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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圣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必M虛言乎？

——（宋）馬令《儒者傳》

上面這段文字，出自宋人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小序，旨在對南唐的儒學成就進行評述。然雖系名為“儒者”之傳，只要稍加瀏覽傳內人物，即可發現馬令認知的“儒者”，似乎要比我們習諳的稍廣：其中固不乏經術昌明的儒生，然亦有許多勠力追求詩文技藝的文士。換言之，馬氏所論，實不限于狹義的儒學畛域，而已涉及南唐士人群體的整體文化表現。在引文中，馬氏援引許多江左人物，以資證明南唐士人文化之“燦然可觀”，不過我們也萬不可忽略此論斷的重要對照——“禮樂崩壞”“文獻俱亡”的五代。

單就字面看，文中的“五代”似乎較偏向時段代稱，亦即用來指涉鉗夾在唐、宋二朝間的半個多世紀，但實際上，“禮樂崩壞”“文獻俱亡”這樣的形容，并非全然適用于此時段內的各個分立諸國，因為除了“儒衣書服”最盛的南唐外，占有四川的蜀國，及雄踞兩浙的吳越，其文物亦皆有特出之處；至于被南唐所滅的王閩與馬楚，也各有一段文士濟濟的美好時光。是以盡管文中的“五代”可能僅是時間泛稱，但若將前述的負面歷史印象納入考量，我們大抵還是能斷言，在文中作為南唐主要參照對象的，還是武夫橫行的北方“五代”王朝。

當然，這絕不是說士人群體在北方幾無生存與發展的機會。鄧小南早已指出，在武人政治盛行的五代時期，文臣集團參預議政、決策的空間確實大受擠壓，然因政治上對文書運行、財賦管理、司法審判等文職事仍有龐大需求，是以文臣集團依舊擁有存在的迫切必要。為迎合政府所需，北方士人群體開始對自身能力結構進行調適與改造，借以擴大其發揮領域，這也使得執政更愿意給予士人群體施為的機會。是以至后周時，士人已在北朝擁有相當的力量。方震華則從五代政府對于文治的態度切入，探討此時期文武關系的變化。他認為，在梁、晉相爭之際，由于雙方皆有追求正統性的需要，所以皆能給予文事一定程度的重視，后唐莊宗李存勖時期（923—926）更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然因莊宗在位時間過短，繼任的明宗李嗣源又對“唐統”或“文治”缺乏認同與熱情，是以北朝很快又落入武事急遽擴張的失序時代，一直要至后周建立，文事地位方有穩定的回升。前述的曲折發展，自然也深刻地左右著北士在五代政權中的地位與作用。

相較于五代北士求存之不易，南唐士人則大大受惠于執政的扶植、汲引與重用，而得以穩定地茁壯成長。于是，南北士人的文化差距，就在前述的分流發展、此消彼長情勢下益形擴大，及至北宋，南唐的文化成就業已遠遠凌駕于北方。所以盡管南唐在政治上為北宋所滅，然其遺民卻憑借著“未喪之斯文”，在文化領域回過頭來征服北宋，進而締造“宋初文物江南來”的榮景。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東南士人之所以能握有如此雄厚的文化資本，絕非南唐短短三十八年國祚所能達致，事實上，這個文化積累的歷程，早自唐代后期便已開始，其后又為楊吳統治者繼承、深化，最后才將此文化火炬轉交給南唐。此段歷程，正是本書的關懷所在。文末，就讓筆者根據前文討論，對本研究作一個提要式的總結。

沉抑：唐末的東南士人

自唐代中期以降，伴隨著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東南士人群體的規模也日漸壯大。及至唐末，可以看到東南士人不僅在進士科考中占有極高的登第比例，在文壇里也極為活躍，以致產生“東南多才子”的美譽，相當程度展現了唐末東南士人聚積的雄厚文化實力。然而，若對東南進士的仕宦表現，以及唐末統治集團構成進行分析，便會發現東南士人并不能有效將其文化資本轉換為政治成就。其間的最大阻礙在于，東南士人多為寒素出身，當他們投身為世家大族把持的唐末科場或宦場時，常得面臨種種有形無形的阻礙。不過，從唐末東南士人的現存詩文看來，盡管他們多已意識到考場、宦場形勢之險峻，但他們仍對“至公”理想抱持著強烈信念，因此無論是屢試屢敗也好，宦途不遂也罷，他們基本上仍對唐廷懷有強度不一的正向觀感與認同。

