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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暮春時節，王羲之、謝安、孫綽等四十多位名士齊聚在位于會稽山陰的蘭亭。在縱情游賞自然風光之余，眾人相繼舉杯賦詩，暢所欲言。王羲之還乘興潑墨揮毫，留下了傳誦千古的《蘭亭集序》。但令人頗感蹊蹺的是，在敘及與會者“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借此渲染出悠然歡快的氣氛后，王羲之卻突然悲從中生，非但發出“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的激切悲慨，還直言不諱地怒斥“一死生”“齊彭殤”的老莊玄理都是虛妄不實之辭，瞬息之間前后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今人郭沫若對此就感到匪夷所思，甚至遽下斷語，認為“蘭亭修禊，是在暮春游樂，既在飲酒賦詩，又未感時憂國，而卻突然以老生常談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來，這是無病呻吟的絕頂了”。事實真的就是這樣嗎？其實只要稍事尋繹，便不難知曉這種情感上的頓挫激蕩，與此次盛會所選擇的特殊節令不無關系。

【起】 修禊與招魂

在序言開篇，王羲之就明確交代了這次聚會的目的是為了“修禊”，意即在水邊洗濯沐浴，借此祛除兇邪不潔。追溯這一習俗的淵源，早在先秦時期就已萌生，只是起初并沒有安排在特定的時間內。《論語·先進》篇記錄孔門弟子濟濟一堂，暢談各自的志向，輪到曾晳時，說自己最希望在春季將盡時約上一群人，先去河里洗個澡，再登上高壇吹吹涼風，最后唱著歌回家。蔡邕指出，漢代“祓禊于水濱”的風俗就源出于此。到了漢代，這一習俗日趨穩固流行，并確定在三月上旬的第一個巳日舉行相應的儀式，由此才有了“上巳”的稱呼。

不過依照干支紀日的方式，每年三月第一個巳日的時間并不一致，而且在上旬也未必都會出現巳日，為便利起見，從魏晉開始，索性將日期固定在農歷三月初三日而仍沿用其名，同時又有了“三月三”“重三”“三日”等別稱。此后約定俗成，偶爾才會破例依循舊規。在元人白樸的雜劇《墻頭馬上》第一折里，男主角裴少俊登場時贊嘆道：“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節令”，反映的就是在三月巳日修禊的老傳統。

根據文獻記載，在上巳修禊的過程中，伴有替亡者“招魂續魄”的重要環節。其詳情盡管已經難以查考清楚，但先秦時宋玉因哀憫屈原的不幸遭遇，擔心他就此魂魄離散，特意撰寫《招魂》以致祈禱，從中還能略窺一二。直到唐代的上巳節時，王績仍在說“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沈佺期也稱“誰念招魂節，翻為御魅囚”，還屢屢提及此事，足見這一風俗延續之久。身處其間，撫今追昔，自然容易觸景傷懷。王羲之的情感轉變看似放誕失常，但若能設身處地仔細推求，實在是情有可原，不必過于驚詫乃至懷疑。

【承】 朝野和樂的節俗

上巳禮俗倒也并不只是一味陷人于感傷悲戚，與此同時還會呈現出令人身心愉悅的另一面。以水濱祓禊這一最重要的儀式為例，古人對此尤其重視，不分男女老幼、高低貴賤，都在這一天相約聚集在郊外流動的水源邊，在手持蘭枝舉行特定的儀式之后，再一同沐浴清潔，期間還需要在水中添加各類草藥，以增強去污潔凈的功效。春夏之交氣溫逐漸上升，各種疾疫非常容易傳播。為了防患于未然，古人便通過這種方式來增強自身的抵抗力，而在這莊重虔敬的氣氛中，也展現出激揚開朗的精神風貌。

