年代至終止年代來確定”15，同時也通過“帝紀編年”來組織。在“帝紀編年”的統籌之下，歷史記載之事都要在其下展開，所以編年體史籍的歷史，是宏大的、具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歷史。

當編年體例從史書進入小說時，作用卻發生了變化。《戰爭和人》《偽滿洲國》采用編年體的主要原因，不是要通過編年體展現歷史的“一次性‘義’”，不是要凸顯線性、宏大的歷史，恰恰相反，是想形成對話關系，構成反諷的結構，從而表現歷史的多面性、細微性以及復雜性。兩位作家均不滿足既有的歷史敘述，想要以小說家的眼光，重新打量、激活和豐滿歷史。王火不滿足既有歷史只有正面的、進步的敘述：“有個現成的關于抗日戰爭的結論：人民勝利了！日本侵略者失敗了！過去寫抗日戰爭的小說都是這樣寫的。”16但除了從正面描寫共產黨領導抗戰勝利外，王火認為還需寫“與日本侵略者同步失敗”的“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因為戰爭不僅僅只有“進步的戰爭”“正義的戰爭”，還有“反動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17所以，《戰爭和人》主要是從主流歷史的“背面”，寫“蔣管區大后方和孤島及淪陷區在抗戰時期的人和事”，揭示“國民黨這樣的龐然大物當年是怎么會腐爛垮臺的”。18

《戰爭和人》在目錄處采用編年體結構，從1936年12月一直寫到1946年3月，小說截取的時間段落，有著作家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判斷。其起始時間定位在西安事變，承接之后的是國共兩黨合作，終止時間定在全面內戰的爆發前夕，意味著國共合作的破裂。所以，《戰爭和人》摘取的時間段落，與其說是國民黨的歷史，不如說是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正如王火所言：“《戰爭和人》重點寫了蔣管區兼及淪陷區，也通過人物重點虛寫了解放區和游擊區，并實寫了共產黨人在蔣管區、淪陷區的活動和犧牲。這切入角度是新的，卻真實全面地反映了抗戰的整體風貌，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19 “雖然地域主要是寫蔣管區和淪陷區，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當時所起的影響和作用應當正確反映，而且必需使讀者感到和看到共產黨的力量由于抗日而不斷由弱變強，由小變大，終于從敵偽手中取得了大片大片解放區，取得民心。”20所以，小說目錄處的時間結構，契合的是“正面的”“進步的”歷史書寫邏輯，與正文著重敘寫的國民黨“后退”的歷史，形成對話關系。小說其實是站在共產黨的價值立場，對國民黨參與的戰爭進行審視與反思。

正是出于這種政治目的和價值立場，《戰爭和人》的主體時間要比編年體史籍更加精細，在編年體史籍以“年代紀”的基礎上，額外增加了月份，比如小說上編《月落烏啼霜滿天》的前四章，分別為“1936年12月”“1937年2月—1937年6月”“1937年6月—1937年8月”“1937年8月—1937年11月”。相比于以年為單位的“年代紀”，“年—月”紀時在時段上可長可短，伸縮自如，體現作家對主體時間靈活自由的掌控。并且，編年體時間的起始和停頓，主要根據重要的政治事件來劃分，比如第一章時間為1936年12月，對應的是“西安事變”；第二章時間躍遷到1937年2月，對應的是“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第二章終止時間和第三章起始時間為1937年6月，對應的是國共兩黨的廬山談判；第三章終止時間和第四章起始時間為1937年8月，對應的是“八·一三”事件和淞滬會戰，這些時間都具有明確的政治指向。

