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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創辦《歌謠周刊》，揭開了“歌謠運動”的序幕。近二十年時間里，胡適、劉半農、顧頡剛、周作人等一大批知識分子投身于近現代民歌的整理、研究中，許多成果雖屬草創，卻具有庫恩所說的“范式”意義。這場誕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眼光向下的革命”，承繼了古代士大夫歌謠搜輯的傳統，也孕育著具有現代思想意義的“民俗意識”的萌芽（關于“歌謠運動”的研究可參趙世瑜《中國民間文化探索：眼光向下的革命》、徐新建《民歌與國學：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

百年回眸，在肯定前輩學者功績的同時也應該指出，當年的一些理念和方法還遠未自洽和完善，近現代民歌在文化留存、保護、建設等方面的意義也有待進一步挖掘。近年來，學界開始重新認識民歌的文學、文化價值，周玉波教授的《庶民之聲：近現代民歌與社會文化嬗遞》就是在接續“歌謠運動”的文化理想下，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統地楬橥近現代民歌的發生發展情形及其在近現代社會文化變革進程中的表現，鉤稽其與賴以生存的國家、民族、民眾血肉相連的親密關系，盡可能客觀真實地還原‘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斕色彩”（第1頁）的一部力作。

近現代社會生態全景圖

《庶民之聲》以十六章、五十六萬字的容量，通過豐富多彩的民歌，全方位展現了近現代社會生態。全書內容編排有著清晰的脈絡：第一章至第五章，以時間為經，區域（場所）為緯，選取代表性文獻，從背景、題材、內容、成績、影響等多個方面，探究近現代民歌發生發展的實際情形；第六章至第八章，以專題形式，討論抗戰民歌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大運河民歌、婚嫁喜歌整理研究的想法與路徑；第九章至第十章，以“唱春調”“繡荷包”“紗窗外”為個案，討論近現代民歌與傳統文化、民族心理及民眾生產生活的密切聯系，以及民歌與戲曲、小說文本的互動情形；第十二、十三章，在文化發展演進的綜合語境中，立足具體文獻，兼及民歌傳播接受的實際，闡述近現代民歌與方言、俗字、民俗等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關系；第十四、十五章，介紹、討論了日本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藏中國近現代民歌、臺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藏民歌的大致內容，以期盡可能全面深入地呈現近現代民歌文獻的存世情形與近現代民歌生成發展的面貌。第十六章則是總體性、總結式的盤點，以“百姓生活史、時代寫真集”的視角，指出近現代民歌“社會百科全書”的身份特征。有學者在論述“歌謠運動”的學術導向時，將其總結為“文學的”“民俗學的”“歷史學的”（李傳軍、羅含：《表彰隱藏的光輝：歌謠運動與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建立》，《民俗研究》2019年第四期），《庶民之聲》對近現代民歌全幅圖景的展示，正呼應了“歌謠運動”的三個導向，并在雅俗互動的視野中，注重文獻與個案、綜論與專題、時間與區域的多維關聯。因此全書雖然內容龐雜，卻脈絡清晰，邏輯嚴密。

全書的多個章節，單獨拈出來都可作為細致觀察近現代社會風貌的一扇窗戶。以第七章“大運河民歌：寶貴的遺產流動的文化”為例，廣義的大運河民歌，泛指流行流轉于大運河船民、漁民和沿線城鄉民眾中的民歌俗曲，蘊含著本區域的風土人情、民眾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其中的《運河拉船號子》《運河漁船搭跳扛糧歌》等“船工號子”，與《淮南子》中“前呼邪許，后亦應之”的勞動號子遙相呼應，展現了運河民眾勞作時團結協作、不畏艱難的精神。再如天津民歌《畫扇面》“四月里天長沒有寒風，小二姐高樓擺下龍門陣，手拿扇子笑盈盈，高麗紙白生生，畫了個扇面兒顯顯才能”（節選），生動描繪了楊柳青女畫師白俊英描畫扇面的情形，可以視為大運河區域民風民俗的場景再現。還有揚州民歌《洋煙 侉侉調》“一更京兒里，月兒照花臺，恨的洋人大又大不該，你在外國將生意做，因何混進我們中華大國來。漂洋來過海，火輪跟過來，私將煙土中華大國賣”等“醒民救世歌”，關注時事，宣揚愛國情懷，繼承了《詩經》與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即便是以悲苦為基調的“唱春調”，也是民眾“饑者歌其食”、與艱辛生活相抗爭的一種表達方式，讀者能夠由此了解運河沿線民眾舊時生活的艱難情狀與運河民歌題材內容的豐富多姿。

