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深化全民閱讀活動”在2024年被再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這是 “全民閱讀”連續11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從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開展全民閱讀活動”，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深化全民閱讀活動”，我國的全民閱讀活動已經邁入了發展新階段。時值四月書香季，“全民閱讀”再次成為當下熱議的關鍵詞。網絡時代的到來大大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及閱讀習慣，在“眾聲喧嘩”的傳播格局中，大眾閱讀也產生了很多新的變化。本報邀請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劉大先，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河北省作協副主席李浩，中國作協創研部理論處副處長李壯，圍繞文學閱讀的相關現象及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編 者

在倡導全民閱讀、構建書香社會的今天，我們的文學閱讀應該持有怎樣的立場？

劉大先：文字符號與視聽形象有很大的差異性，前者是抽象的符號，需要經過大腦轉化才能形成形象與觀念，這對于思維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后者直接作用于感官，但是缺乏內在思維轉換，不利于進行深度思考。由于不需要符號轉譯，對于接受者來說，當然就會更輕松，人們很容易接受這種作品，所謂的“輕閱讀、快閱讀、淺閱讀”某種程度上也就是視覺文化影響下的結果，內容稀釋，形式輕松。優秀的文學文本顯然要超越感官刺激或者心里爽感的娛樂層面，有著更為復雜的情感訴求、認知提升和思想啟發的意味。

從人的本性來說，都是趨利避害，如何引導讀者進入，并不能靠硬性的要求，我覺得應該是“普及化”和“經典化”相結合。也就是說，一方面進行新文類的創造，將讀者喜聞樂見的形式融入嚴肅文學之中，給予其一定的快感滿足；另一方面則在品質上追求精致、細膩、深刻與觀念創造，奔向經典化的目標。一旦某個作品被經典化，它實際上會成為知識修養、人文素養的組成部分，從而構成一種激勵機制，比如中西古今那些經典作品從來不會缺乏讀者，因為它們經過了時間的淘洗，千錘百煉留下的都是精粹，讀一本經典勝過讀十本一般的作品，盡管未必輕松就能閱讀，但是會鼓勵讀者進入。

李 浩：真正的文學是不能用囫圇吞棗的方式來對待的，它是對大腦和心靈有好處的藥劑。只有在經歷研磨、拆解、打碎和重新拼合之后，那種來自文學的芬芳才會被我們品嘗到。文學閱讀需要沉浸、拆解和反復，需要仔細地用健全的大腦和敏銳的知覺來“回味”——只有經歷這樣的過程，我們才會真正地、有效地從文學中受益。

我不太同意文學是“無用之用”的說法，恰恰相反，文學有大用，異常重要的大用。文學具有啟蒙和治愚的作用，這是五四以來我們普遍的共識，它并不過時，而且永不過時；文學能通過動人的故事喚起我們內心的悲憫和同情，而這，是人能夠成為人、稱為“人”的最大核心，也是我們勇敢勇氣的真正力量之源；文學，還能讓我們知道和了解不一樣的“他者”的認知和想法，讓我們多出審視和理解，同時喚起反思，讓我們得以避免“先于理解便做出判斷”的愚蠢——這，是文明的基本底色，是它的核心支撐。文學，還會讓我們不斷地反思自己、認知自己，提醒我們成為更好的自己，提醒我們告別陋習和愚蠢，提醒我們對日常中的習焉不察必須保持警惕……馬里奧·巴爾加斯談到，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將是一個機器人的世界，因為人被剝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這一點，絕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其實可以通過民族國家對于文學的閱讀情況、對文學的重視程度來感知其文明程度的變化和演進，雖然它能體現的“后果”往往會滯后一些。

我還希望我們能讀一些暫時對我們來說艱澀的、有難度的、必須反復思考的書，當然也包括文學書。這里的“難度”將磨礪我們的智力，使我們體驗到攀升的艱難和過關的快感，關鍵是：我們一旦真的攀升到了一個有效高度，就不會再次地降下來，絕對不會。經歷了所謂的“艱辛”閱讀而獲得的那種愉悅和獲得新智的幸福感，是通過其他途徑所無法獲得的。有哲人說不經思慮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這個思慮，不是天天考慮如何賺錢和欲望的滿足，而是反思、審視、追問，從而愛上智慧。

