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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傳》是賈平凹在2022 年至2023 年間創作的一部編年體的長篇小說，小說以時間為經，以人物和事件為緯。這種寫法酷似古代中國的史書，如《春秋》《左傳》《資治通鑒》等。內容是書寫當下時代變革和普通人生活的小說，它的主角都是來自底層的人民大眾，他們活動的空間大多奔突在城鄉交界處，時代煥發了他們新的生活想象，他們隨波逐流地涌向城市，但他們僅僅是換了環境，為了生存而奔波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小說叫《河山傳》，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新時代的人民傳記；在寫作方法上這是一部亦古亦今的現代小說，是一部重返筆記小說和世情小說傳統的小說。但它不是古代的，更不是西方的，它是現代中國的現代小說，它是以中國傳統小說為資源、以西方小說為參照、以當下生活為依據創造的具有中國生活特征的小說。和賈平凹以往的長篇小說比較，這是一部全息社會的全息小說。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角落、各種人物、各種關系以及風情風貌、世道人心等無所不有，一覽無余。因此，也是當下“西安”及周邊的“清明上河圖”，是以文學的方式講述中國經驗、中國故事的小說。

先說人物。《河山傳》的人物有名有姓的上百人，除了幾個官員，大多是小人物。最先出場的是洗河。洗河出生在西安城北二百里外的崖底村。出生時雙腳皆“六趾”，相貌丑陋。但人有異相必有異秉。苦難的洗河死了雙親，一身無掛地走向了城市。他跟隨著樓生茂爆米花，住橋洞，與狗為伴。后來他拉了一個標語“到了西安，就找羅山”，他真的投奔了老板羅山。洗河聰明，過目不忘。1998 年當上董事長羅山的助理。這是洗河改變命運的第一步。洗河用他的稟賦和農民的“機智”，幫助老板羅山處理了諸多棘手問題：在羅山和蘭久奎的工地交界處，有人開車撞死了人，在誰的工區出事故要罰款。洗河借口看看人是否還活著，差人扶人，一時扶不起，頭一扶起來，尸體整個就往前移了半尺，尸體整個就在白線西邊，就成了蘭久奎工區的事故了。羅山夸他“是個奇人”。市秘書長到公司，他給秘書長削蘋果，秘書長上廁所，他拿著紙站在外面。用他的方式顯示了“能小方能大”的“格局”；翠花路樓盤安裝水暖管道，羅聞濤發現管道不是市場上最好的，線路走向也不合理。與施工方交涉失敗，洗河說可以“告發”本公司的羅董，聯合業主告發樓盤豆腐渣工程。告發羅董，施工方就浮出了水面。結果安監局真的來人檢查，查出了問題，罰了施工公司六十萬元。解了公司之困，羅山將計就計，繼續用明島的公司施工化干戈為玉帛交了朋友。洗河深得羅山信任，后來做了羅山別墅“花房子”的管家。與伺候羅山父親的梅青結婚生子，知恩報恩。他女兒和羅山兒子羅洋自由戀愛，洗河自然也就成了“花房子”的主人。洗河的經歷酷似“流浪漢小說”，他在城里的經歷，就是一個底層人成長的經歷。這個成長不是書本教給他的，他接觸和交往了各色人等，他也就了解和理解了生存的法則。不同的是，洗河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無論對任何人，他與人為善、處事謹慎，偶越俎代庖自我膨脹，但知錯就改。洗河改變了命運獲得了平安人生，與他的為人和心地有關。當然，洗河畢竟是一個來自鄉村的青年，他有根深蒂固的農民性。他第一次住進酒店，突然有了一種沖動：“幾次想抬腳把鞋印踩在那貼了壁紙的墻上，開窗時猛地用力去扳把手，想讓把手斷裂。這些想法最后雖然打消了，但那瞬間的沖動還是讓洗河感到快意。以至于他站在床上，使勁地蹦跶，睡下了不關燈：就開一夜，耗它電去。”這一根深蒂固的農民性或阿Q 性，頓時讓人想起了進城的陳奐生；洗河到古董店買水晶王，有意冷落柳老板三個月，然后再派人去打聽價錢，有意壓低價格，以一百三十萬成交。同去的鐘勝和洗河有意從中各賺取十萬，便和羅山說一百五十萬。羅山非常高興。蘭久奎要親自拉水晶王，洗河怕露出破綻，給鐘勝打電話，鐘勝偏偏人機分離。蘭久奎去了古玩店見了柳老板，暴露了真實價格。洗河則將回扣的事推到了鐘勝一個人身上。為了自我保護，洗河也不惜篡改事實偷梁換柱害了鐘勝。因此，洗河是一個有很多缺陷的好人，作家不是在寫一個完美無缺的人物，洗河的復雜性是人的復雜性。因此，賈平凹首先是將洗河作為人來寫的。

