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4年3月28日晚，中國最年長的作家馬識途先生去世，終年110歲。這一消息多少有點令人意外。馬老雖然高壽，但近年來不斷有新作舊著面世，一再刷新了中國當代作家創作出版年齡的新高。因此，對于馬老仙逝的消息，我們都還缺乏心理準備。

馬老最后一部新作是2020年6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夜譚續記》，從1983年《夜譚十記》初版至今，他的“夜譚”系列走過了將近40年。如果從踏上文學創作之路算起，這文學的生命更是持續推進了80年。在我看來，老馬識“途”的80年間，走出了中國文學獨特的“地方路徑”，這里所謂的“地方”，并不是故步自封的地域性狹窄和局限，而是在廣闊的文學視野中，挖掘和發現獨特人生經驗的個性化追求，是中國文學在開放時代所完成的真正的民族性建構。在這里，我嘗試通過“夜譚”系列的產生和延續，小結馬識途先生所走過的中國文學的個性化道路。

“夜譚”系列的藝術特質：民間性、日常性和地方性

從《夜譚十記》到《夜譚續記》，盡管有人也讀出了馬識途先生創作的某些變化，但在我看來，最值得關注的還是經歷80余年的寫作中存在的不變部分。馬識途80年的創作，囊括了從民國到人民共和國，從抗日戰爭、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以及新世紀、新時代的各個重要進程，大至國家民族，小及家庭個體，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馬老還是執著地保留了一些不變的東西，其中的意義值得我們總結，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民間、日常與地方。

1983年的《夜譚十記》寫的是10個民國官場中“坐冷板凳”的科員自我娛樂，自組“冷板凳會”輪流講故事，2020年的《夜譚續記》寫的是10多個新中國政府機關的小科員及先前故人的后代自得其樂，再組“龍門陣茶會”，仍是抓鬮講故事。這些故事跨越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國，內容從民國亂世、造化弄人到人性百態、家庭變幻。一方面，它們確實與《清江壯歌》《找紅軍》《三戰華園》等革命歷史小說不同，但作為馬老“兩副筆墨”中另外的一支，“夜譚”系列始終立足于時代與社會主潮的邊緣，講述普通人的人生故事，充滿“擺龍門陣”式的民間趣味，描寫百姓的日常生活，展現巴蜀的風俗與語言特色。

什么是民間性？歷來各有立論。簡而言之，所謂的“民間性”就是在國家社會大敘述及精英知識分子的思想建構之外另辟蹊徑，將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和人情世故當作文學的正面，展開“大眾化”文學趣味的豐富景觀。“水月庵姑”在《方圓記》中有一段開場白，大致可以表達作者的民間性追求：

“在座的幾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前輩，你們擺的那些舊社會才有的烏七八糟的奇聞逸事、道聽途說，還真是我們這些新社會成長起來的后輩們聞所未聞、難以相信的。我終于明白為啥要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社會了。不過呢，新社會也有新故事，因為不管在啥子社會，不管在哪個時代，人生的苦樂悲歡、愛恨情仇總是生生不息的，人的命運的曲折和坎坷，總是會按照各自不同的足跡寫成一個個不同的故事。”（《夜譚續記》2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

在這里，我們可以讀出馬識途先生關于歷史主題的一個重要態度：為什么要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社會？顯然，答案是多種多樣的。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水月庵姑”還是其他講述者，都沒有執著于在宏大的國家政治中搜尋答案，他們關注的是在歷史波瀾壯闊的運動中普通人的人生故事，講述的是生活在民間的老百姓的人生沉浮和命運流轉，他們的生存軌跡最終劃定了人生的“方圓”，這個“方圓”就是我們的目力邊界：

“方方和圓圓兩姐妹自然分別和趙世剛、喻曉軍結了婚。據說才結婚那幾年，圓圓還是很幸福的，也憑喻家的關系上了大學，很出了點風頭。方方呢也覺得自己很幸福，因為她是真心愛趙世剛的。不管他是窮是富，不管他是鄉下人還是城里人。”“至于圓圓和喻曉軍到底離婚沒得，以后又會咋個樣，這就不好說了，看他們個人的造化吧。”（《夜譚續記》299頁）

