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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學研究需要通過文學的方式思考和回應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文化傳承與文學研究有其內在關聯，文學研究需要從歷史文獻中發現豐富的文學資源，實現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與“兩個結合”的關系，印證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歷史軌跡。當代文學新傳統需要建立在“兩個結合”基礎之上，在中西文明互鑒中推進文學研究的傳承發展。

關鍵詞：文化傳承 “兩個結合” 文學研究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個重大問題。這也是召開這次座談會的原因。”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開場語。習近平總書記以宏闊視野對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出全面、系統、深入的闡述。他號召大家加強對傳統文化的研究闡釋，堅持學以致用，以堅定的文化自信投入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建設之中。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講話重點闡釋了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通過“兩個結合”得出的規律性認識，以此作為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文學研究需要通過“兩個結合”思考和回應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

01

文化傳承與文學研究的內在關聯

社會發展離不開先進的思想文化，文學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肩負著重要的使命。中國式現代化激發文學現代化，文學現代化推動精神文明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文人治學遵循“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傳統，這一傳統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繼承下來，文學研究需要從傳統典籍中梳理其學術源流，整理傳統精神文化資源，在語言、方法、體例、范疇等方面打破原有的程式，尋求新的呈現方式，從而實現健康的、積極的、與時代相適應的，并能推動社會發展、引領思想潮流的中國文學學術。

文學研究需要從歷史文獻中發現豐富的中國文學作品與文學學術資源，實現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國古代產生了大量影響世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精神文化成果，對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研究，需要厘清文學學術古今轉換模式，了解和把握歷代學人的思想狀況、學術變革的方法、學術理想的實現等。中國古代文學資源的現代轉化問題，自新時期以來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已經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為進一步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學研究打好了基礎。文學現代性問題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部分，是現代化的思想文化的具體表征。從歷史文獻中梳理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學學術的各階段發展狀況，在史料中發現問題、獲得經驗和教訓，是做好文學研究的必備功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十分關心中華文明歷經滄桑流傳下來的這些寶貴的典籍版本。建設中國國家版本館是我非常關注、親自批準的項目，初心宗旨是在我們這個歷史階段，把自古以來能收集到的典籍資料收集全、保護好，把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版本的正本清源是文學研究的命脈，中國文學經典版本的完整性、豐富性極大地方便了文學學術研究。做好歷代文學經典和文學學術的歷史文獻的研究整理，有助于用大歷史觀的視野考察文學創作與文學學術問題。資料整理需要版本支撐，其中包括文學作品經典、文學學術經典、文學制度演變、文學學術承載技術演變、文學社團資料、文化政策文件、民間文化史料等，這些都是觀察文學歷史演變的必要材料。“盛世修文”也成為中華文明的一種文化現象。在2014年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溫故而知新”這句話，以此提醒人們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強調作為精神命脈的優秀傳統文化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性。

中國古代文論與批評現代轉化的方法問題一直是學界努力試圖解決的。學者們意識到古代文學研究最迫切也最需要接續的是文學研究的本體，只有認識古代文論的特質，才能更好地實現現代學術對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中國當代文論也應該堅持本土立場，重視民族文化，走古今對接、中西匯通的道路，這有利于堅定中國文學理論的理論自信，治療中國文論的“失語癥”等問題。文學研究要將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放置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進行研究。對古代文學的傳承性研究要想取得突破，需在求真的基礎上進一步求善、求美，文學研究、文學理論應介入文藝創作實踐，才能解決文藝現實中的復雜問題。

西方文學理論無法適應中國文藝現實，文學批評和研究的理論依據從何而來？答案是從本土現實和傳統資源中尋找。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要實現文學研究的觀念創新、方法創新，文學研究需摒棄陳舊的套路，探尋一條適合當今時代的科學道路。

02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與“兩個結合”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兩個結合”的核心和靈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創新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中國文藝實踐的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在過去、現在以及未來取得優秀成果的基本方法。