前述情形，至黃巢起義爆發后開始發生變化。首先可以注意的是，東南士人的政治實踐方式漸趨多元。其中固然有士人依循舊慣，將入朝為宦奉為最高政治理想，但也有不少人放棄至京師應舉或出仕的機會，歸返故里。他們或者就此隱居不仕，或者轉往鄰近的藩鎮州郡發展，甚至還有些人走上“棄文從武”的道路。而在僖宗中和年間（881—885），地方上興起一股州鎮自立的風潮，江淮一帶也不例外。這些新興的江淮自立政權為了鞏固自身基礎，特別著重籠絡在地勢力，與其擁有深厚地緣關系的東南士人，也就自然成為這些政權的招攬目標。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不論是發跡廬州的楊行密，坐擁兩浙的錢镠，分立江西的鐘傳、彭玕，皆甚為重視治下的士人群體，并通過各種手段將其吸納至自己的政權中。這一方面使得這些新興政權沾染上鮮明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也讓許多東南士人就此系于地方，不再往中央發展。

發跡：楊吳政權下的東南士人

作為本書考察重點之一的楊吳政權，正是從此波自立浪潮中崛起。該政權從中和二年（882）的一個州級勢力逐步擴張，至天復二年（902）楊行密被唐廷冊封為吳王之時，已成為地跨江淮的龐大勢力。二主楊渥于天祐二年（905）繼位后，又成功將疆域拓展至江西。在此階段，軍事力量無疑是楊吳領導者最迫切的需求，是以在吸納成員時，大抵也以軍事人才作為首要考量，僅具文職才干者，在楊吳前期很難打進集團核心。盡管如此，楊吳士人仍能保有一定的政治發展空間。這是因為楊吳前期的人事任用權猶未集中于王府，而是因襲唐末以來藩鎮自辟的舊習，是以在取才標準上，往往呈現出因州鎮而異的情形。而在楊吳前期，頗可見到重文崇儒、禮遇士人的州長——諸如田頵、陶雅、周本等——這多少沖淡了其時王府的“重武”傾向，而得吸引部分士人前來投效。另一方面，即便吳政權與士人的關系不深，其對士人發展仍具有重大意義：正因為它在那戰火焚空的亂世，開辟出一片相對安定的廣袤土壤，四方之士方得在其轄下安居、教學，乃至習業。也因如此，楊吳士人不僅沒有因為動蕩時局耗損，反倒穩健地擴大規模、聚積能量。

楊吳的政權性格至天祐五年（908）以降出現明顯轉折。該年，二主楊渥為近臣所弒，國政自此落入徐溫之手；翌年，楊吳軍隊擊敗危全諷勢力，將江西大半土地納為己有，奠定楊吳政權的基本版圖。此后，徐溫便暫緩對外擴張腳步，轉將重心放在強化內部支配上。他首先運用軟硬兼施的方式，對態度或順或逆的大鎮藩帥進行獎懲，以樹立王府威信，再通過各種名目，介入地方行政。其次，在人事任用上，徐溫遠較楊吳前期統治者重視文職僚佐的作用，不但讓他們參與各種政策擬定與決策，更通過相對完備的取士制度，汲引士人進入政權，相當程度上開啟了楊吳集團的“文質化”進程。前述的改革大方向，為徐溫義子徐知誥繼承。他自天祐九年（912）出任升州刺史以來，便傾身下士，致力延攬士人。在天祐十五年（918）被委以楊吳輔政后，徐知誥更將這套作法擴大為基本國策，從而加速了楊吳后期的文治轉向。

奮起：南唐政權下的東南士人

代吳之后，徐知誥以李唐繼承人自居，不但改姓易名、轉宗李氏，在朝儀、制度等方面，也以恢復唐制為號召。在此建設過程中，身懷雄厚禮律知識的士人便成為李唐先主重要的取資對象；在地方行政上，先主也開始任用士人擔任官長，推動行政文職化。這些政治需求，讓士人在南唐初期有了更多發揮專長的機會。此外，社會對于士人文化的憧憬，以及官私、教育事業的推動、普及，則成為吳唐之際文治轉向源源不絕的動力來源。

由南唐先主建立起的文官政治，在中主時代迎來其最高峰，這與中主本人的素質與習性有很深關系。與深諳軍務、權謀的先主不同，中主自幼便接受典型的士人教育，圍繞身旁的也盡是一些才學出眾的儒生文士，是以很自然地養成崇文抑武的傾向。中主繼位后，文官集團很快便成為左右朝政走向的主導力量。相對地，武臣權力則被日益架空。最為顯著的現象，便是藩帥權勢的限縮。藩帥一方面得接受例行性調派，以防與在地軍團及社會勢力有所聯系，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中央派遣的監軍、通判監督與節制，在此情勢下，武臣若想維系自己在地方上的權勢，便得通過賄賂朝廷要員等非法手段?？傊?，文武關系的逆轉，使得文官掌政成為中主朝最突出的政治現象。然而，由于國策意見的不同、背景才性的差異，使得各種矛盾充斥于此時代的文官集團中，激烈的黨爭緣此而生，甚至還從朝堂蔓延至戰場，導致幾次重大的軍事挫敗。中主朝的國勢因而由盛轉衰，最終在后周的侵逼下，于顯德五年（958）被迫割讓江北諸州。此后，南唐僅能固守在江南一隅，于北方王朝的威脅下殘喘度日。

