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吳思敬

所有的研究成果必然離不開長期閱讀的積累。能談談您的閱讀生活嗎？ 最早的閱讀是從什么時候開始？

吳思敬：我家祖輩全是學買賣的，但有讀書傳統，大門上鐫刻著一輻對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家中設私塾，我的祖父、父親全是上的私塾。我小時候尚能見到一些啟蒙讀物，如《千家詩》《文字蒙求》《龍文鞭影》《笠翁對韻》等。我的早期詩教得之于我的父親，從小他就常在我的耳旁念叨什么“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之類詩句。他還特別欣賞《千家詩》中充滿豪氣的作品，像明世宗的《送毛伯溫》：“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風吹鼉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豈能逃。太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先生解戰袍?！庇捎谒洺１痴b，以至我耳熟能詳，成為我從小會背的七律。我父親除了喜歡讀古詩外，還愛讀明清小說，特別喜歡號稱“第一才子書”的《三國演義》，他甚至可以背誦《三國演義》中的精彩片斷，像書中張松逞口舌之快，痛快淋漓揭曹操瘡疤那段文字竟能倒背如流。這些對我影響很大。當時家里尚有不少線裝的武俠小說與公案小說，如《三俠五義》《七劍十三俠》《今古奇觀》《施公案》《彭公案》《永慶升平》等，我全一一看過。

您的閱讀必然沒有間斷過，有沒有讀書最多、最集中的時期？

吳思敬：我從小愛讀書，拿起書來就沒夠，以至母親常叫我“書迷”。到了小學三四年級，我的閱讀能力已經很強了，我家的，也包括離我家僅一條胡同之隔的外祖父家的舊小說已經讓我讀完。從高小到中學階段，我的閱讀興趣轉入現代長篇小說，家里沒有那么多新小說，我的閱讀來源于兩條渠道。一條渠道是學校的圖書館和區里的文化館、圖書館。我去圖書館只借長篇小說，打開目錄卡片柜，并不左挑右揀，而是按卡片排列的順序，一本一本挨著借。我的另一條渠道，就是專營舊書的中國書店了。上世紀50年代，我父親在東四南大街214號（舊門牌）經營了一家麗豐鐘表店，那時我正在上小學和初中，每個寒假和暑假，全是在麗豐鐘表店度過的。麗豐鐘表店位于東四南大街路東，禮士胡同南，燈草胡同北。由麗豐鐘表店往南，經過燈草胡同、演樂胡同，快到本司胡同的地方，有一家中國書店，所經營的全是舊書。開架陳列，什么書都有，而小說則占了相當大的部分。我到了這家書店，如同進了一座開架圖書館，抽出一本書倚在書架旁就讀，站著讀累了，書店的過道里堆著放書的布口袋，我就坐在口袋上讀，書店的營業員也不管。我經常一讀就是半天，直到父親到書店找我吃飯才回去。中國書店的書非常豐富，上架更新也很快，但不系統，我的興趣依然是長篇小說，看到什么讀什么。就這樣幾年間，從兩條渠道，我陸陸續續不僅把五四以后中國現代作家茅盾、葉圣陶、郁達夫、老舍、王統照、李劼人、巴金、張天翼、沙汀、趙樹理、丁玲、歐陽山等人的代表作都瀏覽了一遍，還把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當代文學作品如《保衛延安》《創業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巖》《紅日》《紅旗譜》《野火春風斗古城》《山鄉巨變》《三里灣》《苦菜花》《迎春花》《三家巷》《草原烽火》，乃至《艷陽天》《金光大道》《歐陽海之歌》，包括“文革”中出版的《牛田洋》《虹南作戰史》，一本不拉地讀過。此外還讀了不少俄羅斯和蘇聯小說，如《葉甫蓋尼·奧涅金》《日日夜夜》《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普通一兵》《卓婭與舒拉的故事》《古麗雅的道路》《北斗星村》《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葉爾紹夫兄弟》《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多雪的冬天》，還有蘇聯出版的《大鐵箱》等偵探小說系列。對小說的濃烈興趣不只是在中小學階段，就是上了大學和參加工作以后我也一直保留著。新時期初期盧新華的《傷痕》，劉心武的《班主任》等，我均是在發表的第一時間就讀到了。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我的閱讀與研究的重點轉入詩歌上來，而當代長篇小說的出版量激增，就沒有太大可能對長篇小說進行追蹤閱讀了。盡管如此，我還是對莫言、陳忠實、路遙、王安憶、鐵凝、賈平凹、蘇童、余華、畢飛宇等重要作家的作品保持了較為密切的關注。

如前所述，對小說的閱讀和關注，貫穿了我的前半生。我認為詩歌有一種固有的先鋒性，特別是在時代轉變的關鍵時刻，詩人往往是最早的覺醒者與預言家，發出了黎明的呼喚，但是當社會發展相對穩定，文學大軍進入一個開闊的領域，小說自然會成為文學的主陣地。在展示歷史畫面、表現社會生活的廣闊程度上，在揭示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上，在對人性開掘的深刻程度上，小說有著獨特的優勢。對詩歌的研究不能離開對同一時期小說與其他文學現象的關注，只有從總體上把握了文學世界的主流，才能為觀察與研究詩歌提供開闊的視野與全新的維度。

