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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人看來，文字的創造是一個“神圣事件”——漢民族用“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來描述漢字初創的場景，納西族則用“牟保阿琮創字”神話來解釋東巴文的起源。對造字的神圣化敘事既符合古代先民對民族文化創造力的浪漫想象，也暗合了對文化治理和合法性建構的需要。同時，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文字的規范統一使用為中華文化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從秦代的“書同文”到清末民國及至新中國成立后的“簡化字運動”，根據文化治理的不同訴求而進行的文字規范和文字改革始終是推動漢字形態變遷的兩條重要線索。

武周王朝（690-705年）自創建后曾陸續頒布和推行過一批新造漢字，史稱“武周新字”。在漢字漫長的變遷過程中，武周新字的出現有如曇花一現，留下的文化痕跡亦十分有限。文字是古代先民為了彌補聲音語言的時空局限，滿足日益增長的文化和思想交流的需要而創造出的視覺符號系統，所謂“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既然是延伸聲音語言的視覺符號，記錄和傳播信息就是文字最基本的社會功能，新字的推行理應被視為是對社會文化供給的豐富化，但武周新字顯然并未收到相應的成效。挖掘新字傳播問題背后的社會文化發展規律是武周新字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進而或能對更好地理解當前的相關文化現象并提升文化政策效果有所裨益。

武周新字的興亡

載初元年（公元689年），“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武則天欣然接受，在《改元載初敕》中宣布：“特創制一十二字，率先百辟，上有依于古體，下有改于新文，庶保可久之基，方表還淳之意。”武周新字正式頒行，凡有新字的不再使用舊字。學界對武周新字的數量存在爭議，目前主流的看法是武則天創制了18個新字：天、地、日、月（其中“月”字兩次改寫）、星、年、正、君、臣、載、初、曌、授、證、圣、國、人。（如圖）

武周新字幾乎與武周王朝同時誕生，在政權的大力護持下得到廣泛傳播。伴隨著武則天的號令，官私文書、賬簿碑刻等都采用了新造文字。由于文字使用材質的不同，后世可見的武周新字實物以金石為主，如碑刻、墓志、刻經、刻磚等，在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也保存有武周新字的身影。新字不僅傳播地域廣闊，而且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均有其影響力，如考古發現洛陽糧倉磚刻中就使用了新字，表明該文字已為基層的工匠群體所采用。同時，武則天時期寫、刻的佛經也改用新字，存世刻經和敦煌經卷中就留有許多武周新字。

然而到長安四年（704年）武則天退位之后，舊字恢復使用，武周新字快速退出歷史舞臺，其集中使用時間僅持續了約十五年。時至今日，除了“曌”字，其他新字更是完全退出了漢字的使用序列。現有研究常將武周王朝的短命作為主要原因，認為武周政權若能長久存續難免會出現更多的新字。將武周新字的命運與其寄生政權的浮沉相關聯是后人一種自然而然的聯想，但并不一定具備充分的解釋力，因為同為武周王朝頒制的其他諸多新政，有不少都能落地生根，并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完善科舉制度、抑制門閥擢拔寒庶等。同為短命王朝所頒制的文化政策，在社會發展中卻留下不同的傳播足跡，其中應當別有緣故。

武周新字的使用價值與傳播阻礙

漢字的發展有三個階段性的產物：從求神問卜而來的甲骨文、歌頌英雄事跡的金銘文，大眾日常使用的土俗文字。由于甲骨文和金文在早期社會主要被君王和貴族等統治階級所使用，使用范圍不廣，象形字和會意字基本可以滿足需要。而到了土俗文字時期，此二者在抽象性表達上的欠缺愈加明顯，漢語言據此發展出了假借字和形聲字造法，以滿足大眾的日常使用需要。因而土俗文字在字形上多為形聲，到了唐代，形聲合成更是已經成為占絕對優勢的強勢字體結構。

