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學生》，1930年由開明書店創辦后，出版社將其運營至1953年與青年出版社合并為止。作為民國時期維系時間最長，發行量最大的學生雜志，從蔡元培到匡互生，從魯迅到陶希圣，從茅盾到周而復，從馮友蘭到胡繩，各方人士都曾在該刊著文立說，它是后五四時期不同青年啟蒙話語競逐的頂級平臺。基于學界對此刊物的研究缺少統攝性視野，本文通過概括關捩文章要點，歸納核心欄目特色，追蹤雜志宗旨演變，描繪數十年間雜志與青年讀者群體互動的變嬗脈絡，搭建宏觀框架，以推動《中學生》研究的深化。

《中學生》代表作者：蔡元培、匡互生、魯迅、陶希圣、茅盾、周而復、馮友蘭、胡繩

一

自1900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少年中國說》濫觴，經陳獨秀1915年在《青年雜志》創刊號發表《敬告青年》正式宣揚，復由1916年李大釗《青春》一文的再次鼓蕩，“青年”演變為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的元命題。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后，青年書刊不僅是關乎“啟蒙”的利器，更成為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據統計，1925年全國僅有各類中等學校1142所，學生185981人，到1929年已有學校2111所，學生341022人，1930年更激增至學校2992所，學生514609人，讀者數量之龐大可見一斑。[1]概而言之，青年文化的生產——消費——再生產是精英領袖、商業出版社、知識青年三方均角逐爭奪的核心場域。在此背景下，開明書店決議發行一份面向中等教育程度讀者的雜志。

1929年11月20日，《申報》報道了出版社擬推新雜志的舉動：“開明書店向以出版中學生用書聞名于讀書界，所出各書，如《開明英文讀本》、《開明算學教本》及《活頁本文選》等，頗為各中學校所歡迎采用。近聞該店又將于明年一月起，出版一種月刊雜志，名曰《中學生》，專供中學生閱讀。創刊號已在印刷中，可于年內提前出版。其中執筆者，有陶希圣、舒新城、葉圣陶、鄭振鐸、豐子愷、徐調孚、夏丏尊、李宗武、劉薰宇諸氏，而編纂者則為章錫琛、夏丏尊、顧均正、豐子愷四人云。”[2]

1930年1月1日，《中學生》正式發行創刊號。夏丏尊所執筆的《發刊辭》全文如下：

中等教育為高等教育的預備，同時又為初等教育的延長，本身原已夠復雜了。自學制改革以后，中學含義更廣，于是遂愈增加復雜性。

合數十萬年齡懸殊趨向各異的男女青年于含混的“中學生”一名詞之下，而除學校本身以外，未聞有人從旁關心于其近況與前途，一任其彷徨于紛叉的歧路，饑渴于寥廓的荒原，這不可謂非國內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們是有感于此而奮起的。愿借本志對全國數十萬的中學生諸君，有所貢獻。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答疑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

啼聲新試，頭角何如？今當誕生之辰，敢望大家樂于養護，給以祝福！[3]

1931年葉圣陶入職開明書店，從第12期起雜志署名編輯“夏丏尊、葉圣陶、章錫琛、顧均正”，到了1936年第61期起署名“社長 夏丏尊 編輯：葉圣陶 金仲華 徐調孚 賈祖璋”，此情況一直持續到1937年第76期為止。夏丏尊與葉圣陶兩位作為刊物的靈魂人物，主導了此階段《中學生》的風格。

夏丏尊提出“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答疑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的定位。葉圣陶如是談到“編輯《中學生》……共通的觀點用夏丏尊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4]夏丏尊的《受教育與受教材》發表在雜志第4期。基于在浙江一師、春暉中學、立達學園等的豐富任教經歷，他斷言“中等學校教育的課程，只是一種施行教育的材料，從諸君方面說，是借了這些材料去收得發展身心能力的。諸君在中學校里，目的應是受教育，不應是受教材”，他更看重的青年能力的培養，教育的形式問題反而是第二位的。[5]對應于《中學生》雜志，他們寄望青年讀者在閱讀《中學生》后，能“經過一番消化作用，生出新的血肉來”。在編讀之間的關系上，夏葉二人觀念平等，他們相信“我們中間大部分曾經當過老師或是現任老師，就承認自居于老師的地位也不要緊”，但這不是“教訓態度”的老師，是“輔導態度”的老師，因此“我們時常把讀者諸君稱為青年朋友，這個‘朋友’不是一種浮泛的稱謂，卻表示我們真心誠意的把諸君認作朋友。”概而言之，1930—1937年的《中學生》，是以綜合性雜志面貌，亦師亦友的態度，對青年讀者進行全方位的啟蒙。

