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 摘 要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問題和方法，但需要以“去熟悉化”的研究對現有經驗進行再陌生化處理，反思、質疑、修正文學史建構和文學批評中已經累積的成果，特別是文學研究中習以為常的觀念、方法、邏輯和論述等。“完美理性”推測“有限理性”、文學史發展脈絡、文學史結構以及整體性論述等問題尤其值得重視和討論。

● 關鍵詞

關鍵詞：當代文學研究；去熟悉化；有限理性；結構；整體性

俄國形式主義評論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著名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作為形式主義批評和西方“陌生化”詩學的核心概念，“陌生化”理論強調的是在藝術上超越常境。Defamiliarizationg這個詞同時又譯為“去熟悉化”，在文學藝術創作之外，有時也被一些學者用在討論學術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思想史學者王汎森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談道：“我們對百年來的歷史知道得太熟悉了，我們已逐漸失去對所研究問題的新鮮感，需要‘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才能對這一段歷史產生比較新的了解。”所謂“太熟悉了”，是對業已“常態化”的“歷史”的一種警覺，對“合理性”是否“不合理”的質疑。從這種感覺出發，在學理上對“歷史”再認識，便有了“去熟悉化”的研究。

如果我們換一個領域，似乎可以討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去熟悉化”問題。在“新文學”被命名為“現代文學”時，“當代文學”開始了漫長的學科建設之路。作為學科逐漸成熟的標志，當代文學不僅是文學批評的對象，也是文學史建構的對象。如果從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年算起，“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命名也近45年了。無論是作為文學史研究的中國當代文學，還是作為文學批評的中國當代文學，已經在歷史論述和即時批評中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問題和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也成了我們“太熟悉”的歷史。我現在提出“去熟悉化”面對的正是“太熟悉”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我說的“去熟悉化”，試圖對現有經驗的再陌生化處理，反思、質疑、修正文學史建構和文學批評中已經累積的成果，特別是文學研究中習以為常的觀念、方法、邏輯和論述等。

歷史敘事中的文學思潮、事件、現象，是文學史建構的重要元素。如果說思潮、事件、現象是“原生態”的文學史，它有著“事件發展的邏輯”；那么史家敘述的已經主觀化，是在對“事件”的理解中建構歷史的。因而，“史家的邏輯”和“事件發展的邏輯”之間必然存在誤差。所謂抵達歷史深處或者揭示歷史真相，便是要盡可能減少誤差。在王汎森看來：“對某一個定點上的歷史行動者而言，后來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擺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資源和不確定性，未來對他而言是個或然率的問題，他的所有覺得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個人利益的考慮、不透明的信息、偶然性，夾雜著群眾的喧鬧之下做出的，不像我們這些百年之后充滿‘后見之明’的人所見到的那樣完全、那樣透明、那樣充滿合理性，并習慣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邏輯將事件的前后因果順順當當地倒接回去。此外，我們研究歷史時，還以為處于歷史中的人物往往處于‘完美理性’，而忽略了歷史中的人物是處于‘有限理性’，因此在倒回去進行歷史解釋時，可能犯下誤以為他們是‘完美理性’而作了錯誤的解釋。”“倒接”是回到“事件”的發生和發展中，當然可能發生以“完美理性”推測“有限理性”的偏頗。“完美理性”是“后見之明”中的價值判斷，在歷史進程和歷史敘述中，“后見之明”總是大于“先見之明”。問題的癥結在于，歷史研究者常常忽略了“事件發展的邏輯”和“史家的邏輯”的不同。而這恰恰又是個難題，“去熟悉化”并不容易：“換言之，‘事件發展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不同，在時間與事件順序上正好相反，一個是A→Z，一個是Z→A。‘事件發展的邏輯’是順著時間之流往前看，前面是未知的，歷史工作者要用很大的力量來使自己變得‘未知’，即福柯所講的‘去熟悉化’。但‘去熟悉化’是非常難的事情，是非常難的事情，對于我們明明知道的事情，我們很難裝作完全不知。史家要慢慢往前，看歷史行動人物面臨的所有可能性與限制。另一方面，還要回過頭來看，一些事情的意義才會更顯豁出來。”這里有兩個“未知”，“事情發展的邏輯”中的“未知”，也許未必完全“未知”，在某個定點上的歷史行動者也許“預知”了“未知”，但事情的結果則可能超出了他的“預知”。

