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三月間，出版人李昕的新書《一生一事》由上海三聯書店和猴面包樹工作室合作出版面世。該書的副題“做書的日子（1982-2022）”，可謂對作者四十年出版行業從業經歷做了點題概括：從人民文學出版社起步，經香港三聯書店開眼看世界，再到任職北京三聯書店，及至退休后被商務印書館返聘做顧問。在這份履歷面前，無疑會讓出版界任何一個編輯后輩都覺得眼熱。

出版家李昕近照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一生一事——做書的日子（1982-2022）》

“四十年家國情懷，三千部天祿琳瑯。”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鄭勇在該書的推薦語中寫道：“在李昕身上，三聯傳統的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理念之外，還有道義與擔當的底色。一生一事，端賴理想與激情，這本書是李昕的回憶錄，更是傳世可期的當代出版史。”

1982年，李昕參加畢業論文演講和答辯比賽 

由一人所經所歷可窺“當代出版史”，此乃信言。李昕在人文社見證了上世紀80年代的讀書熱、出版熱。此間，由他擔任責編的《胡風評論集》，無疑可以視作時代轉向的風向標之一。而由他策劃推出的“百家文論新著叢書”則與其時的“走向世界叢書”“走向未來叢書”等相映成輝，拓展了文藝理論的探討維度，滿足了不少讀者對新知的渴求。

1996年，身處與國際出版潮流率先接軌的香港三聯，令李昕先人一步感悟到出版行業市場化的操作范式。《一國兩制知多少》《香港特別行政區知多少》不僅回應了“回歸之年話回歸”的歷史命題，更是一個出版人對讀圖時代圖文書樣貌的初探。而后在他的鼓勵與支持下，相繼推出的《香港明信片精選1940's—1970's》等立足本港文化的原創圖書，無一不是精品。

2005年，來到北京三聯報到，作為副總經理兼副總編輯的李昕主抓編輯業務。彼時三聯人事“地震”不久，如何在保持“新銳一流”出書標準的同時，跟上出版業整體轉企改制的時代脈動？李昕及其志同道合者提出并倡導在三聯原有學術出版之外，開辟大眾讀物出版路徑。隨著“蔡瀾作品系列”、《星云大師演講集》、《咖啡賞味志》等的推出，讓三聯品牌在更接地氣的同時，也葆有著一以貫之的文化格調。

出版家李昕

從2005年到2014年，李昕在北京三聯書店工作的九年間，也是三聯出版紀實類作品最集中、最富華彩的時期。何兆武的《上學記》、齊邦媛的《巨流河》、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20年》（修訂版）和《歷史的憂傷》、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曾彥修的《平生六記》，及至堪為2013年年度出版盛事——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中文版等的推出。無疑為20世紀波瀾壯闊的中國歷史，留下了更為豐贍，也更具體溫的注腳。

《陳寅恪的最后20年》2013年修訂版書封

“生平志業無二事，一年四季做書忙。”文史學者、中國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長劉夢溪欣然為《一生一事》題寫序言。在他看來，“俗云‘（編輯）為他人做嫁衣裳’。可這位漂亮衣裳的縫制者并沒有失去自我，那些個書里書外的戲劇場面，都是李昕一手所導演。”

對于“導演”之名，李昕在最近的一篇個人公號（“編余閑筆”）文章《我的故事我的書》里再次表示敬謝不敏。“在中國當代出版界，我屬于‘生正逢時’的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特別幸運的少數人。我曾多次說過，做出版是需要有好平臺的。而我先后在4家最著名的出版機構擔任編輯，享受到這些出版平臺帶給我的特殊資源和特殊便利條件，時代和環境的雙重因素，使我有機會做成了一些別人或許難以做成的事情。”

他繼而寫道：“所以我并不認為，那些所謂的‘成功’就能給同行多少啟發。但是我的‘不成功’，我的失誤也不算少，一些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因為我個人的種種原因，而留下遺憾和懊悔。有朋友讀了我的書稿，說我這本書記錄自己內心的遺憾，可能比起表達欣慰和滿足還多些。我想，或許正是這些內容，可以幫助同行們引以為戒。”

近日，李昕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這位年過七旬、退而不休的長者，在兩個半小時的對談中，除了對往事娓娓道來，也對當下出版行業的問題，紙質書和實體書店的未來坦陳了自己的憂思與諫言。

李昕

【對話】

編輯之路起步人文社，做不好是要被“抽底板的”

