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壯闊時代 書寫家國情懷 ——泰山文藝獎獲得者方遠新作《大船隊》訪談錄
方遠,資深報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會小說創作委員會委員。濟南市首批簽約作家,濟南日報報業集團舜網文學顧問,山東省散文學會特聘專家。著有長篇小說《大河入海流》《大船隊》《墜落的天使》等五部,小說集《尋找情人》,中篇小說《神龜出沒》《門縫兒里的愛情》等二十余部,多篇作品被報刊轉載、連載,收入各種選本及年選。長篇小說《河與海》《大船隊》先后入選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和定點深入生活項目,長篇報告文學《光明路上追夢人》入選山東省作協重點扶持作品。曾獲第一屆、第四屆山東省泰山文藝獎,泉城文藝獎、梁斌小說獎、山東省對外傳播獎、濟南文學獎及濟南市第六、九、十一屆文藝精品工程獎等。
日前,濟南作家、泰山文藝獎獲得者方遠繼長篇小說《大河入海流》之后,又出版了長篇小說《大船隊》,該書講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宏德堂大船隊離開萊州灣,帶著振興家族產業的夢想,穿越渤海灣,駛向東三省,開啟海上運輸業的故事。在波濤洶涌的歷史風云和汪洋大海的驚濤駭浪中,大船隊險象環生,歷盡磨難。競爭對手的明槍暗箭,土匪海盜的殺人放火,日本鬼子的奸淫擄掠……每一樁生意都是一次短兵相接,每一次大海航行皆成為一次冒險之旅,而國難當頭時的挺身而出與無畏犧牲則彰顯了一個家族的民族大義與家國情懷。大船隊的創建與消亡與四個女性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也與國家的命運血肉相連。守舊與變革,仁慈與殘暴,殺戮與拯救,正義與邪惡……兩股勢力的較量引出環環相扣的故事,既驚心動魄,又耐人尋味。
這部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先后入選中國作家協會作家定點深入生活扶持項目、濟南市“海右文學精品工程”、中國作家出版集團和芒果TV“新芒文學計劃”,是近年來我省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日前,記者就作品的創作過程、素材來源、主題呈現、人物刻畫等問題采訪了方遠。
方遠部分作品
記者:祝賀您再次推出如此厚重的長篇作品。我注意到,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在推薦語中寫道:“‘大船隊’,這可能真的是不曾有人講述的故事。在北方,一群農民向著大海,迎接新的、不確定的命運。他們將駕船穿越動蕩的歷史,他們成為民族秘史中的英雄。”這是否可以理解為:上世紀二十年代在大海上穿梭的大船隊雖已消失于時空深處,但作為“民族秘史”的組成部分,留在了您的這部作品中。在我們過去的交流中,我知道,“大船隊”是一個真實的存在,那么,它如何引發了您寫作的欲望,作品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您有過哪些取舍?
方遠: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獨特記憶,有榮耀,也有恥辱,有歡樂,也有痛苦。正是千千萬萬個不同的家族記憶形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也就是所謂的“民族秘史”。我生在濟南,卻是在家鄉萊州一個叫“過西”的村莊里長大的。那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父母讓我回鄉陪伴年邁的祖母,從而度過了我的童年、少年時代。鄉村傳說多,比方,我常常聽到方氏家族八大堂的故事,自然包括我祖輩的同德堂。我知道自己來自哪里,已經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了,那時我已經開始寫小說,以城市題材為主。我沒有把目光投向我的家鄉與方氏家族,是因為沒有創作的沖動,當時并不知道,這些耳熟能詳的故事已經埋藏在了我的記憶深處。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再次回到家鄉,站在村后的王河大壩上,望著入海口的余暉,兒時的記憶莫名地被激活。于是,我在河與海交際處的氤氳云煙里,看到我的先人們身披霞光,邁著四方步,款款地向我走來。現在想想,這真是一個奇異的場景,如夢似幻,卻真實地出現了。我突然意識到,是該將方氏家族的先人們寫進我的作品了,不僅僅是為了紀念或者緬懷,而是一種責任,家族的和民族的。兒時聽到的真實故事是不完整的,反而給了我更大的想象空間。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在真實與虛構之間自由而肆意地行走,在現在與過去的情境中來回切換或布排,真實故事的取舍以及情節的虛構、設計基本是在下意識中完成的。順其自然,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記者:您的創作起步很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很多中短篇小說發表在省內外各大文學雜志上,可否談談您的創作經歷?