此時期的《中學生》，每年10期，7、8兩月停刊（1930年停7、12月，1932年停3、8月），一直持續到1937年6月雜志出至第76期。雜志欄目頗多，其中的“特輯”堪稱代表。“特輯”是針對特定議題，由知名人士約稿或普通讀者征文構成的欄目，基本每年兩輯，自1932年起固定在每年1月的新年特大號和6月的暑期特大號，部分特輯名甚至會特別標注在雜志封面以作賣點。特輯文章少則數篇，多則可占據雜志一半版面。徐調孚自詡“本志時設特輯，匯集同類性質的文字在一起，為極有意義之舉”[6]，可見《中學生》編輯對此欄目極為自傲。

“特輯”作為不同代際精英知識分子與青年學子交流與碰撞的媒介，是時代精神癥候的風向標，此階段雜志特輯如下：

上表有如下要點：首先，議題廣泛，包羅萬象，涵蓋了時勢、就業、升學、戰爭、文藝、科學等等，體現了《中學生》的“雜志”定位。其次，文藝類話題占據相對多數，表明作為一種職業可能的“文學”對青年的吸引力之強，而雜志亦切實履行了培養與提攜之責。再次，征文從文化精英逐步向青年學子傾斜，后來甚至出現了數期全由青年來稿組成的特輯，年輕人的活躍參與，佐證了雜志在青年界的影響力。

《中學生》發行適逢其時，目標準確，加之編作者的名人效應，雜志深受認可，創刊號初版兩萬冊在二十天內銷售一空，迅即再版[7]，至年底已有一萬定戶，打破了民國雜志銷行記錄[8]，1934年創刊五周年時，印行更超過五萬份[9]。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批令嘉獎“內容豐富，且適合中學生程度”，將其選入中學生閱讀參考圖書目錄[10]。市場和官方的雙重肯定確認了《中學生》在青年刊物的龍頭地位。

二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悍然炮擊盧溝橋附近的中國守軍，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13日，日軍突襲上海閘北中國守軍，淞滬會戰爆發，不久開明書店梧州路總廠遭遇炮火焚毀，出版社資產損失百分之八十以上，包括正在排印的第77期《中學生》在內的一切出版物被迫中斷。[11]雖然遭遇困境，開明書店仍希望快速恢復《中學生》。據王伯祥日記，“（1937年10月8日——引者注）下午仲華來，雪村與談《中學生》復刊事。大氐約其計畫進行并擔任拉稿等工作。”“（1937年10月21日——引者注）午后仲華來，商《中學生》復刊計畫。”[12]不過因葉圣陶、傅彬然、宋云彬、金仲華等先后離開上海，缺乏人手，雜志只能停刊。

內遷諸人謀職之路恰如葉圣陶的戲言“西行乃交了教書運”[13]：葉氏先后執教重慶巴蜀中學、國立中央戲劇學校、北碚復旦大學，最后落腳樂山武漢大學；豐子愷、傅彬然、賈祖璋等則均曾在廣西桂林師范學校任教。因緣際會他們與年輕人有了更為直接地接觸，戰時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葉圣陶在給上海友人的信中感嘆：“現在希望到底在青年。這回小墨回來，有許多同學來看他，弟與他們談話，覺識力充富，饒有干才，大致均不錯。此非學校教育之成績，乃時代鍛煉之功也。”[14]傅彬然持同樣觀點：“與兩百個青年相處了一個多月，使我知道青年沒有不純潔的，真誠的。工農青年尤其真率可愛，他們只一心想立刻去和隔江的敵人拼命。……青年，即使年齡稍大，即使已經沾染著舊社會的不良習氣，只要領導得當，在集體當中，是很容易把他鍛煉成為一個勇敢前進的新青年的。”[15]