澎湃新聞：新書《一生一事》，某種意義上可以視作你作為知名編輯家的職業回憶錄。我想在做書之前，你首先是愛書之人，請先談談幼年時的閱讀經歷，第一部啃下的大部頭是誰的作品？

李昕：我的父親李相崇畢生在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也一直從事翻譯工作，記得小時候家里訂了全套的《譯文》雜志，同時父親為了提高自己的中文能力，當時出一本當代小說他都會買回家，基本上文壇評價比較高的小說作品家里都有。大概在我十來歲的時候，就讀過楊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吳強的《紅日》，柳青的《創業史》等，坦白講，那時年紀小也讀不大懂，多是囫圇吞棗。像《青春之歌》后來出了電影，結合看電影，也加深了對小說情節的理解。可以說我從小就和書結緣，啃下的第一個大部頭不是《青春之歌》就是《林海雪原》。

澎湃新聞：1969年到1974年，你去吉林下鄉插隊，這段時期如何接續書緣？另外， 1977、1978兩屆的大學生可謂天之驕子，談談當年參加高考的情形和故事？

劉夢溪先生贈送李昕的墨寶“書緣”

李昕：“文革”時期，我在北大附中的圖書館里住了一年多，其間讀了不少外國小說，《海底兩萬里》等都是那時候讀的。要去下鄉前，我就弄了一個木箱子，“帶”了半箱子圖書館的書，多是巴爾扎克和莫泊桑等的小說，這些書后來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我們在下鄉時的文化饑渴問題。我到三聯書店工作后，拿出了自己的一千多本藏書回贈給北大附中，算是將功補過了卻了一樁心事。

來到農村下鄉時，我實際上初中還沒有讀完，白天干完農活后，晚上就點燈熬夜自學中學課本，也沒有怎么做題，所以學得很不扎實。考大學時，我的數理化都不行，只能考文科——我在參加高考前，已經參加了工作，1976年在吉林省哲里木盟教育局教育科任干事。1978年，我是以招生辦工作人員的身份參加的高考，準備高考期間，吉林大學的一位王老師給了我復習資料，正是靠考前突擊，才多少心里有了點底。記得當時在考場上，我一面要答題，一面還要應對別的考場上出現的問題，因為我實際上已經是招生辦的領導了，下面的人還要跟我請示。成績出來后，超過了重點線20多分，當時我首先想報的教育學，其次是哲學，盟里教育局局長給我建議，“還是中文有用性（東北話）。”恰好武漢大學來招生，這才上了中文系。

澎湃新聞：從武大畢業后，你被分配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我注意到你是先從校對工作干起的。

李昕：當年聽到我畢業分配的消息，不少老師都向我表示祝賀。現代文學專家陸耀東教授特地把我叫到他家里，對我耳提面命。他說人文社名家多、專家多，對青年人選用很嚴格，人才競爭也非常激烈。他們是要“抽底板”的，做得不好的人，最終會從底板上漏下去，就是被淘汰，在社里待不住。所以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要事事謹慎，特別注意編輯稿件不要留硬傷。二要想不留硬傷，唯一的方法是多看資料，多查字典，切切不可自以為是。陸教授的這番話，等于給我在正式走上編輯崗位前上了重要的一課。

我到人文社報到的第一天就被分到校對科，做了10個月的校對。這是人文社的一個好傳統，對于編輯的培養，先做校對是很有必要的。編輯和校對是兩種技能，能做編輯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好校對，兩者關注的點不一樣。編輯關注的是書稿的內容，學術、藝術上的質量怎么樣；校對關注的點是在書稿的形式，專注去解決有沒有錯別字，有沒有錯誤的標點符號，錯誤的版面格式。其實一心不可二用，你關注到內容的時候，很難同時關注到形式，注意力不可能同時分散在兩處。我到現在都認為，出版社聘用專職校對是必要的。現在很多出版社都已經沒有校對了，用黑馬校對軟件跑一遍完事。出版物的編校質量下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很多出版社已經不再聘用inhouse（內部）的專職校對，或者頂多聘用兩個外面的臨時校對，這些都是不負責的做法。新聞出版署到今天依然要求，差錯率不能超過萬分之一，但基本上都達不到。當然新聞出版署也在抽查，不過抽查比例還是很低的，有些出版社就在鉆這個空子。

