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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奶工》，【英】安娜·伯恩斯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年8月

2018年10月，出乎公眾和出版商的意料，布克獎委員會把年度獎項授予了一匹“黑馬”——來自北愛爾蘭的女作家安娜·伯恩斯的高度實驗性小說《送奶工》。之所以稱其“黑馬”，是因為小說不僅擊敗了“金布克獎”得主邁克爾·翁達杰的新作《戰時燈火》，而且還將同樣來自費伯出版社的薩莉·魯尼的《正常人》擠出了短名單，不過諷刺的是，費伯將大部分賭注壓在了《正常人》上，花大力氣宣傳這部人氣暢銷書，連《衛報》都稱此厚此薄彼行為有些“不公平”。

聚焦歷史沖突：審視北愛“問題時期”

《送奶工》的情節較為簡單，以現年38歲、來自北愛爾蘭一個保守天主教家庭的女主人公“排行中間的姐姐”第一人稱視角展開，回溯了20年前，即18歲時深受來自政治派系沖突、宗教對立、性騷擾及整個社區流言蜚語在內的多重傷害的經歷。在1970年，北愛爾蘭邊境問題下，僅18歲的“我”，被一個不認識的“送奶工”跟蹤騷擾，被迫經受了來自家人、鄰居的語言暴力，繼而走上了一條“困境”之路。

然而，小說通篇人名模糊不清，語言支離破碎，充斥著大量意識流離題話。例如，敘述者說起第三次與代號為“送奶工”的準軍事組織高級頭目相遇時，突然撇下緊張的場面不談，沒頭沒尾地講起了準男友、名叫“麥克某某”的另一個騷擾者、三姐夫和母親等人的事情。這樣獨特的形式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作品可讀性，導致一部分讀者貼上“晦澀難懂”的標簽，一部分評論家又認為這是天才般的“大膽創新”。除此之外，小說的獲獎有時還被歸因于“迎合時事熱點”，即2017年10月國外社交媒體迅速爆發的#MeToo反性騷擾運動。

事實上，伯恩斯早在運動開始前就已完成作品，當下輿論助推至多只是偶然因素。小說的真正價值在于對北愛爾蘭地區復雜歷史的當代再現、追問與反思。作為首位北愛布克獎得主，生于1962年的伯恩斯來自貝爾法斯特一個普通天主教工人階級家庭，是見證“北愛爾蘭問題”時期的一代人。這段跨度30年的沖突，若放大來看，幾乎能代表北愛地區自英國殖民侵略以來的整個對抗與反對抗歷史。

通過“還要始終記得，這是20世紀70年代”此類只言片語，伯恩斯巧妙地將小說語境具體化為30年沖突最頂峰時的暴力歷史及其對個體、群體和民族造成的普遍、永久性創傷。“伯恩斯調用了北愛問題期間的生活經驗，描繪了一種世界，這個世界允許一個人對另一群格格不入的人施壓。這不僅是關于特定地方和特定時期的小說，而是一場在普遍意義上對社會危機的探索。”評委主席阿皮亞一語中的，伯恩斯的《送奶工》的確做到了既立足本土又走向世界。

“出格者”：標準之外的性別他者

對主權的爭奪和對自由的渴望因而使民族主義在北愛成為“必需品”。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推動下，“邊界”的概念逐漸深入人心。邊界首先發源于宗教和政治上的對立，接著演變成地理意義上的居住隔離以區分“敵”和“我”。隨著隔離區居民對群體身份的不斷認同，邊界也愈發滲透到每個社區內部，表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想方設法打聽、鑒別其他人到底是“忠誠”的還是“背叛”了集體。不過，比起有形的區分，更隱含的邊界在于社區對“男性”和“女性”身份的界定。

《送奶工》刻畫的反烏托邦天主教社區里，“真男人”被要求等同于以準軍事組織成員為模板的“硬漢”、“槍手”和“殉道者”，而“女人”則必須和溫柔、順從的“女性氣質”掛鉤。自然而然，若有一點偏離標準就會被社區診斷為“出格者”。小說出現的男女“出格者”數量不多，但對標準的偏離各有各的不同。男性出格者的代表人物是“廚子”、“核彈男孩”和“真送奶工”。“廚子”是女主人公準男友的表面朋友，一個氣質陰柔、只醉心于廚房烹飪的人。在男性氣概籠罩下的天主教社區，正經廚師只“去船上、男子戰俘營，或者其他一些全是男人的地方”，“廚子”這種擁有精致咖啡壺、愛做甜品的人顯然不同尋常。他幫助尋找一個連續喪子、精神失常的母親，把遭受騷擾、驚魂未定的女主人公安全送回家，還成為當地唯一尊重并支持女權主義者的男性。

當地女性往往更加容易面臨“越界”的指控。早在沖突爆發之前，重視家庭的天主教傳統就規定了女性在不同階段需扮演“女兒”、“妻子”和“母親”的角色。這三個角色全都囿于家庭內部，圍繞著婚姻和家人轉，且道德約束的核心在于性道德方面，即圣母瑪利亞式的貞潔女性最合乎標準。此外，在男性氣概的助推下，針對女性的道德還和整個民族的榮譽捆綁在一起，認為“女性的恥辱是家庭的恥辱，是男性的恥辱，是整個民族的恥辱”。諷刺的是，小說中那群高調搞婚外戀的男女一直被當地社區所默許，而女主人公被性騷擾（無肢體接觸）后走哪都被貼上“蕩婦”的標簽，走路看書的個人愛好被迫中止，對社區謠言的自我辯解也被母親和朋友視為說謊。女主人公既是親歷者，又是解說者，一直帶著澎湃的私人情緒和細膩的心理活動與讀者對話，“她是一個反智的社會里會思考的人”。

（作者系同濟大學英語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