如果說王火不滿足歷史只有正面的敘述，那么遲子建則不滿足歷史只有以點帶面的凝練概括。遲子建談及《偽滿洲國》的創作緣由：“我想一個作家眼中的歷史和教科書的歷史肯定是不一樣的，教科書上的歷史連溥儀、關東軍這樣的內容都寥寥無幾，幾筆帶過，而且，那上面的肯定是一個概念化的定型的或者是說有歷史公論的這樣的人物和事件。我覺得如果一個作家，用概念化的想法去結構人物，那無疑是失敗的。”21遲子建既不滿足于歷史教科書只攫取幾個關鍵的時間節點，以點帶面地概括歷史，也不滿足其只抓取歷史上幾個關鍵的人物，凝縮成高度概念化的人物剪影。所以在《偽滿洲國》中，遲子建想要用小人物寫大歷史的寫作理念，“抓住那個時代眾多的支流，串起一條消逝了的河流”。22

正如伊格爾斯所言：“如果一個人希望使那些無名氏免于湮沒無聞，就需要一種從概念上和方法論上對歷史的新探究，以便不再把歷史視為一個統一的過程、一個許多個人都淹沒不彰的宏大敘事，而將其視為一個伴隨著許多個人中心的多側面的流動。現在所關注的不是一個歷史（history），而是多個歷史（histories），或者多個故事（stories）則更好。”23遲子建用 “小人物寫大歷史”的創作觀念，是在回應編年體史籍中以“大人物寫大歷史”的敘事模式。在“帝紀編年”的統制下，編年體對歷史的敘述有的放矢，只關注重要時間下的重要歷史事件，而匆匆略過不重要的年份。所以，盡管編年體的時間是連續的，但是不同年份的歷史容量卻大相徑庭。《偽滿洲國》雖然也采用了編年體體例，以十四章標題分述偽滿洲國十四年的歷史，但是小說中每一章又分為六個小節，既寫見證偽滿洲國興衰的溥儀，也寫吉來、王二小等歷史上籍籍無名的小人物，通過眾多的人物形象打開歷史褶皺，展現歷史的豐富性。并且，小說一章六節的布局方式，每一小節著重敘述一個人的故事，讓每一年的敘述體量都大致相當，敘述均勻，歷史也就不存在重要與次要之分。所以，相比于編年體史籍的以點帶面的歷史敘述，《偽滿洲國》能更加深入地表現普通人物的紛繁復雜，更加細致地呈現每個年份中歷史的細微末節。除此之外，《偽滿洲國》還打破了編年體史籍“帝紀編年”的單線敘述模式。小說的目錄章題雖然沿用了編年體的時間形式，時間從1932年逐漸遞增至1945年。但是在正文章題中，《偽滿洲國》又細化出三種時間刻度，比如在“第一章 一九三二年”下方，還寫有“民國二十一年 昭和七年 大同元年”，分別對應民國紀年、日本年號紀年和偽滿洲國年號紀年，對應三種不同的國家政體，是對政治性的時間的生動詮釋。這三種時間刻度，與單線程的章題時間，構成對話關系，揭示出《偽滿洲國》對歷史是多面向、多維度的敘述。

二、“編年”進入敘事：章題和正文的結合與齟齬

在編年體史籍中，時間除了要遵循“表年以首事”外，還要在敘事中遵循以“年→時→月→日”的順序，通過時間鏈的環環相扣，將“記時”與“記事”緊密結合，保證事件的真實發生，來交代敘述歷史，即“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行于目前”24。如《春秋》開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25而小說若要嚴格遵循史籍中的編年體體例，只在章題處采用“表年以首事”的形式就遠遠不夠，還要在正文中佐以時、月、日，更精準地標注時間，提示時間的在場，這樣才能確保歷史的“一次性‘義’”，接近史學的真實。然而，長篇歷史小說的《戰爭和人》《偽滿洲國》采用編年體的初衷，是想和編年體史籍中宏大的、點狀的時間形成對話關系。正因如此，兩部編年體小說在正文部分的時間敘述，就和既有的編年體史籍，有了很大的不同。