20世紀20年代末至新中國成立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接受與深化階段。嚴峻的革命形勢直接影響了現代中國文學及其理論形態建構的走向，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資源的廣泛譯介和傳入，實現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左翼文藝理論在此期間不斷成長和壯大，先后涌現了瞿秋白、馮雪峰、郭沫若、沈澤民、成仿吾、李初梨、邵荃麟、周揚、胡風、夏衍等有影響的文藝理論家的論著，充分顯示出左翼文藝陣營的理論建設實績。

20 世紀 50 年代至60 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界和出版界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經典著作的譯注工作，陸陸續續出版了一大批有影響的譯本，其中，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1958）、《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1960）、《列寧論文學與藝術》（1960）等最具代表性。這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的出版，對普及和促進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理論的理解起到了推動作用。到此，馬克思主義文論成為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的筋骨之一。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文藝現實實現了有機結合，二者的結合有力地推動了現當代文學的發展。

20 世紀 70 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進入“新時期文學”，中國文藝理論建設和發展古今對接、中西匯通，進入前所未有的創新時期。在各種主義紛呈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始終是主線和主心骨。如何豐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并將其引向深入，日益成為廣大文藝理論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蔡儀、陸貴山、黃藥眠、陳涌、王朝聞等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他們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堅持“人民性”與“時代性”，出版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初探》《文學藝術中的典型人物》《藝術真實論》等著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筑牢了根基。到了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大量西方文藝理論著作的涌入，一批國外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著作被譯介進來，以此為基礎，一批有志于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中青年學者形成較為穩定的研究隊伍，開始有系統、有步驟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并以此指導中國文藝現實。他們圍繞著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找到不同切入角度，進行著方法各異的當代形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的建構活動。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學界對馬克思主義中關于人性、異化、美學思想等問題展開激烈論爭和深入研究。國內理論界圍繞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問題、恩格斯的“美學的”和“歷史的”批評標準等問題展開了規模較大的學術討論，從不同方面豐富了文藝理論的發展路徑。

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迎來了新的挑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結合中國傳統智慧和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源，直面后現代語境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現狀，關注全球化時代的資源枯竭、資本控制、環境污染以及逆全球化等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原理，解決信息化、人工智能、基因技術帶來的社會發展問題、審美問題、倫理問題和價值問題，以新的文明形態超越現代與后現代生存危機，這對于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研究也具有啟發意義。

03

當代文學新傳統與“兩個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國家版本館考察時，駐足觀看年畫、連環畫和宣傳畫，他說：“這些小人書都是全套的，我小時候都翻爛了，《岳母刺字》《牛頭山》《槍挑小梁王》《雙槍陸文龍》《小商河》……”習近平總書記如數家珍，“這些小人書很有教育意義，畫小人書的人功夫也深，都是大家。”新中國成立后，“三紅一創”（《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等經典紅色作品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并有持久的文學價值。習近平總書記認真觀看上述作品的手稿和不同時期的圖書版本，不禁感嘆：“這些書當年都看過，激勵了多少人啊。這些優秀的老作品、老片子，現在也應該拿出來看一看、放一放。”

早期的當代文學經典已然成為新的文化傳統，“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等紅色經典曾經給國人以極大的精神鼓舞。自20世紀80年代末“重寫文學史”的討論，紅色經典又開始被文學研究界關注，從“美學的”和“歷史的”多重角度得到廣泛深入的研究。在鄉村振興之際，“十七年文學”中的優秀作家作品成為新時代作家的榜樣，如周立波以他的反映農村合作化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成為當前作家書寫“新山鄉巨變”的參照。作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決定著作品的價值導向，歷史文獻對文學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其中涉及大量的社會文化發展方面的資料、精神領域變遷的例證、重大社會變革中人的認知變化、作家的觀念更替、話語建構與文明重塑等，對這些歷史經驗的繼承和反思有利于創造更優秀的作品。