要有耐心細讀精讀，明確文學對文明建設和自我提升有用，要讀一些有難度的書，這是我對“全民閱讀”的一點建議。閱讀是有益處的，而這個益處更多地補裨于我們自己，進而是整個社會。倡導全民閱讀、構建書香社會，在我眼里就是“德政”，是一個好舉措，我愿意為它鼓與呼，愿意為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關鍵是要落實，是要讓我們的民眾能夠真正體味到它的好處、益處。

李 壯：首先我覺得應該專門思考一下那個我們早已經習以為常的概念：“全民閱讀”。這個詞近些年來是個熱詞，出現頻率很高，以至于大家似乎已經覺得“全民閱讀”這事兒天經地義，這詞兒剛一出口就直奔行動導向、效果導向而去了。但我們細細品味一下這個概念本身，真的是充滿了大量的“新質”。把“閱讀”和“全民”兩個詞放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為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閱讀”這件事在絕大多數時間里都跟“全民”掛不上鉤。我們回頭去看人類的歷史，閱讀其實一直都是一件很奢侈的、甚至是具有階級/階層壟斷意味的事情。在生產力不夠發達、教育資源也稀缺的時代，想要做到能閱讀、有文化，既需要有“閑錢”也需要有“閑時間”，大多數平民都不容易做到這一點，因此閱讀還是一件“貴族化”的事情。只有在生產力顯著進步、現代化成效顯著、普通人的剩余時間和可支配收入都大幅增加的時代環境里，“全民性”的文化水平提高才成為可能。近些年以來，中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精神文明有條件獲得全面深入的關注和建設，“全民閱讀”才算是真正成熟了條件、形成了聲勢。可以說，“全民閱讀”觀念的出現和逐漸實現，實在是一件新事情，在歷史上我們其實找不到太多可供對照、可以汲取的經驗。這件事情如何做、做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什么問題、遇到了問題該如何解決，只能靠我們自己來摸索。

那么“全民閱讀”中我們可能會遇到什么問題和疑惑呢？現在常常被提及的問題之一，就是所謂“快閱讀”“淺閱讀”。我倒不覺得這算什么本質性的問題，它可能只是一個程度性的、甚至流程性的問題。我們有時不妨換位思考，為什么就不能“快”和“淺”呢？我們的時代多火熱啊，火熱的背后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多忙啊！人們的閱讀往往要利用碎片時間，那么就免不了“快”和“淺”，這是由客觀現實條件和時代生活總體狀況所決定的。這種“快”和“淺”的閱讀需求，當然也催生了相應的文學類型和文學風格，例如網絡文學和類型文學的勃興、包括近些年傳統純文學寫作對故事性和節奏感的重新重視，都是對“全民閱讀”新語境的某種適應——“全民閱讀”不僅意味著“全民走向閱讀”，同時也意味著“閱讀適應全民”。因此我的立場是，“快閱讀”“淺閱讀”總好過“不閱讀”，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耐心堅定、循序漸進、探索辦法，先盡力適應“快”和“淺”，然后再想辦法將公眾閱讀逐步引向“慢”（或者說“久”）和“深”。

怎么看待大眾閱讀中出現的誤讀和誤導問題？

劉大先：首先我得說，“誤讀”也是一種讀法，文學尤其如此，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并不存在統一的標準。當然話又說回來，這種誤讀是指創造性誤讀，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誤讀，而不是胡亂聯系、胡思亂想。同時，“淺閱讀”或者說泛讀也是必要的，它們能構成“深閱讀”的基礎。最后，我想應該進行推行和深化對于典范作品的“整本書閱讀”意識。這個對于培養和訓練思考特別重要，整本書閱讀才能對完整的主題、意義、結構、作者的運思方式、作品所呈現的美學風格有所把握，形成內在的“有意味的形式”，而不是停留在零碎散亂的信息碎片層面。目前的中小學語文課程教學中，都越來越強調整本書閱讀的理念，在社會閱讀上也理當強調這一點。

