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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輯入作者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的日記書信，原始文件均由陳西瀅的女兒陳小瀅提供，學者傅光明編注。這些日記書信涉及二戰后期民國外交史和文化交流活動，以及陳西瀅個人在中英關系中所起的作用。筆者特別注意到其中記載的葉君健、王禮錫等人在歐洲宣傳中國抗戰事業的情形，以及關于蕭乾、熊式一等人對外介紹中國文藝的闡述。個人認為，陳西瀅這一時期的日記書信尚有進一步挖掘的價值。

一

《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以下簡稱《選集》）詳細記錄了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葉君健在英國宣講中國抗戰過程，彌足珍貴。有關葉君健在英國的行程安排、演講內容等研究資料一向比較缺乏，《葉君健全集》關于這一時期的回憶文章亦頗為簡略，《選集》正好彌補了這一缺失。二戰時期，蕭乾也在英國，可是他在《歐戰雜憶》中提到自己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幾本日記都毀于大火。蕭乾寫作《我是一個不帶地圖的旅人》時年事已高，敘述當日的情形已不能詳盡。顧維鈞擔任駐英大使時的日記主要記錄政府層面的外交大事，鮮少涉及文化人在英倫的活動細節。筆者在復旦大學圖書館特藏室看到顧維鈞日記，閱讀顧維鈞關于這一時期回憶錄，對照陳西瀅這部《選集》，明顯感覺：陳西瀅因置身歐洲戰場的在場性，日記與書信的真實記錄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也使得這部《選集》成為研究葉君健、蕭乾等人在英國時期生活與工作的第一手史料。

葉君健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到倫敦，當晚蕭乾在香港樓宴請。從《選集》所載內容可以看到，葉君健到英國頭兩周，有十天出現在陳西瀅日記中，分別是十月九日、十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至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當時任職于倫敦中英文化協會的陳西瀅帶葉君健到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燕卜蓀，與公司宣傳部門人員接洽，安排英國宣傳行程。又為中英文化合作（包括交換教授、學生，葉君健正是利用這個機會留在劍橋學習）與英國文化教育協會（English Council）進行交涉，接納中國留學生，爭取獎學金，等等。英國作家邁克爾·斯卡梅爾的《布隆斯伯里中的一個中國人》曾提到，由于大家的協助，葉君健得到劍橋國王學院的公費名額。陳西瀅便是協助者之一。

陳西瀅多次請葉君健在倫敦香港樓、上海樓吃飯；陳小瀅在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將陳西瀅日記書信捐贈給復旦大學圖書館的研討會上提到，當時陳西瀅在倫敦的寓所沒有廚房，二戰期間英國食物憑票供應，而香港樓等餐廳無須票證，就餐較為方便。戰時生活艱難，陳西瀅在十月十日日記提及囑咐葉君健將一部分薪資寄回去養家，這在葉君健妻子苑茵的書中有著諸多若合符節，《移居重慶》與《丈夫的海外來信》記載葉君健通過王云槐把英國部分薪資轉交給苑茵。這些可以互證陳西瀅日記的真實性。

據筆者初步統計，從一九四四年十月開始，葉君健有六十二天出現在陳西瀅日記中，日記提到葉君健名字共計八十七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記第一次記錄葉君健在英國演講兩個多星期的情況：“演講四十多次，每次至少二次，有時三次，聽眾少亦二三百人，多的千人以上。每次演講及討論至少二小時。許多人心目中的中國人仍是有辮子，抽大煙。看了他以為決不是中國人?！睆闹锌梢钥吹接藢χ袊椭袊箲鹑狈α私猓瑢τ谥袊挠∠笸Ａ粲谶^去，對中國的了解存在滯后性，但又對中國充滿興趣，因而葉君健在英國宣講中國抗戰，有著現實必要性。

