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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春天綻放的，除了花朵，還有詩歌。2024年3月，著名詩人梁平的最新詩集《一蓑煙雨》由四川文藝出版社推出。書中收錄了梁平近年來的百余首現代詩歌，其中包括《水經新注：嘉陵江》和《蜀道辭》兩首小長詩。整本詩集顯示出非常清晰的詩學路徑自我確認。對詩歌領域內的一些常見的爭論課題，梁平也通過理論和實踐兩個方向，作出自己深入、冷靜的思考，形成較為系統的詩學觀念。

梁平（本人供圖）

比起梁平此前出版的多部詩集名字，比如《巴與蜀：兩個二重奏》《家譜》《深呼吸》《琥珀色的波蘭》《嘴唇開花》 《長翅膀的耳朵》 《時間筆記》《忽冷忽熱》等，《一蓑煙雨》顯得更為溫柔、自在，更多是作者自身對身邊的人和物事、人世間家園身世的指認，以及胎記與血脈的追尋。新詩集中，有很大一部分跟傳統文化主題相關。比如《與薛濤比鄰》《李清照》《相如與文君》《韋莊在成都》《揚雄》《在綿山我看見了介子推》等。梁平尤為喜歡蘇東坡，喜歡他的大格局、大胸懷，歷盡千般苦難但能做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從容與樂觀，以及對坎坷人生際遇作出最后的溫暖回應：天下無一不好人。新詩集的名字就是取自蘇東坡《定風波》里的“一蓑煙雨任平生”。

《一蓑煙雨》（四川文藝出版社提供）

把整條嘉陵江寫成了詩

梁平的詩歌看得見地理、人文、歷史，這在他的新詩集《一蓑煙雨》里體現得尤為明顯。《一蓑煙雨》的編選，以嘉陵江和蜀道為發端和收尾，就有著關于重慶和成都二重奏的深刻意味。

嘉陵江干流全長1100公里，全流域面積16萬平方公里，成為長江上游最重要的水系之一。嘉陵江主干明顯，其枝杈清楚，被稱之為典型的枝狀水系。作為江城長大的人，梁平對嘉陵江的感情非同一般。在散文《嘉陵江記》中，他寫道，“站在重慶朝天門的碼頭看去，一脈浩蕩從左向右，把最為抒情的一筆作為她最優美的收勢，插入長江的腹中。這是一幅人文的漫長書卷，一次精神的長途跋涉。我是這條大江的子民，我生命的第一聲啼哭就是嘉陵江的濤聲。所以，我時常會獨自一人，在這條大江的結尾處，那個叫朝天門的地方，想象上游、中游以及下游的一切，關于起源和變遷、關于生態和繁衍、關于生命和創造。”

在《一蓑煙雨》開篇的《水經新注：嘉陵江》組詩里，他用一組詩來表達嘉陵江：《嘉陵江》 《昭化》《蒼溪》《閬中》《南充》《蓬安兩河塘》《陳壽》《合川》《盧作孚：水之嬌子》《水碼頭》《嘉陵索道》《吊腳樓重慶》……在《嘉陵江》中，他寫：“水做的朝天門，長江一扇/嘉陵一扇，嘉陵以一瀉千里的草書/最后的收筆插入長江腹中/我第一聲啼哭在水里/草書的一滴墨，與水交融/江北紅土地上的紅，臍血沖不掉/向海，兩岸猿聲不能挽留/深潛，南北朝《水經·漾水注》里/找到乳名/東源和西源爭吵累了/兩河口兩源合一。嘉陵江/與生俱來的包容和接納，源遠流長……”

在《嘉陵索道》中，梁平為重慶的索道感到由衷自豪，“嘉陵江的長篇情景劇/纖夫和船工的號子已經非遺了/博物館的舊照片放大在舞臺上作幕墻/流水的音效依然驚心動魄/橫跨江上的索道是重慶原創/世界的唯一，凌空滑翔的飛行器/連接兩岸的冒險和刺激，被一根鋼纜/輕描淡寫……”

自2001年從江城來到成都工作、生活，至今已23年。對重慶熱愛不減的梁平也逐漸愛上了成都。這兩個城市，互相有血脈聯系同時氣質又有較大差別的城市，恰好帶給梁平很豐沛的藝術靈感，促使他寫下了很多關于兩地的詩作。

比如在新詩集的《龍泉驛》中，梁平這樣表達他對成都的愛，“那匹快馬是一道閃電/驛站燈火透徹，與日月同輝/漢磚上的蹄印復制在唐的青石板路/把一闋宋詞踩踏成元曲/散落在大明危乎的蜀道上/龍泉與奉節那時的八百里/只一個節拍，逗留官府與軍機的節奏/急促與舒緩、平鋪與直敘/清的末，驛路歸隱山野/馬蹄聲碎，遠了/桃花朵朵開成封面……”

