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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宋韻”而言，當限定為論述南宋時期的“宋韻”之特色時，尤其不能忘記這一特色與南宋時臨安（杭州）的密切關系。這座既有濃郁商業氛圍和鮮明市井文化特色，又有自然景觀和詩酒風流文化氛圍的中國古代城市，構成了南宋話本小說中特有的“臨安元素”或“杭州特色”。

 在中國文化史上，兩宋時期文化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并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高峰，以陳寅恪有關論斷最有代表性：“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另一著名史學家柳詒徴也有類似評價：“有宋一代，武功不競，而學術特昌。上承漢、唐，下啟明、清，紹述創造，靡所不備。”陳寅恪、柳詒徴此說早已得到學術界認同，不贅。正因宋代文化如此輝煌，宋史及宋代文化研究不僅一直是學術界關注重點，也是國際漢學界關注重點之一。其中對宋代文化特色的研究尤為突出，并常在與唐代文化特色比較中予以呈現，其最有代表性的概述為“唐風宋韻”（亦有“漢風宋韻”——漢宋比較之表述，但不多見）。

在“唐風宋韻”這一概念中，如果說“唐風”更多體現盛唐文化的恢宏大氣和浪漫開放姿態，則“宋韻”主要體現為兩宋文化的豐富性和含蓄性，以陰柔多于陽剛為基本特色，其最恰當代表為宋詞、宋瓷和宋畫（尤其是文人畫）。其實“宋韻”中“韻”這一特色自中唐時已有表現，即以詩和散文為例，盛唐時雖有李杜、韓柳之高峰，但流派不多、個性仍不突出，至中唐及之后才呈現出風格繁多、百花齊放的圖景。與之相應的是審美風格和趣味的改變。

僅就“唐風”和“宋韻”而言，前者更多給人以粗狂、開闊、大氣之感，而后者給人以華麗、細膩、含蓄之感，在審美趣味走向成熟的同時也意味著其生命力的萎縮不振，這與宋代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相對軟弱和統治者大多具有較高文藝修養及實施“重文輕武”等政策有關，也與宋代市民經濟發達和都市生活相對繁榮有關。一般而言，所謂“宋韻”即指兩宋文化或文明，如今人徐吉軍所概括：“宋韻就是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韻味，簡單地說，就是指輝煌的兩宋文明”。然而“宋韻”這一概念具有極為豐富的內涵和外延，在最寬泛意義上“宋韻”就是指宋代文化，而在較為嚴謹意義上“宋韻”則指宋代文化所體現出的審美風格或審美趣味。迄今為止，最能體現“宋韻”之審美風格也最為研究者所重視者多為“雅”之部分，其代表為文學中的宋詞及散文、美術中的書法及山水畫、文人畫以及宋代瓷器等等。誠然，這些確實是“宋韻”中最有代表性者，但“宋韻”并非只有這些，因為無論在哪種涵義上使用“宋韻”這一概念，它都包含有極為豐富的內涵和多樣性，即如“宋詞”，其最能體現“宋韻”者固然是婉約一派，但豪放派也屬于“宋韻”之表現形式自不待言。

綜上所述，如果要完整闡釋“宋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則不能不關注兩宋時期其他重要的文化和文學遺產，而南宋時期話本小說以其所表現的市井文化和都市生活，呈現出濃郁的市民文化氣息和追求世俗幸福的審美趣味，由此構成“宋韻”中之“俗”的一面，即豐富多樣性中之世俗性、通俗性、趣味性和娛樂性的一面。就“宋韻”而言，當限定為論述南宋時期的“宋韻”之特色時，尤其不能忘記這一特色與南宋時臨安（杭州）的密切關系。臨安作為一個大都市，之所以得到馬可波羅的高度贊美，不僅因為它是當時最繁華的城市，是最有文化氣息的城市，也是最具自然風景優勢的城市，由此它在中國古代城市發展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既有濃郁的商業氛圍和鮮明的市井文化特色，又有自然景觀和詩酒風流的文化氛圍。這一雙重性格自然體現于話本小說中，由此構成了南宋話本小說中特有的“杭州（臨安）元素”或“杭州特色”。

