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次在北京逗留期間，我參與了當地一些音樂團體的雅聚，多次訪問古老道教名觀白云觀。白云觀觀主安世霖是一位杰出學者和優秀琴家……后來我利用這些素材寫了《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說中的《朝云觀》。”這是著名漢學家高羅佩在自傳中寫下的話。

提起高羅佩，必然會提到他的《大唐狄公案》，已多次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新版《大唐狄公案》電視劇剛播完，可惜風評不佳，豆瓣評分僅5.7分。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高羅佩的代表作，《朝云觀》再度“觸電”，它與老北京息息相關——朝云觀的原型是白云觀（小說中稱它在四川漢源縣附近龍門山頂），真兇孫天師的原型是安世霖。

高羅佩與安世霖往來于1946年6月，幾個月后，即同年11月11日，安世霖便死于非命。該案影響巨大，美國《時代》周刊曾報道。所謂“劣跡”，未必屬實，高羅佩或誤信傳言。

作為外交官，高羅佩在中國長住3年多（1943年3月15日至1946年7月），主要在重慶，但他的夫人水世芳是北京人。1946年離開中國前，高羅佩攜夫人到北京看望岳父水鈞韶，這是高羅佩第四次來北京。高羅佩學古琴的兩位老師葉詩夢、關仲航也都是北京人。

《狄公案》本非佳作

狄仁杰是唐代名臣，《舊唐書》中，僅“儀鳳（676年至679年）中，為大理丞（負責各州案件復審，從六品上），周歲斷滯獄萬七千人，無冤訴者”，略見“神探”跡象。唐制，大理丞6人，同畫押才有效，非狄仁杰獨功。

唐人李濬在《松窗雜錄》中稱，狄仁杰曾想提拔堂姨盧氏之子，被嚴詞拒絕：“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

狄仁杰成“神探”，始于清代光緒時的公案小說《狄公案》（又稱《武則天四大奇案》《狄梁公案》），作者已不可考。

清中期起，公案小說勃興，因俠義小說屢遭毀禁，只好套上清官的名頭，蒙混過關，如《包公案》《施公案》《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

胡適批評《七俠五義》：“這書后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創造的，丟開了包公的故事，專力去寫那班俠義。”魯迅也認為：“其中所敘的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滸》中底人物，故其事實雖然來自《龍圖公案》，而源流則仍然出于《水滸》。”

《狄公案》中，“四大隨從”（洪亮、喬太、馬榮、陶甘）中馬榮、喬太本是劫行李的強盜，狄仁杰想：“我何不收服他們，將來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業。”便“歷勸了一番”，二人“十分感激”，從此相隨。

破案時，狄仁杰嚴卡C位，“四大隨從”遠不如白展堂等精彩，故《狄公案》長期被視為劣作。機緣巧合，著名漢學家高羅佩將《狄公案》的前半部譯成西文，后又在此基礎上，創作出《大唐狄公案》，狄仁杰得以名滿全球，成“東方的福爾摩斯”。

赴日擔任外交官

《論語》雜志1946年總第118期上，散文家徐蔚南在《記高羅佩》中稱：“高氏（指高羅佩）是荷蘭人，三歲時就跟著父親到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群島），他的父親是陸軍上將。十二歲時歸國，后進大學……后來他娶了一位中央大學的中國女學生做妻子（實為西南聯大長沙分校旁聽生），他的中國學問不用說的一定比太太好，他的中國話，跟著太太在一起，當然一定也說得更流利無疑。”

其中多誤。

據學者施曄的《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研究》（本文多處引用該書內容，不再標注），高羅佩生于1910年，5歲時，父親再度被派到爪哇當軍醫，高羅佩6歲時到爪哇，直到14歲，父親退役，全家回荷蘭，這段經歷讓高羅佩一生熱愛東方文化。15歲時，高羅佩身高已超2米。