《庶民之聲》還為讀者呈現了大量較為珍貴的近現代民歌原始文本。從某種意義上說，文獻的使用代表著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就近現代民歌而言，以業已出版的民歌文本為研究對象是較為便捷的路子，然而其局限也不言而喻：文獻的全面性和原始性都沒有保障。《庶民之聲》全書據以言說的文獻，一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等收藏的民歌唱本，二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等庋藏的中國近現代民歌唱本，三是臺灣地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的民歌唱本，四是作者多年搜求所得的民歌唱本。前三類文獻大都沒有公開出版，研究者如想查閱通常要費一番周折；第四類中的民歌抄本、印本，通常只在民間流通，是作者無數次與書商討價還價的戰果。因此，《庶民之聲》所呈現的近現代民歌，具備了“原生態”“一手文獻”的特點，能為論述提供最堅實的文獻支撐，也為讀者呈現出原汁原味的近現代社會生態。

古今之間

卓人月推崇明代民歌曰“我明一絕”，傅惜華形容清代民歌為“舊調之外，復出新聲，競勝一時”，那么，該如何給近現代民歌定位呢？《庶民之聲》認為，近現代民歌“在形制、題材、內容、功能與審美趣味等諸多方面，體現了與前代民歌大不一樣的特征，也因此成就了傳統民歌發展的最后一座高峰”（第1頁）。為了客觀呈現這“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斕色彩”，全書立足于中華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宏大視野，注重揭示近現代民歌的優秀內涵。

《庶民之聲》中涉及的近現代民歌，除了《時調雅曲》等民歌唱本外，還從類別視角綜述了抗戰民歌、婚嫁喜歌，從地域視角介紹了揚州民歌、大運河民歌，對于“唱春調”“紗窗外”等民歌牌調的流轉與變體，也注重從民眾文化心理的角度闡釋其內在規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道德理念、愛國情懷、榮辱觀念等諸多內涵，在本書所征引的民歌文本中都有體現。

上海大美書局編輯、沈鶴記書局發行于民國三十年（1941）的《時調大觀》中，有一首《提倡國貨五更調》：

一更一點月出初，提倡本國貨，呀呀得噲，努力就去做，始終如一不懈惰，用工夫，精求精呀，各物日增多，呀呀得噲，何愁國不富……五更五點正沉西，救國大事體，呀呀得噲，大家心要齊，外貨雖賤勿要俚，有志氣，勸同胞呀，國恥紀心里，呀呀得噲，永矢弗忘記。

“五更調”（又稱“五更曲”“嘆五更”）是古代民歌中常見的牌調，常用來詠唱男女私情。抗戰時期，在“提倡國貨、共紓國難”的國貨運動中，這一古老牌調被注入了新的內容，成為宣揚愛國情懷的時代文藝作品。《時調大觀》中另有一首以“賭鬼”自嘆口吻警諭世人的《賭鬼十嘆》，列舉了沉迷于牌九、撲克、麻雀等賭博方式的危害，結尾“第十嘆來嘆完了，嘆我賭鬼真苦惱，田地房產才輸脫，到底年底黃皮梁”，可謂沉痛。《北京小曲百種》“勸誡類”也有一首《圣人嘆》，其中“敬天敬地敬祖墳，千萬莫忘父母的恩”“無義財食不可親，誰敢背地胡扯亂云”等話語，與《賭鬼十嘆》相互呼應，在沿襲傳統“勸世”民歌的懲惡勸善主旨的基礎上，又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

《庶民之聲》并不僅僅滿足于挖掘近現代民歌的內涵。早已定型的“歌謠”概念與“歌謠學”理論，在產生之初就有歷史局限性，已經難以涵蓋、指導近現代民歌傳承保護工作，也就是說，建構具有當代學術學科意義的“民歌學”理論迫在眉睫。因此，在“附錄一”《“中國民歌學”理論建構芻議》中，作者在辨析“民歌學”理論概念、提出“民歌學”理論體系的基礎上，著重闡述了“中國民歌學”理論建構的意義。所謂“中國民歌學”，意謂“民歌學”的研究主題——民歌是中國的；“民歌學”所遵循的理論、采用的方法是中國的；“民歌學”的目標，歸根結底也是為了解決中國文化問題，服務中國文化建設。在中華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視野下，《庶民之聲》認為：“新形勢下的歷代民歌的整理與研究，理應有更高的目標、更好的規劃、更大的力度、更實更細的舉措和更為理想的成績，嘗試建構‘中國民歌學’理論體系，既可在學術、學科層面，為民歌整理與研究工作營造良好的環境，亦可為實際工作提供系統的理論支持。”（419頁）