兩部小說在開篇布局上，就和編年體史籍有很大的出入，兩部小說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從兒童視角進入歷史敘述26。《戰爭和人》開頭為：“從昨天晚上開始，十四歲的童家霆突然感到家里的氣氛有點異常。”《偽滿洲國》開頭為：“吉來一旦不上私塾，就會跟著爺爺上街彈棉花，這是最令王金堂頭疼的事了。”27因為兒童很少決定歷史走向，所以鮮有史籍目光向下，將其作為敘述主體，更別提將其作為開篇敘述的對象。但兩位作家均表示，選擇兒童視角拉開歷史帷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王火提及《戰爭和人》開頭，“確為書的開頭與結尾動了腦筋，花了心思”28。遲子建為確定《偽滿洲國》開頭，也“花去了整整一個白天”，認為這個開頭奠定了小說的“敘述基調和語言感覺”29。事實上，“兒童”是在現代才被發現的“風景”，“兒童作為客觀的存在是不證自明的，然而，實際上我們所認為的‘兒童’不過是晚近才被發現而逐漸形成的東西。”30當小說以兒童作為敘述開篇，便具備了現代的特質。小說以兒童天真的視角進入歷史，歷史便從宏大的架構中滑落下來，時間也成為一種經驗性的、日常性的、感知性的體驗。《戰爭和人》的時間為“昨天晚上開始”；而在《偽滿洲國》開頭中，時間并未立刻顯現，而之后緩緩而至的時間，也是和兒童吉來眼中的風景結合的：“四月午后的陽光是雪亮的。它把房屋和道路照得清清白白。清的是房屋，白的是道路。”編年體史籍中“年→月→日”確切的時間，在小說中反而成為模糊的指代，甚至可有可無，也就拉開了與真切歷史的距離。小說開篇的兒童視角和時間描述，是對編年體史籍明晰的時間敘述的回應，鮮明傳達出兩位作家不同于編年體歷史書寫的態度。

但隨著敘事的推進，兩部小說對時間的書寫又截然不同。《戰爭和人》在第一章開頭的時間，是從兒童的視角寫個人經驗化的時間。但小說在第一章第二小節，便迅速與歷史接軌，直接點明西安事變發生的確切時間，交待真實發生的歷史時間及事件：“西安事變發生后的第六天——十二月十七日，國民政府已經明令頒布討伐張學良，何應欽被特派為討逆總司令，空軍已經開始轟炸渭南。”31此外，小說在第一章“西安事變”中，屢屢將時間定格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總理紀念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蔣介石被釋放，由張學良、宋子文等陪同離西安飛到了洛陽。十二月二十六日飛回南京”32。編年體史籍中“記時”與“記事”組合的敘述模式，落實到小說正文中。實際上，這種密集的、確切的時間，在小說中隨處可見，并且貫穿小說始終。在時間的不斷標識下，小說涵蓋了中國抗日重要的歷史事件，包括“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廬山講話、“八·一三”事變、南京大屠殺、平型關大捷、臺兒莊激戰、廣州淪陷、武漢失守、河南大饑荒、豫湘桂戰役潰敗、重慶談判，等等。《戰爭和人》通過時間的屢屢在場，為小說搭建了一個清晰的、可供辨認的歷史結構，詢喚出真實發生的歷史，從而為虛構的小說人物提供了真實的歷史背景。

