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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梁啟超在《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一期發表了《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文章開頭有一小段自序：“吾于三年前作《清代學術概論》，篇末述對于將來學術之希望，有‘分地發展’一語。朋輩多疑其所謂。彼書既極簡陋，未能發吾旨趣，久思為一文以暢之，顧卒卒未有暇。癸甲冬春之交，校課休沐，偶與爾曹談皖南北、浙東西學風之異同，乘興蒐集資料作斯篇，閱十日而成，亦屠蘇酒中一絕好點綴也。”可知梁啟超對于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地理分布問題很是關注，認為不同學術流派的發生及特征與所在地域有直接關系，大而言之則文化特征亦然：“氣候山川之特征，影響于住民之性質，性質累代之蓄積發揮，衍為遺傳。此特征又影響于對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質上生活，還直接間接影響于習慣及思想。故同在一國同在一時而文化之度相去懸絕，或其度不甚相遠，其質及其類不相蒙，則環境之分限使然也。”

其實早在1901年，梁啟超即在《中國史敘論》中論述過文明起源及發展與地理的密切關系，之后一直就此問題給予關注，但限于各方面原因沒有深入研究。至二十世紀20年代初，基本退出政壇的梁啟超終于有時間得以撰寫此文，其有關論述顯然受到孟德斯鳩等西方近代學者的影響而不同于中國古代簡單以地理因素分析不同文化現象的傳統。孟德斯鳩是歐洲地理學派的創始人，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認為地理氣候環境對于不同民族文化性格與精神形成有著決定作用，認為地理環境決定人類社會的進程及文化精神。被孟德斯鳩系統化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后由黑格爾完善，于十九世紀后期傳入日本，梁啟超正是在日本受其影響。在中國現代學術體系開始建構的百年前，梁啟超能夠從文化地理視角反思近代以來學術和文化思潮的發展，顯示了其寬闊的學術視野和敢于從事跨學科研究的可貴勇氣。

多少有些遺憾的是，相對于梁氏《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其他關乎中國近代學術的論著，此文在當時并未引起較大反響，之后也未得到應有重視。直至近年來學術界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發展進行總結時，遂對梁氏此文重新予以關注。不過已有的研究基本限于學術史范疇，對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學術的地理分布是否存在對應或“暗合”關系，以及同一地域文學與學術的學風異同比較等問題鮮有系統研究。

早在梁啟超發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之前，文學與學術發展進程中不同學術流派與其所在地域文化及地理環境的關系，已經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如劉師培就在1905年寫就《南北文學不同論》一文，論述南北文學由于地理環境差異導致了文學風格等方面的差異。此文認為無論學術還是文學，南方與北方最明顯的差異是北方文人“不尚空言”，而南方文人“喜言新理”。例如王陽明及余姚學派風靡江浙及東南一帶，即與所在地域文化風俗有關。其次單就文學言，北方文學重記事、析理而南方重言志、抒情之體。王國維也很早就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把春秋學術劃分為南北兩派——北派以孔子、墨子為代表，南派以老子為代表：“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與孔子問禮之老聃系二人。說見汪容甫《述學·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

至于文學，亦是南北各異：“夫然故吾國之文學，亦不外發表二種之思想。然南方學派則僅有散文的文學，如老子、莊、列是已。至詩歌的文學，則為北方學派之所專有。《詩》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學派之思想者也。……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當日之社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樹于當日之社會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舊社會；南方派之理想，在創造新社會，然改作與創造，皆當日社會之所不許也。南方之人，以長于思辯，而短于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無悶，囂然自得以沒齒者矣。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持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爭，而社會之仇視之也，亦與其仇視南方學者無異，或有甚焉。”不過，無論是劉師培還是王國維，其相關論述出發點及結論顯然和梁啟超不同，且并未顯示出他們是否受到西方文化地理學影響，這一點還是應該注意。

此外，王國維認為從文學角度看，南方文學明顯好于北方：“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于北人遠甚。彼等巧于比類，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放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象決不能于北方文學中發見之，故莊、列書中之某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夫兒童想象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國民文化發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象之產物。以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后于北方，則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勢也。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于北方文學者也。”

就中國現代文學而言，王國維上述判斷是否為一啟示，即現代文學之發生由以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和劉半農等皖、江、浙文人率先提倡，當非偶然？ 倘若進一步看，固然是以皖籍學人陳獨秀、胡適倡導在前，但若沒有錢玄同、周氏兄弟和朱希祖等大批浙籍文人的呼應和支持，新文學運動則很可能夭折。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后的30年，更是浙籍文人占據了新文學陣營的半壁江山，無論是作品數量還是質量都當為一流。至于文學理論領域更是成就斐然，僅周氏兄弟“立人”“人的文學”和“美文”等口號之提出就足以說明一切。至于浙籍文人何以如此，固然有“偶然說”“地域文化影響說”“教育與文學互動說”等等，不一而足，但對于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的地理分布與文學的地理分布是否存在著一致或相近關系，二者之發展演變是否存在“暗合”關系卻少有鉆研。究其原因，不外乎關涉到文學、地理學、歷史學等多學科，跨學科和高難度造成在短期內很難做出真正有價值的成果。