兩宋時期話本小說因各種原因流傳至今者較少，大約能夠確認為宋代或創作于宋代但后人可能有所改動者包括《京本通俗小說》的全部，《清平山堂話本》中的大部分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小部分，約四十篇左右。中國科學院（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北大游國恩等四教授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及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都持上述論斷，只是在具體數量的估計上略有不同。本文在論述南宋時期話本小說以及其中的“杭州元素”時，所用例證不出上述著作所界定范圍。

與宋詞、宋畫中多體現“宋韻”的高雅、清淡和不食人間煙火氣不同，話本小說更多體現出其另一面，更加世俗化、生活化，更接地氣，更多表現市井生活與民俗民風。縱觀現存宋代話本小說中南宋時期作品，較多具有濃郁鮮明的“杭州元素”或稱之為“西湖小說”“臨安小說”，其題材大致可分為兩類，即表現帝都、帝王或上流社會生活與表現市民生活、都市風情者，思想內容則基本為娛樂性和懲誡性（勸善懲惡），而溝通和連接他們的環節或故事背景，就是具體的都市生活場景和西湖自然風景。這些話本小說作者大都充滿著對杭州作為“帝都”的自豪之情和懷念之情，以及對杭州、對西湖之美麗繁華的贊美與向往。其次就是通過對市井民俗的描繪和下層民眾生活的展示，表現對世俗幸福理想的追求和肯定。

歷史上杭州作為都城有兩次，即吳越和南宋時期。吳越時尚未有話本小說產生，南宋時的話本小說即成為話本這一文學體裁中初次呈現“杭州元素”者，“帝都情結”和“市井風貌”也只能體現在這些作品之中。所謂“帝都情結”，就是通過作者對帝都生活的描寫，展示帝王及王室的尊貴和大氣、帝都生活的繁華與熱鬧、描寫帝都市民的自豪和幸福感，以及帝都陷落后追憶往事的悵惘和破滅感。據《武林舊事》和《西湖老人繁盛錄》，南宋時臨安僅從事職業“小說”“講史”“說經”三家說話的藝人，就有上百人，可見彼時臨安“說話伎藝”之繁榮，其中不少人以能在京城占有一席之地為榮，不愿再去他處謀生。其中“惟有小說，是說話中最難的一科，所以說話人‘最畏小說，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都城紀勝》云；《夢粱錄》同，惟‘提破’作‘捏合’），非同講史，易于鋪張；而且又須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的口辯。然而在臨安也不乏講小說的高手，吳自牧所記有譚淡子等六人，周密所記有蔡和等五十二人，其中也有女流，如陳郎娘棗兒，史蕙英”（魯迅《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后來》）。又如《西湖老人繁勝錄》：“小張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人叫做小張四郎勾欄。”而技藝較差者就沒有資格進入，只能在街頭巷尾表演。《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有“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要鬧、寬廣之處做場者，為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至于對臨安繁華市貌、帝王生活及西湖美麗風景的描述，更是比比皆是，從中流露中作者的自豪之情和對逝去之繁華的緬懷之思，如《西湖二集》的《寄梅花鬼鬧西閣》中，就用大段文字“把臨安繁華光景表白一回”。今人劉勇強指出：“這種繁華景象遠不是表面風光，它反映了市民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的熱愛與自豪。更重要的是，它還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如果脫離了城市中以商業活動為中心的種種人際交往，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將無以為繼，作者的敘述也失去了依托。”又如《夢梁錄》作者的自敘之言：“昔人臥一炊頃，而平生事業揚歷皆遍，及覺則依然故吾，始知其為夢也，因謂之‘黃粱夢’。矧時異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風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疇昔哉！ 緬懷往事，殆猶夢也，名曰《夢粱錄》云。”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李員外稱贊白娘子“便是杭州娘子生的俊俏”，而白娘子之所以鐘情許宣，原因之一也是“娘子愛你杭州人生得好”，這其實就很能體現杭州人的自豪感。又如《夢粱錄》對西湖的描述是亭榭花木無數，四時之景不同，棹歌畫舫，名士云集，高潮處數萬人集于湖上。《清平山堂話本·西湖三塔記》則引用大量詩詞稱贊西湖“真山真水，一年四景，皆可游玩”，稱游西湖“晨、昏、晴、雨、月總相宜”，或描寫西湖“不深不淺，不闊不遠”，這些描寫不僅把西湖美麗寫到極致，也展示了臨安作為都城的繁華。至于《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一篇則有大段對南宋帝王之家生活的詳細描述，其語氣中充滿了艷羨和敬仰。文末的四句收尾詩：“高宗南渡極盤桓，嗣主恭承太上歡。回首鳳凰山下闕，至今猶自五云攢”，更極盡對皇室謳歌之能事。而在《救金鯉海龍王報德》中，作者更是借玉帝之口稱贊西湖風景之美，那種身為皇都人、住在西湖邊的自豪感體現得尤為明顯。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開頭（所謂“入話”）就是那膾炙人口的四句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然后即以一大段文字描述西湖之美景：“話說西湖景致，山水鮮明……”，其中不僅提及涌金門、孤山、蘇堤等景點，還提及蘇東坡、林和靖等和西湖有關的歷史人物，最后水到渠成地引入小說的主人公：“說話的，只說西湖美景，仙人古跡。俺今日且說一個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著兩個婦人，直惹得幾處州城，鬧動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筆，編成一本風流話本。”這樣的敘述方式，其優點在于聽眾（讀者）如果對杭州和西湖熟悉，就會油然產生親切感和現場感。就南宋話本小說而言，它本來就是應臨安都城市民的文化需求而產生，與杭州和西湖天然有著密切聯系，也因此作者在話本中采取以聽眾（讀者）熟悉之場景作為引子，自然就會收到很好的效果。

