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宗仁發

和宗仁發見面不多，即使見了話也不多。他濃密的頭發總是中分，鬢角的頭發遮住大半個耳朵，似乎不是很修邊幅。但接觸下來，會發現他對文字的敏感、準確的判斷以及對文學長久的熱愛和關注，對作家的發現和扶持，早已使他贏得文壇普遍的尊重。

宗仁發在文壇上最被廣泛認知的身份是知名編輯。上世紀80年代，他所供職的《作家》雜志就被視為先鋒文學的重鎮、“尋根文學”討論的源頭，參與推動了“第三代詩歌”的發展；當然，他還是一名優秀的將才，文學刊物普遍遭遇困境的時候，宗仁發設法不但讓刊物生存，且發展為中國文壇的一流陣容，據說連大江健三郎都對《作家》贊賞有加。

近期宗仁發的散文集《雪的安慰》（花山文藝出版社）和詩集《大地上的紋理》（時代文藝出版社）等作品，讓我們看到了他鮮為人知的另一面。他不僅是詩歌發展的重要推手，也在親歷親為，以他真誠和樸實的人生態度、敏銳的觀察和理性思考，在那些略顯邊緣的地域或易被忽略的歷史空隙間挖掘到隱秘的寶藏。

《雪的安慰》，宗仁發 著，花山文藝出版社2023年11月，定價：50.00元

中華讀書報：《雪的安慰》為“詩人散文”叢書第四季之一種。您認為詩人的散文隨筆有何特點？這部作品對您來說有何意義？

宗仁發：散文貌似平常，什么人都能寫，我覺得這種文體實際上是特別考驗作者的，虛招假式一出手就會露怯。散文家作為只以寫散文為業的稱謂值得商榷，很多小說家、詩人、批評家都寫一手好文章。或許詩人們喜歡奇思妙想，不怎么按常理出牌，這也使詩人的散文讀起來會有些“另類”。這次《雪的安慰》有幸忝列“詩人散文”叢書之中，對我而言有點“豁出去”的意思，想借此“擂臺”倒逼一下自己的能力，挑戰挑戰自己。書中大部分文章，我自己重讀的時候，還算能給自己打個及格分。書出來后，很希望能得到“高人”的點撥，讓我再有點進步。

中華讀書報：您從1979年就開始寫詩，那時候的詩歌是什么風格？發表在哪里？早期的文學創作是受誰的影響？

宗仁發：那時主要是受艾青和朦朧詩的影響，也有一些古典詩歌的影響，早期的詩發表在《中國》《中國作家》《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北京文學》《草原》等刊物上。

中華讀書報：最初是自由投稿嗎？有沒有文學的引路人？

宗仁發：是自由投稿，詩歌處女作是1979年發表在四平地區文聯主辦的公開發行期刊《東遼河》上，這一年我也在一個偶然機遇里開始了與張同吾老師的通信，后來相識并成為忘年交，可以說他是我文學的引路人，對我的幫助非常多。我的第一本詩集《追蹤夸父》的序言就是張同吾老師寫的。

中華讀書報：可否談談詩集《大地上的紋理》，好像您的詩集并不多？

宗仁發：這本詩集由一少部分舊作和大部分新作組成，是我的第二本詩集。2020年長春市建造了一座現代詩公園，聘我和張洪波、任白為駐園詩人，這部詩集是為現代詩公園開園典禮準備的作品之一。從第一部詩集出版之后，有十幾年的時間，我已中斷了詩歌寫作，《大地上的紋理》的出版，等于是又激活了我的詩歌寫作。

中華讀書報：很喜歡您的詩歌，如《河流》：只知其母 不知其父/一路上 有兄弟無數/手牽著手 奔向一處/在更遙遠的地方/期待遼闊無垠//遇到阻隔 可以周旋……每一首詩都是或隱或顯的水的紋路、或疏或密的葉的脈序，越讀越發現，“大地上的紋理”是如此貼切。很希望了解您的創作心態，和年輕時候比，現在的詩歌創作是一種什么狀態？