單純就學術和文學而言，中國現代學術和文學在建構和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很多互動，這首先歸因于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和很多現代文學大家本身就是學術大師，從事學術研究和從事文學創作，對他們而言沒有什么明確的跨界問題。魯迅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工作，如果說影響了其小說創作的話，則都為正面積極的影響。其次，新文學運動從發生之初即面臨著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學思潮的問題，在積極擁抱外來文化的同時，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其實是有些前后矛盾的，從最初的“全盤西化”要徹底廢棄傳統文化甚至要“廢除漢字”，到后來胡適的研究“國故”和魯迅的“拿來主義”等，就在說明這些新文學領袖由感性到理性的轉變過程。由此必然推動他們加強對傳統學術的推陳出新研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不過，他們的學術研究大致限于自己熟悉的領域，較少跨學科，對于新文學陣營中“浙江潮”現象并未給予特別的關注，相反如魯迅等人甚至極力回避對有關“某籍某系”的指控。其實，就來自反對派如陳源所提出的“某籍某系”之稱呼而言，也無非說明浙籍文人尤其是章門弟子在高校文科的統領性地位，同樣未有什么科學的闡釋，更不會聯系到如何解釋新文學隊伍中何以有龐大浙江文人群體的問題。而魯迅等對此稱呼的竭力否認，也多少影響了對浙籍文人何以在文壇具有“塔尖”地位進行認真的學術研究。這也說明真正從文學地理學視角探討現代文學的發生，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

其實把時間適當回溯，會發現自近代以來，以龔自珍為代表的浙籍文人即已在中國文學和學術領域獨領風騷。而龔自珍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對梁啟超那代人的巨大影響，不僅梁氏自己承認，也是學術界的共識。作為今文經學的代表人物，龔自珍的影響不僅在文學，更是在經學和其他學術領域，他的今文經學思想尤其是“公羊三世說”等深刻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人，有力促成了康梁的“托古改制”和戊戌變法的發生。只是相對于在文學領域的巨大影響，龔自珍在學術史和思想史的成就一直被忽視——更準確地說，是被文學研究者所忽視。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領域，龔自珍一直是作為代表性人物被看待。

本文想強調的是這樣一個假設：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和最初的呼應與推動之所以主要由皖籍文人和浙籍文人聯合完成，除卻受該地域文化影響，當亦與近代以來這兩個地區的學術發展及其密切互動有關。龔自珍的學術思想、文學觀念及實踐，顯然對之后浙籍文人在學術和文學領域的崛起起到重要作用。龔自珍之后的浙籍文人擅用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在創辦白話文報刊、引進西方近代文學思想等方面做出過重要貢獻，此固已為學界所認同。但所有這些如何最終導致他們在胡適、陳獨秀倡導新文學之初即予以堅定支持并迅速匯成潮流，似乎尚有待發之覆。

還有一點須注意，那就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清末民初“粵學”，以曾國藩、王闿運等為代表的“湘學”，及以廖平、吳虞為代表的“蜀學”，均對清末民初的“皖學”和“浙學”有著重要影響，對此只要提及曾國藩與俞樾的師生關系以及俞樾對王闿運的褒贊評價即可明曉。須知在俞樾之后，其弟子章太炎以及章太炎之弟子錢玄同、周氏兄弟等，正是新文學革命的代表性人物。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同樣需要從文化地理學和學術思想史以及文學發展史互動之雙重視角進入。

從文化地理學視角闡釋文化發展和學術流變，民國其實已有學者給予關注，錢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學風》一書，開頭即大談湖南地理特色：“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立。人杰地靈，大德迭起，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他把湖南地域文化及學術流派多能自辟蹊徑、有獨立自由之思想和開一代風氣之特點歸因于湖南之地理因素，雖不免過于簡單卻也很有幾分道理。

綜上可知，近代以來中國學術在外來文化思潮影響下固然呈現出以西方近現代學術理念審視傳統學術并建構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基本趨勢，但對于傳統學術體系和特色的反思也始終同步進行，自然涉及到不同地域、不同學派觀念、思想的沖突融合。其中最基本的一點可能就是為何地域和地理因素會導致不同學術流派的產生，以及為何有些流派會在特定地域出現并發生重大影響而在其他地域卻影響甚微？ 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來自西方的近代文化地理理論和中國自春秋以來逐漸形成的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及相關理論二者共同作用，在清末民初至二十世紀20、30年代對這一問題有了初步的認識，對于文學發展與地域關系方面的思考也基本與學術同步。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不僅代表了梁任公那代人對文化地理因素與近代以來學術與文學發展關系的整體思考——這一思考已經跳出簡單的進化論闡釋，也跳出了局限在政治干涉學術和文學角度，其實更暗含著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從何起源的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他們對未來中國學術和文學發展方向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