澎湃新聞：上世紀80年代的人文社，編輯隊伍中有很多知名老前輩。如你在書中所列的嚴文井、樓適夷、聶紺弩、牛漢、韋君宜、屠岸等，談談你和這些前輩間的交往。

李昕：這里面的故事就太多了，當時人文社的編輯名家可以數出一長串。牛漢先生跟我做過鄰居，在八里莊北里人文社的宿舍，他住七單元，我住六單元，兩家的陽臺連著，我們倆經常站在陽臺上聊天。那時他家里有電話，我的父母找我就把電話打到他家里，老先生喊我不應，甚至會下樓繞到我的樓洞里敲門通知，今天想起這事我還特別慚愧。

韋君宜老師給我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當編輯就是默默無聞的工作，不要指望發財，不要指望出大名。我這一輩子沒有把當官、發財太當回事，就是受她的影響。

李昕同屠岸先生合影（2017年）

屠岸是翻譯家、詩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我剛進入到人文社的時候，差點被分配去當政工干部，當時屠岸先生是人文社的總編輯，我就在單位的食堂找到他立下軍令狀，申明自己來人文社就是想當一名好編輯，希望社里給我三年為限，如果三年內編輯工作做得不好，愿意接受組織別的安排。記得屠先生慈眉善目地看著我，很安靜地聽我講完，然后他盯著我的眼睛，伸出了一個指頭，“一言為定”。當時我剛做完10個月的校對工作，那么大的出版社，他其實根本就不認識我是誰，但聽完我的講述，很尊重我的意見，就跟人事處打了招呼，讓我進了編輯部，從此不再提當政工干部這茬事兒。所以我這一輩子做編輯，是他當年這一句話決定的，我特別感激他。

澎湃新聞：可以說屠岸先生是你的一位貴人。

李昕：沒錯，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路走得很順，才工作一年，就當了理論組的組長，理論組當時有六位編輯，我是最年輕的。接著三年以后，我當了編輯室副主任，六年以后就當了編輯室主任。屠岸先生在這里面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一直在考察我，覺得我大概是上路了。那時候開青年編輯座談會，他還把我找去當代表發言，給青年編輯介紹經驗。

和屠岸先生間還有件事令我特別感動。1985年年底，我忽然得了一場大病，發燒一個月，后來一查是乙型肝炎。我在家里休息了兩個月沒來上班，每天吃中藥非常焦慮，這時屠先生給我來了一封信，就是慰問我，既來之則安之，要安心養病。當時他已經60多歲了，我才30歲來歲，他是人文社的一把手，我不過是個小編輯，所以特別感動，就給他回了封信。回信里表達了自己在生病后發現對人文社已經有了感情，已經離不開這家出版社、離不開我所熱愛的編輯工作了。信末我還寫到由于得的是肝炎，尚沒有過傳染期，這封信請他讀完之后馬上燒掉、洗手。

1985年，李昕在清華大學大禮堂前。

多少年后，我去到香港三聯工作了五六年，屠岸先生就提出我應該盡早回北京，回到人文社進入領導班子。但當時香港方面也在留我，一時也離不開。他就給我來了一封信，把我當年寫給他的回信原封不動寄了回來，在“我已經離不開人文社”一句下面用紅筆畫了一道。那封信最后不是說請他閱后把信燒掉洗手嗎？結果我一看他還在下面做了批示，寫著“已在陽光下暴曬三小時，不燒了。”

“圖書定價應該考慮到讀者的心理預期和經濟承受力”

澎湃新聞：上世紀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策劃出版了“走向世界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未來叢書”，在當年都是出版界轟動性的事件。你也在人文社策劃出版了“百家文論新著叢書”。談談那個時期你所經歷過的文壇趣事，以及怎么評價那個時代的出版業？

李昕：80年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當時文學藝術上有很多的新探索和新嘗試，就好像是從傳統向現代主義過渡，文藝上新詩、朦朧詩、小說上印象派、意識流各種各樣的創作手法層出不窮。文藝理論方面是在提倡新學科、新觀點、新方法，強調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各種各樣的新思想、新理論目不暇接。整個出版界也要配合當時的社會思潮和學術思想的發展，所以那個時候是非常活躍的特殊時期，那也是我們剛剛從“文革”的廢墟里面走出來，走向全面的文藝和文化創新的時代。每個出版社都要出一些新探索的書，我們考慮到人文社是一家“正襟危坐”的出版社，就提出要兼容并蓄、不偏不倚，推出了“百家文論新著叢書”。