李 浩：不只是大眾閱讀中會出現誤讀、誤導，在一些學者和批評家那里，這種誤讀和誤導也時有出現，只是大眾中的更為“變本加厲”而已。如果改變大眾閱讀中的這一狀況，可能需要先從學者、批評家和文學的教育入手才行。

在大學，我們更重視“史”的教育而匱乏文本細讀，大家用概念解釋概念，用框架建筑框架，對于概念之外、框架之外的鮮活溢出視而不見，這本來就是“淺閱讀”的一種，在我看來它可能屬于“始作俑者”。在中學，我們會將一些極有豐富性、藝術感的作品粗暴地變成僵硬的字詞解析和牽強的意識形態歸納，將有汁液、有芳香的水果硬是擠壓成了蠟……別輕視這種破壞性，它甚至會嚴重地影響我們這個民族的創造力，而不單是審美。我們的諸多學者和所謂的批評家，在進行閱讀的時候也并不是為自己來閱讀的，他們始終站在冷漠的審判官的立場上“代”我們閱讀，“代”我們將“這個文本”強拉進他們熟悉的框架和概念中。他們本質上不愛文學，他們愛的是概念，是他們能掌握的知識。我們看看時下的文學批評和學術生產吧！能讓人讀下去并感受到有丁點受益的有多少？有多少是學術術語的“空轉”？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只談論和批評大眾閱讀可能是有問題的。某些不閱讀的大眾被肢解的、片面的、有意污名化和曲解化的輿論帶跑也就是“正常”的了。

我的感覺是，這種閱讀中的弊害可能屬于“引進”，是以學術化、學理化、規范化的旗幟引進的——也就是說，西方甚至整個世界都在平庸地深受其害。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淺閱讀、淺思維的危害，娛樂至死的危害，他們開始有所呼吁——但這樣的聲音似乎也并不深入。淺閱讀正在傷害文明，正在破壞人類的勇氣和正義感，它甚至會危及人類的生存。

需要承認，我們現在面臨的不只是淺閱讀、淺思維，而是不閱讀、不思維，“二極管化”，易怒易爆炸，甚至對幾乎一切的權威和高度保持惡意猜度——我們其實可以在魯迅的文字中讀到他們的DNA，是的，在這個時刻我們可能更懷念魯迅。如果將這類人（雖然并不像我們見到的那么人多勢眾）當作是淺閱讀者，我可能會有判斷上的保留。

在這里，我愿意重申幾個本應被普遍接受、不需要再做解釋的常識：一，“拿來主義”不等于是崇洋媚外，我們的文學文化演進一定要善于吸納，然后補充自己、豐富自己，并使自己更為茁壯，這恰恰是文化自信中應有的部分。做到學貫中西才能更好地講述好中國故事，才能真正地使中華文化的獨特與魅力能被他者接受，進而贏得更大的尊重。二，文學寫作需要制造矛盾，需要拉開沖突的張力，需要通過一個個的個人故事喚起普遍同情，那，它就會傾向通過一種可能的“激烈”來展現和認知人和人性，這也是文學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應當獲得理解和尊重。三，在小說中，交給人物甚至敘述者說的話未必是“作家之言”而是講述需要，斷章取義是不對的甚至可能是惡毒的，這一點最不可取。福克納的小說《喧嘩與騷動》，第一部分是以一個弱智的癡兒“班吉”的語氣來敘述的，它一直是貼著班吉的世界讓“班吉”來言說，它所呈現的絕不是福克納的話語而是小說中人物的話語，沒有遭受過閹割的福克納沒有敘述中呈現得那么“傻”——這應當是常識，只要我們真的有過文學閱讀就應知道。四，在閱讀中，我們需要警惕自己的簡單化傾向，把人的生命簡化為它的社會功能，把一個民族的歷史簡化為一些小型事件，然后把它們再簡化為傾向性的解釋，把社會生活的豐富簡化為欲望和理念斗爭，把多汁的文學簡化為主題概括，而這個概括又在許多時候是錯謬的、呆板的……我們時常，知道了主題概括就以為“熟悉”了那部作品、讀過了那部作品——這一傾向不只在大眾閱讀中存在，在我們的學者和批評家中也是一個普遍存在。