如果說《戰爭和人》在敘述歷史時，仍遵循編年體“記時”與“記事”的敘述模式，那么在《偽滿洲國》中，歷史事件雖然屢屢在場，時間卻總是缺席。《偽滿洲國》在每一章節中，都會提及歷史上發生的真實事件，比如1932年平頂山血案，1933年開拓團軍事擴張，1934年共產黨地下活動，1935年偽滿宮廷內部矛盾，1936年抗日游擊隊軍事斗爭，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偽滿洲的政治格局……直至最后一章1945年溥儀投降。但小說只在最后一章“一九四五年”寫到溥儀逃往日本時，有明確的時間提示，從“八月八日，蘇聯正式向日本開戰”，到“八月九日夜里，空襲開始了”，到“八月十三日凌晨，列車‘哐啷’一聲悶響”，溥儀乘列車逃向中朝邊境。而其余部分的歷史敘述，時間都是一種模糊的存在。比如在“一九三二年”章節中，小說寫吉來姑姑一家其樂融融慶祝中秋后，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和全村人一起被日軍逼進平頂山洼地，掃射身亡。這段十分震撼的描寫對應的是平頂山慘案。在歷史上，平頂山慘案是1932年9月16日侵華日軍在中國的第一場針對無辜平民的大屠殺，是日本軍隊實施殺光、燒光、搶光“三光”政策的起點，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偽滿洲國》雖描寫到平頂山慘案，但焦點卻在吉來姑姑等普通民眾身上，以平民視角展開歷史的敘述。小說時間也與民間視角適配，突出是農歷的、節日化的時間，著重描寫平頂山慘案前一晚的中秋節，寫中秋節“圓月被云彩半掩”33，寫“外面有了夜露的涼爽氣息”34。時間是以模糊的方式進入小說敘述的，是通過景物的變化來暗示的。讀者想要知道確切的時間，要從“中秋圓月被云彩半掩”的形容中，提取出1932年9月15日的時間信息，然后再在“子夜時分”“午后一時許”等時間狀語中，察覺到時間已行進至1932年9月16日，這樣才能和平頂山慘案進行聯系。從民間視角側面敘述歷史，將時間模糊化，也就脫離了歷史承載的政治意義。

在《偽滿洲國》正文中，主要是對普通民眾日常時間的書寫。巴赫金認為日常時間“沒有事件，而只有反復的‘出現’。時間在這里失去了向前的歷史進程，而只是在一些狹窄的圈子里轉動，這就是一日復一日、一周復一周、一月復一月、一生復一生的圓圈。”35但是在新時期小說中，由于心理分析、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的引入，日常時間不再停滯不前。《偽滿洲國》除了將線性敘述的編年體引入小說結構中，讓小說增添幾分歷史的厚重外，在正文敘事中，作家還通過“自然節令和生命特殊時刻打破日常時間的平緩節奏”，“以傳奇時間、生理時間、心理時間對日常時間加以補充”36，讓日常時間煥然一新。這些極具現代性的時間描寫，擴寬了時間的表現空間，既彌補了日常時間的不足，同時也沖破線性編年體時間所設的藩籬，使《偽滿洲國》極具現代性和藝術性。但單就歷史時間而言，《偽滿洲國》目錄章題處的“編年體”，更像是小說的形式外殼。小說在目錄處采用編年體結構詢喚宏大的歷史，但在正文敘述真切的史實時，又將時間與歷史剝離。于是歷史真實發生的事件，反而成為小說中人物行走的背景，歷史消融在普通民眾瑣碎的日常生活中。

分析《戰爭和人》《偽滿洲國》的時間設置，是為了展現編年體小說的結構形式、敘事內容與時間之關系。首先，小說目錄采用“紀年”的編年體體例，只是在形式上成為“編年體小說”。不能將其簡單地理解為是傳統文體的現代復活。作家將不同文體、不同體例引入小說結構中，或許不是為了文體互通、文類互融，而可能是將其作為小說的反諷結構，與小說形成對話關系。其次，文體只是小說的一種形式表征，如果單從類型學的角度，考察編年體小說結構的共有特征，很容易忽略其內部差異，還需要將文體形式與敘事內容結合分析。從《戰爭和人》對編年體“年→時→月→日”時間的嚴格遵循，到《偽滿洲國》擱置目錄處的編年體時間，轉而書寫節日化的、日常的、心理的時間，不同編年體小說對時間的表現亦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正因如此，對編年體小說的研究，應該告別靜態的結構主義分析，轉而考察編年體小說自身的流變過程。