今天再回首反思，那個時代的熱潮中不免有一點狂熱。事實上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用“大躍進”的方式去建立一批所謂的文學新學科，即使是文藝心理學、文學闡釋學、文學批評學等，這些交叉性的新學科在當年有了雛形，也絕對都談不上成熟。現在回過頭來看那些關于新學科的著作都是有待完善的，劉再復后來自己也說，當時他就像是唐吉坷德，“在和風車大戰”。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到，香港三聯書店的8年對自己至關重要，編輯理念和市場意識都是這一時期逐步形成并強化起來的。能否展開談談？

李昕：對我來說影響最深的就是香港三聯為現實服務和為讀者服務的觀念深入人心，他們那種觀念是從鄒韜奮時代一直保留下來的——我是從人文社去的香港三聯，跟人文社一比的話，差距就非常大，等我從香港三聯去到北京三聯，我再看兩個三聯，差別也非常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香港三聯的出版環境，很長一段時間是和鄒韜奮那個時代的出版環境極其相似。

鄒韜奮在上世紀30年代辦生活書店的時候，就有專人去處理讀者來信，他也會親自寫回信，做到每信必復——2012年，三聯書店80周年慶祝活動上，我們請來一位在三聯工作過的老太太，她當年就和鄒韜奮坐對面桌，介紹說當時有四位員工專門負責給讀者回信，她是其中之一——我是1996年到香港三聯工作的，當時他們依舊保持著這個傳統，有專人復信，每信必復。不僅是給讀者回信或者幫著讀者購書，讀者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難也會幫助解決，比如說海外的讀者要代購藥品，香港有的藥，海外買不到，他們也負責代購。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到香港三聯很重效率，少開會，多用數字講話，一開始也令你感到了不適應。

李昕：這并不是香港三聯“特殊”的管理辦法，而是整個香港社會都是這樣，香港的其他企業也都是如此。當時內地的繁文縟節太多了，無效的會議，務虛的會議太多了。我到了香港之后，確實有一點不適應，人家特別重視效率，基本上不開會，公司大會一年只開一次，也只是中層以上干部參加，平時只開領導班子會。而出版社領導班子，總經理，總編輯，副總經理，副總編輯，再加一兩個助理，頂多就七八個人，這個會每周一次，每次兩三個小時，大家坐在一起，一人面前一臺筆記本電腦碰一下數字，一看誰的數字有問題，大家集中研究。我到了香港之后，有一種時時都在被人追著趕著的感覺，總是有一種不安定感，事情好像總也做不完，這方面的壓力很大，但說實在的，并沒有人管你，自由度極高，是那種管理模式和氛圍，讓你時刻都有無形的壓力。

澎湃新聞：你到港工作不久，就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香港三聯的出版物當時采用了“螞蟻戰術”，小開本、平裝、定價便宜，出“大家小書”，這樣的做法對于當下圖書市場有哪些借鑒意義？ 

李昕：我在香港工作不久，就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那個時候擔任聯合出版集團副總裁兼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的趙斌，就要求集團的高管們都要搞一點出版學研究，具體要求就是每個人都要寫關于出版學方面的論文，定期交卷。我當時寫的論文就是談圖書的定價，實際上是從 “螞蟻戰術”受到了啟發。

我當時通過調研，發現大多數出版社還是在按成本定價，實際上根據市場規律，圖書的定價應該按照讀者的心理預期和讀者的經濟承受能力來定。因為讀者并不關心這本書的成本，只關心它定價到多少錢，才會覺得值得買。面對金融危機，大家多是把錢花在衣食住行這些剛性需求上，相比之下，讀書的需求就比較軟性，在讀書、購書上花錢就需要考慮量入為出。比如我們之前推出文庫類叢書，一本都在60港元上下，現在我們把它做成小開本，采用米黃色的膠版紙印刷，紙張很厚，卻很輕，印出來后既讓一本書顯得部頭大了不少、物超所值，也方便攜帶，一本書定價才25港元，自然受到讀者歡迎。從中我也總結出一條規律，就是在任何情況下，書的定價都應該考慮到讀者的心理預期和經濟承受力。現在有的書起印數很少，首印只印1千本和首印1萬本的書，成本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每一本書的制作成本要分攤進印數里面的。但在我看來，這兩者的定價還是不要差得太大，如果印1千本的書就貴很多，買的人就更少，這就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2004年離港回京前，香港著名出版家、三聯書店前輩藍真（右）、蕭滋（左）先生來為李昕送行。

