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故鄉、他鄉、離散、故事、痛苦……古爾納被提問時出現的這些“高頻詞”，呈現出大家對這位諾獎得主作品的認知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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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冰心、李健吾、葉君健、丁玲等中國作家的“書房”，走進了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3月的一個早晨，76歲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步入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座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文學博物館。他參觀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內陳設的作家書房展和名家手稿展，之后又回答了一群青年寫作者好奇的問題。

如是這般與中國文學的密集邂逅，貫穿了古爾納將近10天的“中國行”。

從紙間走到面前，古爾納與夫人所到之處，熱鬧非凡。匆匆穿行上海、寧波和北京3座城市，古爾納體驗了“包含很多儀式感”的中餐，和多位中國作家對談，造訪了大學和文學地標，與譯者一起誦讀代表作，看到一群大學生用舞臺劇演繹自己的小說……甚至去了當紅主播的直播間聊天，見證作品被絲滑賣掉11萬冊。

故鄉、他鄉、離散、故事、痛苦……古爾納被提問時出現的這些“高頻詞”，呈現出大家對這位諾獎得主作品的認知。中國讀者拋出的這么多問題，古爾納都是如何作答的？

在作家講故事之前，故事如何成就作家

華東師范大學大零號灣文化藝術中心，是古爾納在中國公開活動的第一站。偌大的空間，座無虛席。

是諾獎，打開了大多數中國讀者對這位作家的認知。

2021年，古爾納因“對殖民主義的影響和身處不同文化、不同大陸之間鴻溝中的難民的命運，進行了毫不妥協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當瑞典文學院宣布獲獎者后，網友們一邊賣力搜索這位作家究竟是何許人也，一邊感慨“爆冷”。獲獎前，這位“冷門作家”作品僅以一兩個短篇的形式與中國讀者見面。

如今，國內許多讀者已然開始熟悉古爾納的作品。古爾納的10部長篇小說作品已出版——包括第一輯《天堂》《來世》《贊美沉默》《最后的禮物》《海邊》，第二輯《離別的記憶》《朝圣者之路》《多蒂》《遺棄》《礫心》。

人人都說，作家是講故事的人，古爾納很真誠地分享了一件事：故事是如何成就作家的？

故鄉被殖民的悲傷故事，來自遠方的神秘故事，構成了古爾納童年對世界的兩種認知底色。

1948年，古爾納出生在東非海岸的桑給巴爾島，這座小島文化多元而復雜，且充滿動蕩，曾經歷數十年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古爾納從小到大都對關于殖民存在和殖民活動的歷史敘述感到不滿。“這種不滿是促使我寫作的動力之一。我在18歲那年離開了當時正處于動蕩中的祖國，離別的經歷，以及渴望重拾對被我遺棄之地的認識和理解，是我寫作的另一重動力”。

古爾納通過“鄭和下西洋”的故事，將其故鄉桑給巴爾的歷史與中國歷史聯系起來。

“我從小到大都聽說，我們曾與大洋彼岸的地方聯系頻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灘行走，你會撿到青瓷碎片，它們產自中國，是鄭和船隊遺留下來的歷史遺跡。”他一直希望親身感受燦爛迷人的東方文化。

當初旅人們都會帶著他們的貨物、故事、亂套的生活，從大洋的不同地方來到他故鄉的島嶼。“港口離我家只有幾米之遙，我很小就目睹這些人的到來，是他們帶來的故事伴我長大。”“我小時候聽到了很多故事，對人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情感，有時候甚至一種嗅覺也是非常重要的。”對于古爾納而言，兒時在非洲故鄉的生活經歷對他最深的影響是：影響了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

在作家格非看來，古爾納的作品中既有“真”，也有“誠”。他符合現代社會的規則，要去了解真相；同時他又牢牢建立在“誠”上面，也就是我們內心的澄明。格非感嘆，古爾納小說所表現的寬闊視野和復雜的時空關系令人驚訝。“我的手邊沒有世界地圖，但讀古爾納的小說，腦海里馬上會浮現出世界地圖。”

古爾納給了中國當代作家一個重要啟示：“在今天寫作，沒有一個國際性視野是根本不可能的。”格非說。

既寫留在身后的故鄉，也講述當下的環境

古爾納和莫言這兩位諾獎得主的文學對話，發生在北京師范大學英東學術會堂。

活動開始前，會堂門口就站著好些學生，期待一睹大師風采。每個入場的人會領到一張背景色湛藍如海水的門票，上面印著對談主題：文學的故鄉與他鄉。

莫言說，古爾納的小說中有許多他不熟悉的生活，以及許多他不熟悉的人的情感。“文學之所以能夠走向世界，作家的作品能夠被國外讀者所接受，在于他們的作品具備了人類的共同價值、共同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

古爾納也分享了對莫言《紅高粱家族》的閱讀感受。他非常喜歡這部作品的語言描寫、敘事方式及其所帶來的“氣息”，他認為莫言的小說特別擅長書寫一個普通人在宏大歷史中具體經歷了什么，這對于讀者而言是具體可感的。