然而，戰時就任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在《告全國學生書》中表態：“教育之任務，為在智德體各方面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巨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場視之，讀書實為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即國家衰亡之危機。”[16]在此思想的主導下，內遷各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未因抗戰的爆發而有任何實質的應對轉變。葉圣陶就對武漢大學提倡學生安心讀書，不問世事的做法深表疑問：

校中風習素稱良好，主者以安心讀書為標榜，今來嘉之學生均曾署決不游心外鶩之志愿書。以故入其校門，空氣恬靜，如不知神州有驚天動地之血戰也者。如此教育，于現狀究否適應，亦疑問也。[17]

1939年初，在蔣介石、孔祥熙、陳立夫等的私人資助下，馬一浮在樂山烏尤寺創辦復性書院，這對《中學生》諸位編輯更是一大直接刺激[18]。因友人介紹，葉圣陶與馬一浮時相過從，對其倡導儒學，培養通儒的構想有所了解。在他與上海諸友的書信中對此多有討論，大家齊表質疑：

調孚兄以為此舉系開倒車，弟均同感。丏翁言其六藝之教為禮、樂、射、御、書、數，而其所教非此六藝也，蓋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最難通者，謂此六藝可以統攝一切學藝，如文學、藝術統攝于詩、樂，自然科學統攝于易，法制、政治統攝于禮。其實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東西皆備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觀念。試問一切學藝被六藝統攝了，于進德修業，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馬先生亦無以對也。[19]

有感于各式青年教育脫節于時代，開明人再生復刊《中學生》念頭。年輕人對《中學生》的稱譽更是復刊的一大動力。葉圣陶明告上海：“（武漢大學學生——引者按）其中閱《中學生》雜志者不少，均于此志之注重語文研究特感興味，且謂獲益頗多，聞暫時未能續刊，皆致惋惜。”[20]他力主如若復刊應選址內地：“《中學生》復刊，自是佳事。但在上海出版，為店之安全計，下筆不免多所顧忌，于是即不配內地人胃口。豈唯內地人，恐怕也不配上海租界中青年之胃口……而且，上海出版了，寄遞遲緩，使內地人三月中看一月出的雜志，亦殊不妥。”[21]

1939年春，云集桂林的開明人正式將復刊《中學生》一事付諸實施。據宋云彬日記：

（1939年3月11日）晚八時，魯彥、錫光偕同章雪山來，談甚快。雪山主張恢復開明之《中學生》，余表示贊成，但無適當編輯人。

（3月13日）又致彬然函，告以《中學生》復刊事。

（3月28日）子愷、彬然先后自兩江來。開明《中學生》決復刊，請彬然任編輯。

（3月31日）錫光或可任《中學生》編輯事，明日當與雪山切實一商。[22]

一直力促此事的豐子愷頗為動情：

（3月27日）下午電兩江傅彬然，請其明晨來桂林，共商《中學生》復刊事。蓋此次若不復興，后恐不再有機會，直須到太平后復刊。昔曾子居師賓之位，尚有人譏其寇至先去，寇退則返。況《中學生》一冊雜志，豈可于患難中逃之杳杳，而亂平后再來做生意哉？

（3月28日）晚章雪山兄宴客于美麗川菜館。彬然被推戴為《中學生》主編。列圣陶為社長，聯棠為發行人。吾亦列名為編輯委員。固辭不得。一年半以來，青年學生以此相詢者甚多，吾每答以“不久終當復刊”，故今日竭力玉成之，使吾對詢者可以踐言耳。[23]

王魯彥、宋云彬、胡愈之、唐錫光、張梓生、傅彬然、賈祖璋、豐子愷等八人組成編輯委員會，其中唐錫光負責雜志具體事務。遠在樂山的葉圣陶欣然領命社長一職，他對《中學生》復刊應持的立場提出了明確要求：

彬然信中言將恢復《中學生》，彼與祖璋主之，而令弟居社長名義。弟答謂他人或有未便，弟居其名自無弗可。今后我們要說真有所見的話，不效一般人搬弄幾個名詞術語，一切都是從嘴唇邊滾下來的。又，我們要特別提倡個人之志概與節操，天下事未可料，今日之讀者或者命里注定要當“遺民”，須有志概與節操，將來乃有生望。此二意皆有感而發，言之有深痛，兄當解之。[24]