澎湃新聞：2005年，你從香港三聯調回北京三聯。香港三聯老一代出版家藍真對你曾有句話，“你可以離開香港，但是不可以離開三聯，我們有一句話，‘一入三聯門，終生三聯人。’”在你看來，為何在三聯人身上會有這樣一種情意結：不只把這個書店當成謀生的單位，而是一種精神的寄托。

李昕：三聯人的凝聚力特別強。歷史上，三聯人的特殊凝聚力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形成的，是在同反動勢力不懈斗爭的情形下形成的。這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還不一樣，那些出版機構也都是老品牌，但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它們的處境并沒有像三聯那樣，受到過那么明顯的迫害和壓制。可以說三聯人是“播火者”，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宣傳革命、傳播真理，出版進步書籍，包括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這些總是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忌諱，導致三聯書店總是被查封，開了又封，封了又開，（出版的）書籍也是這樣，動不動就被禁。三聯人在黨的領導下，特別團結，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就是“戰友”，這種同志情誼是在戰斗歲月中結下的，而且一直保持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

我就舉個例子，三聯書店現在已經沒有幾位在1949年之前參加工作的老同志在世了，但三聯的老同志聯誼會一直都在，一直保持到了三聯人的第二代，也就是前輩的子弟還會定期聚會，起碼到2014年我從三聯退休的時候還是如此。有這樣凝聚力的出版機構，在中國恐怕也沒有第二家了。

三聯版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入職北京三聯，“與時代同行，順勢而為”

澎湃新聞：你來到北京三聯書店工作時，遇到了書店前總經理W離職引發的震動。我注意到你對于他的做法評價比較客觀，認為失敗在沒有做好“有所不為”，同時你也認為三聯這家走“少而精”“小而美”出版路線的書店，需要在當時做出改變，這種改變又要掌握好平衡和尺度。能否回憶下當時的情形？

李昕：改革開放后，特別是1986年三聯書店恢復獨立建制以來，從范用到沈昌文、董秀玉，可以說他們是做得非常好，把三聯書店做成“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這一點絕對是要高度評價的。三聯書店的口碑也是越來越好，在社會上贏得了其他出版社都難以得到的聲譽。我來到北京三聯后，發現這家出版社的確是走“少而精”“小而美”的出版路線，而且已經是走到了極致，客觀上達到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效果。

但是要尊重現實，形勢已經變了。我到北京三聯的時候，三聯已經走上企業化的道路，這個標志是從2002年，三聯書店加入中國出版集團開始的。也是在2002年，總經理、總編輯董秀玉退休，中國地圖出版社的總編輯W調到三聯來做總經理，集團當時對他的要求就是搞企業化改革——當時三聯每年的利潤基本在100萬元左右，最高的一年是150萬。2002年的時候，三聯員工每個月的普遍工資也就是兩千五百多塊錢，而其他的出版社平均工資有的已經達到了六七千元。應該說三聯的員工都有文化理想和情懷的，他們好像不大計較這些待遇的問題。但當時整個中國出版業都在搞改革，出版社之間都在互相兼并，各地都在成立企業和集團，紛紛上市，做大做強。這樣的情勢下，三聯不能一點不變。

W來到三聯書店后出了很多三聯人沒法認同的書，包括賣了兩百零幾個書號，出版了一個《讀書（公務員版）》，最大的問題是他出了一些業余教育的教材，這當然能創收，但用“三聯書店”的名義出這類教材，這太掉價了。所以大家就不干了，三聯內部的一些骨干鬧了起來，這場風波在當年可以說是一個文化事件。W走了后，三聯書店事實上陷入了一種集體焦慮，我來的時候W剛走幾個月，那時在三聯內部開策劃會，大家連“大眾”兩個字都不敢提，這就有點矯枉過正了。鄒韜奮曾說過，“生活書店是靠大眾起家的”，這是創始人的原話，一個字都不差。我可以理解三聯人為維護出版品牌的焦慮，可這造成了極大的內卷和內耗，好像只有做小眾的學術書、時尚的學術書才是三聯的正宗，這也令很多三聯內部的老編輯都覺得自己被邊緣化了，做不出三聯的書來了。