以“完美理性”推測“有限理性”，同樣出現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中。“完美的理性”其實是一種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在歷史敘述中是無法模糊或回避的，它是史家審視歷史和歷史中人物的標準。但在實際的研究中，價值判斷可能會替代對具體事物的還原與分析，以“完美理性”去“倒接”事物的“有限理性”，也就是以我們認為“應該怎么樣去要求歷史和人物。這一方面會刪除歷史和人物的復雜性，一方面會以偏概全或者一概而論。比如關于郭沫若、周揚、胡風和丁玲等人的研究，我以為就存在這樣的問題。郭沫若確實是一位需要討論的重要歷史人物，我在寫作《滄海文心》專欄時，初步研究過抗戰重慶時期的郭沫若。如果僅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為參照，我們都可以得出當代某個時期的郭沫若判若“兩人這樣”的結論。我們無需掩飾其缺失，但確實需要在與歷史語境的關聯中分析處于“有限理性”狀態的郭沫若。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丁玲也是位有爭議的人物，因為她的坎坷命運，許多人對復出后的丁玲在對歷史事件的反思上止于1979年的《“牛棚”小品》不滿，而丁玲發起創辦文學期刊《中國》及《中國》在1980年代的重要性則被忽視。

如何結構和敘述文學史的演進，是“去熟悉化”要討論的問題之一。在文學史論述中，1980年代文學最初是以思潮或現象的演變來結構脈絡的，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序列：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和新寫實，作家作品基本嵌入在思潮中加以論述并確定其所謂文學史地位。這個序列的形成，大致反映了從“文革”到“新時期文學”轉折、轉型的政治邏輯和文化邏輯。簡單說，“傷痕文學”否定了“左”傾錯誤，“反思文學”則是對“傷痕”的反思，如何走出“傷痕”，這就需要“改革”，因而有了“改革文學”。在這樣的脈絡中看，當時引發關注的一些作品如《班主任》《傷痕》等，其主要價值在社會政治層面，這也是我們今天“重返八十年代”會提及這些作品的主要原因。這些作品無法從文學史的論述中刪除，只有把這些作品放在歷史轉折的結構中看待，才能確定其意義。它們參與開創了一個文學年代，但它們不是這個文學年代的經典文本，承認這一事實也許是殘酷的。

在1990年代開始把1980年代作為“文學史”問題處理，特別是在21世紀初的文學史寫作中將“八十年代文學”作為一個歷史段落處理時，“八十年代文學”尚未在時間中充分積淀。1990年代過于匆忙，但各種文學思想紛呈，文學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也發生了重要變化，1980年代也因此成了一個被緬懷的年代，其中包含了對1990年代的不適應。我自己也是一個緬懷者。1980年代在1990年代初就被歷史化處理，審視1980年代的背景在縱向上有已經遙遠的“五四”新文學，1980年代也被視為“重回五四”的年代。1980年代最直接的背景是“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在“新時期文學”最初的建構和論述中，“革命現實主義”是這兩個歷史階段的關聯，但1980年代切割了“文革”時期的文學。隨著1990年代漸次展開，以及21世紀20年來的發展，我們研究“八十年代文學”的視角、方法和思想文化語境都有了重大變化，在一個更大的文學史結構中討論“八十年代文學”及相關問題已經具備了條件。

如果在前述文學脈絡中討論，尋根文學、先鋒文學與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等之間的關系可以視為一種“斷裂”，而非簡單的線性發展。尋根文學的一些倡導者在談起尋根文學興起的原因時，就曾表示他們不滿足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以為需要新的創作。如果不考慮“政治正確”，在創作方法、文本特征等方面，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等與“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其實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就小說藝術而言，這類思潮下的創作和“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并無分別，因此兩者之間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只是一種否定關系。如果在傷痕、反思、改革、尋根、先鋒和新寫實之外考察，我們就會發現早于“尋根文學”的汪曾祺小說已經銜接了文學的“根”，在后來被視為“尋根文學”的濫觴。先鋒文學也可以如此往前追溯或旁及。這正說明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敘述其實是片面的、偏頗的，“八十年代文學”的豐富性非一條線索可以拉直。在“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興起之前，“三個崛起”的論爭和關于“現代派”的通信，以及更早之前的圍繞《今天》的集結，其實都在改變著文學生態和文學觀念。“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幾乎顛覆了傳統的文學秩序，于是有了文學回到自身的“純文學”思潮。

“八十年代文學”的非凡主要體現在思想文化氣象上，這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珍惜的思想文化資源。在禁忌和陳腐的文學觀念不斷打破的過程中，1980年代產生了一些在今天仍然具有討論價值、而且可能成為文學經典的作品。我們現在對1980年代的緬懷和對“八十年代文學”的肯定，很大程度上是表達對一種思想文化的堅守。因此，以“八十年代文學”作為問題和方法衡量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成為一種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纏繞著文學的理想和激情，其局限可能在于以原則性的判斷替代具體的分析，以“本質化”的1980年代化約復雜的1980年代。“八十年代文學”的思想解放是當代中國思想解放的一部分，但前者和后者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在社會政治的視野中，文學或許過于躁進了。這樣一種縫隙說明了文學雖然深受社會政治的制約，但它的發展路徑又有文學的特點。以“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為代表的“小說革命”悄悄拉開了解構宏大敘事的序幕，接踵而來的“新寫實”也就成了“八十年代文學”一個“灰色”的環節，它是“八十年代文學”的句號，又是“九十年代文學”的逗號。