梁平坦言，兩個城市的氣質給他的東西，已經在詩歌創作上發生了融合，“當我寫詩的時候，哪怕是一首小詩，我不希望它是平淡的，哪怕表面是風輕云淡，在字里行間一定要藏有一把刀，有鋒芒。這是重慶給我的。成都的城市氣質則溫柔沉靜，影響到我，讓我開始意識到消弭隔閡、敵意的必要。現在的我希望在我的筆下，能出現最大程度的和解 ，這是成都帶給我的。 這兩種營養在無聲融合，不知不覺讓我的生命和寫作都在調整，匯合成了我的寫作骨血。”

梁平將重慶與成都這兩個城市，都視為根系之城，“在我生命的長度中，這兩個城市就是我認知這個世界的原鄉。 它們不僅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棲息地，更是我大到對人類和世界的認知、我的所思所想的成型的原鄉，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罵的集散地。這種根，不僅僅是物理的肉體的沉淀，還是我對人、自然、社會、世界思考的根系所在地。”

有“根”的寫作路徑

隨著寫作的深入，梁平越發感到自己的寫作，方向越來越明晰——追求一種“有根的”寫作。對于何為“有根的寫作”，梁平也專門闡述：“我所說的寫作的根，與韓少功先生當年提出的文學尋根不是一個概念。少功說的是文學概念上民族文化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根的挖掘。我這里指的是，作為個體的寫作者生理和心理層面上，影響你生命軌跡、完成你生命塑型的根。 不管是轟轟烈烈還是平平淡淡，這個根每個人都有，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意識去梳理。”

梁平也深深體會到，蜀地不僅僅是他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棲息地，更是他大到對人類和世界的認知、他所思所想成型的原鄉，也是他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罵的集散地。“我一直在梳理這個根。長詩《重慶書》系列、批量的《成都詞典》以及《時間筆記》和《忽冷忽熱》，包括最近的《水經新注·嘉陵江》和《蜀道辭》，都是這個根上結的果。因為這個根的梳理，我所希望看到的是，我的寫作能夠結結實實，拒絕那些天馬行空的書寫。這其實是多么艱難的選擇和挑戰。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與生俱來有一種隔閡甚至是敵意。這個有根的寫作，讓我有了明確的寫作路徑，那就是努力消減這樣的隔閡和敵意，與人、與自然、與社會的不平衡達成最大尺度的和解。”

詩歌需要有“我”的寫作

隨著經驗和閱歷的增長，梁平對自己的詩歌寫作路徑已經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認知和自我確認，對詩歌領域內的一些爭論、課題，也有自己深入、冷靜的思考，并形成較為系統的詩學觀念。這在他的新詩集《一蓑煙雨》里收集的詩作和后記文章中可以看出。比如詩歌中關于“我”的寫作，梁平的分享很深刻。他說，自己發現，近些年，很多人寫詩會回避把“我”植入進去 ，似乎植入“我”進去是不太受待見的行為，“我覺得這很荒唐。其實古今中外，無論大小的‘我’，在詩歌中出現舉不勝舉。中國詩歌傳統從《詩經》以來如數家珍的‘我’，比比皆是，包括后來屈原厄運之后汨羅的凈身，李白入世失敗之后寄情山水，杜甫的退隱，蘇東坡的官隱，陶淵明的歸隱等，‘我’在其中活靈活現。海明威做過記者，經歷了2次墜機事故生還，4次婚姻，最后飲彈自盡，他偉大的作品和他不能復制的‘我’造就了他成為世界作家中的神。米沃什當過記者、教師、外交官，甚至被限制過母語寫作。米沃什的詩里面大量出現的‘我’、‘我們’就是他的驕傲，他的‘我’能夠成為他所有經歷、所有認知的證據。”

梁平認為，詩歌其實更需要“我”以自己的面目出現，“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包括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形狀以及出場的儀式感。我的關于有根的寫作帶出來的‘我’，客觀地說，是‘我’找到的進入這個世界，辨認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切口。我的這個切口，就是佩索阿說過的一句名言：‘我想成為的那個人，和別人把我塑造成的那個人的縫隙’。所以，我很樂意讓‘我’出場。這個‘我’，不是一己之私，而是一種人格塑造、 精神譜系 。我必須把‘我’植入寫作進去 。這就不是小我，而是與自然發生聯系的超我、大我，是‘我’所有經歷的人和事，身體、思想，所感知的人類、自然、社會以及形而上、形而下的所有的證據，是‘我’進入這個世界、體察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切口。”