不過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三聯人認識到，肯定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只做一個“小而美”的出版社，集團當時給我們的指標是三年之內把利潤漲到1000萬，這樣的情況下大眾讀物一點不做肯定是不行的。在2005年到2006年，三聯同步啟動了四套叢書，其中就有恢復了的“新知文庫”，我們不再把它定義為理論性的讀物，而是著重介紹新知識的產生及其背后的故事。“新知文庫”到今天已經出版了150來個品種，成為三聯新的品牌叢書之一，此外還有《中學圖書館文庫》，也是普及性的。所以如果要我來評價從這個時期三聯開始發生的改變，總結起來只有4個字：順勢而為。到了2009年樊希安擔任總經理以后，三聯出版大眾讀物就更多了，甚至后來還成立了大眾出版分社。總之，三聯需要與時俱進，與時代同行，我們所做的改變歸根到底就是要與時代同行，順勢而為。

“新知文庫”部分樣書

2006年，李昕拜訪楊絳先生。

澎湃新聞：你在北京三聯期間，牽頭出版了多部反響巨大的作品，比如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等，我想請你談談如何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勝？另外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如何做技術性的修訂？也請談談你的經驗。

李昕：首先當然要遵守出版管理的規定，同時也要尊重作者，尊重、珍惜學術文化成果，這兩者要兼顧。出版管理規定肯定是不能違反的，出了問題是出版社的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我總是這樣，遇到能夠自己處理的問題，盡量自己處理、自己解決，要敢負責、敢擔當，能夠自己把關就自己把關，不要去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做編輯一定要有政治智慧，借用王鼎鈞先生的一句話，“改變那可以改變的，適應那不能改變的”。

我經手的這些書，有的時候只是對于書稿做技術處理，我的態度也是能不改就不改作者的稿子，一方面是尊重作者的原意，一方面是尊重作者的創作風格、行文風格和寫作風格。在給編輯培訓的時候，我常常講，對于作者的書稿文字，編輯只解決正確不正確的問題，并不解決怎么樣“更好”這類的問題。所謂真善美，我們對真要把關，對善要把關，但對美，我們不把關。對于美的看法，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一定之規。比如作者寫的是“一日日”，編輯非要給改成“一天天”，這就完全沒有必要。你自以為是的把關，不但會引起作者的不滿，而且還會有可能把原本好的改成壞的。

李昕同傅高義先生商談《鄧小平時代》推廣計劃。

三聯版《鄧小平時代》

澎湃新聞：書中你談到了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幾場版權、侵權官司，在你看來這些案例對當下出版業有哪些啟示？

李昕：具體的案例我在書中都寫了，不再在這里展開。我既在北京做過出版，也在香港做過出版，還同國外很多出版公司有過版權合作，全世界的版權合同，各種各樣、形形色色我看過很多。在比較過之后，我就有種感覺，我們在版權管理的規定方面，有一些地方還是大而化之了，不像人家規定得那么精細，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同作者合作的過程中，自以為沒有問題的地方，往往就會出問題。

比如說，中國內地從來也不會規定單篇作品的版權在不同的書里面使用，會觸犯什么著作權法。你有一個散文集，收入了十幾篇散文，你把其中的三篇拿到另外一本散文集里重新出版，這并不會觸犯原先出版你這個散文集出版社的版權，因為現行的著作權法只限制了你不能重復出版它這本書，并不限制你另外去出版這書里面的幾篇作品。假如你一共有二三十篇散文作品，可以用這種方式出10個集子，用不同的排列組合出不同的書，這并不觸犯內地的著作權法，但這在中國香港是不行的。

呼吁國家立法，“限制電商壓低書價、傾銷圖書”

澎湃新聞：書中你提到一個好編輯和出版人要有“書感”，而感覺其實很難去定義，能否系統地展開講講。

李昕：書感就是編輯對于一本書的內容需要用什么形式來呈現，有一種直覺的判斷力，這種判斷力就是書感。拿到一個稿子應該怎么去策劃、設計，怎么去制作，用什么紙印刷，用什么材料去包裝他，最后以什么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覺得這本書很漂亮很精彩，這就是編輯的書感。有這樣感覺的人，就是有書感的人，實際上書感就是內容和形式相結合，編輯要給這個內容賦予什么樣的形式？使它變得能讓讀者滿意。