從文學學術的視角來看，精英與民間同樣重要，一方面，對文學現象、文學思潮、作家個案的研究是文學學術現代化的一部分。當代，學術界對于作家作品研究、文學思潮研究、文學現象研究不斷改變方法，更新觀念，這一領域的研究更直接、更敏感地觸及文學學術現代化的核心，關乎中國文學發展最迫切的問題。另一方面，民間流傳著版本、雕版、拓片的收集整理、口述史等，對其進行知識形態化與體系化的梳理也是中國文學學術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文學學術的現代化相對來說起步晚、進程緩慢，但這一領域是衡量學術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他列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為公等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等治理思想，修齊治平等國家情懷，明德弘道等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等經濟倫理，天人合一等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等哲學思想，執兩用中等思維方法，從思想、行為、精神追求、社會治理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梳理。中國當代文學呈現出形式創新、題材多樣、美學寬廣的特征，更要注重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應倡導學術界重視民間文學研究、傳統文化中的神話研究、口頭文學研究等。

04

在中西互鑒中推進文學研究的傳承發展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近現代一百多年，中國學者傾注了相當大的精力研究西方文學學術，將其先進經驗為我所用。西方文論的引入始終伴隨著中國文學學術的現代化進程，對西方文論的反思也從未停止，許多學者通過反思發現差異，構建自己的文藝理論，在吸納、理解、闡釋、轉化的過程中，貢獻了中國學者自身的創造性。

文學基礎理論的現代化學術轉型同20世紀初西方學術思潮的漸入有著緊密的關聯。特殊的歷史語境促使中國學者不再滿足于對詩文的正統經學詮釋，亦不再局限于古典的“詩文評”傳統。1902年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標志著小說作為現代文學類型所具有的革新社會功用的確立。1904年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借鑒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哲學與美學思想，展開對古典小說《紅樓夢》的詮釋，其間觀念、方法、范疇、術語的借鑒和化用，被學術界視為中國文學理論開啟現代性轉向的開始。同時期也出現了對文學的基本性質、特征、功用，以及文學與社會之關系的總體性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學人更是有了同世界文學學科接軌的實際行動。

中國學術界對于西方文論的接受是一個主動選擇、不斷內化的長期過程。但在不同時期，由于中國歷史環境的客觀需要不同，導致了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對西方文論研究、吸收之視角的差異，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了不同的特征。童慶炳曾將西方文論的中國研究劃分為：“五四”前后至1949年的“拿來—致用”期、改革開放之前的“批判—停滯”期、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填充—趕上”期、90年代中期至今的“反思—對話”期等四個階段，并對每個階段學術研究的特點進行了考察。

在整理、反思百年來西方文論接受歷程的同時，學界也對如何推動中國文學學術現代化進程，實現文論話語的中國化、本土化展開了探討，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觀點一：中國文論的普遍適用性是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立足點。觀點二：在承認20世紀中國文論和美學的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要正視中國當代文論存在的問題，比如“失語癥”，更重要的是與現實語境疏離和脫節，無法指導文藝現實。觀點三：當代文論中國話語的建立，必須要立足于中國當下的文學實踐。觀點四：當代文學批評忽視了對古代文論的繼承，并未進行創造性轉化，應當立足民族立場，加強古今融匯。幾種觀點都強調中西文化平等對話的重要價值，在對話過程中，中國學者要找到自己的話題，通過話題的轉化形成高水平的對話。在這一點上，值得一提的是張江的“強制闡釋論”，張江指出當代西方文論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是“強制闡釋”。文學闡釋話語被各種生發于文學場外的理論占領，概括起來有以下特點：一是以前置的立場裁定文本意義和價值，二是對經典文本以非邏輯論證和反序認識的方式進行闡釋，三是采取詞語貼附和硬性鑲嵌來重構文本。西方文論的“強制闡釋”從根本上抹殺了文學理論及批評的本體特征，從而偏離了文學本身。文學理論的發展需要回歸文學本身，回歸歷史文化本身。在建構中國文論話語的實踐中，需要有融會貫通的理論氣魄，結合中國自身的文藝實踐，立足于文學藝術的現實發展，傳承歷史經驗、借鑒西方資源，打通文學研究的內部與外部、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當下。

百年前，新文化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學學術的創新與發展，近幾十年的中國文學學術則是在世界文學大格局中更高層次地回歸傳統。現代學術首先要解決文學基礎理論的難題，在基本原理上出新意，創造出契合時代需要的原創性理論。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