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傅小平：一般說來，宗教改革關乎對教義的重新闡釋，關乎從自我到大我或無我的心靈救贖，諸如此類。倉央嘉措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打破宗教束縛、追求個性自由的主題。我感興趣的是，這樣一個即使在民間也時有發生的愛情故事，怎樣與宗教的革新關聯在一起？

楊志軍：人類擁有信仰是為了更放松、更自由、更如意地生活，而不是拿繩子綁縛自己，或者套上緊箍咒，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所有的清規戒律都可以不要，我們只要愛與和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倉央嘉措無怨無悔、無私無畏、只愛不恨。這就是倉央嘉措的啟示。我把他概括為西藏精神或倉央嘉措精神。抽象地說，就是終極目標和世俗生活的統一、現實姿態與理想境界的統一、崇高與平凡的統一、人性和佛性的統一、深厚寬廣的愛情和舍命追求的統一，更是信仰追求和道德標準的統一?！恫亻帷分形姨岢隽恕安亻峋瘛保斗亍分形矣种铝τ诒憩F“西藏精神”，我就是想建樹一種我們非常需要而又十分缺乏的精神價值。

傅小平：他又是怎樣從一個宗教的“叛逆者”，最終成為藏民敬仰的英雄人物的呢？

楊志軍：倉央嘉措從來沒有叛教，他始終都在身體力行地履行一個活佛的義務。只不過方式不一樣。別人是摸頂祝福，他是情歌祝福。還有，倉央嘉措出身于可以在家、可以婚娶的寧瑪派，有著把世俗的情愛和信仰之愛交融起來的天然素質。他做得自然而然，而我們卻以為那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目標。

傅小平：小說中，貫穿整個故事的倉央嘉措的情歌，似乎有一種堅不可摧的魔力，作為闡釋者的香波王子，正是借助情歌俘獲了眾多美貌女子的芳心，于是就有了種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愛糾葛。換言之，情歌在倉央嘉措的創作中有著相當的神圣性，到了香波王子那里，卻似乎成了一種感情和性的征服。

楊志軍：香波王子當然不能一開始就很神圣，作為一個普通的藏族人，他只能由世俗走向神圣，由低層面走向高層面。情歌本來就是唱歌情人、獲得愛情的。變成信仰之歌，那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小說情節的延伸。主人公如果一開始就很神圣崇高，往后就沒有發展的空間了。就是在倉央嘉措那里，情歌的首要功能也仍然是為了獲得世俗愛情，其次才是教化民眾和信仰表達。

傅小平：應該說，香波王子風流倜儻，深受女性的喜愛，梅薩卻似乎是個例外，當她和智美發生關系時，心里幻想的卻是香波王子。然而，等到香波王子向她求愛時，她又表達了愛的不可能，但最后又是她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子彈救了香波王子一命，怎么理解這種復雜性？

楊志軍：信仰從朦朧到清晰，靈魂從渾濁到透明，人物是一天天變化的，思想是一步步升華的。欲望之愛和信仰之愛有完全不同的區別。

傅小平：但倉央嘉措卻把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愛鉚合了起來。

楊志軍：沒錯，這源于他一開始就把人性和佛性對接了起來。但現實中的香波王子不是，盡管他開始覺得自己是倉央嘉措的傳人，但怎么做都是一個欲望之愛的化身。但是后來變了，因為梅薩的拒絕，還因為梅薩的真愛，他升華了自己的愛，最終繼承了倉央嘉措的信仰之愛。梅薩用身體擋住子彈救香波王子一命的舉動，完成了她自己的使命，也完成了香波王子的轉變。這也是《伏藏》的嚴肅所在，所有的解密都是為了人性的完美和愛的輝煌，都是為了走向一個莎士比亞式的悲劇。而悲劇的含義就是崇高和感動。

傅小平：從情節設計上看，有一個問題是讓我頗感疑惑的。你在小說一開始就寫道，香波王子正是在情人姬姬布赤半裸的照片顯示的“深深的乳溝”里，看到了佛母的法音。這種描述，其實特別符合我們武俠或是言情小說的寫作傳統，小說中的主人公身上常會有胎記，這個胎記往往隱含了一段不同凡響的身世之謎。不過，通常胎記都是在背上。你設計這樣一個充滿性意味的印記，是否因為在西藏真有存在這樣的習俗？與你對佛教的理解有關嗎？是不是同時也暗含著一種反諷的意味？

楊志軍：姬姬布赤胸前的法音“唵”，是六字真言的第一個字，也是許多經咒的第一個字，蘊含了“愛”的讀音和意義。在此我想暗示大法如心、大法如愛，也暗示“七度母之門”的伏藏即倉央嘉措遺言的內容。

傅小平：小說重點寫了香波王子、梅薩和警察王巖這三個人物的靈魂拯救之路，在這條充滿險隘與玄機的皈依之路上，他們最終被倉央嘉措的情歌所感染和懾服，以不同方式各自收獲了他們的信仰。應該說，這是我們所期望看到的一大結局，但我隱隱有一個疑問。信仰，真有那么容易嗎？

