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落的審判》:困在愛的“圍城”
拂去愛情的粉飾,正在上映的《墜落的審判》直指人性幽暗面,以一出離奇墜樓案揭露婚姻內部無法言說的殘酷。在法庭構建的論辯場景下,事實開始被言說、被虛構,乃至被曲解。自殺還是謀殺?“活該”還是“不該”?真相懸置下,這出立場曖昧的審判注定沒有標準答案。觀眾以“旁聽者”的身份介入電影,似乎也在被反向質詢。你愿意相信什么,就會看到什么。困在由“愛”鑄就的圍城,“墜落”被披上懸疑的外衣,一石激起千層浪,顯現出極大的剖析價值。
“城里的人逃不出去,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婚姻在錢鍾書筆下不過是一時沖動的自請入甕。等到歷嘗生活辛酸苦辣,家庭的真相才算浮出水面。不愿停留于夫妻分合的表面敘事,電影《墜落的審判》選擇將“后知后覺”的婚姻困境推向極致,以死亡直面生活扭曲,演繹圍城之下的殘酷真相。在影片中,對丈夫身亡真相的探討,正是用家庭的異化和巨變展開對既有婚姻觀念的審視。妻子桑德拉風流任性,相較傳統的女性形象更為強勢獨立。在外有染的她可以在深情說出“我愛你”的同時,做出“背叛”忠貞愛情的選擇。丈夫薩穆埃爾軟弱自輕,寫作理想難以實現,在事業受挫后,他崩潰大吼,將一切不幸歸結于瑣碎婚姻的消磨。“我想要回這些時間,這是你欠我的!”經典抱怨下,嘶吼的男人、冷漠的女人上演了一出反串鬧劇,彰顯兩性身份互換后的交流鴻溝。愛意消磨后,不對等的付出彰顯弊端,曾經不求回報的慷慨淪為婚姻中難以彌補的虧欠。
在這場回溯婚姻本質乃至家庭本質的旅程中,社會意識各有投射,交鋒不斷。而孩子作為通常要保護、回避的對象,也被迫卷入其中,見識名利場上大人們猙獰、不堪的面容。溫柔強大的母親原來有著冷漠的陰暗面,她會責怪、怨恨父親的無能。平日最為親近的父親實則狂躁不安,他竟然發自內心地嫉妒日夜相伴、安睡枕側的身邊人。表面和諧的家庭裸露出不堪一幕,孩童的世界驟然崩塌。不少學者認為,對婚姻本質的探討實際上是對勞動分工、孩童教育等社會基本問題如何合理化、規范化地追問。不同的婚姻觀念,代表了不同的解決方式。《墜落的審判》中對婚姻現實的揭露,正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回望與審視。值得注意的是,電影各版海報上都印有一行大字:“沒有誰的生活經得起這樣的審判。”殘酷的命案對峙,牽扯出主角生命中所有私密不堪的畫面。當生活被警方、法官、律師、旁聽、媒體反復審判,那些既定的觀念還靠得住嗎?這是影片留給我們的反思。
審判一直以來都是文藝圈剖析人性、揭露現實的熱門題材。《殺死一只知更鳥》借由無辜者的被害呼喚公平、正義歸來;《控方證人》以法庭律師激烈的控辯暗藏懸念,檢閱人性;《十二怒漢》緊張的裁決現場至今仍是西方戲劇史上的經典畫面。法庭作為一個觀念交鋒、濃縮立場的“小社會”,是電影文本達成價值共識、提供多義聯想的最佳場景之一。導演兼編劇茹斯汀·特里耶說:“影片就像一個拼圖,有很多缺失的模塊,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片段來投射自己對這對夫婦的看法和理解。”以墜樓案件為切口,影片中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定式思維構想事實,投射偏見。每一次審視,都是社會刻板印象的集中體現。死者生前的心理醫生百般否定丈夫的自殺可能,不過是為了維護職業生涯的清譽;法庭控方咄咄逼人,曲解錄音,實則是為了完成預先設想的有罪推論;被控律師回懟爭辯,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敘事引導審判,是維護當事人利益的基本操守,更隱藏著對女主角難以表露的情思……法庭上,人性在偽裝下悄然顯露,借言語猛烈對撞。
有時候,真相可能是被塑造出來的。自始至終,丈夫死亡的罪魁禍首都不曾被揭露。在真相不可知時,各式解讀激出觀眾潛藏內心的真正立場。看似“一步一個腳印”、客觀縝密的刑事破案,實則是主觀情感上的選擇題。正如行至片尾,兒子丹尼爾的法庭監護人說的那樣,“當我們缺少證據去評判一件事時,我們能做的就是決定。”一個失意男人的墜亡,警方愿將其歸咎于成功妻子的謀害;公眾愿將其看作瘋魔女作家印證寫作的癲狂之舉;孩子則寧愿相信父親是走投無路后主動自縊。現實與虛構混雜,真相與假設難分,不同人對事實的解構呈現戲劇化差異,也讓真相在無休止、無邊界的爭辯中越發模糊。故事的最后,長達一年的煎熬審判終于讓兒子丹尼爾作出了自己情感上的抉擇。天平傾斜,塵埃落定,他選擇為母親辯護,相信親情的力量。當這出公眾鬧劇徹底結束,法庭對峙的話語仿佛還在腦海回蕩。婚姻、家庭、兩性、育嬰……生活的齟齬被抬上桌面,既定觀念展露無遺。拋開固有思維方式去質詢、反問,正是《墜落的審判》為觀眾帶來的獨特觀影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