拒絕過度修辭

讓詩歌在“原生狀態”中說人話

詩歌一般被認為多是抒情的文體，但其實敘事也是詩歌中必要的因素。梁平的詩歌里敘事的成分就較為突出，這讓他的詩歌讀起來更言之有物。梁平相信，敘事幫助詩人獲得一種對現實發言的能力，“寫作的原創性更多來自敘事，冷靜、客觀地觀察和處理外部世界，以及復雜的個人經驗。抒情已經無能為力。敘事語言幾乎沒有任何遮蔽和裝飾，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難度最大的一種寫作方式。我是城市的書寫者，現代文明催生城市化進程，城市已經成為人的情感和欲望的集散地。 對城市的精神代碼、文化符號以及城市人與城市各種關系里的消極與積極、抵抗與融入、逆反與享受的辨識與思考，強迫我們對城市的書寫從依靠想象轉向更為真實的敘事。”

詩歌的敘事古已有之，但朦朧詩以后是一次很重要的革命。梁平認為，寫敘事性詩歌有利于拒絕過度的修辭手段和泛濫的抒情方法，通過眼見為實的事件瞬間、細節的高度提煉，有情節、有起伏，甚至有戲劇效果地展現詩人的感受。敘事性詩歌強調情感與敘述的零度狀態，以不動聲色地旁觀、超然應對那些過于精致和浮華的語言化妝術，在“原生狀態”中說人話，說大家能聽懂的話，在幽微、瑣碎的生活日常里打撈與人親近的人間煙火。需要強調的是，保持敘事的克制和保持詩歌的肌理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在“小樓”里與這個世界達成和解

用生命書寫“指認的胎記與血脈”

從20世紀80年代梁平開始寫詩，同時做文學刊物編輯：《紅巖》3年，《星星》15年，在《青年作家》《草堂》8年至今。“半個世紀過往的臉譜和結緣的文字不計其數，雖有心得，卻不敢自以為是。這么多年身不由己，做事擠壓作文的時間太多。年齡越大越是感覺到該寫的欠賬還是該一筆筆清算，給自己一個交代。”

梁平坦言，“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他做不到。“但是可以深居簡出，去過的地方不去了，人多的地方不去了，謝絕了很多場合。這樣就騰出很多時間自言自語。自言自語是我寫作和閱讀保持的狀態，一以貫之。‘以自己之眼觀物，以自己之舌言情。’王國維說納蘭性德的這兩句話，深得我意，并且伴其左右。久而久之，我的自言自語，給自己的寫作畫出一道清晰的線條——我，我的家；我與身邊的人和物事，我的家與人世間我們的家指認的胎記與血脈。”

梁平坦言，自己如今愿意棲身的“小樓”包括日常的雞毛蒜皮，生活的酸甜苦辣， 遠山、遠水的親近，虛情、假意的疏離，生命基因的確認、自我人格與精神的辨識與塑形。“府南河邊南河苑的我，自覺不自覺地與他人，與自然，與這個世界的關系達成和解。看天天藍，看云云白。”

詩歌與現實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常被談論的話題。梁平對此也有深入的思考，“詩歌書寫現實，與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關聯從來沒有間歇和斷裂，從最初的源頭《詩經》以來，楚辭漢賦，魏晉南北朝詩歌，唐詩宋詞以及元明清文學，這樣的一種關聯水乳交融，新詩百年更是凸顯為主脈，成為中國詩歌優秀的傳統。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中國文學的寶典，也是中國詩人血脈里奔涌不息、強大的基因。”梁平也由此認為，詩歌寫作者對新時代的現實書寫責無旁貸。“不少詩人由于過分迷戀自己的慣性寫作，或者對身邊翻天覆地的變化置若罔聞，或者深陷于自己搭建的語言迷宮而不能自拔，已經缺失了遼闊的胸襟和視野，很多人在現實面前已經束手無策，喪失了進入現實的能力。另一方面，有的一提到現實書寫，就生硬地羅列標簽，虛假的感嘆號，空洞無物的偽抒情。”

對話梁平：

“嘉陵江和蜀道有我生命的印記，更有家國的印記”

古往今來，詩歌都是文學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卓越的詩歌，需要有生命能量的人來寫。出生于1955年的梁平，今年69歲了，但他的精氣神給人看起來仿佛不到60歲。

封面新聞：《一蓑煙雨》中有很多關于蜀道的詩。比如《明月峽棧道》《劍門關》《五丁與金牛》《夔門》《荔枝道》《翠云廊》《米倉道》《褒斜道》《古蜀道》《蜀道辭》。為什么對這個題材如此有感覺？