楊志軍：對信仰的人和有信仰機緣的人，信仰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是日常生活。所以說不是容易不容易，而是機緣到沒到的問題。對沒有機緣的人，信仰就是一輪夏日驕陽，不僅高不可攀，還因為懼怕照耀而時刻想遠遠躲開。

傅小平：放到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上看，信仰是一個但凡有責任心的嚴肅作家必須追問的一個問題。在西方作家的筆下，對信仰的追尋最后留下的多半不是和解，而是更深層次的精神探索，比如托爾斯泰，比如黑塞。相比而言，在我國，或許跟我們儒釋道的文化背景有關，小說寫到最后，總是以主人公尋得了心靈的寧靜、平和收場。相應地，小說的意義也隨之被沖淡了。對此，你怎么理解？

楊志軍：許多西方作家是在信仰的背景上探索精神出路，當然是更深層次的探索。但任何探索都不是給信仰增添什么，而是去掉信仰的污垢，匡正時間對信仰的扭曲。終極的一定也是原初的，如果寧靜、虛無、恬淡、和諧以及愛是信仰的一部分，是最初的狀態，精神探索總是繞很大一個圈再回到原地。

傅小平：怎么回到，又得怎么抵達？

楊志軍：許多西方作家都經過了一個“上路”、“回家”以及“尋找家園”的艱難的精神歷程，最后的信仰都是純粹而簡單的，也就是他們始終不放棄人性和道德的堅守。我們為什么不能回去呢？因為我們缺少這樣一個歷程，我們在文學中很容易就放棄了人性的標準和道德的堅守，以為那是淺層次的追求。于是信仰空白的我們愈加空白了，還談什么小說的意義呢？

傅小平：在設計這三個人物的經歷時，我想你是有特別考慮的。香波王子，從小在西藏文化的熏染中長大，而后來到了北京深造，因卷入北京雍和宮的“七度母之門”事件成為疑犯，被一路“追殺”回到拉薩；梅薩，血液里流淌著西藏文化的精魂，卻成長于繁華都市，因了這一事件與自己的“母語”文化有了深深的交集，并犧牲在了自己曾為之備感困惑和向往的圣潔之地；王巖，起初對西藏文化幾乎絕緣，他一路“追捕”香波王子，到了布達拉宮卻變成了接受洗禮。對主要人物的命運安排，是否體現了你對于當下漢藏文化互相交融這一問題的思考？

楊志軍：漢藏文化的交融由來已久，也是必然趨勢。藏族文化的魅力永遠吸引著漢族，漢族文明的魅力也永遠吸引著藏族。香波王子的掘藏、梅薩的走向犧牲、王巖的追捕罪犯，都是尋找信仰的過程，是他們有意無意靠近倉央嘉措精神的舉動。他們必然獲得拯救，也必然會去拯救別人。梅薩拯救了香波王子，香波王子拯救了王巖。王巖要去拯救誰呢？他是警察，當然應該拯救罪犯，這是我留下的一個空白。

傅小平：一個緝拿疑犯的警察，最后卻被疑犯感化皈依宗教，這是小說中很有戲劇性的一個地方。王巖這個人物的蛻變過程，也頗能體現身為普羅大眾的靈魂拯救之路。遺憾的是，或許是過于專注于敘述的技巧，我沒能從小說中理出他思想轉變的過程。

楊志軍：首先王巖是個本性良善的人，他追殺罪犯自然是為了懲罰邪惡。但當他發現原本認為的邪惡其實是高尚是美好的時候，他自然會轉變。他的追捕也是尋找信仰的過程，是洗滌靈魂的過程。他洗滌了自己的污垢——拋棄珀恩措以及珀恩措的啞巴妹妹、無意中釀造了車禍等。他有很深的懺悔，懺悔讓他更加迫切地尋找解脫，解脫的辦法就是依附信仰，坦誠地面對自己的過錯。他和古茹秋澤喇嘛一直保持著很友好的關系，正是古茹秋澤喇嘛啟蒙了他，讓他成了一個有信仰的警察、護法金剛似的正義的警察。

傅小平：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保持自己獨立特色的地域文化愈加稀缺，隨之也愈加引起人們強烈的興趣?；蛟S，正是在好奇心和窺視欲的驅使下，近年探秘西藏文化的熱潮是一浪高過一浪，不少作家也正是得益于對西藏的書寫，在文壇上聲名鵲起。他們在作品中，大都聲稱自己試圖揭開西藏的神秘面紗，給讀者呈現一個明明白白的西藏。然而在閱讀的過程中給人的感覺卻往往是讓人越看越玄奧、神秘，作者也似乎有意渲染這種迷離、錯亂的異域風情。這里是不是存在一個對西藏過度闡釋的問題？