三、編年體小說：一種歷史書寫的新探索

編年體小說采用歷史編纂的編年體，將時間前置，外化為顯而易見的時間章題，無非是想突出歷史對于小說的重要性。所以，與其將編年體小說視為形式特別的“編年體”結構的小說，不如將其歸入歷史小說的脈絡中，考察其自身流變的過程。而編年體小說是新時期文學才出現的創作現象，要理解編年體小說的發生，以及時間為何會出現在目錄中，首先要理解“十七年”文學所建立的時間書寫規范。1949年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是社會主義尚未全面建成，仍需要持續革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所以在時間制定上，新中國宣布采用公元紀年，將自身納入到線性的、進步的時間想象中，向著合目的性的方向演進發展。正因如此，“十七年”文學出現大量的線性時間敘述，尤其體現在歷史題材和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中，這兩類題材也是“十七年”文學創作的“主要題材”。其中，革命歷史小說在“十七年”歷史小說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紅日》《紅旗譜》《林海雪原》《銅墻鐵壁》等，革命歷史小說為革命歷史的書寫提供了線性進步的時間觀念。這些小說都從共產黨的視角描繪重大的革命戰爭，書寫不斷勝利的歷史。

王火《戰爭和人》艱辛波折的出版過程，既直觀地反映出“十七年”文學對時間書寫的宰制，也反映出新時期以后文學時間的政治形態松動。盡管《戰爭和人》在1980年代才出版，但早在1950年代，王火就已經開始《戰爭和人》的創作，該書1960年代就“已寫成交由中國青年出版社采用”37，出版社“評價很好，認為是‘百花園中一株獨特的花’”38。也正是小說的獨特，該書隨后被 “極左分子污蔑是‘為國民黨樹碑立傳’”39而慘遭封禁，書稿盡失。雖然該書和當時歷史小說一樣，在大量史實基礎下，以多卷本細致展現廣闊的歷史畫卷，但是由于是從“敵方”國民黨的視角描寫戰爭如何失敗，寫童霜威如何從國民黨中間派最后轉變成民主進步人士，打破了“十七年”小說所框定的從“我方”視角書寫戰爭順利的準則，也就動搖了當時的時間書寫原則。直到1980年代，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背景下，文學創作強調“寫真實”的現實主義，歷史小說也有意突圍，將筆觸伸向此前被政治目的論遮蔽的歷史題材，挖掘歷史的多面性。所以先前被禁毀的《戰爭和人》，又受到中國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重視，并迅速提上創作日程。但即便環境相對寬松，王火1980年代初在創作《戰爭和人》時，仍在目錄處采用了編年體的結構，來貼合共產黨歷史敘述的時間框架，用一條線性的、進步的歷史觀念，來統合小說正文在國民黨視域下的歷史經驗，明示這部作品在政治上的正確，為小說施加政治立場的保護鎖。