雖然武則天宣稱武周新字“上有依于古體，下有改于新文”，但實際上在字形上大多既不同于古文字，也不同于當時通行的其他漢字，主觀臆造的成分較為濃郁。武周新字的造字方法主要是會意合成法，但其會意又與傳統六書不同。傳統會意字多為兩合模式，即由兩個構件組成，且構件尚具象形性，而武周新造的會意字一般由三個以上部件構成，如“年”是“千、千、萬、萬”，“圣”是“長、正、主”。武周新字的大部分構形模式采取的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式微的會意合成式，這在以形聲合成為主的楷書系統中既不利于字與字之間的聯系，也不利于相互區別，與漢字構形模式的發展趨勢是相背離的。

同時，語言文字還是一種符合經濟原則的符號體。漢字書寫發展到唐代，已成功地脫離古文字的線條形式，改用簡易的筆畫書寫，字形也從圓形變為方形，書寫從弧線變為筆畫。而且從甲骨文到楷書，人們在使用文字時雖然偶有繁化的現象，但是漢字的形體一直是朝著簡化易寫的方向發展，部件逐漸減少，結構逐漸簡省。而武周新字卻仍然保留復雜的圓轉線條，字體以楷書方折筆畫為主，與唐人的書寫習慣格格不入。

武周時期，吐魯番地區按律使用武周新字，但考古發現這些字出現了大量簡化，比如“月”字中間本是“卐”字，吐魯番墓志簡化后與“水”或“幣”相似；“日”字中間的“乙”變成一點。敦煌寫經出自武周時代官府所造者，無論題記、經文，皆書寫新字，而占絕大多數的民間寫經只在醒目的題記上書寫新字，因經文冗長，不易被察覺，所以仍使用舊字，少寫新字。這恰好反映了一般用字者對武周新字的態度，說明武周新字在為之背書的政權鼎盛時就存在下沉困難的問題。

中國古代王朝新造文字并加以推行的，除了武周朝外，還有明朝，但明朝新字的傳播命運卻與武周新字大相徑庭。明朝新字的誕生源于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宗室命名制度。明代嚴格實行以五行偏旁為序的宗室名諱制度，當宗室人口不多時，這套命名制度尚能平穩推行，可隨著人口繁衍，到明萬歷末期，宗室實際人數已經接近二十萬人，宗室命名逐漸成為難題。于是，明代中后期出現了大量五行偏旁的新字，如鉬、鈀、烯等等。這些新字出于皇家特定需求，在民間無推廣必要，且基于避諱制度，在日常亦無使用的可能。直至近代，化學家徐壽等人在譯介西方化學文獻時苦于無字可用，又重新啟用了一些明朝新字用以命名那些不常見的化學元素。隨著近現代化學工業在我國的持續發展，本已沉寂的明朝新字得以煥發新生。

從語言符號學的角度來看，朱明新字與武周新字的不同結局不能完全用戲劇化的偶然成功來簡單地加以解釋。文字通常是為了滿足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提升而日益豐富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傳播需要而誕生的，即社會群體或個體需要更多新字來指代新生事物或思想，傳遞新信息。任何信息的傳遞與存儲都要經過編碼和譯碼的過程，編碼過程是符號使用者們之間的一種約定，而約定關系是有動機的或是無動機（任意）的，這里的動機是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自然關系，如象形字中字體形態與所指物體形態之間的相似性就是其符號動機。動機越弱，則約定就越該是強制性的。一個符號系統在建立之初，能指與所指的結合往往存在某種動機，但是符號系統一旦確定，動機就將逐漸失去意義，而最終讓位給社會的約定俗成。當出現各種原因使得約定俗成的慣例被打破時，就出現對同一信息內容的不同的編碼化，繼而引發信息傳播上的問題，如信息噪聲和信息損失。

與武周新字需要“以新換舊”不同，朱明新字僅僅是為了滿足宗室命名的特殊需求而創制的，沒有替換舊字，不會對社會中既有的編碼約定造成任何影響。而武周新字通過政權的強制力量在社會中大規模推廣，勢必要求舊文字的慣用者放棄原有的符號使用約定，接受新的約定，在適應期難免產生編碼沖突，制造多余噪聲，產生信息損耗，進而從整體上降低了社會信息傳播的效率。武周新字多訛變和異體就是這種編碼沖突的一個典型表現。有學者考證，武周新字有的出現省簡或變形，如前文所提“月”“日”等字，有的部件變形或增加部件，還有的出現異體。訛變和異體歸根到底是因為武周新字拋棄原本約定俗成的漢字字形，使其面目全非，從而導致使用者在記憶上出現困難和錯亂。