和洗河形成比較的是雨來風茶舍的老板呈紅。呈紅原來是陜北赤磧鎮人。六年前西安農林研究所的鞏丁儉到赤磧指導蘋果栽培技術，住在鎮政府院子里，三個月后鞏丁儉返城，帶走了好多特產，也帶走了呈紅。兩人年紀相差21 歲。要命的是鞏丁儉相貌丑陋，刮刀臉，嘴噘著如吹火狀。但呈紅終究成了專家夫人，有了城市戶口，還開了茶水店。后來升級換代為“雨來風茶舍”，其實是交易所，各色人等做不同的交易。本來是尋常百姓的消遣之地，因稱作茶舍，消費極高，便自然區隔了普通人群。所以，金錢制造的等級比起政治制造的等級還要嚴酷。在這樣的茶舍里，不要說你插嘴了，你連門都進不去。這里做了什么你就更無從了解。進城后呈紅和專家離婚了，和一個健身教練戀愛，但呈紅很快又成了市秘書長的夫人。鄭秘書長最后入獄，呈紅又跟了一個“小白臉”，這個水性楊花的女人同樣好景不長。呈紅人性缺陷太多，而且是品質上的缺陷，這是她和洗河最大的差別。

羅山是時代英雄。他通過打拼成了西安城成功的企業家。他的廣匯公司有六個分公司，他是一個財大氣粗的大老板。通過羅山的發跡史，可以看到一個私營企業家艱難的成長史。羅山除了投資和慈善行為，花銷最大的就是送禮，一出手就是幾十萬。羅山有格局、有魄力，當然更有商人的精明。他和患了腸癌的陳老板談買地的價錢，從八千萬到六千萬成交。八千萬時羅老板并不搭話，有意將陳老板晾在一邊；陳老板降到七千五百萬時他仍不接話。羅山和辦公室主任周興智護送陳老板出院時，乘電梯從十六層下到八層時突然失控，到了六層又停住。羅老板便認為冥冥之中可以六千萬買斷。病中的陳老板有三任妻子和一個外室買服裝的“小三”，給他生了六個孩子。他擔心自己死后遺產糾紛，尤其擔心小兒子分不到，于是便忍痛割愛六千萬出手。可以說羅山是乘人之危，但作為商人，他遵循的是商人的法則。

羅山的另一個過人之處，是他識人也容人。他看到了洗河的機智和忠誠，提拔他做了助理。洗河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比如送禮時將三十萬送錯了門，羅山并沒有過多指責洗河，只是拿出三十萬重新送了出去；洗河自作主張把十萬塊錢給了貧困交加的樓小英，違反了公司規定，自知理虧準備離開公司。但羅山原諒了他，他知道洗河的忠誠。另一方面，羅山又是一個殺伐決斷的老板。因焦三輩之死， 李立軍騙了礦上九萬元錢。羅山查明真相，開除了李立軍、王胡山、劉黑成。原來李立軍謀劃騙賠償金，在外面找了個流浪漢叫焦三輩。李立軍在窯下用石頭砸死了焦三輩，王胡山偽造了落石現場。煤窯經理白慶、李立軍、王胡山、劉黑成都被公安局帶走。白慶被撈出來，其他人被判了刑。李立軍被執行死刑時，熊啟盤帶來了救護車，槍一響，李立軍被拉上了救護車取了腎。熊啟盤說是為大老板朱小玉換腎，原因是朱小玉在熊啟盤那里貸了五千萬，他得讓朱小玉活著。羅山收購了一個酒廠，陜西名酒是“西鳳”，羅山要生產“東鳳”。市委書記給題寫“東鳳”酒名，囑咐千萬不要把書記提款印在商標上，可羅山居然就敢印上。當然他得承擔后果。鄭秘書長要到北京學習一個月，想給某首長帶件禮物，就喊來了羅山和蘭久奎，兩人頓時明白了。但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禮物。這時呈紅來了又帶來了一個樟木盒子。打開一看是徐渭的《山石花卉圖》，價錢一千四百萬。羅山、蘭久奎居然就買下給鄭秘書長做禮物。官員從來也沒有把商人當回事，更別說是什么朋友，商人只是提款機而已。

財大氣粗的羅山和蘭久奎要在雙鼓坳修建別墅，何天回當選了村長，同意了他們買地的意愿并簽了合同。四百六十萬，四百萬村民分紅，三十萬村委會存留，三十萬裝進了村長何天回的腰包。羅山、蘭久奎建別墅、賣石獅，龍頭水槽、石貔貅、拴馬樁等一應俱全。從社會到庭院，隨著環境的變化，小說的節奏也發生了變化。綠水青山，藍天白云，前現代的生活場景呈現在“現代”的景觀里。洗河被派到了花房子看家護院，于是有了和梅青的戀愛結婚。