“不好說”就不用再說，這種“有限性”的規劃將作家從無所不知的國家歷史中區分開來。在新舊社會歷史變遷的巨大背景中，觀察和描述老百姓的“個人的造化”，就是“民間”。像這樣的交代讀起來實在別有意味：

“再后來，龍門陣茶會又新來了一個人，說也奇怪，竟是文教局的秦局長。他大概是聽信了今是樓主的鼓動，硬要來聽我們擺龍門陣。他說他是文教局長，理應‘采風’。我們只得同意。他來聽了幾回，很有興趣，不過他的工作的確忙，沒有能經常來參加。幸喜秦局長來參加過，不然不得了。后來機關興起搞‘運動’，有人懷疑我們是在搞秘密小組織，向領導告了我們。這還得了，搞不好就是反革命的罪。幸得秦局長出來證明，不過是一些老科員在一起喝茶擺龍門陣罷了，他親自參加過幾回，沒有什么。算是免了一場無妄之災。”（《夜譚續記》8-9頁）

作家為什么要刻意為“秦局長”的身份詳加解說？其實就是為了彰顯夜談聚會的民間性，這種“民間”不僅是對人員身份的認定，也是龍門陣當事人一種自外于意識形態漩渦的自我保護策略。此刻，作家仿佛也放棄了寫作者的身份，化身為底層龍門陣的一員，小心翼翼地在特殊年代的禁忌中自我保護，這正是民間性的一種意味深長的表現。

日常性是對民間性的具體落實，也就是說，民間的百姓生活也往往不是那些國家民族大事的沉淀，而是發生在個人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的喜怒哀樂，或者說是在宏大的歷史演化主題下，我們所能發現的百年不變的人生悲喜和日常生活。《夜譚續記》上卷五篇“舊記”，下卷五篇“新記”。“舊記”承襲《夜譚十記》，講述民國時代的故事，“新記”卻已是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改革開放時代的全新歷史，其中自然涉及革命與政治運動的種種背景，而國家社會的變動當然與小說人物的命運息息相關。但是，外在的社會事件始終不是小說描寫的主要內容，馬老的焦點還是普通人的日常命運。書中的民國故事不無荒誕不經、曲折離奇的色彩：趙家的利與義（《狐精記》）、譚木匠的倫理沉浮（《樹精記》）；新中國的故事也寫滿了人們的悲歡離合：女大學生張玉蘭的跌宕人生（《玉蘭記》）、跨越兩個時代的命運重逢（《重逢記》）等等。反過來說，日常性的故事才保證了民間性的順利表達。

第三個顯著的特點是地方性。所謂的地方性指的是在“同一化”的語言運動和思想整合的過程中，有意識凸顯被遺忘、受擠壓的地方趣味和語言魅力。語言的同一化是社會文明不斷發展的要求，而地方性的保留則往往是歷經歲月磨蝕而依然存在的文化記憶、文化個性的體現，前者是歷史進步的必然，而后者則是文化存在的根據，兩者各有存在的價值，而歷史往往是兩股力量交錯、互動的結果。在《夜譚續記?后記》中，馬老借人民文學出版社韋君宜之口講述了“十記”的淵源，那就是效仿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談》。不過，實事求是來說，從《夜譚十記》到《夜譚續記》，馬老的文學在氣質和形態上都與薄伽丘迥然相異，他所感興趣的還是地方性，不僅講述具有濃郁巴蜀特色的地方故事，講述的語言和方式也是巴蜀的。