1980年代中期，一些作家不滿足歷史只有宏大的、進步的敘述，開始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寫作。新歷史主義小說以民間的、個人體驗的視角，執迷于野史書寫，“不再重視舊歷史主義強調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謂偉大人物及宏偉敘事，而是將一些軼聞趣事和普通人（非政治人物、領袖人物）作為分析對象”40。在時間上，新歷史主義小說力圖瓦解由大事記拼合的宏偉敘事，通過“時間的淡出和循環”41的方式，打破線性的、整體性的時間觀念，恢復歷史的冷酷面貌。扎西達娃于1985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西藏，隱秘歲月》，是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前期代表作，小說章題的編年體形式，反映出新歷史主義對時間的重塑。該小說按照公元紀年，將哲拉山區廓康村的歷史興衰分為三個清晰的時間段落，對應小說的三章標題：“1910—1927”“1929—1950”“1953—1985”。小說標題故意略去1928年、1951年和1952年，其中1928年為蒙藏委員會設立時間，1951年為西藏和平解放的時間，1952年為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成立時間。這些政治性的時間節點，均是在西藏歷史中反復提及的非“隱秘”的時間。而小說標題的“隱秘歲月”，指的就是不受歷史重視的其他時間。小說章題處的斷裂的編年體結構，與西藏的政治史拉開距離。而小說章題的時段設計，很難看見以“年”為單位層層推進的歷史進程。實際上小說的時間觀念，不是以歷史的進化觀念組織全文，而是以循環的時間觀念建構西藏神秘的歷史。小說在正文中的三個時段里，都沒有明確的時間提示，主要講述一位名叫“次仁吉姆”女性數次投胎化身，突出的是世代循環的歷史觀念。《西藏，隱秘歲月》的發表，正值新歷史主義萌發的階段，小說是在用一種顯而易見的時間形式，宣明新歷史主義對線性時間的不屑態度。而在之后的新歷史小說中，客觀明晰的歷史時間變得越來越少，隨之而起的是主觀的、模糊的、經驗化的時間。

1990年代末遲子建用編年體創作的《偽滿洲國》，是一本“遲來”的小說。早在1980年代魯迅文學院求學時期，遲子建就已經開始醞釀《偽滿洲國》的寫作，但由于對偽滿洲國歷史所知甚少，這種想法“很快就被其他的寫作淹沒和沖淡了”42。直到1990年作者赴日本東京訪學，一位在“滿洲”時期工作的日本老人詢問遲子建是否從滿洲國來，對于這段置東北人民于苦難的歷史，日本老人的言語刺激讓遲子建當即有種“蒙羞的感覺”43，促使遲子建必須以史家眼光直視這段苦難的歷史。在大量搜集整理偽滿洲國的歷史資料后，遲子建對《偽滿洲國》的構思呼之欲出，這才于1998年開始創作，并于1999年完成。《偽滿洲國》從最初構思到最后成書，前后用時十年有余。

與其說《偽滿洲國》的“遲來”，倒不如說是遲子建在等待適合《偽滿洲國》創作的時機。對遲子建而言，偽滿洲國的歷史浸透著東北淪陷的創傷體驗，而在1980年代，無論是新寫實小說對歷史的不屑一顧，還是新歷史主義小說對歷史的戲謔嘲諷，都是她所不能接受的。所以，遲子建沒有立即創作，而是沉潛下來，輾轉各地圖書館，搜集偽滿洲國歷史資料。直至1990年代中期，學界批評新寫實主義和新歷史主義，虛化歷史的創作思潮慢慢退隱，隨之而起的，是“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熱的再度升溫。有研究表示，1990年代中期，“體制扶持下的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再度成為國家傳達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方式”，一度消退的“紅色經典”如《紅巖》《紅日》《紅旗譜》在市場中成為“重放的鮮花”，許多“革命歷史小說”重拍為影視劇，許多新的革命歷史小說也火熱發行。但是，新時期革命歷史小說的“昔日重來”，不是對“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的簡單返回，而是將其視為一種精神圖騰：“它將維護舊有的革命理想與價值觀的神圣性，新意識形態無法回避這份精神與歷史遺產，仍強調這種正統繼承者的身份。”44

遲子建于1990年代末創作的《偽滿洲國》，既是對體制扶持下新文藝政策的回應，也是在新歷史主義退潮后，對歷史書寫的一次文體形式的探索。《偽滿洲國》在目錄處直接亮明的時間結構，是從形式上對以往整體的、宏大的、線性的時間觀念的瞻顧和流連，是對“十七年”線性歷史的精神詢喚。在小說正文中，遲子建也盡力確保所敘之事的歷史真實。但是，在新歷史主義來勢洶洶地席卷后，小說也很難再像“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能對歷史有一個“整體性”的描述。所以，《偽滿洲國》又不得不在正文章題處分裂出三種紀年時間，并且在正文敘述中，又不得不沿循新歷史主義、新寫實主義的創作路徑，以多位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共同串聯起偽滿洲國的歷史畫卷。