1939年5月5日，《中學生戰時半月刊》正式推出，《復刊獻辭》對戰時青年提出期望：

在復刊之始，我們愿意和中學生諸君共相勗勉的——

第一是努力追求文化和智慧。用文化和智慧的光輝，消滅世界上野蠻與瘋狂的侵略者。

第二是民族利益超過一切，犧牲一切個人的利益，時刻準備為救國救民而奮斗。

第三是學習、工作、生活打成一片。生活是為工作，為工作而學習，而且從工作中學習。

最后，請大家謹記，領袖的訓示：

“我們要集中國民的精神，就必使全國國民對自身都確立共同的道德，對于國家民族堅定共同的信仰，而每一份子能夠根據這個共同的道德觀念，共同的建國信仰而努力，而奮斗，而犧牲。這個共同的道德是什么？就是舍小我為大我。我們的共同信念是什么？就是三民主義，根據這個信仰去實現的是什么？就是我們中國政治的最高理想——大同世界。”——錄自蔣議長致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開會詞[25]

為了配合抗戰，雜志增設“講壇”“半月時事分析”“時事特寫”“戰時社會及自然常識”等欄目，宣傳普及各種知識。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雜志編輯意識到在戰爭作為常態的前提下，不能忽視青年讀者的日常教育，“自從恢復月刊以后，隨著篇幅的增加，敘述關于各項基本學習的文章漸有增加，直接談到抗戰的文章似乎比較地減少了。”編輯解釋這樣做的原因“優秀青年的培養實非現時所流行的短期訓練之類的辦法所能濟事，也必須經過一個較為長期的鍛煉才能夠成功。怎樣使青年身體、品性和知能各方面的基礎堅實起來，這是一個很迫切而實際的問題，這問題最近一年來，本志同人，常常在注意著，今后的本志，還是想就這方面來多用一點力量。”[26]可以說，1939—1945年的《中學生》，“救亡”與“啟蒙”的并重是雜志的關鍵詞。

《中學生戰時半月刊》復刊號

《中學生戰時半月刊》受制于戰事環境限制，雜志的發行與出版事宜不斷更迭。1941年10月第49期起，雜志重啟《中學生》刊名，恢復為月刊，年出12期。1944年4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7月，開明書店被迫遷離桂林，雜志自77期起改在重慶出版。雖然困難重重，但雜志復刊號發行六千份，此后印數不斷增加，到了1941年，已有一萬九千份的發行量，[27]可證其在青年群中號召力依舊不減。

抗戰初興，開明人與彼時的中國人一樣，同仇敵愾，并將民族復興的希望系于內遷的國民政府，復刊辭申言“不光是抗戰必勝，而且我們堅信建國必成”，更以蔣介石國民參政會發言作結。抗戰中后期，面對國民政府的吏治腐敗、軍事無能、輿論控制，雜志編輯紛紛走上十字街頭，《中學生》的政治性隨之增強。1945年1月，雜志新年號發表卷頭言文章《今年是民主勝利年》，宣告“只有民主才能獲致勝利，獲致勝利必須以民主來做前提。沒有民主，勝利是永遠無法爭取到手的”，并呼吁“努力民主運動是當前每一個中國青年應盡的迫切任務”[28]。8月，傅彬然代表《中學生》與重慶16家雜志代表共同起草了聯合聲明，宣布自9月1日起雜志不再送檢，拉開了“拒檢運動”的序幕。

1946年《中學生》回滬出版（自1月起戰前和戰時所出期數合并計算），雜志更積極地融入到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之中，重慶“較場口血案”發生后，雜志社刊發《我們的態度》，向全社會宣告“本社同人不敢妄自菲薄，愿意參加全國青年的隊伍，為爭取國家的和平民主與人民的自由而共同努力”[29]。同時，編輯群體還加強了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胡繩對此有回憶：“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恩來同志安排上海的工作，他要我把出版界和雜志分成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三類。……《中學生》和開明書店屬于第三線，應該盡可能存在下去。總理這個安排，我和葉圣老談過，請圣老盡力維持開明書店，維持《中學生》。”[30]“第三線”雜志成為此際《中學生》的形象表述。