“擺龍門陣”：以四川方式講述四川故事

馬識途先生講述這些故事的方式是四川式的：擺龍門陣。四川人將聊天、講故事稱為“擺龍門陣”。在四川，擺龍門陣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茶館飯鋪、鬧市陋巷、田間地頭，到處可以看到侃侃而談的人。龍門陣以故事為主，這一點正像“說書”，但卻不僅只有故事，它要表述的東西和表述的方式也并不等同于茶館里居高臨下的說書。龍門陣往往是一種集體活動，這就是“陣”的意義所在。除了主講人，旁邊還有插話者，主講人和插話者有對話，互相補充，或者本來就是幾個人在漫無邊際地聊天，自由自在，談話的主題有一定的集中性，但也有自由性、散射性。馬識途多次饒有興趣地回憶了自己的龍門陣體驗：

“在城市的旅店茶樓里，在鄉村的雞毛店或小飯鋪里，在乘車坐船的長途旅行中，在風風雨雨的好似沒有盡頭的泥濘山道上，當然也在工人的低矮茅屋里，在農家小舍的桐油燈下，我認識了許多普通的人，他們給我擺了許多我聞所未聞、千奇百怪的龍門陣。特別叫我不能忘記的是我還在小衙門和機關里結識過一些科員之類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像他們自己說的，既無福上酒樓大吃大喝，又無錢去賭場呼幺喝六，又不愿去煙館吞云吐霧，更不屑去青樓尋花問柳。他們難以打發這煎熬人的歲月，只好三五結伙，或風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亂譚，擺龍門陣，自尋其樂。”

馬老在《夜譚十記·后記》中道出了龍門陣經驗進入文學的緣由：“我為了‘做工作’，還經常在同學中講故事。大家聽得很高興，要我多發揮四川人在茶館里擺龍門陣的功夫，繼續擺下去。于是我從我的思想的層積中，發掘出一些1942年開始醞釀，把我擺的龍門陣挑選出十個故事來。我決定以在一個冷衙門里十個科員組成冷板凳會，輪流各擺一個龍門陣的形式來進行創作，并定名為‘夜譚十記’。”這種寫法，到2020年的“續記”也在繼續補充和延續：“我們對內可以叫龍門陣茶會，對外什么也不是，也不說出去，就是三朋四友，閑著無事，坐在一起喝茶，說閑話罷了。”馬識途的敘述基調都是龍門陣式的語言，從長篇大段的說書人式的獨白，到兩三個人有滋有味、有棱有角的穿插、對談，皆被移入了藝術的畫廊。在自由的敘述中，展示了故事、人物、歷史的多重可能與多種認知。所謂的民間性、日常性和地方性都有了一個“有意味的形式”。小說中的四川方言隨處可見。有人統計，為幫助讀者了解四川方言的奧義，作者增加了159個注釋。（參見李明泉、肖雅心：《龍門陣里的人性深度敘事——評馬識途〈夜譚續記〉》，《中國文藝評論》2020年11期）毫不夸張地說，在現代四川文學史上，能夠與之媲美的似乎只有“古字通”李劼人了。

全面考察馬識途先生的創作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他原本擁有兩副筆墨：革命歷史的大敘述和個人日常生活的地方敘述。它們都曾各有影響，而歷經歲月的淘洗，民間、日常和地方的一脈可能更能代表馬老的文學才情、人生底蘊與情感個性，也更讓我們的文學史回味無窮。在先生的詩文中，我們到處都能找到這種個性化追求的表述。《書愿》云：“頑石生成不補天，自甘淪落大荒間。恥居上苑香千代，愿共山荊臭萬年。何畏風波生墨海，敢驅霹靂上毫顛。是非不懼生前論，功罪蓋棺待后賢。”另外一首《囚中自嘲》中也有“寧淪窮巷師屠酤，恥向朱門乞唾馀”，這是馬識途先生的自我定位，是他自居民間的主動選擇。可以說，民間、日常與地方構成了先生別有意味的價值追求。在《馬識途文集·自序》中，則留下了更加全面的自我總結：“我的作品，堅持我所追求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就是很不時興的大眾文學。我就是要追求民族的形式、生動的形象、跌宕的情節、通俗的語言，以便凡夫俗子、引車賣漿者流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藝術享受，受到一點啟發。就是讀了便扔掉也罷。我的作品大概難以進入不朽的繆斯殿堂，去博得高雅的欣賞。我絕不為此而感到羞愧。我從來不想追求不朽，也不相信世上有永遠不朽的東西。我樂意于讓其速朽。讓更新更好的作品來代替，發揮更好的作用。”顯見的是，馬老身上這種“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而堅持創作的藝術追求，值得我們當下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學習。