李 壯：我覺得“快閱讀”“淺閱讀”不可怕，可怕的是“非閱讀”“反閱讀”。什么叫“非閱讀”“反閱讀”呢？簡單說就是，看似是在閱讀或是在談論閱讀，其實在做跟閱讀無關的事、說跟閱讀無關的話、挑跟閱讀無關的刺、搞跟閱讀無關的事，說到底是在破壞閱讀。這種情況在當下的輿論場上時有出現，我們對此應當警惕。

不只是文學閱讀，今天幾乎所有廣義的“信息閱讀”場域，都面臨著這樣的問題。我喜歡足球，手機上有好幾個體育APP，那里面的“噴子”絕對比文學話語場里面的數量更多、毒性更大。他們的“毒性”有很多種體現形態，比如“贏一場吹上天，輸一場罵到死”、又比如“看球費電”病（根本沒看比賽，只看了集錦、甚至只看了網友評論，就開始指點江山妄下論斷）。我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足球信息的主要獲取渠道還是代表專業聲音的《體壇周報》《足球俱樂部》等報刊，那上面有很多深度報道或比賽技戰術分析；到今天只能刷具有高度自媒體色彩的體育APP（任何人注冊個賬號都能發文章），結果“深度好文”越來越少，滿眼看去大量都是人身謾罵和情緒宣泄，說話不過腦、罵人不負責，大量信息毫無營養還擠占注意力空間。

如果把話語權力比作貨幣，今天我們許多領域的病癥就在于：鑄幣成本大幅降低，劣幣泛濫淹沒了良幣。在文學話語場內，我們有時會很郁悶地遇到這種人：一問有啥看法，可以長篇大論；一問有何不滿，滿嘴喊打喊殺；一問具體作品，發現啥也沒讀。喜歡這樣發表意見的人，其實并不是真的打算和你談文學、甚至都沒打算和你講道理，他們或者是在宣泄自己的負面情緒（文學成了泄洪口），或者干脆就是在博眼球賺流量（輿情成了搖錢樹）。說到底，這些人這些話跟真正的文學閱讀幾乎就沒什么關系，然而在客觀效應上，卻又極容易導致作品的誤讀和輿論的誤解，在事實上傷害到文學。

作為專業讀者，文學批評家應該秉持怎樣的標準？

劉大先：“速讀”并非一無可取，絕大多數讀物是不值得精讀和細讀的，但是對于文學批評而言，僅有“速讀”顯然是不夠的，對于復雜、嚴謹、細致的作品來說，“速讀”可能完全無效。批評最根本的是要闡發出文本的內在潛質，也即鑒賞層面；進一步則要形成批評自身的問題意識，即給予文本在整體的文學史和社會文化中的定位，同時生發出具有啟發性的議題。創造性的批評，一定是形成了批評和文本、作者之間的對話結構。

關于“良好的理性客觀的文學批評”，我在《貞下起元：當代、文學及其話語》中做過詳盡的討論。我想應該包含著知識性和認識論、價值觀和倫理學、現實感與實踐性的多重維度，它是感性與理性的綜合、知情意的統一、才膽識力的融貫，更加上一重實際操作的維度。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批評與個體的生命體驗、生活感悟、知識激情結合起來，它要求批評者有敏銳的觀察力、不屈不撓的博學、理性清明的洞察、平等公正的善良、同情弱者與抗爭不義的勇氣，將自己的美學目的與判斷付諸實踐的能力，還要有一顆感恩的心和內在的激情，從而將批評作為一種體驗生命的方式。

李 浩：我是一名教師，我期望我的學生能夠成為優秀的讀者，我愿意把我從文學閱讀中得到的智慧和美妙傳遞給他們、分享給他們。在教學中，我也反復地談及，對于閱讀和寫作，甚至對于從事的一切事情，耐心是才能，是我們最大的才能。我希望他們中有人能聽到心里去，我覺得，我是在真正用心地幫他們。

在閱讀中的耐心更為重要。但是，我承認，包括我自己在內，在閱讀的耐心上可能都有匱乏，我們消耗在淺閱讀與手機瀏覽上的時間太多了。在這里，我也愿意做出檢討，我現在在閱讀上的用功遠不如十年前、二十年前。