再看南宋話本小說中對市井生活和追求世俗幸福的描述。

較之北宋時期，同樣是寫京城景象，南宋話本小說重點已不再是描繪帝都恢弘華貴的氣度，而是關注街頭巷尾的市井生活景象，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和命運并如實再現從地處中原的東京到偏安東南的臨安所導致的文化中心遷移和城市生活圖景的變異，誠如魯迅所言：“宋小說多是市井間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詩人。”其中更能體現“宋韻”中之世俗性、平民性一面的是描寫北宋移民追憶中的東京繁華與現實中臨安繁華生活的對比，展示這些文化遺民如何適應臨安的文化風俗和生活習慣，并最終被折服、同化的過程。同時也有部分作品描寫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充分展示人間煙火氣的同時也對普通民眾追求世俗幸福的信念予以肯定。對于南渡后的臨安，人們總是習慣拿東京汴梁作比，話本《錯斬崔寧》中同樣如此：“卻說高宗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沛京故國。”又《馮玉梅團圓》中有一名句：“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意思是話本小說必須通俗易懂才能傳得遠，必須表現風俗人情才能感動人心。

至于最能體現杭州市民生活趣味者，當然是游覽西湖。游湖之風始于北宋，由于北宋文人士大夫酷愛游樂，隨著趙宋政權的南遷，他們也將此風俗一并引入杭州，如《夢粱錄》中說：“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抱兩峰，亭館臺榭，藏歌貯舞，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上行下效，市民階層也逐漸形成“四時幽賞”、行樂西湖的風氣。與此同時，話本小說中也頻頻出現這方面的描寫。《警世通言》《樂小舍拼生覓偶》中就有杭州人春游西湖的描寫:“時值清明將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墳，就便游西湖。”在《賣油郎獨占花魁》中也有游湖內容：秦重在昭慶寺賣出油后，“繞河而行。遙望十景塘（即蘇堤）桃紅柳綠，湖內畫船簫鼓，往來游完，觀之不足，玩之有余……”其它如《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陸五漢硬留合色鞋》《樂小舍拼生覓偶》等話本中也都有普通市民游覽西湖的記載。其次如錢塘觀潮、清明祭掃等也是富有杭州特色的民俗活動，話本小說對這些民風民俗的描寫以及杭州市民生活的展示，在凸顯杭州地理文化特色的同時，也極大豐富了“宋韻”的文化內涵和審美意趣。