與1937—1949年的歷史互為表里，《中學生》“特輯”如下：

雖然囿于外部環境，此十年“特輯”的刊出不穩定，但依舊有著明顯的時代印痕。抗戰時期，欄目密切聯系戰爭征文。1945年以后，對中外名人的悼念議題頻出，編輯顯然是以此為突破口開展飽含政治意涵的討論。上海解放前后，雜志則率先推出“迎接新時代”特輯。

1949年初，葉圣陶離滬北上，時在復旦大學任教的張明養接任主編。[31]上海解放后的8月，第214期《中學生》的“編輯室”宣告“本刊從十月號起，將有重大的變革”，[32]預示雜志即將步入新的階段。

三

1948年底中國共產黨行將取得全國性勝利之時，以葉圣陶、傅彬然、宋云彬為代表的大批出版文化人受邀齊聚北平參與建國大業。在他們到達后，中共文化界的領導人考慮到南方尚未解放，希望他們出面創辦一種類似《中學生》的雜志，結合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開展青年教育。

據葉圣陶所記：“（1949年4月11日）昨日與柳湜、胡繩、彬然談辦一種類似《中學生》之雜志，以應目前青年界之需。此事他們三位甚感興趣，而芷芬亦然，以為可由開明出資。此在開明，一方面可登載廣告，一方面亦盡服務社會之義。談及主編之人選，共謂各人有事，兼顧必致兩失，須有較閑之人專主之。因思及超構，今晨與超構談起，承渠應允。今時人事變動至多，不能作長久之計，但請渠暫主二三個月，亦是佳事。出版之期定于五月四日。今年為‘五四’三十周年，又當華北解放之際，自不宜放過此大有意義之日子。然為時已催，寫作編排，均須用突擊方式出之，乃可有濟。論余之體力與精神，實不堪任，然大家有興，亦唯有努力促其成耳。”[33]

宋云彬對此的記錄可做補充：“（1949年4月13日）前數日，柳湜、胡繩慫恿余等編一青年雜志，經連日商談，已得結果，決由開明書店印行，并組一編委會，請趙超構負總責。今晚由開明書店出面邀請，在□□飯莊宴飲，到袁翰青等約二十人。席間經商定，定名為《進步青年》，由葉圣陶、傅彬然、胡愈之、金仲華、袁翰青、周建人、孫起孟、趙超構、茅盾及余共十人，組編委會，五月四日出創刊號。”[34]

《進步青年》創刊號

1949年5月4日，《進步青年》在北平正式發刊，發刊辭摘要如下：

在“五四”三十周年紀念的日子，在解放了才不過三個月的北平，我們創刊這個雜志——《進步青年》。我們非常之興奮，愿意盡我們的力量把它辦好，對于青年們有一點兒切實的幫助。

我們一班朋友對于教育都有些兒興趣，有些兒信念。我們以為教育為政治服務是必然的，世間決沒有跟政治不相干的教育，教育獨立只是一種虛無縹緲的想頭。教育有糟糕的，有進步的，正同政治一樣。……所以，政治跟教育并家，一切政治化為最廣意義的教育，那成功是無限偉大的。目前咱們已經看見了成功的實跡，將來的成功還要盡量擴大。

教育的方式不只是一個。一個方式是分成施教的跟受教的兩邊兒，施教的拿出來，受教的收進去。另外一個方式是不分施教的跟受教的，大家打成一伙兒，共同商量，共同學習，共同實踐，共同檢討，結果是彼此互相教育……我們辦這個雜志，愿意采取后一個方式。……

以上說的是我們的理解跟態度。以下說一點關于創刊的日子“五四”的話。

“五四”運動是我國現代史上青年運動開始的標幟。……

若問誰是這一道主流中的主力，那必得推中國共產黨。……“五四”當時所號召的科學、民主、反帝、反封建，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跟努力，經廣大人民的擁護跟奮斗，才徹底化為有血有肉的現實；這樣說法是最為確切公平的。……進步，不斷地進步，咱們應該以此自勉，也以此自傲。我們愿意把“進步”這個詞兒標在雜志的名兒里頭，作為跟青年挽著胳膊，齊步邁進，爭取不斷的進步的要約跟憑證。[35]