宗仁發：早期有點懵懵懂懂地迷戀現代主義和后現代，重新開始寫的時候，則盡力寫得扎實一些，像飛機在跑道上起飛的時候，要先能“抓地”，然后才是飛翔。

中華讀書報：您的詩歌作品，如《丹頂鶴》《青杏》《石頭》《貝伯爾塔》……多數是對日常生活和生命狀態的呈現，練達沉穩，語言簡潔——您追求怎樣的風格？

宗仁發：平實。

中華讀書報：從2001年起您每年都會編選《中國年度最佳詩歌》（遼寧人民出版社），二十多年來，經手好詩無數，您對中國詩歌發展的脈絡也非常清晰吧？

宗仁發：《中國年度最佳詩歌》由我主編有二十多年，它是一個比較包容的選本，同時也側重大量推舉新人，每一卷排在最前面的作品都是年輕人的——陌生作者。若從當代詩歌發展的脈絡角度看，從朦朧詩到第三代，然后是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再之后的脈絡就有些復雜多元，直到當下并不好確定何為主潮，多元也許是常態，恐怕還需要等待時間來淘洗。

中華讀書報：您覺得當下詩歌最大的問題是什么？能否為詩人們提些建議？

宗仁發：這樣大的問題我肯定說不清楚，給詩人們也不適合提什么建議。個人覺得詩人們還是應該少受自媒體的干擾，埋頭寫作，少說多寫，多用作品說話。

中華讀書報：從1983年參與創辦后為主編的《關東文學》時期算起，您在編輯崗位上已經四十年了。80年代中期，刊物都不景氣，但是您不但設法解決了刊物生存的困境，而且陸續推出了格非的短篇《陷阱》、中篇《沒有人看見草生長》，李洱的處女作《福音》，鬼子的《白竹灘門板》等作品，還編發第三代詩歌專號，推出韓東、李亞偉等詩人的重要作品。1988年您調到《作家》先后任副主編、主編，《作家》曾刊發過韓少功的《文學的根》等一批“尋根文學”的文章和余華、蘇童等先鋒作家的許多作品。能談談您的經驗嗎？如何使地方刊物做出影響力，最關鍵是什么？

宗仁發：《關東文學》是辦在吉林省最小的一個地級市的公開發行的雜志，先天性的困難可想而知。但我還是相信事在人為，抓住機會，努力加入到當代文學發展的潮流之中。回過頭來看，《關東文學》為格非、李洱、鬼子等作家的小說和一大批第三代詩人的詩歌提供了值得記憶的展示空間，并成為當代文學史的一份有價值的資料。

《作家》要走出吉林的方向是我的前任成剛老師確立的。《作家》原名為《長春》，1983年更名為《作家》，從此這本雜志在外省刊物中率先打破地域的藩籬，選擇作品的目光是全國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實際上早在1979年《長春》就刊發了宗璞的用意識流手法寫的小說《我是誰》，《作家》更名后的1985年破例以頭題的方式刊發了韓少功的“尋根文學宣言”——《文學的根》，并由此展開由諸位作家和評論家參與的“尋根文學”大討論。1989年《小說選刊》雜志社在北京召開了“《作家》辦刊經驗研討會”，當時在《小說選刊》工作的敬澤兄執筆的會議綜述中說：與會的作家們認為：“《作家》的成功之處首先在于勇敢地走出省界、國界”，“克服了地方刊物的天然局限，在全國文壇建立地位和影響”。“《作家》是有思想，有主見的。一份文學刊物有自己獨立不移的靈魂和品格，這是最難達到的境界。《作家》多年來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在順境中不‘摩登化’，不趕時髦，在各種壓力下也從不動搖，堅持走自己的路，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先鋒文學最重要的園地之一”。

中華讀書報：您編發的作品，如畢飛宇的短篇《哺乳期的女人》獲得第一屆魯迅文學獎，徐坤的《廚房》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潘向黎的《白水青菜》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格非的長篇三部曲《江南三部曲》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您判斷好作品的標準有哪些？