21歲時，高羅佩入大學，同時學中文和日文，與大學圖書館助理館員奈麗（時年38歲）同居。

23歲時，高羅佩獲中日語言學學士學位（一般需4年），26歲時，東方語言學博士畢業，入荷蘭外交部工作，被派到日本，任二等秘書。

高羅佩赴日時，過西伯利亞，還在哈爾濱待了一周。到日本后，奈麗提出分手，“此變故帶給他沉重打擊，被其視為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

據學者江曉原的《高羅佩：一個“精神中國人”》：“當時日本為單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輕的女管家——實際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羅佩對這樣的安排也欣然接受。”第一個管家是靜子，“高羅佩在筆記本中……有風流韻事的日子，高羅佩還會做一個‘×’的記號”。不久換成入江文子。

來到北京學古琴

據江曉原鉤沉：“起先高羅佩似乎對文子頗有好感，筆記本中說她‘是一個可愛的快樂女孩子’，但三個月后文子就被他辭退了，高羅佩在筆記本中記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國的東西她都蔑視’。”

1935年12月，高羅佩結識了日本女子岡谷桑代，同居7年，“沒有發生過一次吵嘴，甚至沒有相互責備過”。“二戰”后高羅佩再回日本，已有家室，岡谷桑代則生活困難，高羅佩多次接濟她。

在日本當外交官期間，高羅佩曾三次來北京。

一次是1936年9月15日，拜訪了古琴大師葉詩夢。葉詩夢本名佛尼音布，姓葉赫那拉，慈禧太后是他的族姑，父親是晚清兩廣總督瑞麟。葉詩夢住在隆福寺，高羅佩在他家學了一個月琴。1939年，高羅佩用英文寫成《琴道》，題獻給葉詩夢，稱他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和偉大的文人”。

一次是1937年4月他到北京，7月爆發了“盧溝橋事變”。

一次是1940年12月，向葉詩夢的弟子、古琴大師關仲航學琴。關仲航本名瓜爾佳氏·恩楫，據說高羅佩帶了節拍器，測琴人的穩定度，關仲航連彈兩次《平沙落雁》，速度分毫不差，讓高羅佩大為驚奇。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荷蘭與日本正式成了敵國，高羅佩等被軟禁。高羅佩在日本的藏書達8000多本，連同收藏的書畫、琴譜，一起寄到巴達維亞（今印尼首都雅加達），日軍攻打荷屬東印度時，將其全部摧毀。

1942年7月，軸心國與盟國在海上交換外交官，匆匆離開日本時，高羅佩只被允許帶一小皮箱，恰好裝了一本《狄公案》。

偵探小說女王都喜歡

1947年至1948年，高羅佩任駐美大使館的參贊，開始翻譯《狄公案》，初期只為練英語，沒想出版。1948年，高羅佩再度被派到日本，“當我發現書市上有大量的日本年輕作家寫的關于芝加哥和紐約的三流偵探小說時，我決定發表我的《狄公案》的英譯本，以向那些作家展示古代中國偵探小說中有非常多的好題材”。

高羅佩只譯了《狄公案》前30回，甩掉后34回，理由是后面太差，缺乏懸念。中國讀者看法可能相反，后半部刻畫宮廷斗爭，更復雜。

英譯本引起轟動，高羅佩想：“中國公案小說有許多精彩的故事情節和刑事案例。因此我覺得，利用過去中國小說使用過的一些情節由自己來寫一部中國風格的公案小說，將是一個有趣的嘗試。”

與《狄公案》相比，《大唐狄公案》上了一個新臺階。

首先，高羅佩引入西方小說技巧來寫人，高羅佩說：“狄仁杰這一類的中國法官都有著高貴的道德品質、知識力量，同時亦是優雅的文人，通曉各種藝術，一句話，一個近乎完美的人……很不幸，中國公案小說很少如我們的小說一樣，對人物性格展開深入的分析。”