“九十年代文學”是在這樣的秩序中開始的。1990年代似乎充滿了更多的悖論和矛盾，它無法像“八十年代文學”那樣以一條線索貫之，相反，“九十年代文學”枝蔓橫生，我以為這正是“八十年代文學”變革的結果。以1980年代的心態面對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正是1990年代作家焦慮煩躁的一個重要原因。1980年代風云激蕩中文學要處理的問題主要是它與政治的關系，最初似乎是緊張的，在“二為”方向確定后雖然還有些波折，但問題相對單純些。1990年代是一個更為敞開也更為錯綜復雜的空間，一方面文學制度在市場經濟推進中再次調整，它對作家的約束力減弱，作家的思想生活更具有個人特征；一方面各種思潮沖突碰撞，文學的哲學基礎和思想文化語境也復雜多樣。這樣一種多元無序的狀態，其實正是文學差異式發展的常態。和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文學更為成熟，其中長篇小說的發展，是1990年代的最重要的收獲。我們不能注意到1990年代文學已無“中心”（主題），也無一條一以貫之的線索。文學史的敘述面對這樣的散點狀態，雖然用了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個人寫作、后先鋒小說等概念，但文學史已經失去了統一敘述的可能性。在這個時候，“八十年代文學”仍然具有問題與方法的意義，但它不足以衡量“九十年代文學”。我個人認為，“九十年代文學”的意義需要進一步認識。

復雜的文學史內部構成被簡單化處理后呈現出來的學術問題是，文學史的發展確實是有連續性和邏輯性的特征，如現實主義盡管有沉浮，但一以貫之。比如1980年代啟蒙文學與“五四”文學的呼應，等等。但文學史在延續性、邏輯性之外，確實有非延續性、非邏輯性的現象。比如，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并非傷痕、反思、改革的延續和邏輯發展的結果，盡管在時間上它們可能形成一個序列。而在連續性和邏輯性的進程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斷裂，這種斷裂后形成的聯系其實已經發生變化。因此，需要繼續追問的重要問題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性如何把握。

以社會史為方法建構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基本框架，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作為獨立“學科”的最初特點。1962年出版的“華中師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編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緒論之外，第一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文學（1949—1952）”、第二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文學（1953—1956）”、第三編“整風和大躍進以來的文學”，各編之下分析各個時期各種體裁的重要作品，文學史體例和1950年代出版的各種新文學史著作是相同的。1979年出版的文科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大致延續了這一體例，但在許多方面更成熟地處理了文學史的論述問題。1990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包括教材，一些學者使用了“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這樣的分期，字面上褪去了“社會史”的色彩，但年代的背后仍然是社會史的階段劃分方法；一些學者則樸素地使用了“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和“‘文革’后文學”（亦有學者使用“新時期文學”）等概念，同樣是社會史的階段劃分。具體的篇章布局仍然重視文體的分門別類，但題材的概念淡出，不同時期文學思潮和創作現象成為主要單元，這樣一種體例和結構更接近于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如果我們將21世紀20年也作為文學史段落納入到文學史寫作中，且不論這二十年如何命名，但分類的尷尬和無力是無疑的。

無論用什么樣的概念來命名不同的文學史階段，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連接和論述這些不同歷史階段之間的關系。現在的文學史論述通常是以“組合”的方式連接的，但文學內部演變的邏輯是模糊的，甚至闕如，我因此提出過文學史階段之間的“過渡狀態”問題。比如，從解放區文學到新中國文學的過渡，比如“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到“八十年代文學”的過渡，等等。我這里并不是討論文學史著作的體例和結構等，著作的體例和結構只是呈現文學史狀態的形式，形式背后的邏輯則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迄今為止的文學史著作，雖然有“總論”式的“整體性”研究（通常在“緒論”中說明相關問題），但更多的是“分論”式的研究，在文學史各單元中概述“整體性”的階段特征。