這一時期的話本小說，比較注意塑造普通民眾的人物形象，大量普通市民成為小說的主人公，市民的生活和情感在小說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樂小舍拼生覓偶》中的男女主人公本為青梅竹馬，隨著年齡增長他們無法相見，直至一次游湖偶遇才有機會見面。此后盡管家人多次為他們各自提親，他們卻抱定一個信念就是“非他不嫁”“非她不娶”，但雙方家長卻不知道他們心事。后來兩家都去錢塘觀潮，女主人公不慎落水，男主人公不顧自己不習水性跳入江中，兩人緊緊抱在一起昏迷過去，他們被人救起時竟然還是保持這一姿勢。由此感動雙方家人，遂議定婚事，最終他們夫妻恩愛，一時成為佳話。話本中的男女雙方都是普通民眾，他們對愛情的追求盡管遇到挫折，但在歷經坎坷后終于以“大團圓”結局收場，事實上反映了彼時杭州民眾的愛情婚姻觀念，其中有對婚姻門當戶對的肯定，更有對愛情自由的贊美——這一觀念的形成無疑與杭州市民經濟繁榮和市民觀念的改變有關。從藝術角度看，“大團圓”結局雖然有庸俗化傾向，卻表現了古代底層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正因他們在現實中無法實現，才向文學藝術作品中尋找慰藉。而且從藝術形式上看，作品中很多大團圓結局都是主人公在付出艱辛努力甚至生命代價之后才得以呈現，藝術效果其實比較完美。又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在描寫南宋臨安普通市民生活的同時，重點贊美主人公為救家人不惜獻身的精神。小說寫汪信之因與其兄不合離家出走，靠賣炭、賣鐵、經營漁業為生，漸漸發展成為地方富豪。后來汪信之到臨安上書要為國家恢復中原效力，不料因兒子對汪的兩位友人程彪、程虎招待不周，二程便誣陷汪信之謀反。官府派兵捉拿，汪信之在率領眾人自衛后逃離而家人全部被捕。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汪信之為救全家人投案自首，而自己慘遭處斬。小說寫主人公報國不成反遭誣陷，最后為救家人而犧牲，悲劇色彩濃郁。同時作品對彼時社會風貌和市民生活的展示也非常細致生動，其中的“杭州元素”極為鮮明，不僅體現于小說正文，而且在“得勝頭回”中也有展示，對“宋嫂魚羹”來歷的描寫就是如此。

由此，“臨安”作為都城和“西湖”作為景物，在話本中已不是簡單的故事發生地和環境背景，而成為一個積淀了豐富歷史文化內容與地域風情的審美意象，也自然成為“宋韻”的重要內容之一。當“臨安”“西湖”“斷橋”等意象在話本中頻頻出現的時候，它在聽眾（讀者）心中喚起的不僅僅是被告知人物生活和故事發生的地點，更是對臨安作為都城和西湖作為風景的歷史的文化的展示，是“人間天堂”之帝都情結和民俗民情的縮影。正可謂：臨安因有西湖平添幾絲嫵媚，西湖因有臨安更具文化韻味。二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使得這一時期的話本小說在呈現所謂“杭州元素”時可以左右逢源，雅俗共賞。寫“俗”時不至于俗不可耐，寫“雅”時也不至于曲高和寡。總之，通過上述兩種題材的創作，兩宋話本小說成功地豐富了“宋韻”的內涵，特別是在表現市井風情和塑造普通民眾形象方面的成功，使得“宋韻”既有浪漫柔美高雅一面，更有樸素、通俗和接地氣一面。這種“接地氣”的具體體現就是小說的娛樂性和懲戒性十分突出，以及通俗性、趣味性大為加強。當然，與宋詞中出現一些萎靡之音相同，話本小說在表現市井生活或宮廷生活時，也有過于追求官能感受和生活細節展示的傾向，甚至出現對色情、迷信的欣賞和表現，例如《菩薩蠻》中所表現的輪回報應思想、《西山一窟鬼》中渲染的恐怖迷信色彩以及個別作品中對低級趣味的描寫等。此外部分作者的視野狹隘和思想局限性，導致作品的格局太小，在表現普通民眾生活和命運的同時，只是簡單歸為“冤冤相報”“因果輪回”等等，致使作品的思想性、哲理性不夠深刻。但瑕不掩瑜，這些話本小說至少在美學意義上豐富了“宋韻”的內涵，也為兩宋時期的文化高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內容。

整體而言，如果說兩宋時期的詩詞散文大致屬于雅文學，則話本小說可以算作俗文學的代表，其所體現的審美趣味和藝術風格既有別于傳統詩文，也與同時代文人畫和宋詞不同。如果說話本小說豐富了“宋韻”這一概念，那主要是體現為對藝術美的欣賞讓位于對世俗生活之美的欣賞、感受甚至沉溺，體現為不再追求高雅的藝術情操而是力求獲得世俗的真實。即便還有對已經逝去之“帝都”生活的懷念，但也承認不過是“黃粱一夢”。夢醒之后還是要回歸眼前的現實——即便它并不完美，但卻真實。歸根結底，在市民經濟的大潮沖擊下，“宋韻”高雅的一面在話本小說中受到一定的無視甚至沖擊，而代之以另一面即更有世俗生活色彩的都市生活描寫。固然可以說這其中有作者的無奈和向現實屈服的傾向，但其實這就是“市民文學”的特色和力量，是“市民文學”勝利的標志。