發刊辭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全新的政治認同與自我定位：首先，對教育與政治關系的理解有了根本轉變。葉圣陶在編輯《中學生》時曾堅持“教育與政治固然無法絕緣，可是兩者的著重點究竟不同。”[36]但在《進步青年》中，明確提出“我們以為教育為政治服務是必然的，世間決沒有跟政治不相干的教育，教育獨立只是一種虛無縹緲的想頭”。其次，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論述為編輯們所信服，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得到清晰表述。中國共產黨毫無疑問是“主流中的主力”，“這樣說法是最為確切最為公平的。”最后，編輯不再遵從由晚清開啟，新文化運動強化的根植于進化論時間觀的“新”“舊”二元劃分，轉為認同基于革命視野的“進步/落后”意義體系，并否定了主持《中學生》時的啟蒙精英意識及導師心態，轉而提出需要“跟青年挽著胳膊，齊步邁進，爭取不斷進步”。與之相應，《進步青年》自然不再以學習與文藝為主，而是著重于推動青年政治教育與思想改造。必須提及的是，葉圣陶撰寫的發刊辭初稿完成后，經胡繩仔細審閱并“指出一重要之不周密處”[37]，可見新政權方面代表對刊物態度極為審慎。

葉圣陶對刊物前景非常樂觀，“《進步青年》已印成，大家觀玩，甚覺有味。多打紙型一副，將托便帶至南京，俟上海解放，即在上海重版，想可風行一時。”[38]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出版社醞釀大動作，9月第215期《中學生》卷頭言《〈進步青年〉與〈中學生〉合并》赫然醒目：

合并之后的雜志用什么名稱呢？我們決定用《進步青年》。在《進步青年》創刊號的發刊詞里，我們說過這樣的意思：我國近三十年的進步那么快，目前已經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進步到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我們愿意青年們與時代呼吸相通，爭取進步，所以取《進步青年》作雜志的名稱。現在仍然用這個名稱，意思也照樣。[39]

出版社經營《中學生》多年，如今毫無留戀地舍棄，選擇《進步青年》作新刊名，說明了開明人思變之心的堅決。對雜志的變化，年輕一代非常認可，讀者盧弓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和期待：“我想這一改變絕不是隨隨便便，而是有其巨大意義的。這里面表示了一個躍進，一個變革。在《進步青年》的新名稱下，《中學生》一定會把立場站得更堅定，與現實結合得更緊密，把馬列主義的精神貫徹到雜志的每一頁里去，指導青年的思想改造和學習改造。”[40]

從《中學生》到《進步青年》的更名反映在編輯方針“綜合各方面意見，《進步青年》的讀者對象應為高中學生，大學生和各界青年中想求進步的廣大青年群；因而也就決定了我們的編輯方針應為幫助這廣大青年群加強學習，認識時代，爭取進步。”[41]整體而言，易名后的雜志青睞老解放區作家及年輕一代就思想政治問題的來稿；同時，配合“一邊倒”的政策，俄語學習與蘇聯介紹成為常設欄目；而因“新解放區作家鑒于自身思想上的缺點，不敢輕易寫作”，[42]以“特輯”為代表的老欄目無形中止。開明書店對《進步青年》寄予厚望，在編定出版計劃中表示自1950年起要將每期7萬字的刊物擴充至11萬字，爭取三年內出版三十六期四百萬字。[43]

此時青年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尚未實現從戰爭動員向思想指導的轉換，《進步青年》在過渡期適時扮演了全國青年引導刊物的角色。[44]據讀者來信，“（解放后）各地的青年普遍地掀起了學習的熱潮，政治學習的空氣尤其濃厚，參考書在每個同學的手中傳閱著，新的書刊更是充塞在每個角落里，其中最普遍的就是《進步青年》”，甚至讀者還呼吁“希望每一個《進步青年》的讀者，都能自己檢討一下：自己是否對《進步青年》負責？”[45]上級領導部門對雜志同樣高度認可，特別提到“由《中學生》改名的《進步青年》比較充實一點，為一般進步的青年學生所喜愛。”[46]從銷量上亦可佐證，《中國青年》在上海銷量僅有2000份，《進步青年》的發行量高達1萬份，葉圣陶“風行一時”的預測得到了應驗。[47]