用民間視角續寫四川文學的“地方路徑”

如果說民間、日常與地方是先生“兩副筆墨”中重要的一支，是馬識途先生獨特的文學個性與藝術氣質，那么在文學史發展的視野中，我們可以說這是自覺地接續了近現代以來四川文學參與中國文學現代發展中所形成的意義深遠的“地方性傳統”，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的文學的“地方路徑”。

迄今為止，關于現代文學的發生我們有著一系列的“共識”：現代文學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這一運動首先是在北京、上海等具有近代文化的中心城市展開，然后又逐漸傳播、擴散到中國其他區域；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世界的入侵給我們造成的生存危機，而這一過程中中外文化的沖突與結合實際上構成了新文化的重要內涵，換句話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回應外來文化沖擊，棄舊圖新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同樣，五四以降的現代文學運動也是革故鼎新，順應了世界文學大勢的要求。顯然，這些敘述和判斷道出了歷史重要的事實。然而，隨著我們對百年歷史的梳理和觀察日益走向深入，也開始發現新的問題：新的文學趣味的出現，是不是就只在這些受外來文化牽引的中心城市？偌大的中國，各區域狀況實在差異很大，是不是其他城市的新文化與新文學發展都主要受惠于京滬新文化的傳播？這種宏大的總體性敘述，有沒有自覺不自覺地遮蔽了具體地域的演變細節？或者說，那些未能進入我們所概括的地方性知識是否也具有現代化進程的獨特啟示？在《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地方路徑問題》《李劼人：舊趣味通達新生活》等文章中，我曾經討論過李劼人等四川作家的地方路徑選擇。在晚清到民國的歷史轉換過程中，四川作家如李劼人就為我們展現了這種獨立于歷史主潮的充滿地方個性的文學道路。相信歷史是不斷進步的，時代呈現出一種直線型發展的模式，這是現代思想的主流，但李劼人的代表作“《大波》三部曲”卻在充分挖掘辛亥革命的迷離和偶然，歷史的演變、宏大故事也浮動于日常風俗故事之中，作家對日常生活“枝節”的興趣遠遠大于他對歷史“規律”的總結和提煉，龍門陣式的敘述和穿插構成了小說推進的主要手段。在李劼人那里，民間、日常與地方這“三要素”就是新文學“地方路徑”的主要特點，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十分引人矚目。遺憾的是，在后來的思想整合與語言規范運動中，四川作家這曾經有過的“地方路徑”日益模糊，越來越多地消失在更大范圍的文學“合唱”之中，連李劼人自己也試圖修訂《大波》，以達到“去地方化”的效果。當代中國文學的版圖中，四川文學的“地方路徑”幾乎喪失，這是四川的遺憾，更是中國的遺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夜譚十記》問世，馬識途先生再一次揭纛四川現代文學的地方路徑之旗，可謂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文學動向，可惜的是，長期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2020年，《夜譚續記》再現，這種獨特的文學之路更加鮮明和成熟。當來自民間視角的獨特觀察對沖于我們習慣了的當代文學的套路，當龍門陣的敘述方式以完整的自覺的形態再一次出現在讀者面前，我們不得不說，在這40年的文學輾轉演變間，馬識途先生的執著結出了更為豐碩的果實。老馬識“途”，馬識途先生真的帶著我們重新踏上了現當代文學中極具個性的“地方路徑”之途，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另辟蹊徑的重要方向。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