梁平：蘇東坡“一蓑煙雨任平生”，而迷戀的境界是“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是人生最高級的包容、樂觀與豁達，也是常人所不能抵達的境界。詩集《一蓑煙雨》大多是我65歲之后寫作的結集，之所以取這個書名，顯然是受了東坡先生的影響。詩集重筆寫了一條江，一條路，江是風情萬種的嘉陵江，路是幾千年風云演變、至今嘆為觀止的蜀道。嘉陵江和蜀道有我生命的印記，更有家國的印記。《一蓑煙雨》披掛的煙雨，包括了日常的雞毛蒜皮，生活的酸甜苦辣，遠山、遠水的親近，虛情、假意的疏離，生命基因的確認、自我人格與精神的辨識與塑形。

封面新聞：2021年你出版詩集《忽冷忽熱》時，我采訪你，你當時說了一句“現在身邊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大多已經不寫了”，同時你也提到有例外，比如孫靜軒先生72歲的時候，還寫了數百行的《千秋之約》。還有張新泉先生，80多歲也在寫詩。你如何看待詩歌與年齡的關系？

梁平：良好的寫作狀態跟年齡沒有多大的關系。很多人不到花甲就不寫了，或者寫不動了，都很正常。晚年生活不是只有寫作，如果硬著頭皮寫，不僅寫出來自己不滿意，而且還傷及自己身心健康，大可不必。寫作的生命力是否還有活力，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自己的文學儲備，是否還有寫作的能力；二是驗證自己是否還有創造力，如果都有，為什么不寫呢，至于你幾歲了，幾十歲了，不寫就是對不起自己。但是這個時候的寫作，功利少了，顯擺少了，寫出來就是最大的快樂。

“我的整個寫作都是未來完成生命塑型的根”

封面新聞：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你是一個做事大開大合、雷厲風行的詩人。但從你的新詩集里可以看出，其實這幾年你在很多方面的風格其實也在轉變。你如何看待自己這種轉變？這如何體現到你的詩歌寫作中去？你如何看待做事與作詩之間的關系？

梁平：做事需要雷厲風行，寫作需要老成持重。做事就是工作，我不喜歡議而不決，拖拖拉拉。寫作反而需要深思熟慮，甚至會用幾個方案去解決一個寫作問題，使其完美。現在做事不多了，自己也屏蔽了很多場合，騰出了很多時間閱讀和寫作，還是覺得時間不夠。那天做了一個寫作的清單，必須寫必須完成的“作業”，面無表情地盯著我，我知道我該怎樣用文字去表情。你說到《一蓑煙雨》可以看到我寫作風格的改變，是不是也包括人生態度的改變。我覺得只有變才是生命力。我一直尋找自己寫作的根脈，我這里指的是，作為個體的寫作者生理和心理層面上，影響你生命軌跡、完成你生命塑型的根。不管是轟轟烈烈還是平平淡淡，這個根每個人都有，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意識去梳理。我的整個寫作都在為此努力，欣慰的是，我正在修正、完成這個根脈的系統。

封面新聞：就我的閱讀體驗來說，你的詩風格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拒絕過度的修辭手段和濫觴的抒情方法，通過眼見為實的事件瞬間、細節的高度提煉，言之有物，不繞圈子，不故作高深，行家和普通人都能得到各自能得到的東西。這種寫詩的風格，有著怎樣的形成來路？

梁平：無論做事、作文都不應該繞圈子、故作高深。從接受美學上說，“故作高深”是讀者對寫作者的一種批評，可能沒有一個詩人承認自己是在“故作高深”，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是個問題。其實現代詩歌強調抒情的內省和復調，由于每個人的“哈姆雷特”不一樣，寫作與閱讀形成障礙也算正常。但是寫作者需要考慮如何減少這個障礙，比如如何更有效地消減抒情的主觀化，使我們的抒情更客觀、更接地氣，包括引入敘事或者戲劇效果這些與人親近的手段。我的寫作比較注重“深入淺出”，無論是宏闊的歷史還是幽微的迷境，“淺出”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寫作路徑。

封面新聞：這本新詩集中，能看得出你對自己的詩歌寫作路徑已經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認知和自我確認，對詩歌領域內的一些爭論、課題，也有自己深入、冷靜的思考，并形成較為系統的詩學觀念。我也知道你很樂于提攜、幫助年輕人。作為詩歌編輯，你也了解很多青年詩人的詩歌寫作狀態。在你看來，年輕一代的詩人，在寫作中，比較容易走入的誤區是什么？他們有怎樣的優點應該繼續強化發揮？

梁平：青年人是文學的希望毫無疑問。這些年做華語青年作家獎、華語青年作家寫作營、草堂詩歌獎，我們的目光都聚焦在青年，一大批青年作家、青年詩人脫穎而出。最突出的印象是，現在的青年人和我們年輕的那個年代不能同日而語了，他們吸收的文學營養和他們面對復雜的世相，都是他們的財富。沒有任何人在一生中沒有走過“誤區”，但是所有的教訓都可以成為經驗。青年人只要不亦步亦趨，不人云亦云，有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判斷，有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的精神，為人為文都皆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