《選集》記敘葉君健在英國宣講的內容與過程。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日記寫到葉君健講“今日中國”，中國抗戰時的人民生活。一月二十二日日記寫道：“六時余君健出去演講，到晚上九時。完畢后自己到香港樓去吃飯。英國人請演講，大都不請吃飯，時間很不方便?！比沼浂啻斡涗浫~君健在晚上十時、十一時之后回到陳西瀅寓所。由此可知葉君健為宣講中國抗戰付出的辛苦努力以及講述中國變化的重要性。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陳西瀅給女兒的信中七次提到葉君健，信中講到，葉君健去演講，開車接他去會場的司機包括英國不同階層的民眾，有工程師、貴族夫人、律師等；戰時民眾自愿將私家車給政府征用，政府提供一定數量的汽油。值得注意的是，葉君健在回憶錄《歐陸回望》中再現了這一細節。這一方面佐證了《選集》的真實性、在場性，另一方面闡釋從廟堂到民間，英國人民自下而上的團結，如何撇開紛繁冗雜的意識形態與黨派糾葛，同仇敵愾地支持反法西斯戰爭。

葉君健在武漢三廳時從事口譯、筆譯、廣播等工作，受到陽翰笙（時任第三廳主任秘書）高度肯定（見《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2期）；在香港主編的抗戰英文刊物《中國作家》得到老舍深情贊許（見《八方風雨》）；葉君健在英國宣講讓倫敦市長尤為不忘，倫敦市長稱贊他“沒有到過英國，而英國話說得那樣好”，這些被記錄在《選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記中。以上構成抗戰時期葉君健從事對外宣傳工作的整體評價，也建構了一個知識分子運用專業知識在自己的崗位上宣傳中國抗戰的完整敘事鏈?！哆x集》的出版，讓筆者發現可以將葉君健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所做的宣傳抗戰建構成完整的敘事系列，這些對于葉君健、蕭乾的研究乃至抗戰文學譯介研究都是有幫助的。

葉君健在《我的外語生涯》中指出：到學校、兵營、工廠、群眾中作報告，夜宿路邊旅舍或英國人士家里；《選集》也提到最初在倫敦找不到住處，陳西瀅的倫敦寓所便成了葉君健在倫敦的常駐地，直到入學劍橋。這就不得不追溯葉君健與陳西瀅在武漢大學時的師生情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葉君健寫下的回憶文章《我的讀書生活》毫不掩飾地贊揚陳西瀅在教學上的摳字眼讀書法，讓他閱讀英美文學時終身受益，并推導陳西瀅的讀書方法來自牛津或劍橋導師的訓練；在《陳西瀅與凌叔華》中講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是武漢大學外國文學系的學生，上過陳西瀅的“歐洲小說”課，九十年代幫陳小瀅操持師母凌叔華的葬禮。閱讀《選集》中對英國時期陳西瀅、葉君健師生交往的書寫，這些文章所傳達出的共情，劃破半個世紀的歷史長空產生悠遠余響。

還值得注意的是，《選集》中也留下了王禮錫的身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陳西瀅日記借蔣彝的話提到王禮錫到處演講。一九三三年王禮錫在英國成立“中國人民之友社”，旨在“傳播關于中國的正確觀念，促進國外對中國文明了解，援助中國的自由斗爭……”（引自潘頌德的《王禮錫研究資料》）一九三六年王禮錫在布魯塞爾組織成立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并發起募捐，后出席布魯塞爾世界和平大會。一九三八年，為援助中國抗日，王禮錫在倫敦召集第一次國際反侵略特別大會并作報告，各地的中國代表包括李石曾、吳玉章、王禮錫、林咸讓、熊式一等。受委托王禮錫在英倫三島演說四百余次，撰寫的《在國際援華陣線上》包含多篇文章，包括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對國際宣傳國民外交的意見、歐洲人怎樣認識中國，以及呼吁西歐各界支援中國人民抗戰等。王禮錫較早提出：多派代表赴國外宣傳，告知世界中國團結的真相。即便在二戰后期，陳西瀅日記多次提到英國對中國存有誤解，從王禮錫、葉君健的演講可知中國知識分子在海外從事對外宣傳工作的復雜性、艱難性、繼續性與積累性。《選集》采用大時代里小敘事的方式記錄了那些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先行者，綿密細致的話語敘述呈現出波瀾壯闊歷史的圖景，不失為跨越歷史時空產生的遙遠絕響。

二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陳西瀅日記提到葉君健為《駱駝祥子》的英譯本寫序。這是目前葉君健研究資料和《葉君健全集》都未曾提及的。因而有必要探討陳西瀅日記反復書寫的另一個重要議題：中國翻譯家翻譯的傳統經典名著與反映戰時中國的現代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翻譯中國文藝與宣講中國抗戰構成傳播中國文化的兩條路徑。