方遠: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拿起筆來,開始學寫小說。1985年,我的處女作《樓梯道上那盞燈》發表在《濟南日報》“趵突”副刊上。這是一篇小小說,卻像一盞燈一樣照亮了我的文學創作之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我的中篇小說陸續發表在《鐘山》《大家》《小說月報·原創版》等文學刊物上,有許多作品被《小說選刊》等報刊轉載或連載,也有作品被收入年選和選本,還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但是,我的職業是記者,為了干好本職工作,我不得不放棄小說創作。那時,正好有一本小說集在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在題為《愛心依舊》的序言里,我寫了我的這種心情。告別是為了重逢,我如此寫道。我相信,我還會再回來,繼續我的文學之夢。十多年后,我真的回來了,卻為此放棄了許多已經得到的東西。但是,我從來沒有后悔過。
記者:在《大船隊》之前,您還創作過一部長篇小說《大河入海流》,并第二次獲得泰山文藝獎的長篇小說獎。這兩部作品都均為海洋題材,海洋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兩部長篇之間存在哪些內在關聯?
方遠:長在海邊的人當然會熱愛海洋,那是來自生命深處的情感。海洋比陸地更廣闊,它既是溫順平和的,又是桀驁不馴的,有風平浪靜,也有波濤洶涌,為故事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寬闊的敘述平臺。而從陸地走向海洋,更是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僅從小說本身來說,海洋具有某種積極的、現代的象征意義。實際上,《大船隊》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大河入海流》的姊妹篇。《大船隊》的一些內容原本是放在《大河入海流》里的,但是在寫作的過程中,由于篇幅過大,已超過七十余萬,只好忍痛割愛,將《大船隊》從中分離出來,形成單獨的長篇。
記者:您的作品以故事見長,您善于講述故事,營造矛盾沖突,復原歷史場景,塑造典型人物,而且基本堅持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讀這部作品,“現場感”與“畫面感”很強。您選擇這樣的書寫方式,是否對現實主義情有獨鐘,還是有其他方面的考慮,比如更便于拍成影視作品?
方遠:小說家大多是會講故事的人,一部小說好與不好,讀者能否讀得下去,讀得進去,也算是一個評判標準吧。當然,小說是敘述的藝術,語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好的語言與好的故事相得益彰,典型人物便應運而生,現場感和畫面感也就自然顯現出來了。對每個小說初寫者來說,總會先反復精讀經典小說,就像我們這一代人,最早讀的《紅與黑》《包法利夫人》《戰爭與和平》等等,都是現實主義代表作。那么,自己寫作的時候,覺得小說就應該這么寫。至于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后來才知道的。先實踐,后理論,這是我的創作途徑,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屬于意外之喜,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小說就是小說,能寫好就滿足了,我并無他求。
記者:如此磅礴的作品無疑是個浩大工程,您做了哪些前期準備,又如何破解了故事的復雜性所帶來的敘述難度?請談談這部作品的構思與結構。
方遠:每部小說的前期準備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是素材的積累與取舍,然后便是核準相應的專業知識,比方寫《大船隊》,故事可以虛構,時代背景、船的構造、地理特征、海洋特性、航海知識等等,這些要素則必須是有案可稽的,如果出現了紕漏,不僅會貽笑大方,在讀者心中,你想讓虛構的故事真實化的努力也會打了折扣,可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在某種程度上,構思與結構決定著小說的成敗。我寫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總是先有開頭和結尾,如果我覺得開頭和結尾夠精彩了,就是有了所謂的“鳳頭”和“豹尾”,就開始動筆了。“豬肚”是在寫作過程中逐漸豐滿起來的,就像打開了水龍頭,又知道水最終會流向哪里,那么,水的流動過程便是小說的“豬肚”。自然,水是不能讓它直流的,要像黃河那樣九曲十八彎,甚至要截斷后再疏通,再截斷,再疏通,眼看就要“奔流直下”了,就制造“事端”再攔下來,或者讓它改道。如此往復,不厭其煩。“水流”是小說的主線,在它的折折彎彎里,便是鋪墊和伏筆、倒敘和插敘、明線和暗線,等等。其實,小說的構思與結構不能墨守成規,是因人因作品而異的。我覺得,這樣的構思與結構更能體現我的本意和創意,更能創作出好的小說來,我就理所當然地堅持下去。
記者:在這部作品中,您用十分細膩的筆觸刻畫了幾位女性的生動形象,比如宋家寧、任明凡、范小嬈等,這些女性雖然出身、經歷不同,卻各有各的痛苦與不幸。那么,您是如何懷著同情去解讀塑造她們的形象的,又通過她們剖析了哪些造成這些痛苦與不幸的時代因素?