人生的不同階段，您的閱讀是否也各有側重？

吳思敬：我對詩歌的密切關注與大量閱讀應當說是從上大學以后開始的。這得緣于兩個契機。上大學的第一年，我由于學習努力，各門功課成績都是“優秀”，成為“全優生”，從而有機會被系里推薦去參加校外的學術活動。1962年是杜甫誕生1250周年，他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文化部和中國作家協會于政協禮堂舉辦了“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誕生1250周年紀念會”，會議的規格很高，陳毅、郭沫若等領導人出席，馮至在會上做了《紀念偉大的詩人杜甫》的報告，這是我首次領略了這位現代著名詩人的風采。而這次為配合杜甫紀念活動，特意在政協禮堂前廳出售了一部分緊俏的古典文學作品，我也終于買到了中華書局出版的《唐詩一百首》《宋詩一百詩》《唐宋詞一百首》三個小冊子，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杜甫詩選》和《李白詩選》，如獲至寶。唐詩、宋詩、唐宋詞這三本“一百首”，選的全是古典詩詞的精華，我愛不釋手。回去以后，我就每天早晨用一個小時背詩，最后把這三百首詩詞全部背熟。

我學詩的另一個契機，則是得力于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準試行“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這一條例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1958年以來的教育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一系列調整關系、穩定工作秩序、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的政策和具體規定。在“高教六十條”的指引下，我校中文系調整了教學工作計劃，大大增加了古典文學課程的分量。原來的中國古典文學課程是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名義下，把古代文學作品選與文學史合起來講，新的方案則是把“中國古代文學”細分為“中國古代散文選”“中國古代詩歌選”“中國古代戲曲小說選”和“中國古代文學史”四門課，其中“中國古代散文選”開一年，“中國古代詩歌選”和“中國古代戲曲小說選”各開半年，“中國古代文學史”開一年。這樣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要開三年。“中國古代詩歌選”這門課由《詩經》《楚辭》講起，一直講到清代詩歌和近代詩歌。當時由學校教材科印發講義，到課程結束時，我把它裝訂成冊，不斷予以溫習。《中國古代詩歌選》與專選精短作品的《唐詩一百首》等不同，而是兼顧可讀性、經典性和文學史上的地位選的，因此有不少篇幅偏長的詩篇。我給自己定下指標，不管篇幅長短，只要是選進教材的詩，我全都要背下來。為此，光早晨一小時背詩時間還不夠，我在晚飯后再加上一個小時，終于把《中國古代詩歌選》所選篇目全部背下來了。記得在中國古代詩歌選課堂上，主講老師布置作業，要求全文背誦《離騷》，而且要在課堂上檢查。同學們叫苦不迭，因為《離騷》又長又難背。課代表知道我正在下功夫背，告訴老師，結果老師讓我在課堂上現場背誦，我總算把《離騷》背了下來，授課時間緊張，老師也就不再一一檢查，同學們也因此而松了一口氣。當時我年齡十八九歲，正是記憶力好的時候。我后來沒有主攻古典文學，但在古典詩歌方面下的功夫并不小。我把古典詩詞名篇的語言、意境、意象融化在心里，無形中成為一種標桿，一種高度，對于我衡量什么是詩，進而運用到對現代詩歌的批評中來，具有深遠的意義。

博覽群書，書是否也會成為負擔？ 書架上最終留下來的是什么書？您會怎么處理自己的書？

吳思敬：對于做學問的人來說，永遠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多少書也總覺得不夠用。對居住空間狹小、逼仄的人而言，書多確實是個負擔。古遠清先生曾對我講過他的藏書情況，每個書柜都要放雙排書，密密麻麻，如果要找里層的書得打著手電一本本去找，他稱之為“書災”。我的情況甚至還不如他。當年住10平方米的平房時且不說，就是后來有了三居室的住房，屋里的十五個書柜也全填滿了，又沒有地方再放書柜，新來的書只能堆在地板上，堆在沙發上，久而久之，書柜門也打不開了，沙發上也不能坐人了，真正成了“書災”。這幾年，我開始給我的書房“減負”。這其實也就是古人講的“散書”。我已決定把我的藏書獻給我參與創建的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資料室?，F分兩批已捐出兩萬余冊，以后會陸續整理出一批，捐贈一批。讓這些陪伴過我的、凝著我心血的書轉化為公共資源，為詩歌中心的工作人員的閱讀與研究，為未來青年學子的進修與成長出力。

您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 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吳思敬：《文心雕龍》《滄浪詩話》《隨園詩話》《人間詞話》《歌德談話錄》《羅丹藝術論》《艾略特詩學文集》……

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吳思敬：杜甫。

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吳思敬：《論語》《莊子》《杜甫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