在歷史小說的脈絡中考察，可以看出編年體小說的每次出現，都是歷史小說發展的一種過渡狀態。新時期之初《戰爭和人》的編年體結構，是竭力向“十七年”文學進步的線性時間觀念的靠攏。而1980年代中期《西藏，隱秘歲月》的編年體結構，則凸顯出新歷史主義對時間異質的開掘，書寫循環的、神秘的時間觀念。到1990年代末《偽滿洲國》的編年體結構，則代表著歷史小說對“十七年”整體性精神的復歸。編年體小說目錄和正文兩套時間編碼的方式，體現出新舊時間觀念的交接，應將其視為格式特別的歷史小說。

余 論

編年體小說在章題處設置時間結構，無疑激活了目錄、章題的闡釋空間。就小說而言，目錄、章題一般出現在篇幅較長的中長篇小說中，而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說，則不需要借助章題來切割小說內容。但是在中長篇小說中，作家也不想在章題處開門見山，亮明小說的寫作脈絡與結構，表明自己的寫作意圖，來固化小說的闡釋空間和意義生成。所以，許多中長篇小說的章題目錄，或是以“一”“二”“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等數字排序，僅作區隔和排版之用，如老舍《四世同堂》、茅盾《子夜》等；或是在章題中進行“斷片化”的信息傳達，如王安憶《長恨歌》中，小說前四章目錄分別截取對應章節的一個意象“弄堂”“流言”“閨閣”“鴿子”，這些詞語既不能完整涵蓋其正文本的主要內容，章節的詞語與詞語之間也缺少內在的關聯，也就將閱讀經驗指向不確定性。

大多數小說的章題，都采用上述的兩種方式。但在新時期以來的“某某體”小說中則有了新的探索。除了編年體小說，還有綱鑒體小說《黑山堡綱鑒》、方志體小說《上塘書》《炸裂志》、詞典體小說《馬橋詞典》《暗示》《青藏詞典》《虎變：詞典的準備》、歌謠體小說《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等。它們或在目錄章題、或在正文章題進行文體結構的試驗與創新。柯云路的《黑山堡綱鑒》，以“綱鑒”樣式、“綱、目、批注”的結構來記述黑山堡歷史，“目”是對“綱”更為詳細的注釋。孫慧芬《上塘書》、閻連科《炸裂志》以“方志”體例，分門別類地從地理、交通、教育等多個方面，客觀地展現地方史。韓少功詞典體小說《馬橋詞典》則以詞典形式創作小說，并附上詞語的檢索表。莫言《天堂蒜薹之歌》雖然在目錄章題處采用“第1章”“第2章”的數字標注，但是在正文每章的章題下，都會摘取一段歌謠，用歌謠串聯起小說的整個故事框架。這些小說將原本不屬于小說的文體、文類引入到正文文本前的目錄中，開辟了獨具特色的結構形式以及意義闡釋的空間。對于“某某體”小說，可以從如下方面進行思考和研究。

首先是從目錄角度對“某某體”小說進行跨文體研究。正如巴赫金所言，小說“難以同其他體裁和睦相處”，是“諷刺地模擬其他體裁（恰恰是把它們作為不同體裁來模擬），揭露它們形式和語言的假定性質，排除一些體裁，把另一些體裁納入自己的結構，賦予它們新的含義和新的語調”45。正因為小說的這種特性，小說能夠融合詩歌、散文文體，誕生出“詩化小說”“散文化小說”，這種文體融合是兩種文學文體的交互，是小說對詩歌、散文語言表達方式的吸納。與之不同，“某某體”小說是將原本不屬于文學文體的文體，收編到小說創作中。由于不同文體之間的互異，所以小說更多借鑒的是外來文體的形式和結構，并直觀地凸顯在目錄和正文的章題處。所以對“某某體”小說目錄的認識，既要關注文體互通、文類互融的交互，但也要留意不同文體在磨合中產生的齟齬。