方遠:在《大船隊》的構思過程中,這三個女性人物是連同主要人物一起出現的。當然,她們都是配角,是為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務的。三個女人一臺戲,小說中怎么能沒有女人呢?她們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女人是多為男人的附庸,有心甘情愿的,也有被逼無奈的,也可以說,有順從的,也有反抗的。特定的年代造就了特定的女性人物,無論她們怎么掙扎,也逃不出那個時代的局限,經歷痛苦與不幸。我并沒有刻意用同情的語調去塑造她們的形象,甚至在寫作過程中,這三個女性人物的最終命運與我當初構思時已大相徑庭,原來活下來的最后死了,而原來死了的卻反而活了下來。我是一個旁觀者、敘述者,用冷靜甚至冷漠的筆墨去敘說她們,還原特定年代的殘酷現實。人都是有同情心的,這種同情是讀者自己體會到的,或者說,讀者認為,她們是值得同情的。當然,這也是我寫作時的心態。
記者:您在作品中塑造了宏德堂主人方英典的正面形象,宏德堂之所以興盛百年,靠的是秉持仁義禮智信等傳統美德,您似乎更突出了他的大仁與大義,比如他的以德報怨、仗義疏財,收留并培養了前來投靠的年輕人以及三位苦命的女性。讀之不禁感慨這樣的仁心與德行才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具體體現,它不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消亡。這樣的人物在那個年代有沒有原型?方英典這個人物身上似乎寄托了您的道德理想與家國情懷,塑造他,您動用了哪些家族記憶和生活閱歷?
方遠:先圣孔子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我始終對君子懷有崇敬之心,對我而言,君子也是一種道德觀念。現實中,我家族的堂號為“同德堂”,在小說中,我接受了父親的建議,換了一個字,名為“宏德堂”。萬變不離其宗,有一個“德”字就足夠了。在《論語》里,關于“德”的內容甚多,仁愛、忠誠、知恥等等,這是君子的行為規范,也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知道,先人們起的堂號絕不會是信手拈來的,名稱決定了方氏家族的道德與價值趨向。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的腦海里始終總有一個“德”字在縈繞,像神靈一樣。方英典不是一個人,是方氏家族的綜合體,甚至還有我父親的影子。我“移花接木”,或者是“張冠李戴”,更或者是將諸多有德之人集于一體,塑造了方英典這個典型形象。
記者:《大船隊》中,方英典是個核心人物,也是個極其復雜的人物,那么,您是如何思考與展現方英典復雜的人格內涵的?它的意義與價值何在?
方遠:方英典這個人物必然帶著舊時代的烙印與傳統治家的保守思想,他是一個“矛盾體”,他一手破壞了兒子的婚姻卻是出乎“信”,他收留劉小虎、宋家寧、范小嬈是出乎“仁”,他以德報怨于宋占山是出乎“德”“忍”“智”,他對待同行是出乎“信”……當然,這些方面綜合于他身上,使他成為一個復雜的存在,盡管他制造了兒子的悲劇,但他的抉擇恰恰證明了他的方正人格與仁愛之心。我由此想到,即便優秀的文化在復雜的人生、人性面前也并不能輸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但可以給人以抉擇的基本準則,我們可以稱之為人生觀或“內心的道德律”。抉擇往往是痛苦的,但又是必須的。方英典在祠堂里燒毀了父親立下的不能出海經商的遺囑,并虔敬地告知列位祖先,他表現出的現代意識、開拓精神和雄心壯志是毋庸置疑的,他并非頑固的保守派,而是時代的先行者,其中也包含了現代中國從農業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隱喻。盡管他一言堂、說一不二,但深懷惻隱之心和剛正不阿的做人原則,證明他是位人格高大、格局闊大的儒商,從他購買武老漢的海草房與宋占山完全不同的取舍上就可見一斑,這樣的例子很多。