楊志軍：你的感覺有一定道理。但我認為這不是過度闡釋，而是發掘不夠，闡釋不清。越神秘越寫，越寫越神秘，不寫西藏的許多作家也在這么做。但是文化可以繁復再繁復，宗教可以神秘再神秘，但信仰卻必須清透?！斗亍肪褪窍敫嬖V讀者一種清透的信仰、一種明快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起點和終點：愛?；蛘弑舜讼鄲??；蛘叽髳邸?/p>

傅小平：當下中國社會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一些作家力圖從被主流所遮蔽的邊緣文化中尋求精神資源。比如，前些年張承志寫的《心靈史》，發掘了回族哲合忍耶的悲壯歷史；比如，張煒在很多小說中對齊魯文化的激揚；也是出于同樣的追求，在《伏藏》中，你通過講述一個懸疑故事，意在發現一種真正的西藏精神。這種追求未必能真正療救人們的靈魂，其姿態本身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但我不免感到一種隱憂，放眼世界，任何一種文化都有他的優長缺失，必有其值得反思和批判之處。然而，無論是張承志、張煒，還是你，都對自己認定的精神資源，持一種近乎無條件的激賞與推崇的態度，這似乎背離一個嚴肅作家所應具有的獨立的文化立場。

楊志軍：我沒有放棄文化批判的立場，無論《藏獒》，還是《伏藏》，或者我過去的作品?！斗亍繁旧砭褪欠此嘉幕?、宗教和信仰的結果。但反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揭露嗎？摧毀嗎？不是，是建樹。因為我更在乎的不是歷史的黑暗，而是靈魂的擁有、愛情的永恒、人性的魅力，是我們永遠都在期待的光明和感動。從《藏獒》開始，我就認為建樹一種心靈比摧毀一種心靈更迫切，也更艱難。用幾天幾個月的功夫摧毀幾百年的建樹，這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傅小平：這是一句大白話，當然也會讓人以此為由拒絕反思和批判。其實無論贊賞也罷，批判也罷，作家對自己的心靈真有一份堅守，有那么一種近乎愚癡的真誠和信，都是難能可貴的。當下很多作家就是太聰明了，裝著一副咄咄逼人的批判的面目，其實連自己都沒法相信自己。

楊志軍：是啊，真誠很重要。從“藏獒精神”到“西藏精神”，我就想努力建樹一種具有普世光輝的精神價值，建樹一種人人明白的信仰理念。為了建樹，我睜大眼睛盯著歷史，有一點光輝我就要放大。因為這是照亮現代人心的需要，也是我和別人的不同。也許我的建樹說服不了任何人，但我能說服我自己。沒有信仰建樹的沖動，就沒有《藏獒三部曲》和《伏藏》。作家應該是悲情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傅小平：你建樹信仰的努力，令人感佩。倒是得問問你，信仰在何種意義上成就了你的生活和創作？

楊志軍：寫作，生活，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愛和信仰的確與物質世界是沖突的，精神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質日益豐富的副產品，我們的焦慮就是無法在物質和精神之間找到平衡的支點，或者根本就沒有這個支點。物質在膨脹，人欲在膨脹，道德卻在淪喪，信仰卻在消失。這就是我寫《伏藏》的理由。我說過，精神的沖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發生著，而我們卻毫無察覺。蠅營狗茍的人際以強大的力量拖累著我們，迫使我們用最明亮的眼睛去偵察最渾濁的事態。無聊糾纏著，庸俗糾纏著，乏味糾纏著。我們死了，精神早已在沖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凈。這個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沒有靈魂的軀殼，我不敢數，一數就會把自己數進去。也許僅僅是為了當別人在清點行尸走肉時，不至于把我也算進去，我才想到了倉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傅小平：但你所追求的愛和信仰，與現實世界難免有沖突。會不會是思考越深入，沖突也越大？偉大如托爾斯泰，到了晚年，可不就面臨這樣的難題。

楊志軍：偉大的托爾斯泰應該是一切作家的榜樣，但他在晚年陷入深深了自閉和憂郁，他其實非常絕望，他的離家出走和客死車站就是證明。我有時想，托爾斯泰挽救了數代人的靈魂，卻沒有能力挽救自己。他陷入信仰、家庭、妻子、莊園等精神和物質的沖突之中，痛苦地走完了一生。他和倉央嘉措的精神一脈相傳，都是摯愛、博愛、大愛，為此有了我們早已忘卻的“托爾斯泰主義”，有了我們贊唱不已的倉央嘉措情歌。

傅小平：也就是說兩者殊途同歸？

楊志軍：他們都是典型的悲劇人物。他們的存在讓我們恩愛、崇敬、向往、感動，卻又讓我們憂懼和害怕，他們是悲壯的，我們是悲怯的。寫作有時候是寄托，有時候是逃避，有時候是謀殺自己。拯救的是別人，戕害的是自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隨遇而安，隨遇而喜。我常常處在虛無和幻滅之中，根本就沒有什么可以啟迪人的生活態度，能讓自己平凡、平淡、平靜地活著，就已經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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