三月前后春和景明，也順理成章為親朋好友的出游相聚提供了契機。張衡對出行時的車馬喧闐、人群雜沓觀察極為細致，“方軌齊軫，祓于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駱驛繽紛”，展現出一派熙來攘往的歡騰景象。興致頗濃的吳融縱馬出游，眼前只見“十里香塵撲馬飛，碧蓮峰下踏青時”，城中居民幾乎悉數出動，外出踏青攬勝。李清照也在這一天宴請親友，酒闌席散后卻陡然傷感起來，“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憐春似人將老”，自然是南渡以后家國淪喪的緣故，但也不難據此揣想昔日聚族歡筵的情形。王羲之則著力表現文人雅集的精致脫俗，“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他在文中提到的“流觴曲水”，即任由酒杯在溪水中隨波漂流，眾人得以就近取飲的宴集形式，在后世更是大受歡迎。出于對名士風流的仰慕，普通民眾在上巳聚飲時也紛紛予以效仿，士庶雅俗之間的隔閡差異，在這一刻似乎也消融殆盡了。

《詩經·鄭風·溱洧》說起春天江河盛漲時，“士與女，方秉蕳兮”，令人浮想聯翩。漢代學者認為表現正是詩人在上巳節時，帶著意中人到水畔游賞的情形。青年男女攜手歡會，洋溢著朝氣蓬勃的氣息，平日深居幽閨的佳麗更是引人矚目。杜篤就情不自禁地鋪排過那令人驚艷的一幕，“戴翡翠，珥明珠，曳羅袿，立水涯，微風掩壒，纖縠低徊，蘭蘇肸蠁，感動情魂”，這些年輕女性不僅服飾華貴，舉止莊重，而且神采飛揚，顧盼生姿。漫步曲江的杜甫偶遇虢國夫人等權貴出游，忍不住對其驕縱加以峻切的譏嘲，可冷眼旁觀時也提筆寫道，“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勹+盍）葉垂鬢唇。背后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借鑒辭賦筆法，竭力鋪張排比，當時盛況足見一斑。

隨著上巳節俗的廣泛傳播和備受歡迎，使其也成為宮廷儀節的重要組成部分。擅長描摹山水的謝靈運稱賞說，“江之永矣，皇心惟眷。矧乃暮春，時物芳衍。濫觴逶迤，周流蘭殿”，不僅言簡意賅地點明特定的節令風物，還含蓄得體地稱頌了帝王的卓絕功績。齊武帝蕭賾在芳林園禊宴群臣，少年文士王融奉命撰寫《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也著力宣揚政治清明，百姓和樂，足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這篇序言不久就流傳到北朝并大受推崇，成就了一段南北政治對峙而文化交流不輟的佳話。唐代長安城內的曲江成為上巳游覽的勝地，帝王們時常在此設宴款待群臣。王維由衷地贊嘆“草樹連容衛，山河對冕旒。畫旗搖浦溆，春服滿汀洲”，用開闊雄渾的景致，彰顯出莊嚴祥和的盛世氣象。白居易也欣喜地頌揚“花低羞艷妓，鶯散讓清歌。共道升平樂，元和勝永和”，盡管安史之亂后國勢日蹙，但詩人對復興大業依然充滿希冀。就在這不經意間，上巳儼然已經成為朝野和樂、共慶升平的節日。

【轉】 節俗的嬗變和衍生

在漢代逐漸成形的上巳習俗，在承傳流播的過程中，也會隨著人們的觀念轉變，不斷出現各種嬗變和衍生。仍以水濱祓禊為例，在公開場合集體沐浴顯然有礙風化，于是人們略作變通，改為洗濯手足或沾濕衣袂裙裾以示象征。潘尼提到“臨岸濯素手，涉水搴輕衣”，白居易述及“弄水游童棹，湔裾小婦車”，盧象談到“上巳無過酒，春衣試欲湔”，賀鑄說起“九曲池頭三月三，柳毿毿。香塵撲馬歕金銜，涴春衫”，范成大也言及“湔裙水滿綠蘋洲，上巳微寒懶出游”，不約而同都捕捉住這些輕手躡腳、淺嘗輒止的有趣細節。