包括神秘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在雙鼓坳裝修時體現得極為集中：射釘槍射死了一個工人，風水先生過來看，問吊頂的是什么木，回答說毛柳木，風水先生說毛柳木是妖木。羅山遂命令吊頂全拆，一律換了花梨木。然后風水先生又用羅盤對照了半天，說對岸溝壁有紅色巖層，就是地硬，補救的辦法是在水池那邊豎一塊巨石。結果那塊水晶石派上了用場。還有巫術、立筷子等神秘文化，延續了賈平凹小說對民間文化的講述。但神秘的背后有時又隱藏著現實的秘密。銀行路行長來到花房子，說你這里啥都好，就是缺一樣東西，羅山問什么東西，路行長說是拴馬樁。古代的馬就是現在的汽車。拴馬樁越多越彰顯家大業大，而且拴馬樁是精雕藝術。路行長主動介紹有人收藏。結果洗河一打電話，原來是行長的侄子手里有貨，他每一根拴馬樁要四萬元。原來賣水晶王的店也賣拴馬樁，每根只要兩萬元。

中國農民最大的精神困境是農民性的傳統。長期的貧困制約了他們的想象。貧困和溫飽的危機感，使他們更注重眼前利益；“熟人社會”的前現代人際關系，使他們更愿意生活在熟人中相互取暖，熟人社會是他們的舒適區或安全區；對權力的崇拜和倚重，決定了他們主體性性格形成的困難。與權力的結合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本能實踐，他們知道自己的屈辱，但他們有超級強大的隱忍能力。在他們基本生存都成為問題的時候，他們感到的不是苦——祖祖輩輩“苦慣了”，他們感到的是“困”——困難、困擾、困惑。但他們溫飽解決了之后，特別是富裕起來之后，他們的“困”也隨之消失。他們想到的是如何聚斂更多的財富。當財富聚斂到一定程度，他們便想構建個人的“王國”。羅山、蘭久奎建筑雙鼓坳別墅，就是個人“王國”的具體實施。在這個“王國”里，他們可以按照個人意愿任意行事。表面看，那是一個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風光秀麗，歲月靜好。羅山接來了老父親，派梅青照顧老人，洗河在這里娶妻生子。花房子院落里一派祥和。但是，羅山和蘭久奎并不只是為了個人生活的安逸，那里同時也成為藏污納垢的所在。他們成了另一種勢力不動聲色的幫兇。從市委秘書長到暴富的商人，首先突破的是道德底線。那些人帶著不同的女人在雙鼓坳別墅尋歡作樂，讓欲望沒有邊界地為所欲為。從羅山、蘭久奎的發跡史和洗河的溫飽史，可以想象進入“現代”是何其艱難。“現代”絕不僅僅是一個物質指標，它更是一個思想和精神層面所能達到的高度。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怎樣，是一個民族是否走向現代最重要的標識。所以人的解放不只是生活質量的改變，更是人之所以為人理念的確立。

羅山的高光時刻不是他賺了多少錢，也不是他從“羅總”自我晉升為“羅董”，而是他給市慈善協會捐助了兩百萬當了副會長，開會坐在了主席臺，感受了從未有過的榮耀和受人尊重。羅山當了會長，被人簇擁，也開始了暴君式的管理，當眾謾罵員工，稍不如意大發雷霆。良好的感覺讓羅山萌發了當政協委員的念頭。這就是蘭久奎說的“富了要貴”。于是蘭久奎寫了推薦信，讓洗河提了一包錢。統戰部部長拒收，建議給一個村子安裝自來水，這個村子是部長的老家，錢走正規渠道，打到縣上。結果縣上把錢還是挪用了。但“羅董”當上了政協委員。還有祥欲鎮紙坊溝的牛大席，當了十五年的村支書，有能力，但為人霸道，脾氣火暴，鄰居米五川一直告他貪污低保款五百元，挪用退耕還林資金兩萬元。但告了八年無果。后來縣委調查落實，紀監委公布了處理結果，給予牛大席黨內嚴重警告，撤銷其村支書職務。米五川在家宴請和他一起上訪的村民，鞭炮齊鳴；隔壁的牛大席則喝悶酒，然后磨刀霍霍。待鄰居家宴席一散，他便提了刀過去，一刀將牛大席砍倒在地，腦門兒都裂開了。牛大席殺米五川不只是時代的戾氣使然，更有喪失權力后的喪心病狂。花房子大門緊閉嚴加防范，生怕牛大席慌不擇路闖進花房子。如是，那個“王國”般的花房子也并非固若金湯的“王宮”，生活的不確定性使得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么。