其次是從“副文本”角度對“某某體”小說進行文本研究。章題是一種“副文本”因素，而“副文本”既是“整個文本的構成部分”，又是“正文本的互文本”46，所以具有文本內部和外部雙重闡釋的功能。從文本內部來看，章題是正文最扼要的意符，具有解釋正文的作用。并且相較于序跋、扉頁題辭、注釋等副文本，“某某體”小說的章題參與到小說每一章節的生成，是小說敘事邏輯的重要脈絡，對理解小說的結構與立意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但與此同時，“某某體”小說的章題是一種外來的文體結構，本身具有獨立于小說正文本的特性，也很難全面概括正文內容。所以在分析章題與正文關系時，既要看到章題與正文在內容上的交互，也要看到二者在交互中產生的裂隙。這種齟齬反而可以作為“某某體”小說的癥候，通向文本外部的研究，進而從作家意圖、時代語境等多方面對其進行考察。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名著異文匯校、集成及文本演變史研究” （項目編號：17ZDA27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美]杰拉德·普林斯：《敘事學：敘事的形式與功能》，徐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

2 [英]伊麗莎白·鮑溫：《小說家的技巧》，傅惟慈譯，《世界文學》1979年第1期。

3 鄧小紅：《跨界化·先鋒性·裝飾化——當代作家關于小說文本個性化結構的試驗》，《文藝爭鳴》2018年第8期。

4 向彥妮：《〈偽滿洲國〉歷史敘述的民間化書寫研究》，2020年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5 左丘明注，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1），《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695頁。

6 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頁。

7 [美]海登·懷特：《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董立河譯，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

8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9 張衛中：《新時期中國小說的時間藝術》，《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10 11 12 13 李紀祥：《“編年”論述——時間之鏤刻》，《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麥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21、222、222頁。

14 15 周曉瑜：《編年體史籍的時間結構》，《文史哲》2004年第1期。

16 17 18 20 28 39 王火：《〈戰爭和人〉三部曲創作手記》，《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

19 王火：《和平，是一種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王火答〈中國青年報〉記者毛浩問》，《王火文集》（第9卷），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頁。

21 22 遲子建、郭力：《遲子建與新時期文學——現代文明的傷懷者》，《南方文壇》2008年第1期。

23 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20世紀的新史學到后現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24 劉知幾：《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頁。

25 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7頁。

26 頗為巧合的是，扎西達娃編年體小說《西藏，隱秘歲月》開頭，同樣也采用兒童的敘事視角：“十二歲的達朗去屋后撒尿，有一只紅頭藍羽的小鳥在他前面。”詳見扎西達娃：《西藏，隱秘歲月》，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27 33 34 遲子建：《偽滿洲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31頁。

29 42 43 遲子建：《偽滿洲國跋一》，《偽滿洲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05、705、705頁。

30 [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頁。

31 32 王火：《戰爭和人》，《王火文集》（第1卷），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3頁。

35 [俄]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頁。

36 翟文鋮：《日常時間的凸顯——論新生代小說的“現實時間”》，《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37 王火：《失而復得的喜悅（后記）》，《王火文集》（第1卷），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711頁。

38 王火：《關于〈戰爭和人〉答書城雜志記者問》，《書城》1995年第2期。

40 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頁。

41 王平：《虛構歷史的魅力——新歷史小說的文學價值》，《文藝理論研究》2018年第5期。

44 劉復生：《蛻變中的歷史復現——從“革命歷史小說”到“新革命歷史小說”》，《文學評論》2006年第6期。

45 [俄]巴赫金：《史詩與小說——長篇小說研究方法論》，《巴赫金文集》（第3卷），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頁。

46 金宏宇：《中國現代文學的副文本》，《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