沐浴中秉執蘭枝、草藥香薰等環節，也相應出現了不同的替代方式。段成式說唐代帝王在上巳節時“賜侍臣細柳圈”，戴著可以免受蝎子等毒蟲的侵擾，纂修唐史的歐陽修也留意到唐人祓禊時用“細柳圈辟癘”。古人為了使“百鬼不入家”，而在門上懸掛楊柳枝，所以才會將其應用于上巳祓除。高濂稱上巳節時在灶臺、坐臥處鋪滿薺菜花，“可辟蟲蟻”。顧祿說江南一帶也有類似的習俗，當天一大早，村童就會沿路叫賣，婦女們還將薺菜花插在發髻上。這大概是因為薺菜原有“殺諸毒”的效用，才會被移植過來取代草藥。

在溪水中除了流觴浮杯以供人取飲外，不少文學作品中還出現過“浮棗”“浮卵”的奇特場景。有些文士總算還能一視同仁，比如張協說“浮素卵以蔽水，灑玄醪于中河”，蕭子范說“灑玄醪于沼沚，浮絳棗于泱泱”，都將“流觴”與“浮卵”“浮棗”等相提并論。后來卻反客為主甚至取而代之，例如王績說“浮絳棗而相逐，槧紅蘭而延佇”，沈佺期說“摘蘭喧鳳野，浮棗溢龍渠”，宋祁說“漂灰禁余火，浮棗祓殘溪”，目光都聚集在載浮載沉的紅棗、雞蛋之上，再也無暇顧及本該令他們更感興趣的杯中佳釀。青年男女在上巳時可以自由歡會，而紅棗、雞蛋等則含有祈求子嗣的意味，這才促成了浮棗、浮卵等習俗的出現，由此也令這個節日兼容雅俗，平添了幾許煙火氣息。

還有不少與舊俗原本并無多少關聯的新風，也在逐漸興起。北方地區好勇尚武，由南入北的庾信一看到“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云向埒”，當即就被馳騁狩獵的壯闊場面吸引住。唐代相沿成習，宮苑內經常會在上巳節舉行激烈的騎射競賽，獲勝者多有賞賜。流風所及，民間也有同樣的競技表演。孟浩然在寄贈友人時，就津津樂道一起觀看過“走馬射堂前”的景象，無疑對此記憶猶新。甚至到了遼代，還延續著類似的習俗，在三月三日時“刻木為兔，分朋走馬射之”，看誰能夠率先射中。

唐代江南地區在春季“有競渡之戲”，還有人精心制造上巳競渡船。張祜在《上巳樂》中描寫過宮中舉辦賽事的歡騰場面，嬪妃宮娥們拋開平時的含蓄矜持，為心儀的賽船吶喊助威。而在薛逢《觀競渡》中，參賽者劈波斬浪，奮勇爭先，觀賽者則加油鼓勁，聲嘶力竭，讓人血脈僨張的這一幕正是發生在“三月三日天清明”之際。

同樣是在唐代，每逢上巳來臨，“士女游戲，就此祓禊登高”，借此可以開拓心胸，疏泄積郁。只是屢遭流放的宋之問在登高遠眺時一無所見，“登高望不極，云海四茫茫”，由于前途未卜，免不了憂心忡忡。同樣經歷貶謫的白居易在憑欄遠望時睹物思人，“每登高處長相憶，何況茲樓屬庾家”，霎時勾起對往昔攜手共游的美好回憶，聊以排遣內心的悵惘煩悶。

