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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史學教授戴梅可，是頗具影響力和知名度的漢學家。她致力于中國早期歷史、哲學、藝術與考古學研究和中國經典作品的英語譯介，以及海外漢學人才培養。她把《孫子兵法》、揚雄的《太玄》《法言》等多部中國經典譯成英語，與陜西師范大學何如月合作翻譯的《尚書》歷時十余年，即將出版。她致力于向世界講述中國早期歷史，為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及文化交流作出貢獻。

結緣中國歷史文化

戴梅可與中國歷史的結緣始于偶然。戴梅可最早接觸到中國文化是在中學時期。她當時的校長是曾任燕京大學女部主任的桑美德，經常給學生們講關于中國的故事，但那時的戴梅可覺得自己或許永遠不會去中國，對老師所講的內容聽得并不認真。上大學后，戴梅可卻對東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覺得自己應該了解一下東亞。在聽第一堂中國歷史課時，戴梅可就被老師深深吸引住了。這位老師彬彬有禮，充滿人格魅力與氣質。戴梅可立志向他學習，希望能跟老師一樣精通中國歷史和文化。

戴梅可1970年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歷史學學士學位，1972年獲得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歷史學碩士學位。之后，她去劍橋大學、哈佛大學等地進修漢語，深入學習中國文化。1976年，她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并于1983年順利畢業。

對中國歷史的熱愛激勵戴梅可走過漫長艱辛的道路。當時，對于早期中國歷史的研究在美國還是個冷門，女性學者更是鳳毛麟角，學習漢語甚至一度成了戴梅可的“自娛自樂”。但她并沒有因此停止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積累。

她得到過劍橋大學教授魯惟一、鄭德坤在考古學等方面的指導，長沙馬王堆的出土文獻，以及顧頡剛、呂思勉、嚴耕望和徐復觀等學者的著作都令她著迷；在哈佛大學時，有人勸她為了便于找工作，轉去選擇宋代或宋代以后歷史作為研究方向。但席文教授和羅思文教授的鼓勵讓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洪業和屈萬里先生更讓她確信這是值得探索的研究領域。

戴梅可的堅持沒有被辜負。1985年，布林莫爾學院給了她一份教職工作，她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01年。“其他求職者很有競爭力，但面試官認為我的中國文化知識面更廣，能為中國歷史、哲學研究帶來開闊、跨學科的視角。”2001年后，戴梅可一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將中國早期歷史介紹給更多人。

戴梅可對中國歷史的喜愛也和她的成長經歷有關。在經濟困難時期，她的祖父是家庭中唯一有工資的人，所有兄弟姐妹都生活在祖父的農場里，因此她和兄弟姐妹的關系非常密切。她覺得自己擁有與中國人相似的生活方式，從小在農場里的大家庭中長大，養成勤儉節約與互相關愛的品德。

上世紀80年代，戴梅可第一次來到北京，當時她還是一名博士生。盡管剛開始時有人因不夠了解而對她產生過誤會，但此后她與中國學者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30多位中國學者的幫助下，她完成了《公元前26年的長安》這本書。

以史學視角英譯經典

戴梅可以西方女性歷史學者的獨特視角，翻譯了揚雄的《太玄》《法言》、《孫子兵法》等中國經典。她與何如月合譯的《尚書》也將面世。她推崇“業余理想”，認為一個真正有文化的人應廣泛涉獵，能駕馭不同領域的知識，因為萬事萬物是普遍聯系的，中國傳統哲學重視關聯，儒家的理想人格形態，包括自己要翻譯的書的作者都是全面型的。

與《孫子兵法》的其他譯者不同，戴梅可的譯本強調將孫子放回到歷史語境和背景中。她參考多種中國典籍，用歷史學的知識和視角進行解讀。她還思考孫子在中國早期歷史的知識傳承中扮演什么角色。戴梅可與自己的學生一起進行翻譯工作，并在這一過程中進行教學，共同研討歷史進程中軍事與非軍事的關系。戴梅可的譯本除商業版外還有評論版，她希望能夠展現《孫子兵法》這部中國經典的悠久應用史。戴梅可認為，與一些西方思想家或軍事家不同，孫子主張慎戰。她喜歡《孫子兵法》中有關心理、經濟與戰爭關系的闡述，傾向于把它作為文化經典而非軍事典籍來讀。

在戴梅可看來，古漢語如此簡潔，意義卻如此深邃，給譯者既帶來喜悅又帶來挑戰。在翻譯《孫子兵法》的過程中，她重視中國古人對原著的注釋。戴梅可坦言，《孫子兵法》中的一些內容對于她來說略顯無趣，但歷代十一家注中的不少內容提示她，即使是“無趣”的部分，其中也可能蘊含著深刻的哲理。

戴梅可認為漢代思想呈多元態勢，揚雄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從1993年英譯《太玄》到2013年英譯《法言》，她以揚雄為切入點研究漢代思想。在她看來，揚雄代表了漢代思想的多元特色，《太玄》是其思想多元融合的證明。這部著作為理解個人與家庭、天下及宇宙的關系提供了獨特的系統理論。

她把“樂”視為一條貫穿中國思想史的線索，揚雄是其中的重要節點。翻譯是戴梅可尋找“樂”的最佳途徑，她認為揚雄《法言》的最大貢獻是繼承了戰國和西漢思想家對“樂”的論述。2018年，她出版《中國樂書》，將揚雄看作承上啟下的人，既是孟子、荀子和莊子等戰國思想家的繼承者，又是六朝到兩宋思想家（陶淵明和蘇東坡）的啟迪者。《法言》闡述“樂”，《太玄》在“樂”的觀念下構建哲學體系，二者是有機整體。

探索歷史的當代價值

在戴梅可看來，早期中國的制度和治理模式為后來的中國奠定了基礎，研究早期中國歷史有著重要的當代價值。她相信，觀察和描述中華文明獨特的層次和脈絡是歷史學家的基本任務，中國早期文明的許多特點都值得當今世界思考，如對弱勢群體和自然環境的保護等。

隨著中國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越來越多人對中國文化開始產生興趣，但戴梅可認為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依然任重道遠。

戴梅可說，她讀過許多有關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床頭書，但關于中國的這類圖書卻很少。

“我寫的《儒家〈五經〉》銷量不錯，但如果這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經典，銷量可能會更多。”戴梅可說。在她看來，一位學者不應把自己局限于學術界，也要關心社會上的普通讀者。她的書中有一半是普通讀者可以讀的，這樣更有利于知識的傳播與共享。

為了能夠更深入探索中國早期歷史，戴梅可進行了大量的中文資料積累，她每天閱讀中文資料的時間遠超過閱讀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資料的時間。但同時，她也關注歐美學者的研究，喜歡進行跨文化思考，將中國的早期帝國與古希臘、波斯及羅馬文明作比較研究。

戴梅可認為，人們應當多采取比較視角。如果一部典籍有多個譯本，那么就應該通過閱讀所有譯本，比較其中的異同。如果發現一個感興趣的話題，就要閱讀不同文化中的這一話題資料，作跨文化的比較。“中國的早期帝國與地中海地區的早期帝國相比，其實同是大于異的。”她說。

戴梅可堅信跨文化交流的價值。她翻譯了很多當代中國學者的著作，認為不懂漢語的外國人也應了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她希望能和中國的學術同行保持更多合作，因為大家都需要彼此在不斷的交流中，提升彼此的學術研究水平和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