1950年2月，開明書店申請公私合營，4月出版總署批復同意開展“公私合作”，并指示出版社北遷。開明書店到達北京后，與團中央直屬的青年出版社有了接觸，兩社決定開展分工，其中就涉及到開明書店《進步青年》與青年出版社《中國青年》的分工。經協商，大學生讀者及政治內容由《中國青年》負責，《進步青年》剝離相關欄目，改為高中程度讀者服務，內容集中于課程學習。[48]出版社展望以后的《進步青年》：

《進步青年》從一九五一年起將以配合中學課程輔助中學青年文化學習為中心任務。環繞這個任務，刊載的內容將有相當大的變動。它將以更樸實的姿態與讀者相見，可能不如以前活潑生動，但主觀上希望能對中學同學有一些更大的幫助。

一九五一年起，《進步青年》將分為下面各欄：卷頭語，文化學習資料，青年修養，問題解答，青年文藝，青年生活，時事特寫，時事述評，俄文之頁。各欄之中，文化學習資料占最大比重，它將包括語文、史地、數、理、化、生物、藝術和體育。[49]

在發行一年之后，出版社又將《進步青年》與旗下以兒童為對象的《開明少年》合并，并恢復使用《中學生》的名稱，并再次下調服務對象為幫助初中學生進行文化學習，由青年出版社和開明書店聯合組織委員會編輯。[50]據葉至善回憶，改版后的雜志深受歡迎，印行10萬冊，大大超過1930年代的記錄。[51]1953年4月15日，開明書店被青年出版社吸納組建為中國青年出版社，開明書店與《中學生》之間的關系劃上休止符，雜志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接手，1956年6月再交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負責至今。

《進步青年》與《中學生》合并

結語

開明書店《中學生》，維系時間長達23年，歷經1930—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治下的創刊發展期，1939—1949年戰爭主基調的復刊期，1949—1953年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合刊期，以夏丏尊、葉圣陶、張明養等為代表的編輯，敏銳感知時代脈動，雜志主旨經歷了從新文學到抗戰建國、再到民主運動，直至階級話語的遞變，因能共情于不同時段年輕學子的“常”與“變”，雜志深獲認可。同時，正如讀者的回憶“那個時候，不但我們正是中學生，而且我們由《中學生》雜志的介紹，而認識，而團聚”[52]，雜志更作為一種特殊的組織方式，參與到后五四時期青年群體的歷史化進程之中。但，1949年后，青年讀者的迅速成長與出版物的政治屬性決定了《中學生》的暢銷只能是昨日黃花，急變的內外環境決定了雜志的未來。

一方面，“《中學生》漸漸使我感到不夠勁兒了”“《中學生》慢慢地不能滿足她的讀者了”[53]的批評，說明編輯舊有知識結構已經不能再滿足閱讀趣味激變后的年輕讀者需求，雜志已然落后于時代。另一方面，出版物的政治面相業成為新政權的核心考量，恰如1951年胡喬木在第一屆全國出版行政會議中所提“出版物是思想方面的東西，雖也是商品，但是是政治的商品，黨對這方面應當負最大的責任”[54]，加之社會主義新人培養與新型國家建構的高度融合，更決定引領青年思想的使命必須由黨的刊物承擔，才能形成正確導向，民營性質的雜志自然無法再繼續維系原有角色。最終，《中學生》從對象到內容降級，褪去“雜志”色彩，轉型為純學輔刊物，離開青年思想前臺，而《中國青年》順利接棒，承擔起指導青年的使命，雜志揚棄“進步青年”，代之以“社會主義新人”的全新命題，成為了當代中國青年思想的風向標。