我從三聯退休后，接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做特約編審，參與策劃了韓啟德先生《醫學的溫度》一書。作者當初給我們的書稿，收入了55篇文章，可以算是他的一本科學論文集，其中有他的醫學論文，也包括他作為中國科協主席所做的有關科學問題的許多報告、講話、論文和訪談。在認真閱讀書稿后，我和責編蔡長虹就斗膽向韓先生建議，編輯這本書，只選擇和醫學相關的文章，而且要突出人文性、思想性、話題性和新穎性，把它編成一本在“醫學是人學”的主題下有關醫學人文的論文集，使之既是專業著作，又是大眾讀物。韓先生也非常善解人意，和我們一起選定全書的目錄，把55篇文章刪減到只剩21篇，把一本厚厚的論文集改編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但是這些文章，正是全部論文的精華。這本書出版后贏得了醫學界和整個文化界一片好評，不僅獲得了中國圖書評論學會主持評選的2020年度“中國好書獎”，還獲得了包括國家圖書館主辦的“文津圖書獎”在內的十來個其他大獎。銷售情況也非常好，兩年來已經售出10萬冊，現在訂單還是源源不斷，可以說是常印常銷。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你這兩年開了自己的小視頻“編余閑筆”，怎么看待在流量時代出版行業的未來？

李昕：我對新事物向來是不排斥的，而是研究怎么用好它。在北京三聯做總編輯之后，我就用微博來介紹三聯的新書，這成了一個習慣。等我到了商務印書館以后，一開始也是用微博，后來大家都習慣看微信公號，我就開了個人的公眾號“編余閑筆”來介紹新書。最近幾年我又發現，自己的公號粉絲越來越多，但文章的閱讀量卻越來越少。在我的朋友圈里也是如此，近幾年轉發小視頻的越來越多，轉發文章的越來越少。

現在是流量時代、視頻時代，我也應該跟上時代。大概是從去年2月份，我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里面開了視頻號，發布的內容基本都是跟我有關的新書。這個流量就大多了，少的時候也有幾千，多的時候上萬，最多的時候有10萬。很多人看了我的視頻號后就去買書了，我自己也感覺到比較滿足，還是挺開心的。

這一經歷也讓我思考，出版界如果只靠直播和視頻號去宣傳推廣新書還是不夠的，這種形式只能做個別品種的書。一家出版社如果找名人帶貨的話，只能宣傳幾本書，還都是它的重點書。像商務印書館一年出版1000多本新書，能進入名人直播的很少，所以這并不是一個包打天下的法子。當然，直播平臺還是需要的，每個出版社都要培養自己的直播人才，視頻號的人才。

對于紙質書未來的發展，坦白講，我不是太樂觀。我現在也用微信讀書，一邊享受它給我帶來的便利，一邊也跟很多出版社打招呼，新書和有賣點的書不要馬上給它，微信讀書19塊錢一個月包月，對于出版社而言這個回報太低了。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到，Kindle退出中國之后，出版社從微信讀書得到的回報，只有當年Kindle的十分之一。這是不行的，我現在經常呼吁出版界的政協委員，應該盡快上提案，要限制新書降價，要不然出版社就生存不下去了。在整個圖書行業里面，出版社是產業鏈的上游和龍頭，如果出版社都無法生存，產業鏈就斷掉了，所以必須要保護出版社的利益。

澎湃新聞：最后一個問題，請你再談談對實體書店未來的看法？

李昕：這和上一個問題是緊密相連的。都知道現在實體書店生存艱難，主要的癥結就是網絡傾銷、電商霸凌，讓實體書店的壓力太大了。實體書店幾乎都面對租金太貴的問題，人力和房租的成本都很高，經營上很難取得盈利，能打平就不錯了。如果是自有房產，可能還有一點盈利，只要是租房子（開書店），一般來說是掙不到錢的。

很多人說現在書店沒有人氣，其實都被網上書店奪走了。網上書店賣的書，既便宜又送到家門口，實體書店差不多就變成了一個觀摩的場所，大家去看看“樣品”，然后在網上下單。網上書店的新書剛一上架就打折，而它們之所以能把價格壓下來，在于幾乎沒有人力成本，倉儲成本也特別低。另外還有電商打假的問題，在某知名電商平臺上，賣的盜版書比正版書還多，價格能打到一折兩折就毫不奇怪。在這樣的沖擊下，出版社、實體書店的生存必然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從國家層面，應該盡快立法，限制電商壓低書價、傾銷圖書的做法。這方面我們可以采取同國際接軌的做法，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有新書限價的相關政策，確保新書不能降價，要按原價銷售，至少在一年到一年半以內，任何的折扣促銷都是違法的。

（除標注外，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