“整體性”本身也是一種結構，它由不同的問題組成。《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依據毛澤東關于文藝的論述，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根本問題”是：文藝和革命的關系；文藝和群眾的關系；文藝和生活的關系；作家和群眾的關系；文藝與民族文化傳統的關系。從這些根本問題出發，《史稿》在緒論中討論的基本問題是：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方法；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和革新創造；在斗爭中發展；多民族的文學。其中的“在斗爭中發展”，主要講文藝思潮和文學運動。邵荃麟在《文學十年歷程》中曾經總結了新中國十年的文學經驗是：沒有思想斗爭，文學不能前進；作家與群眾相結合是實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基本途徑。這些“根本問題”和“基本問題”，既是“左翼文學”以來不斷討論的理論（政策）問題（對當代文學的發展有很多規定性），也是當代文學的實踐問題。作為理論和實踐，這些問題在文學史進程中錯綜復雜。文學運動的產生，通常是因為實踐和理論有落差，或者實踐偏離了理論。

毫無疑問，這些年的文學史研究早已超越1990年代之前的學術水平，不僅重新闡釋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根本問題和基本問題，也發現和再結構了許多新的問題。在文學史的結構和形式上盡管沒有突破，但大致上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文學史板塊，把理論、方針、政策和思潮的一部分歸為“文學制度”研究，這構成了文學史研究和寫作的一大板塊，另一板塊則是流派、群體中的作家作品論。在這種體例和結構之外，有沒有其他形式可以處理文學史的整體性論述？在閱讀了英國學者喬納森·貝特的《英格蘭文學》后我獲得了新的啟示。這部沒有使用“文學史”概念的文學史，其9章分別是：從前、界定、開端、英語研究、歷史分期與文學運動、英格蘭詩人、莎士比亞與戲劇文學、英格蘭小說和英格蘭文學中的英格蘭性。中國的文學歷史和英格蘭當然不同，但文學史研究和寫作中跨民族、跨文化之間無疑也有許多共同性問題。比如，若是把“從前”“界定”和“開端”合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需要論述的關鍵問題是：當代/中國/文學/民族性。這是現在尚未能夠解決的問題，也許對這些問題的不斷追問和解釋就是中國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特點。在長期的文學史研究中，沒有人不重視語言問題，這些年也不停使用“漢語寫作”這一概念，但我們并未形成對中國當代文學“語言”的系統認識。喬納森·貝特《英格蘭文學》單設“英語研究”一章，我們如何論述當代文學中的漢語問題？

在若干整體性的問題中，認識社會主義文學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我們在研究文學思潮、文學事件和文學運動（文藝斗爭）時會發現，它們的發生、走向和結果都與如何理解社會主義文化有關。在社會主義文學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文學的“革命敘事”是社會主義文學實踐的主要部分，如同現實主義是一條廣闊的道路，社會主義文學構成多樣，“革命敘事”和其他不同內容不同風格的創作并不是緊張對立的關系。同樣，當代文學制度的形成、發展和轉型、重建，也深刻反映了社會主義文化實踐中的諸多問題，而如何最終把文學制度的研究落實到“文學”上，也是文學史研究中需要推進的問題。當代文學與傳統文化（文學）的關系，一直是當代文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在相關研究和論述中，這一關系的處理在觀念上通常強調當代文學對傳統文化（文學）的批判繼承，研究的重點是不同文類的文本如何在形式、結構、敘事等方面轉化優秀傳統文化（文學）。這些研究確實是討論當代文學與傳統文化（文學）關系的重要內容，但同樣重要的是當代文學在價值體系上對傳統文化的重建問題。從1930年代開始，左翼理論家批評家一直重視新文學與傳統的關系。但價值取向不是單一的，對待傳統中的形式技巧是“保守”的，對待傳統中的價值體系是“革命”的，也就是在“道”的層面上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吸收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

簡單說，關于文學史的整理性論述成了作家作品論的基礎，所謂文學史視野便是把作家作品置于整體性的文學史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有趣的現象，作為文學批評的作家作品論，和作為文學史研究（以文學史教材為例，我謹慎使用“教科書”這個概念，以為不能輕易把教材稱為教科書，正如文學史教材的作者也不會等同于文學史家一樣）的作家作品論，其實并沒有大的差異。如果作為文學批評的作家作品論是以文學史為參照的，那么，它和納入文學史中大作家作品論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現在越來越多以作家作品論為主的文學批評不受待見甚至迅速泡沫化，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文學史的視野和標準。當然，文學批評并不排斥對“一般作品”的研究，我們并不能把經典化視為文學批評的唯一功能，而且何為一般作品何為經典作品，不是短時間可以確定的，文學批評是文學經典化環節中最初的一環。

“去熟悉化”研究中的反思、質疑和修正，可以視為一種學術上的批判。這種批判無意也不可能在整體上解構或顛覆現有的文學研究秩序，但對整體和局部一些問題的反思、質疑、修正將有助于再造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面貌。我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浸淫已久，也借此檢討自己思考一些問題的局限和偏頗，這篇粗糙的文章便是學術上的自我批判。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