由于祓禊有祛除邪穢的目的，不少民間信仰也因此加以利用。南宋時為了鎮厭不斷侵擾北境的金兵，冊封位居北方的道教神祇玄武為佑圣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吳自牧在梳理上巳源流時，說到這一天恰逢“北極佑圣真君圣誕之日”，杭州城內會舉行格外隆重的朝賀儀式。周應合提到建康府三圣廟供奉著神話里創造文字的蒼頡，并感慨竟然無人知曉“三月三日圣誕”。想來是因為傳說在蒼頡造字時出現過“鬼夜哭”等異象，才會將其生日安排在這一天。《西游記》第二十三回講到觀音菩薩約請數位神仙變成母女四人，以考驗唐僧師徒的決心。率先登場的黎山老母化身老婦，自稱“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時生”。看似無關緊要的閑筆，恐怕也經過仔細斟酌，以便符合其女神的身份。到了清代，又視上巳為“西王母蟠桃會之期”，節日期間人們聚集在蟠桃宮附近，“治酌呼從，聯鑣飛鞚”，會舉行盛大的游覽慶祝活動。這些設定盡管都出于比附，但也透露出人們對這個日期的敏感和偏好。

【合】 上巳的流風余韻

盡管不少上巳習俗在后世仍然在不斷遞嬗或衍生，但毋庸諱言的是，作為節日的上巳在宋代以后卻開始日趨衰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上巳節與寒食、清明這兩個節日前后接續，相隔的時間實在太短。不少文士都提到過三者的緊鄰關聯，“上巳接寒食，鶯花寥落晨”“上巳歡初罷，清明賞又追”“繁華兩佳節，邂逅適同時”“百五重三并一朝，風光不怕不嬌嬈”，有時居然完全重合。如此頻繁緊密的節令安排，還要籌備各類的節俗活動，勢必令人應接不暇而心生倦怠，有人甚至慨嘆“芳辰來屬續，游事困聯翩”，為之叫苦不迭。

正因如此，諸如出游踏青、劃船競渡、登高望遠等原本屬于上巳的習俗，也就慢慢被整合、歸并到寒食、清明乃至端午、重陽等其他節日之中，而失去了這些節俗活動的上巳當然也就逐漸變得名存實亡了。

上巳節俗雖然漸呈衰頹，但由此派生出的人生體驗和世事感喟，卻依然能跨古越今，綿延承傳，不斷引發回響。王羲之原本并不以辭章著稱于世，然而恰如胡應麟所說的那樣，“《蘭亭禊序》俯仰感慨，實際之語，千載若新”，由于他體會真切，感受深摯，這篇揮筆立就的序言宛若新脫筆硯，千百年后讀來，依然耐人涵泳咀味。韓性完全沉醉在悠然輕松的氛圍中，對昔日的盛會神往，“回首昔時游，樂事終不忘。誰謂古人遠，千載欣一餉”，即便時隔千載，仿佛也能夠與古人相視一笑，莫逆于心。貢師泰體悟到令王羲之苦痛不已的原因所在，“光陰亦何速，聚散安可常？及時不歡樂，白發徒慨慷”，面對時光流逝和人事遷變，個人終究無能為力，倒不如及時行樂，免得年齒徒增，白白辜負這良辰美景。劉履則深感世事空幻，不由自主地捫心自問，“散懷良不易，勞形復何求？撫景發深喟，疇能踵前修？”想要尋求排遣寬解固屬不易，然而勞碌奔忙也同樣徒勞無功，在猶豫彷徨之際，更感嘆古人的曠達超脫遙不可及。

歷代不少畫家還依據《蘭亭集序》的敘述加以想象，繪制了各種曲水流觴圖、蘭亭修禊圖，使觀眾得以更直觀地了解上巳的風俗。會稽山陰本就以山水清新秀麗而聞名，畫面中再添上名士宴飲這樣的韻事，毋庸贅言更能引人入勝。董逌盡管并沒有去過山陰，可通過觀賞《蘭亭圖》卻“足少自慰”，并更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恨不能揖讓其間”，想要和王羲之等人把酒暢談。鄭思肖在詩中說，“猶記蘭亭三月三，流觴曲水暢清酣。分明一段永和意，好向羲之筆外參”，蘭亭宴集的盛事雖然難以再度復現，但畫家借助高超精妙的技藝，依然能夠彌補讀者心中的遺憾。趙衷原本就兼善丹青，在觀摩前人畫作時更是躍躍欲試，“盡將情興寫新圖，更為題詩寄來者”，準備另繪新圖并題詩，以便流傳后世。