標準是什么？我個人覺得，我們需要真誠的愛，我們愛文學，文學的真正滋養和珍惜滋味才會被我們品嘗到。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文學從業者多數不愛文學，他們看重的是文學的附加值；我們的一些讀者并不愛文學，他們只是偽裝成文學讀者的樣子，談論的文學不過是二十多歲文學熱的時候讀過的一些舊作品，或者人云亦云地概括他們并沒有讀過的書……速讀和瀏覽是可以被允許的，我們可以用這種閱讀來幫助我們建立寬度和基本的比較，但只有速讀和瀏覽卻是絕對不夠的，我們需要耐心的精讀，需要把一個個字詞都“吃透”。在閱讀中的“娛樂至死”可能對我們的人生也是有傷害的，文學理解、文學解釋可有不同的角度，我們允許有的人專注于它的腿、有的人專注于它的耳朵、有的人專注于它的血管解剖，但，我們要明白，我們的專注并非唯一正確，千萬別以為自己掌握著唯一真理。文學批評應先從理解和欣賞的角度出發，然后才是它的問題和不足——先戴著有色眼鏡去閱讀文學，對自己、對他者都無益處。至于說我們不喜歡不欣賞的，不去閱讀就是了，我們也要相信時間、歷史和文學自身的淘洗功能，詩人奧登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說批評家的職責不包含品味壞作品并解析它們。

全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是批評家，這不是一件壞事。但有個前提，就是不違背公序良俗，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底線，不助長“扣帽子”和“打棍子”。對于文學和藝術，有不同看法很正常，大家在爭論中也會分辨誰才是更有道理的，哪些是我沒有看出來的。我們真正恐懼的是簡單粗暴，是二極管思維，請不要把他們放在所謂的閱讀者范圍內。

李 壯：若要將“淺閱讀”引向“深閱讀”、將“非閱讀”引向“真閱讀”，尤其是若要把“劣幣淹沒良幣”的趨勢扭轉過來，文學批評家其實是一股特別重要的力量——當然，從這個邏輯反推，當下文學輿論場上出現的某些問題，也跟文學批評的失職缺位脫不開關系。

文學批評在此為什么重要？因為批評家扮演的是一個發出專業聲音、參與輿論引導的角色；他并不是要“壟斷話語”，而是要在基本的層面上維護話語場的風氣和秩序，并帶頭出產真正的高質量話語。文學批評的這種功能當下之所以發揮并不理想，我們是應當從自身找原因反思的。一方面，我們有時“沒話說”，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在當下面臨被過度學科化、產業化、“飯碗化”的風險，許多批評家的專業能力都被“弱化”“窄化”和“異化”了。結果就是，堆砌文章可以做到、理論空轉可以完成、發論文做課題賺工分等等一切都手到擒來，但要讓其真正談談文本、談談技術、談談審美、談談文學閱讀寫作的真問題——哎呀，好像已經不會了。另一方面，我們有時也“說不好”，面對現代傳播格局下全新的受眾特點和信息需求結構，我們的話語方式還沒能夠充分轉型；有時候我們的“話”本身是很好的，但受眾聽不懂、或不感興趣，這種“好”沒有兌現為信息接受，那還是等同于“說不好”。因此我覺得，作為專業讀者的文學批評家，一是要積極發聲，多說話、說真話、靠真本事說真有效的話；二是要善于發聲，努力將高質量的專業知識和專業判斷，轉譯為平易的、鮮活的、有個性魅力和審美吸引力的新型文學批評話語，讓自己的“話”有更多人聽、更多人信服。歸根到底其實就是八個字：順應變化，提升自我。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有哪些基本的創作規律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

劉大先：在短期來看，創作規律是很難進行歸納總結的，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對某種本質化的真理抱有什么期望，那種想法和思維實際上是在回避文學系統本身的復雜性。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學跟自然科學的迭代更新不同，不是那種特別講究“時效性”的知識產品，而是一種超越地域與時間的情感、精神與思想文化產品。另外，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不同的身份閱歷、教育程度乃至生活狀態的人對于同一部作品會有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理解，這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關鍵是要多讀。讀的作品多了，有了全面和總體的視野，也會增進對某一個單一作品的深入詮釋。