《選集》中多次記錄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Waley）、阿克頓（Acton）、斯蒂芬·斯彭德（Spender）、斯坦利·昂溫（Stanley Unwin）等人對中國經典名著英譯本的不滿，韋利批判王際真翻譯的《紅樓夢》，幾乎沒法再譯……熊式一的《西廂記》極壞……也不愛蔣彝的畫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日記寫道，阿克頓建議多介紹中國的東西，但不贊成中國人自己翻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記下約翰·萊曼的話，“中國戲劇千萬不可由中國人自譯。務必要英人來譯”。

《選集》多次提到英國讀者希望看到闡釋現實中國的作品，透露了中國文藝英譯本在海外傳播與接受的若干事況。推介華夏傳統文化和宣傳戰時中國，是當時身居海外的知識分子闡釋中國圖景的兩種方式。因為遠離中國戰場與“不在場”，前者成為蔣彝、熊式一、王際真等人用英文創作和翻譯古典名著作為書寫中國的話語實踐，后者構成葉君健、蕭乾等人在英國宣講中國抗戰與翻譯現代文學作品的寫作實踐。中國文化發展并非割裂，二者闡釋與海外傳播亦是并行不悖。

由于中西文化語境差異太大，對于中文作品的外譯是否應選擇譯入語為母語的譯者，歷來有爭議。《選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記記錄：蕭乾提到王云五考慮也許將來中國加入世界版權同盟，但保留翻譯之權。這些在王云五《訪英日記》中有著同樣的記載，王云五赴英時的闡述切中肯綮。英國讀者對中國譯者將中國作品譯成英文的接受度不高，或有文化地緣排他性因素，而且中文與英文之間不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不是歐洲各國文字間的那種差異。但縱然英國作者翻譯的中文作品，如阿瑟·韋利翻譯的白居易詩歌，同樣也存在諸多不足，并且他認為賽珍珠翻譯的《西游記》英譯本存在諸多錯誤。再如，英國作家奧登、衣修伍德的《戰地行紀》，阿特麗的《揚子前線》。因為缺乏文化共通性，奧登不自覺將西班牙戰場的體驗移植到中國戰場，難免產生許多偏差。同樣，文化的異質性也使得阿特麗無法領悟中國士兵所表現的舍生忘死、天下為公的精神。文化的差異性，不可避免影響文藝作品的傳播與閱讀，這就造成了雖然中國文學作品譯本在英國出版，但英國讀者依然缺乏對中國了解的現實情況。因而，葉君健來英國宣講中國抗戰，也是基于戰時文化的現實需求。陳西瀅日記記錄當時有人就認為，學術交流作用不大，不如請人來英國演講。

《選集》提到，英國作家斯坦利·昂溫稱贊林語堂、熊式一、蔣彝等人的英文水平和崔驥翻譯謝冰瑩的《女兵自傳》，認為一些中國作品即使英國人翻譯也未必能做好。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日記記錄：阿克頓贊揚梁宗岱法譯的陶淵明詩歌，孫大雨譯的孫過庭書譜，溫源寧的小文，葉公超譯的卞之琳小說。中國作品譯本在西方世界得到認可與傳播，首先與中國譯者的中英文水平密切相關。溫源寧、葉公超等早年留學劍橋，不僅中英文造詣達到一流水平，亦熟稔英國文化。陳西瀅日記多次提到牛津大學邀請陳寅恪到英國翻譯《唐書》，亦是對中國作家翻譯中國文藝的肯定與佐證。

當然，能否符合海外讀者的審美范式，也是一個問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熊式一用中國題材創作英文劇本，吸收毛姆戲劇的敘事范式，將《紅鬃烈馬》編譯成話劇《王寶川》在倫敦上演，大獲成功。陳西瀅日記多次記錄聽毛姆戲劇場景，熊式一的改編顯然在中國元素基礎上加入英國讀者的文學審美，這或許也是傳統名著走向世界的方式之一。然而，莎士比亞在英國乃至世界的崇高地位，使得中國戲劇英譯本在英國受到諸多審視與對比在所難免。再次，中國文藝的海外接受與傳播同中國翻譯家是否融入英國主流文化圈相關。