果然天有不測風云，羅山要賣運輸隊，去見接盤的凌老板，突然被絕望跳樓的年輕女子駱曉婷砸在身上死了。真也應了常說的那句老話：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羅山之死，讓小說又回到了那個中國式的虛無主題，這個主題就是“千古愁”的主題、人生無常的主題。因此，大作家對人生的悲劇領悟，使他們的小說充滿了悲劇感。沒有悲劇感的小說緣于對人生缺乏透徹的領悟。

小說另一個值得提及的人物是小學教師文丑良，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他通筆墨，會寫文章。文章憂國憂民，敢為農民工說話。他先是用啟蒙話語給青年農民講述改革開放的環境，以及農民進城的利害關系，然后他發表文章，題目是《關于新一代農民工的現狀思考》。文丑良的意思是：隨著城市大規模建設完成后，已經沒有了農民工的生存空間，但新一代農民工又涌向城市。他們一腳踏進城市，就不準備再回去。城市成了他們放飛夢想的地方，同時也是埋葬他們青春的地方。當一個人如浮萍漂泊，不種地，不從政，不經商，沒有穩定的營生，失去根基，在社會的縫隙里鉆來鉆去，既帶來道德風險，也給社會秩序造成威脅。文中以他熟悉的涯底村鎮為例，列舉了十位年輕人在城里的現狀。這十位年輕人的“列傳”，幾乎慘不忍睹，他們的生存狀況毫無尊嚴和希望可言。不僅如此，有人甚至連安全都沒有保證。那個酒后打架的左光明，因打了區政府的人，事后被派出所捉拿了去，還是羅山通過關系給撈了出來。“關系”才是安全的保障。文丑良在小說中的無力也從一個方面示喻了今日知識分子的處境，以及他們在今天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價值。

對當下世風世情的描摹，是賈平凹小說一貫的特點，甚至可以說，就這方面的成就而言，大概還沒有超越賈平凹的。比如洗河的經歷，幾乎都是和小人物打交道，各色人等五行八作，小人物和市井社會才集中地體現了世風世情和世道人心。洗河誤打了隔壁小區人家的鴿子，不承認，被搜身，卻被人偷了二百元錢；涯底村老鄉成四娃到西安賣郵票《祖國山河一片紅》，結果卻是井底之蛙之見；羅山住院是因為腦血管狹窄，按摩師石圣給按了三次就好了。羅山高薪將其留在公司，哪個領導或家屬病了便帶石圣前去治療。任何人都是有用的，都是打通關節的資源。熊啟盤是市里第一批企業家，五十歲后，低調奢華。說他好的是春風化雨，說他壞的是老奸巨猾。老板們見面喊他盤哥，背地里叫他算盤。做醫療器械的李銘義進一批核磁共振儀缺口兩千萬，找蘭久奎借，蘭說沒有多余資金，便介紹給了熊啟盤，熊放貸十年給李銘義。需要還錢時李銘義人不見了。規劃局局長被雙規，因只咬下面沒咬上面，僅落實了八千萬，判了十二年。這些細節我們在其他資訊里也可以看到。因此《河山傳》的諸多細節并不是空穴來風。

《河山傳》有對傳統文章鋪排的借鑒，特別是《資治通鑒》。《資治通鑒》文字平實，并無刻意修辭，但文章內部結構的層次感，顯示了司馬光文字的老辣。那不動聲色中，包含無盡的意味和意會。這種鋪陳和“賦”還不一樣。賦體專事鋪敘，鋪采摛文，用今天的話來說有炫技之嫌；而《資治通鑒》的鋪陳不是文字的修辭化，而是浸透在文章的整體結構中。而洗河、羅山性格的形成，不是一出場就格式化了，不是一出現就讓人稱奇，恰恰相反，他們剛出場時都相貌平平、貌不驚人。他們的性格是逐漸形成的，是不斷沿著自己的路數“走出來”的。這就是“鋪陳”的力量。另一方面，小說承襲了世情小說、筆記小說和志人小說的傳統。這類小說寫世情世風、陌巷鄰里，或專記人物言行和記載歷史人物的傳聞軼事，又稱清談小說、軼事小說。志人小說按其內容有笑話、野史和逸聞軼事。《河山傳》汲取了這些古典小說的某些技藝技法，但又超越了舊小說的娛性功能。本質上它是一部當下世風的批判書，是小人物或底層人民生存和精神狀況的文學報告，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憂患錄和“喻世明言”。同時，小說隱含了作家深重的悲憫，這種悲憫未著一字，但隱含在作家對洗河、羅山們命運的描摹中。這種大悲憫通過小說的人物傳達出來，也可以理解為賈平凹對人的終極命運難以超越、無可改寫的悲憫。那里有憂傷也有憂憤。如是，《河山傳》就是一部地地道道具有現代意識的、講述中國變革時代經驗和中國故事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