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桌子上放著《生活在樹上：卡爾維諾傳》（盧卡·巴拉內利、埃內斯托·費里羅編著，畢艷紅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出版），閑著就讀一會兒，沒兩天讀完了，還不收拾到書架上，時不時還會翻翻。對我，它像本閑書，又不像。

最早讀卡爾維諾，大約是40年前。許多年來，我零零碎碎地讀他，斷斷續續到現在。大學時讀的書是圖書館借來的，那時候一個寫小說的同學特別推崇《意大利童話》，我也跟著讀；畢業后，一次在城郊結合部路邊的地攤上驚奇地看到兩本他的小說，就買了下來；現在我的書架上卡爾維諾的書占了一格，大部分是譯林版的一整套。我算不上卡爾維諾的認真讀者，但他對我一直有一種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奇妙的吸引力。

卡爾維諾的父親是農學家，母親是植物學家，“我父母在植物王國中施展才智，展現植物界的神奇現象與演化規律。我則被另一個植物界——文字叢林所吸引”，他的兩個舅舅是化學家，兩個舅母也是化學家，他的弟弟是地質學家——“我是家族的敗類，家族中唯一的文人。”但這個文人卻不是科學家的對立面，而是，家族基因和父母的遺傳密碼被他攜帶進文學寫作中，由精確方法支配的反思和研究嫁接到文學這一古怪而多變的主干上。他說，寫作意味著，“盡可能準確地解釋事物的感性方面”。

由這樣的“血統”而形成寫作風格，進而成為道德信念：“你問我為什么總是簡潔明了……最重要的是，出于道德信念，因為我認為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交流與了解的方式，比任何不受控制和欺騙性的傳播都要好……但愿那些談論自己的面孔或‘自己的靈魂’的人能意識到，他們所說的內容空洞無物。”

也因此，他對語言的空洞無物和抽象性極力抵制；而在現實中，正是這種空洞無物和抽象性構成了語言的基本環境。所以，意大利作家必須發明用于寫作的語言。我也是從這里理解了《帕洛馬爾》：“帕洛馬爾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也許因為他在詞語濫用的環境中生活的時間太久，他攔截了所有代碼之外的信號，編織了無聲的對話，試圖構建一種道德，可以讓他盡可能長時間地保持沉默。但是，他真的能擺脫浸潤了他自身內部和外部的語言世界嗎？”

在回答幾乎每個作家都會遇到的“你為什么寫作”時，他的回答內含科學探究的謙遜：“我寫作是為了學習那些我不懂的東西……引起我寫作欲望的，并非我想教別人我所知道或我認為我知道的東西，而是我自己痛苦的知識短板。所以，我的第一個沖動是假裝自己具有某項能力而進行寫作。但是為了裝得像模像樣，我必須以某種方式來積累基本知識和各種觀點，我必須能夠想象出經驗緩慢積累的過程。這些我只能付諸筆端，我希望至少能用筆捕捉到一些我在生活中觸之即失的知識的痕跡。”

卡爾維諾曾接受采訪，讓他為還未到來的新世紀說“三個法寶”。他的答案是：一、背誦詩歌，不論是兒童、青少年，還是老人，促成記憶的發展；二、“不僅在語言上也包括在所做事情上，要專注于精確”；三、“要知道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隨時可能消失。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放棄一切，相反，我們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享受其樂趣，但同時要知道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隨時可能煙消云散”。

卡爾維諾未發表的手稿中有這樣一段回憶：“我第一次體會到閱讀一本真正的書的樂趣是很晚的事情了，那時我已經十二三歲，當時讀的是魯德亞德·吉卜林的《叢林故事》的前兩篇……從那時起，我就在書本中尋找一些東西：我想看看是否能夠再次體驗閱讀吉卜林時的樂趣。”這讓我想起，我年輕時曾經翻譯了吉卜林的這部名著，那時候的狀態真是令人懷念。

1984年，卡爾維諾去世前一年，他參加一個奇幻文學的會議，博爾赫斯也應邀前往。有人告訴已經失明的博爾赫斯，在場歡迎他的人中有卡爾維諾。博爾赫斯說：“我從沉默中認出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