武周新字淪為冗余符號的內外原因

實現信息的傳達只是文字符號最基本功能，符號是文化的產物，文化是社會的產物，文字符號還具有各種社會性的功能，比如情感功能、指代功能。情感功能確定信息與發送者之間的關系，指代功能確定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

從符號的表層能指來看，武周新字的推行顯然更偏重于信息發送者，是以情感功能而非指代功能為主導的傳播活動。武周新字由臣下獻上，之所以采用象形和會意造字法，是因為要在最大程度上實現造字者的情感表達——即“頌圣”的意圖。首先，新字幾乎都是政治書寫中的常用文字，如武周年號“載初”“證圣”，政治術語“君臣”“國人”等。其次，新字中的會意字直接表露了美好的政治寓意或對統治者的頌揚，如“臣”由“一、忠”兩個部件組成，意指忠心耿耿，武則天自名的“曌”字，由“日、月、空”組成，更包含“日月當空”之意。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帝，且通過“篡奪”李唐政權登上權力巔峰，因此對夯實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有極其強烈和急迫的需求，武周新字顯然為服務于這一需要而生，折射出武則天及其統治集團對皇權的渴望和對政治穩定的愿景。

從更深層次來看，武周新字的頒制實質上還是觸及符號意義層面的一項文化改革運動。武周新字的推行和消亡也可以被放置在這樣一個符號意義和權力關系的視角下進行解讀。唐代是門閥士族的黃昏，終唐一世，其勢力持續衰弱，直至五代徹底覆滅。武則天出身庶族，家世不顯。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李治廢除王皇后，立武則天為新后，彼時，掌握實權的是以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關隴集團等門閥舊族勢力。李唐之初自局勢穩定后就開始加強皇權的集權專制，李治為了擴充自身權威，支持武則天打擊關隴集團。于是武則天聯手李治推行了眾多削弱舊門閥、壯大自身力量的政策，如改《氏族志》為《姓氏錄》，重新劃定各家族的社會等級，以后族為第一等，甚至放縱酷吏，屠殺以關隴集團為主的門閥士族。這些做法雖然效用顯著，但不得人心，于是武則天還采取了大量文化改革措施，以進一步削弱舊門閥在當時社會中的文化壟斷地位。其中，人事權是最核心的政治權力，也是斗爭的焦點。為此，武則天“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杰自為助”，并直接推動了科舉制度的改革。唐代科舉常舉諸科之首是明經科，以經學為考試內容，試法偏守章句之學，而門閥士族的特征之一便是重視“家學”，通常學通一經或幾經，代代相襲，因此通過明經考試的絕大多數是門閥子弟，這顯然與武則天的期望背道而馳。于是武則天大幅增加了進士在科舉中的錄取名額，進士科考試以詩賦為主，側重文詞之才，對寒庶家庭更為友好。至唐代中葉以后，明經科的實際地位大幅下降，大批寒庶平民通過進士入仕，使唐代權力格局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從這樣一場政治文化改革的全局來看，武周新字處處強調“天授君權”“君君臣臣”等，便不再單純只是封建時期司空見慣的臣下“頌圣”之舉，而是將增強皇權、削弱舊族、扶植新貴的政治意圖赤裸裸地寫入文字符號之中，望其成為統治階級內部社會關系的理想格局的象征，并隨著民間流通被潛移默化成一種新的社會規約。但武周朝覆滅后，除科舉改革等緊扣皇族集權這一根本性利益需要的制度仍能得到延續外，其在官制、禮制、宗廟，包括新字上的措施均被舊傳統反向取代，武周新字也在社會中淪為可有可無的冗余符號。

（作者：張程 陳晞，分別系新華出版社副編審、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上海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