莫言認為，隨著作家創作經歷的延長和活動半徑的擴展，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納入“故鄉”的范圍中。作家的寫作一定脫離不了自己的故鄉。一個小說家的自傳往往就體現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小說家的自傳或許包含著小說的成分，但小說家的小說卻恰好表現很多自傳的內容，這不是誠實的問題，而僅僅是藝術的問題。

他以古爾納的《遺棄》為例說明，小說家不會像歷史學家一樣全方位、立體地描寫一場巨大的變革，小說家更擅長的是“由小見大”，從一扇窄門進到寬廣的世界中去。

古爾納則用觀眾可感的方式描繪了一下故鄉島嶼的樣貌。

“它的寬度只有20英里，長度也只有60英里，從島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只需要一個下午。海灘和海，讓我們的小島和世界進行著連接。我們的小島上，有阿拉伯南部的人，有印度人，還有索馬里人，甚至有鄭和的足跡。”

古爾納認為，所謂故鄉，是我們心靈的歸屬和更深層共鳴感的所在。“我們對于家園的判斷，并不僅僅是一個理性的判斷，更是一種感性的認知。”

除了這一場對話，古爾納的“中國行”全程不斷談論著關于故鄉和異鄉的話題。

在華東師范大學，古爾納談及“鄉愁”：“對我而言，鄉愁并不意味著遠離家鄉，而是失去家園。”——這恰好與他的幾部代表作，如《天堂》《來世》《海邊》等主人公的經歷相呼應。

在上海的思南文學之家，古爾納回答關于寫作動機的提問時說：“你問我是如何開始寫作的？這等于要講我一生的故事。”

古爾納18歲從桑給巴爾移民英國，作為異鄉人，周圍的環境變得復雜、艱難，他花了一定的時間適應這樣的環境，理解自己的處境，梳理自己和環境的關系——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古爾納開始慢慢思考如何去創作。

“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生活經歷，這是對我們現在很多人共處的這個時代的描寫。”古爾納說，他一個人的經歷，也是幾百萬人背井離鄉，離開祖祖輩輩生活之地來到異鄉的經歷。

古爾納坦言，自己寫作“不僅僅寫留在身后的故鄉，還有很多在講述自己生活當下的環境”。

建議中國青年作家：不用想太多，只要堅持寫作

獲得諾獎是什么體驗？會改變作家的寫作軌跡嗎？

在思南文學之家，古爾納說，得獎是很美妙的事情，很幸運，作品會在全球范圍內被翻譯成不同語言，讀者面因此被拓寬，“作品可以和世界上更多人見面”。

不過，他很篤定地說，獲獎不會改變自己的生活和寫作。

古爾納提到很多人常調侃的“諾獎詛咒”。“在作家圈子里，大家有時候會說拿獎是‘詛咒’，有些人拿了獎之后就不再寫了，但是很幸運我自己不是這樣的！我已經完成一本書，明年將會出版了。”

在“中國行”全程，除了“掏空”自身創作心路歷程，古爾納還和許多青年文學愛好者面對面，給出不少關乎寫作的建議。

在北京，古爾納與魯迅文學院第45屆高研班學員進行了以“循著故事而來——遇見古爾納”為主題的座談。古爾納坦言，當一名作家并非最初的決定，后來在寫作的過程中才立志要走創作之路。

當被問及為何鐘情于書寫痛苦，古爾納的答案是：生活本身就充滿了困難，無法給人以確切的答案。“當主人公遇到很多困難，經過抗爭過上了滿意的生活，這樣的故事是可信的，讀者也更感興趣。”

古爾納表示，人物關系永遠是他作品的重要主題，選擇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視角進行創作，取決于想要達到的效果。“作家要把自己當作藝術家，就像畫家作畫之前先想象要畫一幅怎樣的作品，寫作與此類似”。

他還建議中國青年作家“不用想太多，只要堅持寫作”，這對所有作家都適用。

而在北京師范大學，古爾納結合自己的寫作經驗建議，初學寫作時需要自己學習摸索，寫完后要盡可能請別人閱讀，了解讀者的意見。

古爾納“中國行”的最后一站，頗有一種“次元壁被打破”之感：他做客“與輝同行”直播間，和董宇輝完成了一場關于人生、閱讀和寫作的精彩對話。

這是古爾納第一次參與網絡直播，中途他驚嘆了屏幕上留言滾動速度如此之快。

這場直播主題很文藝：“講一個故事，給離家的人”。古爾納覺得，文學的一個非常美好的地方就在于我們閱讀別人的故事時，會發現自己也在別人的故事之中。

直播最后，董宇輝送給古爾納一套中英雙語版《唐詩三百首》和一本英文版《額爾古納河右岸》——“希望這些書可以給古爾納先生一個念想，讓他以后再來中國。”

直播間最高同時在線人數超過55萬人，售出古爾納作品第一輯2.2萬套（11萬冊）。想來古爾納也會對這個夜晚記憶深刻：網友不斷涌入直播間，刷著滿屏彈幕，聽他聊文學。

如古爾納所言、所愿：自己用一生講述且依然在更新的故事，的的確確被世界上更多人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