小說寫的就是人,人性。那么在小說中,我就寫這一個人,他是復雜的,是有個性的,也是有正反兩面的。《三字經》里說,人之初,性本善。然而,我感受到,在現實社會里,善卻不是與生俱來的,是后修的,好人與壞人的區別在于是否修善,是否能遏制住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惡。換句話說,是否自律,是否有自我約束。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想想看,這樣的君子標準是不是很苛刻?若想做到,是不是難上加難?君子“內心的道德律”既必須,也痛苦。所以,在小說里,方英典活得很難,很委屈,也很疲憊。方英典確實是一個矛盾體,他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那么,這個時期的社會和人就都是一個矛盾體,舊的、新的,開放的、保守的,先進的、落后的,就像四季變化中的風向,一會兒南風壓過北風,一會兒北風又壓過南風。但是,在風向的不斷糾纏中,鐵定的自然規律是不會被打破的。比方,春天要來了,北風再怎么拼命地反撲也擋不住春天的腳步,或許,這就叫大勢所趨吧。方英典的成功正是由于他沒有逆流而上,而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改變自己,也改變了宏德堂。但是,小說寫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而這個過程很曲折,變與不變都非常艱難,是一種煎熬。比方說,他維護舊的傳統與思想是一種潛意識,而他的現代觀念與開拓精神卻是他明智的覺醒與勇敢的抉擇。道德與價值趨向是造就人格的重要因素,復雜的社會與復雜的人格血肉相連,方英典的人格魅力正是因為復雜而立體可信。
記者:中國傳統社會階層中的士、農、工、商,進入現代社會后必然被打破,舊時代的中國鄉土必然會經歷新興社會思潮的滌蕩,但那些植根深入的文化基因是不會被清除與消解的。您對百年家族史的深探往往給讀者提出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比如“宏德堂”和主人公方英典的精神內核其實是“士”,所謂“以文傳家,以德持家”;其家族的經營、發展和繁榮則源自和倚靠“農”與“商”,卻絕非“熙來”“攘往”,為“利”而生、而存。因而,您并未在“挽歌”與“頌歌”之間作出判斷與選擇,只是呈現了一個時代的波瀾壯闊與世道人心。我相信這其中除了有您對一個時代的基本判斷外,也有對個體與家族、家族與傳承、傳承與歷史、時代與社會的深層關系的探究,您的褒貶、認同與拒斥的態度是明晰的。那么,面對歷史與文化,您認為一位成功的作家應該具備哪些素養去更本質地揭示真實與真相?
方遠:小的時候,我讀小說,常常這樣感嘆:作家怎么什么都懂啊?后來,我也寫小說了,才知道,原來作家并不是什么都懂,而是什么都得學。不恥下問,不懂就學,沒有領域的限制,要把自己的肚子當作一個雜貨鋪,什么都得往里面裝。許多與文學無關的書,讀的時候覺得沒用,其實,以后肯定有大用場。偉大的作家肯定是偉大的哲學家,像托爾斯泰,像薩特。當然,作家也是一個社會學家,要對世間萬物都抱有好奇心,都感興趣。我覺得,有了知識,有了閱歷,有了哲學思想,才會將作家的想象力、發現力、感受力、洞察力、捕捉力、判斷力等發揮到極致。作家的形象思維或許是一種天賦,而邏輯思維則是通過學習、觀察、思考修煉得來的,而寫小說,兩者缺一不可。
記者:我認為您的《大船隊》隱含著深沉的“鄉愁”。所謂“鄉愁”,其實關乎我們民族文化的根脈、氣脈,關乎我們如何看待歷史、思索當下、面向未來。您創作了兩部可稱之為“鄉愁”之作的長篇小說,您對“鄉愁”的理解包含并超越了故土與家族,更包括了崇高的文化信念,可否談談它的現實意義?我認為這同樣是《大船隊》的現實意義所在。我們今天講“鄉愁”,應該包含哪些內容,其核心是什么?您覺得有哪些是應該保留下來的而我們卻是“邊走邊丟失”的?“宏德堂”作為您的書寫樣本,它的興衰之變能給我們提供哪些思考?