畫家在經營布置之際，必須借助豐富的想象去填補詩文中所沒有的內容，更需要根據個人體會來重塑王羲之等人的具體形象，這也會逗引觀畫者產生各種遐想。吳師道在題畫時說“右軍憂國心如許，也伴蘭亭醉客吟”，就將王羲之與其他參與宴集的人區分開來，視其為憂心國事、借酒澆愁的志士仁人，“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似乎又有了別樣的深意。于慎行在披覽畫卷時稱，“將無瑤池侶，夕飲昆侖天。亦云山陰會，祓禊征群賢”，出現了“瑤池”“昆侖”等游仙詩中常見的意象，暗示出上巳節俗與各類神仙信仰的隱秘關系。而張鼐在暢想“不妨臨池把酒，無限青山白云”時，又反復提到畫面中有“一曲桃花流水”，“幾回洞口桃花”，儼然將蘭亭和陶淵明筆下的桃源雜糅在一起，呈現出新奇別致的效果。

王羲之等人舉行的禊飲活動，在文人雅士的群體中更是盛行不衰。歷代文士雅集往往喜歡與蘭亭宴集相比擬。劉禹錫參加白居易等人發起的上巳游宴，在詩中盛贊“洛下今修禊，群賢勝會稽”，暗中想著要與王羲之他們一較高下。歐陽修在應召赴宴，途中賦詩抒懷，“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霜鬢惜年華”，盡管年事已高，可想到還能踵續蘭亭韻事，頓時興致盎然。結束十余年流亡生涯不久的梁啟超，也在1913年癸丑上巳日有意依照蘭亭宴集的規模，邀請了四十余位友人聚飲賦詩，在結集時感嘆時間上的巧合，“山陰禊事，正屬今辰”，在家信中更認為這次活動是“歸國來第一樂事”，多年郁積的煩悶一掃而空，流露出難以自制的欣喜快慰。

王羲之等人當年聚飲的山陰蘭亭，也在后世受到格外的眷顧。蘭亭地處荒僻，原本人跡罕至。柳宗元對此頗有感慨，指出若非王羲之別具慧眼，蘭亭之美根本就無法彰顯世人。然而世事變化無常，蘭亭在歷代仍然屢經興廢。文徵明就在實地勘查時發現蘭亭故址早已遷徙，原來的溪流也壅塞不暢，經過一番修葺疏濬，終于“左右紆回映帶，仿像其舊”，使其恢復原貌，可供人們在憑吊時遙想王羲之等人昔日的風采。

還有人嘗試仿照蘭亭的規制，在別處營造新景。張岱參觀過書法家范允臨在蘇州天平山修筑的“小蘭亭”，其中“茂林修竹，曲水流觴，件件有之”，依照王羲之的描摹努力復原。同時期還有一位畫家米萬鐘，在北京西北郊外建造了一座勺園，設計時也參酌了會稽蘭亭的特點，“曲水繞亭，可以流觴”，因而被譽為“北地蘭亭”。米萬鐘還仿效王羲之，定期在園中召集友人飲宴賦詩，并繪有《勺園祓禊圖》《勺園修禊圖》等以紀其盛。這類新造園林雖不免效顰之譏，卻足以顯示后人對蘭亭雅集的無限神往。

面對大自然的運化流轉，王羲之不由自主地悲嘆生命的脆弱和短暫，這當然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正如宋濂所強調的那樣，其實世事嬗變，莫非如此，并不需要過多焦灼憂慮，個體的生命固然有限，卻完全可以憑借才智，或撰作辭章，或建立功業，“足以傳后世于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上巳節的特定節俗盡管早就難以恢復施行，然而歷代文人雅士的流風余韻，必定還能不斷激起后人心底的共鳴和呼應。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