其次，去除了鬼判等迷信內容，情節更合理。《狄公案》中偵破不全靠人力，需神鬼助力，以凸顯“天理昭昭”，高羅佩則只相信理性。

其三，中國傳統小說重字句錘煉，而高羅佩的寫作更生動，更有畫面感。

《大唐狄公案》躥紅，偵探小說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看了其中的《迷宮案》后，稱贊道：“我非常喜歡這本書，整個書充滿了少見的魅力和新鮮感。”

寫狄仁杰如寫自己

《大唐狄公案》寫活了狄仁杰，高羅佩稱：“他身高超過六英尺，特別瘦削，因此顯得更高一些。除了我提及的他處于懶懶散散的狀態之時，他目光銳利，鷹鉤鼻子給人留下機敏，決斷力強的印象。他的下巴端正凸出，顯得意志堅定。”

一次高羅佩在微醺之際，喃喃地對朋友說：“狄公就是我。”他是依照自己來寫狄仁杰的。

《大唐狄公案》總共寫了130多萬字，高羅佩說：“我在創作中保留了中國古代公案小說的一些特點，如寫個序言或者內容提要，讓讀者在讀全書之前對主要情節有個大概了解。”

整體寫作方法是：“首先必須在中國的資料來源中找到能用的陰謀故事，這本身就是某種偵探工作。找到合適的‘故事情節’之后，第二步就是創作人物和環境的背景。”

1943年3月15日，高羅佩被派到中國重慶，任荷蘭使館的一秘，6月結識了水世芳。水世芳是北京人，父親水鈞韶在清朝、民國時曾任高官，據學者施曄考證，他的第二任妻子或是張之洞之女，但水世芳是另妻所生。傳言高羅佩娶了張之洞孫女，純屬無稽之談。

1946年初，荷蘭調回高羅佩，接任者博恩博士回憶：“高羅佩忙于安排自己的告別。起初我沒有意識到他的告別竟然將持續幾個星期。幾乎每天都有中國朋友給他送來卷軸畫，內容是用很藝術的書法表達的祝福，高羅佩收下這些畫之后，必須用適當的方式對此進行答復……直到我們起程去南京時，他仍然在重慶。”

1946年4月，高羅佩攜家人到北京探望岳父，與白云觀觀主安世霖往來頻繁。

翻拍太多惹人厭

安世霖是古琴高手，據學者汪精玲鉤沉，高羅佩有一張《白云琴會圖》照片，記錄了他和安世霖的雅集，安世霖也曾去拜訪高羅佩，在高羅佩的日記中，記有“（1946年）六月八日：（下午）兩點到五點，安世霖和管平湖來彈古琴”。

5個月后，安世霖以擅改廟規、盜賣廟產、苛待道眾、通奸民婦、宣淫名觀、勾結日人等“罪名”，被火焚處死，或因權力斗爭。安世霖出任觀主時便一波三折，幾次被主管部門駁回。他上位后，修改觀規，加強了對掛單道人的管理。處死安世霖的16名道士中，為首3人不屬于白云觀，他們曾控告安世霖是漢奸，被法庭駁回。

火燒安世霖，依據的是“道門清規”，此前幾無施行。經法院審理，為首2人被判無期徒刑，但復審時，改判5年。

不知誰誤導了高羅佩，讓他認定安世霖沉迷房中術，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1974年，美國人將《朝云觀》拍成電影，主演狄仁杰的是凱·笛福。

《朝云觀》中有較大邏輯漏洞：朝云觀的正門上有太極圖，狄仁杰問是什么含義，孫天師解釋了一番，暗示他相信采陰補陽，太極圖的小尾巴恰好指向魔窟……可狄仁杰怎會不知太極圖何意？

高羅佩熱愛中國文化，常在撰文中稱“吾華”，小失誤難免。《大唐狄公案》吸收不同文明的長處，讓東西方讀者均眼前一亮。但隨著信息時代到來，不同文明之間的認識更深入也更豐富，曾經的“新奇感”正漸漸消退。翻拍再努力，也很難與舊作比肩。

《大唐狄公案》是通俗文學，翻拍太多，難免讓觀眾生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