注釋：

[1] 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1428頁。

[2]《開明書店創刊〈中學生〉雜志》，《申報》，1929年11月20日。

[3] 《發刊辭》，《中學生》第1期，1930年1月1日。

[4] 葉圣陶：《我們的宗旨與態度》，《中學生》，1948年6月1日第200期。

[5] 夏丏尊：《受教育與受教材》，《中學生》，1930年4月1日第4期。

[6] 徐調孚：《〈中學生〉點滴》，《中學生》，1946年1月第171期。

[7] 《開明書店〈中學生〉創刊號再版出書》，《申報》，1930年1月25日。

[8] 《一萬份銷路》，《讀書月刊》，1930年12月1日第1卷第2期。

[9] 《〈中學生〉雜志社啟事》，《申報》，1934年2月27日。

[10] 《教部嘉獎〈中學生〉雜志》，《申報》，1934年2月21日。

[11] 《開明書店報告》，1950年11月，第2頁。

[12] 王伯祥：《王伯祥日記》（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310頁，第2317頁。

[13] 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4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9頁。

[14] 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4卷），第156頁。

[15] 傅彬然：《智識份子要檢討自己》，《國民公論（漢口）》，1939年7月16日第2卷第2期。

[16] 陳立夫：《告全國學生書》，《黨國先進抗戰言論集》，漢口：獨立出版社，1938年，第56頁。

[17] 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4卷），第176頁。

[18] 參見龔曉：《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始末》，《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19] 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4卷），第203頁。

[20] 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4卷），第188頁。

[21] 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4卷），第163頁。

[22] 宋云彬：《宋云彬日記》（上），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6—31頁。

[23] 豐子愷：《豐子愷文集》（第7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19—120頁。

[24] 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4卷），第198頁。

[25]《復刊獻辭》，《中學生戰時半月刊》，1939年5月5日復刊號。

[26] 《本志復刊四周年》，《中學生》，1943年6月第64期。

[27] 傅彬然：《從復刊到復員》，《中學生》，1948年6月1 日第200期。

[28] 《今年是民主勝利年》，《中學生》，1945年1月1日第83期。

[29] 《中學生》雜志社：《我們的態度》，上海雜志聯誼會：《為陪都血案爭取人權聯合增刊》，1946年3月15日。

[30] 胡繩：《我和〈中學生〉》，《讀書》1985年第11期。

[31] 張明養：《我和〈中學生〉》，《〈中學生〉雜志六十年》，北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90年，第29—30頁。

[32] 《編輯室》，《中學生》1949年第214期。

[33] 葉圣陶1949年4月11日未刊日記。本文所征引未刊日記由卓玥女士提供，特致謝意。

[34] 宋云彬：《宋云彬日記》（上），第163頁。

[35] 《發刊辭》，北平：《進步青年》1949年第1期。

[36] 本志同人：《談談本志的旨趣》，《中學生》第190期，1947年8月1日。

[37] 葉圣陶1949年4月15日未刊日記。

[38] 葉圣陶1949年5月3日未刊日記。

[39]《〈進步青年〉與〈中學生〉合并》，《中學生》1949年第215期。

[40] 盧弓：《從〈中學生〉到〈進步青年》，《進步青年》1949年第218期。

[41] 《編輯室》，《進步青年》1949年第216期。

[42] 《開明書店報告》，第16頁。

[43] 《開明書店一九五〇——五二年編輯出版計劃》，上海檔案館藏，B1—1—1887。

[44] 參見拙文《建國初青年教育的呈現與展開：圍繞〈進步青年〉的討論》，《澳門理工學報》2024年第1期。

[45] 王振華：《清算我的閱讀態度》，《進步青年》1950年第225期。

[46] 《解放以后的上海雜志情形》，《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第41頁。

[47] 《解放以后的上海雜志情形》，《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第51頁。

[48] 顧均正：《生產部報告》，《開明通訊》1950年第5期。

[49] 胡叔循：《一九五一年的〈進步青年〉》，《開明通訊》1950年第 5期。

[50] 《文化簡訊》，《人民日報》1952年3月3日。

[51] 葉至善：《我編〈中學生〉的那些年》，《〈中學生〉雜志六十年》，第23頁。

[52] 子岡：《懷念振黃》，《中學生》第84期，1945年2月。

[53] 盧弓：《從〈中學生〉到〈進步青年〉》，《進步青年》1949年第218期。

[54] 胡喬木：《改進出版工作的幾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1年），第258頁。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