盡管南唐二主時期國運漸危，然在文化發展面仍有不少值得一書之處。首先可以留意的是，閩地士人在王閩為南唐攻滅后，開始有向江淮集中的趨勢，大幅擴大了南唐士人的規模，也讓各地的學術文化擁有更多交流可能。其次，進士科在中主朝的完整重建，帶動南唐科舉文化的興起，社會上崇文興學之風更熾。受到政治、社會上的右文風氣影響，原本較不具備士人素質的武臣與文吏群體，也日益重視文化養成，甚至鼓勵子嗣求取科第功名，是以至二主時期，頗可見到才兼文武的將帥和武臣家族士人化、文質化的事例。正因二主時期“文官政治”的高張，賦予南唐士人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運與崇高地位，是以他們多對南唐政府抱持著極為正向的觀感，即便亡國后猶然。此種對舊主故國滿懷溫情與敬意的態度，罕見于他國遺民，反映出南唐政治與士人關系之融洽。

唐宋之際東南士人發展的歷史意義

經過前文的扼要概括，我們可以看到唐宋之際的東南士人如何在唐末既有的文化基礎上持續發展，以及楊吳、南唐政權在其間發揮的直接、間接作用。這兩股力量相輔相成，共同締造出唐宋之際東南士人的文化盛況。這個漫長的歷史積累，并沒有隨著南唐亡國而逝，反倒以一種文化遺產的樣態，寄托在宋初東南士人身上，通過其中介與傳衍，最終對北宋士人文化發揮出重大的引領作用。也正是靠著這股雄厚的文化基底，東南士子方得以突破宋初統治者“重北輕南”的取士方針，大舉涌入仕途，逐步扭轉宋代統治階層的組成結構。及至北宋末，東南士人無論在科場或宦場上都明顯壓過北方士大夫，迫使后者不禁發出“沉抑之嘆”。換言之，經過兩百余年的嘗試與努力，東南士人終于成功將其充沛的文化能量轉換為璀璨的政治成就。

東南士人在北宋政壇的崛起，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極特殊的意涵。此項轉變意味著：傳統中國總算揮別歷時數百年的政治階層化與貴族化時代，轉向一個流動性較高的社會。這個趨勢其實在唐宋之際就已十分明顯，本書討論的楊吳與南唐，即可說是由新興官僚與寒素人士所組成的政權。北宋統一中國后，執政者也沒有勵行保障征服集團的政策，反而通過科舉制度向全國士人群體開放。更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唐代科舉，宋代科舉的錄取名額不僅大幅擴增，取士標準亦逐漸轉向考試至上，使得各地寒素舉子可以各憑本事爭取仕宦機會，如此一來，東南地區所積累的龐大文化潛能終得徹底釋放。也由于宦途大開，北宋東南士人遂得迅速涌入官僚體系、進占樞要職官，及至北宋晚期，東南士人已成為宋代統治集團中最為龐大的勢力，這不僅標志著中國南方士人發展自此進入一個嶄新階段，也意味著東南地區自此確立起在近世中國的主導地位。

除了從長時段的后設視角，縱觀唐宋之際東南士人發展的歷史影響外，此進程本身亦有不容忽視的意義。從本研究可以清楚看到，東南士人之所以能在北宋大放異彩，與其百年間的歷史際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若非仰仗楊吳集團迅速平定江淮亂世，此區即便在唐末擁有再多的文化能量，只怕都要被消耗殆盡；若非徐溫父子在掌權后，為了鞏固、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與權勢，逐步改造楊吳政權體質、援引文職人才，即便此地文化能持續發展，士人與政治的關系仍可能處于極度疏離的狀態；又若非南唐二主對士人文化懷抱著如此深切的認同與熱情，南唐士人能否成為左右國策走向的主導力量，亦屬未定之天。這種種偶然因素，使我們深刻意識到，北宋東南士人的興起現象絕不能簡單地用“文化重心南移”這樣的大論述加以概括，而應代之以更細密的實證研究，建構更為具體的圖像。東南士人如此，他地士人亦然，若能對唐宋之際各區士人的發展情狀作一系統且完整的爬梳，定能讓我們更深刻地把握北宋士人文化之所由，之后便可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思索他們究竟是在哪些層面或領域，作出了真正重要的突破。

唐宋兩朝間的巨大變化，實有許多珍貴線索埋藏在其間的五代十國，值得好好探微發掘，這正是本書所欲嘗試的，不足及待商榷、開展之處固然所在多有，但若能多少呈現出唐宋之際的多元樣貌，稍稍補強既有認識上的空缺，甚至推進人們對于唐宋變革此一重大課題的理解，筆者便已無憾。最后，期望本書能吸引更多關注此課題的同好，并以更好的研究，點亮這個重要的轉折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