李 浩：在談論這個話題之前，請允許我先略略叉開，先談一個另外的但又有著相關性的話題。倡導全民閱讀、構建書香社會，我們可能先不用以專業性的姿態教給讀者怎么去讀書（我不否認它的重要），而是可以先從“知識敬畏”和“知識尊重”開始，有了它，我們談論如何更好地閱讀才可能有效。知識被尊重，知識者被尊重，良好的、有效的閱讀自然會到來，否則可能是緣木求魚。我在上學的時候，那時大約是一個全民讀書的時代，大家對知識的如饑似渴表現得相當淋漓，有一本書，你讀到了我沒讀到我就會感覺羞愧，我會想辦法連夜找到那本書；鄰桌光著膀子的饕餮客，仔細聽他們的對話，會發現他們爭論的是尼采、費爾巴哈。在那樣的大氛圍中，文學閱讀自然會成為每個人的內需——我相信，這樣的日子還會到來。我們引導，建立，而首先建立的是對知識的國家尊重和全民尊重。

小說是虛構，它建造和編織動人的故事，它不等于也永遠不會等于現實，只是其中一定會包含著作家遮遮掩掩的真情，從小說中尋找現實,將它簡單地對應生活日常是無效的。我們說巴爾扎克寫下的是時代的“巴黎現實”，但其所有故事都是虛構出的，而且他專注的均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冒險家、守財奴，巴黎并不都是這個樣子，波德萊爾筆下的人物則無一在巴爾扎克的筆下出現，他們各自選取了自己感興趣的點，然后將它放大……我們從他們那里看到的是人類人世的不同面影和不同側面，而絕非巴黎專有。小說有時候會壓低主人公，會制造波瀾，使他的需求在即將得到的時候再次失去……這是符合我們閱讀心理訴求的，文似看山不喜平，即使在一些概念化嚴重的小說中,為了塑造一個高大形象我們也會為他建立對立面，安排對抗的力量——其中的有些喪失并非說明作家惡毒，可能恰恰相反，作家為了能夠喚起我們的悲憫和同情而“下了狠手”，恰恰表明作家富有同情心。契訶夫的《萬卡》，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均是如此，我們要知道，作家需要通過悲痛的故事讓我們生出理解和同情來，他下手的時候只能顯得“狠”一點。前面，我談及的常識部分也可算作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言說的，在這里就不贅述了。

李 壯：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要做的事情其實是一樣的，也是要在順應趨勢的過程中不斷地更新、提升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閱讀接受思維”的建立是很重要的，作家不能只管寫、不管讀，文學說到底是寫給人讀的，對讀者審美趣味和接受方式的思考參照，從來都不是一件不妥或丟人的事情。事實上我們的作家已經作出了很多嘗試，具體來說，現在我們的文學敘事比以往更注重可讀性，類型文學的許多敘述策略和藝術手法常常被純文學取其精華地借鑒過來，對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重視；除了敘事類的作品，就詩歌來說，當下純粹修辭空轉“玩技術”的寫作，也已經不再是主流。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我覺得也是大勢所趨。這是就風格和手法（“怎么寫”）而言。

就題材內容而言，我認為文學創作也應該努力在“寫什么”上同公眾生活對接對話。就個人的閱讀感受來說，我自己其實是覺得，關于文藝青年、苦悶精英的故事可以控制增量，寫“百家事”“各業人”的作品則不妨多些再多些——這當然不是搞“題材決定論”，而是說，今天的文學理應在經驗結構和關注視野上尋求平衡、打開寬度與縱深。想讓公眾來讀你，你首先得去讀公眾。當然我也明白，在行業分工高度精細化、個體生活經驗越發分化也越發復雜的當下，這種“平衡”“寬度”和“縱深”是不容易追求的，要真正讀懂不同的人、寫好不同的人，也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只是，文學創作不就是一件迎難而上、突破自我的事業嗎？藝術創造的事情，什么時候容易過呢？只有從難的地方突圍出去，未來的空間才能是更廣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