陳西瀅日記里多次提到蕭乾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四部英文著作，一是《中國并非華夏》（China but not Cathay），文本以新聞題材為主，真實反映二戰期間中國戰場的實況；二是《苦難時代的蝕刻》（Etchings of a Tormented Age），書寫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中國經歷的各種苦難，這本書得到喬治·奧威爾的贊許；三是翻譯自己創作的《吐絲者》（Spinner of Silk），這部譯作收錄了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創作的十篇小說和兩篇散文（主要書寫二三十年代中國百姓的生活），翌年《吐絲者》又再版，讓蕭乾聲名鵲起；四是《千弦琴》（A Harp with thousand Strings），這部著作從多個角度闡釋戰時中國與中國文化。

陳西瀅日記記錄了蕭乾與英國文化界人士的多次交往，《選集》對蕭乾貫穿始終的記錄，是研究蕭乾的珍貴史料。蕭乾作品在英國熱銷與自身參與的文化交往是分不開的。最后還有，《選集》一再書寫英國希望出版一些反映戰時中國的作品或請中國作家來宣講，因而筆者選取葉君健、蕭乾作為主要的個案闡釋；蕭乾試圖通過宣講和文學譯作增進西方對中國抗戰和中國人民的了解，這些符合英國讀者的閱讀旨歸。從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抗戰書寫，到蕭乾、葉君健赴英講述中國人民的抗戰與翻譯作品，在“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文化實踐中，蕭乾、葉君健這些人在英國成功地建構了戰時“文章出國”的景觀。

戰爭年代，在異域環境中翻譯和介紹中國文學作品，無疑是一種寶貴的實踐，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向海外傳輸中國聲音的努力值得后人銘記?！哆x集》讓讀者看到文學翻譯與英文寫作從西方作家眼中的中國到中國知識分子筆下中國敘事的轉換，從西方視角下的中國到我們本土化敘事的置換。《選集》聚焦當時一直爭論的命題：如何向西方講演和詮釋你我眼前的中國，書寫十四年抗戰中的風云流轉。在英國的經歷建構了葉君健、蕭乾抗戰話語中新的敘述實踐，構成葉君健、蕭乾早年的人生鏡像，這些作家講述中國故事的能力在多次翻譯和演講實踐中顯得游刃有余，這也是《選集》呈現的重要價值。

三

從抗戰開始，中國作家、翻譯家從未停止對外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戰與翻譯中國文藝。蕭乾、胡政之主編的《大公報》，溫源寧、葉秋原等主編的《天下》月刊，葉君健、王禮錫、戴望舒、愛潑斯坦、D.艾倫等編輯的《中國作家》（Chinese writers）在香港發行，并向海外銷售，一方面這些刊物設有“外國人看中國抗戰”的外國作品書評欄目；另一方面，開啟了知識分子向海外闡釋戰時中國的文學實踐之旅。一九三九年九月，蕭乾作為《大公報》特派記者前往英國，成為第一個中國駐歐洲戰場的戰地記者；一九四三年，王世杰、王云五、溫源寧、胡政之等人組團訪問英國，葉秋原、D.艾倫、愛潑斯坦、葉君健等人先后奔赴歐洲，這些事跡都被陳西瀅記入日記，真實再現二戰期間中國知識分子在英國的話語實踐。如果說，在抗戰相持階段，這些流亡作家聚集在香港學士臺編輯刊物、翻譯文學作品為中國抗戰搖旗吶喊，那么陳西瀅日記讓讀者看到這些作家、翻譯家在抗戰后期奔赴英國，多次在倫敦香港樓、上海樓等地聚會，商議抗戰宣傳與文學翻譯命題，為抗戰勝利奔走呼號。

文學實踐與生活現實息息相關。之前在香港時期，這些作家、翻譯家礙于英國政府對中日戰爭處于中立狀態隔岸觀火，他們的抗戰書寫不免受到諸多掣肘，編輯刊物亦左支右絀；而香港淪陷后，英國置身歐洲戰場，倫敦就成了他們傳播中國抗戰精神的重要窗口，他們的文學創作和翻譯也成為鼓舞世界反抗法西斯戰爭的一個事項。陳西瀅的日記書信真實再現了這些場景，是研究中國文藝在海外傳播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