宗仁發：雜志編發的作品能夠獲獎，尤其是獲得含金量高的大獎，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作品的質量是好的，也意味著刊物選擇這樣的作品是對的。不過這樣的效果是后期的，在發表前遇到一篇作品能夠做出恰當的判斷，可能更考驗編者。前些天在一個訪談視頻，好像是采訪者問蘇童什么樣的作品算是好作品，蘇童說不論小說還是散文，好作品都有“突襲感”，這個說法很到位。“突襲感”是治愈大量閱讀平庸作品后產生的“厭倦感”的靈丹妙藥。除了“突襲感”，舍不得讀完，也是好作品的特征，當我收到格非的長篇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時，產生的閱讀感覺就是既放不下，又舍不得讀得太快，這大概是閱讀帶來的愉悅吧。編輯與這樣的作品相遇是天賜良機，可遇不可求。

中華讀書報：回顧編輯生涯，您覺得此生最得意的事是什么？

宗仁發：好像也談不上有什么可得意的，一定要回顧一下的話，我覺得我對自己早年的選擇是無怨無悔的，包括后來出現另外的選擇機會時，我都竭力堅持了初心，放棄了其他，一輩子盡力做好一件事。在文學編輯的人生旅程中，能留下履痕的事情還是有一些的。比如，《關東文學》時期發表了李洱的短篇處女作《福音》和格非等一些先鋒作家的早期作品，編發了“第三代詩人”的大量作品，還有唐曉渡、吳亮、李劼等一些新銳評論家的評論。到《作家》后，與《鐘山》《大家》《山花》共同發起“聯網四重奏”活動，推出了后來成為文壇主力而活躍至今的一批青年作家；1998年7月編發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作品專號”，成為七十年代作家登上文壇的標志之一，并與敬澤、戰軍一同在《南方文壇》等報刊上發表了兩篇關于七十年代作家的對話。從2017年到2019年連載18期刊發了自然文學作家胡冬林的近八十萬字的遺作《山林筆記》，同時配發了邱華棟、周曉楓、張守仁、葉廣芩等18位作家所寫的胡冬林印象記。還有一點似乎也值得說說，就是《作家》經過兩次改版，在文學雜志的樣貌上，包括欄目設置、選題策劃、版式設計、紙張印刷等等，應該說完成了期刊的“與時俱進”、全面轉型。

中華讀書報：和作家們打交道無數，您愿意談談和作家們的交往嗎？

宗仁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編輯特別能到作家家里拜訪，北京的曹靖華、臧克家、汪曾祺、林斤瀾，上海的王元化等好多老作家的府上我都去過。有一次，我要到李國文老師家去組稿，臨到他家附近時，覺得空手去見老師不大好，就進到一家商店里買了一束臘梅干燥花作為禮物，國文老師特別善解人意，在交談時夸贊了好幾次這個算不上禮物的“禮物”。過了好長時間國文老師給我寄稿子的信件里，還不忘提及那束臘梅干燥花，說它就擺在他的案頭。記得有一年在北京組稿，不知怎么就轉到了卞之琳家住的地方，一沖動想何不一見呢，就“闖”了進去。卞先生待我這個“不速之客”不知如何是好，坐立不安，顯得特別緊張。我急忙自報家門，說清來意，卞先生也應允了組稿事宜，直到我離開，看卞先生受到的驚擾仍未平復。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到人家家里拜訪一定要提前約定的，不約定的拜訪是失禮的。另外和作家們相處過程中，還要適應他們的習慣，比如有的作家至今不用微信，經常是打電話聯系商量一些事情，我就得迅速調換好溝通頻道。

中華讀書報：您覺得作為編輯最重要的是什么？

宗仁發：要做作家們真誠的朋友，要盡可能多發現文學新人，要竭力營造當代文學傳播的最好空間。還要有足夠的耐心拿出大把時間閱讀海量的未能選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