方遠:近幾年來,“鄉愁”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說明我們離鄉村越來越遠了。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怎么會忘記養育自己的家鄉呢?想念家鄉,又一時回不去,于是就得了思鄉病,高雅的說法便是“鄉愁”吧。人們會常常自問,我是誰?我從哪來?我要到哪去?這便是有趣的哲學三問。我是農民的兒子,從家鄉來,要到或者到了城市。這個質樸而幼稚的答案是不是可以解釋為鄉愁的誕生?其實,鄉愁不愁,它是一種文化傳承,延續著民族的歷史與情感,是風箏的線,大樹的根,是不能忘卻的紀念。丟失的才覺得的珍貴,那么,對我這個離開家鄉四十多年的人來說,鄉愁便是一種憂傷的情緒,一種思念家鄉的情感狀態。我寫《大河入海流》,寫《大船隊》,是為了向家鄉致敬,也是為了我的鄉愁有一個表述與宣泄的窗口,以撫慰我的心靈。鄉村的興衰,家族的興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你處在“興”的時代,你是幸運的,你處在“衰”的時代,想必更幸運。這是因為,衰讓你警醒,讓你反思,讓你有了改進的方向,總而言之,會讓你變得更強大。
記者:《大船隊》塑造了各具性格的人物群像,通過他們復雜糾葛的關系以及命運發展的邏輯結構故事情節,并以此生動展現了家與國、時代與命運、個人與家族、傳統與現代、革命與愛情、正義與邪惡、侵略與反抗所交織而成的波詭云譎的歷史風云,您如何看待您筆下的人物與所處時代的關系,可否舉例說明,比如江秀芝、羅良基、蔡銑樸等次要人物的刻畫?
方遠:江秀芝從一個小家碧玉到革命者,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是因為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遇到了引路人,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必然是因為她接受了新式的教育,思想開放,理想堅定,同時,她又是一個舊時代的受害者,那么,遲早有一天,她會沖破封建思想的牢籠,改變自己的不幸命運。在原來的構思中,羅良基這個人物是一壞到底的,寫到一半,我卻改變了初衷。蔡銑樸是個中性人物,或者說,我是想根據故事的發展再決定他會走向哪一面。時代與人物成長密不可分,在我編織的故事中,羅良基和蔡銑樸都因為外部因素發生了轉變。
記者:您在作品中寫到了很多過去的風情風物,比如飲食文化、婚喪嫁娶等等風俗,這些作為必要的敘事補充讓作品更富張力、更加飽滿,這些經驗從何而來?
方遠:經驗來自于個人的閱歷,也來自于地方史志。從寫《大河入海流》起,我就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資料,從而更深入地了解萊州的風土人情。地方風俗是故事真實性很重要的證明,在寫作中,每當有重大的事件發生,我總會想方設法地與地方風俗結合起來,既描述了獨特的風俗,也對故事的發展起到良好的烘托作用。
記者:您的父親方肇瑞先生是這部作品的第一位讀者,作為獲得過兩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和“飛天獎”的劇作家,他對您創作的這部作品有沒有具體的幫助和指導意見,或許很多故事都是他講給您聽的,對此,您又做過哪些組合、拼接和改造?
方遠:很多朋友說,我的寫作來自于父親的遺傳基因,這一點我是認可的。父親是一位劇作家,我從小在家里聽他與同事們討論劇本,也就是聽他們講故事。記得有一次,他們在討論愛情故事,有情節,也有細節,無意中發現我這個偷聽者,就把我攆走了。我善于編故事,或許這就是啟蒙。小說中的很多故事肯定是父親講給我的,他是“同德堂”末期的當事者之一。有的故事離現在很近,父親經歷過;有的故事離現在很遠,父親也是聽長輩講述的。文學創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有的故事我都沒有根據發生的時間來講述,而是根據小說內核的需要,就像您講的,重新組合、拼接、改造,使每個故事都體現出自身的價值。《大河入海流》和《大船隊》,我的父親都是第一讀者。他從不干預我的構思和寫作,在我寫完每一章節,我會打印出來,請父親審閱。他非常尊重我的想法,不對人物或故事提出大的改動,只是對某些情節或者細節提出建議,比方說,這個故事在這里還要渲染一下,如果這樣寫是不是會更好?這個人物死得太不值了,對不起前面的鋪墊等等。當然,在我風風火火地度過了半輩子之后,我回歸文學,是他老人家最為高興的事。
記者:請談談您未來的創作計劃。
方遠:近十年來,我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兩部長篇報告文學,近二百萬字,收獲不大也不小。我正在構思一部長篇小說,寫我們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大學畢業的這一代人的奮斗史、成長史、心靈史。各色人物在一個個地往外蹦,攔都攔不住。都是自己經歷過的事,都是自己接觸過的人,想想就很有趣。自然,我也有信心把它寫好。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