此外，當我們說兩宋時期的話本小說大致體現了“宋韻”中“俗”的一面即通俗、世俗一面的同時，也必須指出在這些話本小說也有“雅”之成分，甚至有不亞于宋詞、宋畫之高雅脫俗者，諸如話本中的景物描寫、人物心理描寫以及小說中開頭所謂“得勝頭回”及正文中不時出現的詩詞，其藝術水準有的可以說達到兩宋時期一流高度。在審美品格的雅俗共賞方面，兩宋話本小說確實達到很高境界，堪稱體現“宋韻”豐富多樣特色的又一絕妙例證，對此柳詒徴所言極是：“綜其全體論之，宋代民族審美之風，實又進于唐代。任就事物觀察，皆可見其高尚優美之概，不得謂宋人講理學，偏于迂腐鄙樸，而薄其文藝不屑為也。”限于篇幅僅略舉如下：

那游人行到亂云深處，聽得雞鳴犬吠，繅絲織布之聲，宛然人間洞府，世上蓬瀛：

一派西湖景致奇，青山疊疊水彌彌。

隔林仿佛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

這西湖，晨、昏、晴、麗、月總相宜：清晨豁目，澄澄激滟，一派湖光；薄暮憑欄，渺渺暝朦，數重山色。遇雪時，兩岸樓臺鋪玉屑；逢月夜，滿天星斗漾珠璣。雙峰相峙分南北，三竺依稀隱翠微。滿寺僧從天竺去，賣花人向柳陰來。

（《西湖三塔記》）

其他諸如故事情節的敘述之簡潔、人物對話的生動活潑等，都顯示出話本作者極高的語言表達能力，對口語（白話）的應用已經達到很高境界，誠如鄭振鐸所言：“到了宋人的手里，口語文學卻得到了一個最高的成就，寫出了許多極偉大的不朽的短篇小說。” 綜 上所述，兩宋時期的話本小說不但完善和發展了小說這一文學體裁，而且形成了“通俗明白”為主兼具“雅俗共賞”的藝術風格和濃郁的市井文化特色。尤其是以生動鮮活的口語（白話）塑造了很多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形象，其景物描寫和人物心理刻畫也較為成功，在真實展現日常生活圖景的同時也能予以詩意的贊美，使得作品在“接地氣”的同時不忘對高雅境界的追求，做到既有平民的世俗性，又有文人的浪漫情懷。

在故事內容方面，兩宋話本小說不似唐人那樣“作意好奇”，而是更多關注現實生活特別是普通民眾的命運，即便敘述的是皇室生活或人物命運，也把他們置于現實生活的環境中，表現的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而非一味神化。就藝術手法而言，大都能在敘述中兼有抒情和議論，故事結構和敘事方式也更為成熟多變，這些其實都體現了“宋韻”的豐富多樣性。因此今天在論述兩宋文化遺產時，在闡釋“宋韻”之特征時，不應忽略這一時期的話本小說及其蘊含的“杭州元素”。

總之，兩宋時期的話本小說如果給予概括，可以魯迅所言最有代表性：“（宋）其時社會上卻另有一種平民底小說，代之而興了。這類作品，不但體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話，所以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從文學史發展角度看，兩宋話本小說對后世小說特別是白話小說的發展演變影響極大。兩宋話本小說對后世小說發展影響極為深遠，其對世俗生活的重視與小說以展示生活場景為主的特點“暗合”，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小說的繁榮。在敘事和人物塑造手法方面，兩宋話本小說也在承繼唐傳奇基礎上有較大突破，其最明顯變化就是不再生硬地交代人物性格，而是在生活過程中展示其性格的成長和變化。兩宋話本小說在文學風格演變史上的意義，在于它不但和宋詞一起豐富了宋代文學寶庫，也使得代表宋代文學風格特征的“宋韻”有了更加豐富多樣的內容和形式，構成了完全可以和“唐風”相媲美的重要文藝現象，對后世中國文學和中國文藝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