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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雪豹》海報

電影《雪豹》是已故藏族導演萬瑪才旦的遺作。一個關于人與獸、人與自然的古老命題，在藏地牧民現實生活的語境里被重新演繹，同時營造出一種原生態式的生活困境與宗教般悲憫情懷交織的氛圍，萬瑪才旦導演引領的“藏地新浪潮”的獨特、執著與新變也在其中充分體現出來。

故事發生在海拔四千米的青藏高原，雪豹咬死了牧民的九只羯羊后被困于羊圈中，牧民家的大兒子堅持囚禁懲罰雪豹，父親和小兒子則認為應該將雪豹放生，雙方爭執不下。于是，記者、調解人員等不同角色相繼登場。在電視臺紀錄片工作者的攝像機面前，雪豹的放與不放、牧民的損失如何賠償這些直接暴露出來的矛盾之下，隱藏著的是有關人與自然、規則與生存、功利與敬畏的思考。

人與雪豹的關系，似乎是一個“元問題”，源自人類早期對于自身邊界和超越自身的自然力量的認知，直至今日我們依然面對著此問題。和諧的人獸關系應是怎樣的？怎樣才是真正生命意義上的和諧共同體？這是一個具有反思現代性意味的問題。而《雪豹》用一種看似從平靜中流淌出來的智慧，表達了人類站在超越自身限制位置上的悲憫，以及對生命、對自然、對平等的敬畏。

人與雪豹關系的另一個層面是人與人的關系。“雪豹是這樣，人的世界也是這樣啊！”影片中紀錄片導演隨意的感嘆不是閑筆。放與不放的矛盾，其實是人類之間的問題，個體與集體、人情與法律乃或公與私、僧與俗的二元論如何打破？人的諸如民族、職業、宗教等身份意識與諸如性別、性格、需求、欲望、信仰等個體差異之間的矛盾或平衡，由此而來的排列組合，如同萬花筒一般紛繁。在《雪豹》中，喇嘛與紀錄片導演的同學關系里有僧俗之辨，但又在雪豹的事情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喇嘛與父親、兄長三者之間雖有僧俗之隔但血濃于水，可在關于雪豹的矛盾中相互掣肘，矛盾似乎如此不可調和；紀錄片團隊內部成員之間有民族、語言、工作經驗、健康狀況上的差異，也有導演對攝像諸如“你趕緊拍”“為什么沒有拍下來”之類的質問，但整體上如同開場的車內交談戲、中段那場生日戲所示，團隊為了同一個目標，有著認真負責的職業態度，是一個整體；紀錄片團隊與拍攝采訪對象之間，在“旁觀”與“介入”的矛盾關系中，一是模仿了觀眾的代入感，一是給了矛盾在鏡頭前放大的可能——片中人物對著紀錄片鏡頭的抱怨咆哮失控，鄉政府官員、警察與牧民的沖突，這些真實自然又充滿戲劇張力；紀錄片導演與女友在工作與情感之間的小風雨，是被紅外相機拍攝到的雪豹影像平息的。究竟是影像的奇觀性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觀念更能打動人？這雖是電影的支線點綴，卻頗有意味。《雪豹》里的事件和時空切口很小，卻如同一個獨特又典型的生活樣本與社會隱喻般豐富，這些是萬瑪才旦對世事人情的善意與悲憫，也是對生活本身的敬畏。

價值觀立場和敘事層次結構有一個交叉點，那就是視點。紀錄片具有相對客觀和多角度呈現的意涵，所以這次《雪豹》的戲中戲嵌套結構雖在形式上類似2009年萬瑪才旦執導的《尋找智美更登》，但與《尋找智美更登》中的找尋藏戲主角相比，《雪豹》的直面人與自然、人的生活和矛盾要更當下、更復雜。生活在變，生活中人與人、人與自然交流的媒介也在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盡管紀錄片攝像機這個視點對電影來說是基礎性的，非常重要，但電影不僅僅有這一個“偽紀錄”意味上的視點，在紀錄片和電影這兩層敘事之間，《雪豹》中的媒介還呈現著源于生活的多元性：手機視頻對話、紅外相機、電腦上的高清網絡視頻，這些如同第三座橋梁聯通了人與雪豹、個人與他人，這與萬瑪才旦導演的《靜靜的嘛呢石》《老狗》等多部作品中出現的電視機、VCD作用頗為相似。電影里多次出現提示攝像機多拍一點的內容，也多次出現了直接“使用”（模仿）攝像機視點拍攝雪豹的鏡頭——攝影機與攝像機有重合，但那些攝像機沒法到達的地方、沒有拍下的事情，攝影機都做到了。

當然攝影機也有它無法直接“再現”的事情，比如雪豹的主觀世界與人的內在精神，這就需要“表現”。萬瑪才旦曾在《塔洛》里第一次使用黑白影像，而《雪豹》一個突出的視聽特點就是黑白和彩色影像的交替使用，黑白呈現前史或前世，刻畫內心與信仰；彩色則對應今生此時，肉身與現實。前者的超越性、冷峻、穩定，與后者的煙火氣、功利、晃動形成了明顯的反差。特別是雪豹的主觀擬人視點下的黑白鏡頭，隔閡仇恨、報恩救人段落有著強烈的表現主義風格，將原本的人與自然競爭的兩難處境更具說服力地表現出來：黑白與彩色之間，矛盾雖不可避免，但人對野生動物的進攻性捕獵或者防御性懲罰，在強調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的當下，應該會多出一種不仇恨、不打擾、不傷害、和諧共生的“第三條道路”。

《雪豹》延續了萬瑪才旦電影的很多元素，同時也完成了一種作者式的突破，這是走出創作舒適區的態度與能力，是一種倔強的繼承和創新。尤其要說，電影對高工業水準的特效技術的使用，不僅在視聽和敘事層面完成了對雪豹形象直接的、可信的、奇觀性的建構，而且在電影風格層面找到了“技術作者”可能的創新點。實際上，近幾年來，“藏地新浪潮”在題材、風格、策略上均出現了一系列的新變化，比如《回西藏》《千里送鶴》等藝術詩意與主旋律的結合，《撞死了一只羊》《一個和四個》等作者與類型的平衡。《雪豹》在中小成本藝術電影與電影工業新技術融合上堅毅地進行了探索，我理解，這也是一種悲憫情懷，是萬瑪才旦導演對電影的熱愛執著、對傳承創新的自覺追求、對未來新的可能性的敬畏。

（作者系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