在新發布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中，“民間文學”自1997年一分為三后，重新回歸到中國語言文學大類之下，成為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近現代文學”并列的二級學科，“歌謠學”則與“神話學”“故事學”“傳說學”“史詩學”等一起，成為二級學科的分支學科。時移事易，作為分支學科的“歌謠學”，無論內涵還是外延，理應已經接近或等同于《“中國民歌學”理論建構芻議》所討論的包含更廣的“民歌學”。因此毫不夸張地說，多年之后回顧民歌研究史，這篇文章的意義或許會與《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歌謠周刊·發刊詞》等同樣重要。

為“庶民”寫心

民歌研究是小眾的，其研究對象——民歌卻是大眾（庶民）的。作者解釋以“庶民之聲”為名的緣由道：“一是感念李大釗《庶民的勝利》對‘庶民’命運的關注與對‘庶民’使命的期待，二是雖然淺陋，仍期作近現代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到民間去’運動在百年后的余音嗣響。”（第8頁）《庶民之聲》作為一部學術著作受到大眾歡迎，相當大的原因是為“庶民”寫心的大眾情懷與學術溫度在寫作中得到了忠實貫徹，讓它成為了一部接地氣的著作。

洪長泰認為，五四知識分子正是通過研究民間文學，對中國文化提出了一些新見解，那些久為人漠視的歌謠和傳說，在文學和文化價值上，不僅不遜色于“上層文化”，而且比“上層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生氣勃勃（[美]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董曉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頁）。劉半農、周作人、顧頡剛等一代知識分子，標舉“到民間去”的旗幟，既承襲了“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漢書》）、“茍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馮夢龍《敘山歌》）等古代文人“民間視野”的傳統，也呼應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赫爾岑等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的號召。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昔時今日，人情不遠。《庶民之聲》所關注的，多是社會下層的普羅大眾，是“怨恨蒼天眼不睜，何日何時才出煙花門”的青樓女子，是“一天到晚不能安靜，東跑西顛活頭不輕省”的老媽子，是“十月里來嶺梅黃，夜長日短苦工忙”的湖絲阿姐，是“不望金銀來打發，只望把兒留在家”的哭嫁新娘，是“驢牛騾馬都餓死，用物家私一掃光”的洪災難民，是“人說道天生一根叫花骨，勿討飯總歸勿成人”的街邊乞兒，是“當兵離了家，一心當兵去把鬼子殺”的熱血青年……細讀《庶民之聲》，讀者會不自知地沉浸到文字中，體會著民歌中人物的哀與樂。正如本書末章所說：“近現代民歌可以視作無數普羅大眾發自內心的合唱，合唱中的哀怨、嘆息、抗爭、呼號等聲音之外，理應包括《采茶山歌》中‘還要做只采茶山歌唱一唱，落得大家意洋洋’和《湖絲阿姐》中‘有夫自當隨夫主，一生魚水樂和諧’這樣倔強的予人以溫暖和希望的天籟之聲。”（390頁）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著手整理《老民謠 老童謠 老情歌》算起，《庶民之聲》的作者從事民歌整理與研究已近三十年了。民歌研究者“到民間去”是理所應當的，但真正做到卻不容易。在這三十年里，作者一直以開放的思維游走于學院和民間，將嚴謹的學術訓練與踏實的田野調查結合起來。“附錄二”《近現代民歌的當代遺存——以沭陽小調為例》就是這“一定的田野調查工作”的例證。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作者還抱持理解之同情、共情的心態，關注、結識了一批民間藝人，“后記”里有一段話，是向民間藝人致敬的：“‘生命力’的本體，是我念茲在茲一說再說的民間文化、傳統文化，是在生活的底層掙扎奮斗的民間藝人，是數量有限日漸稀少彌足珍貴的民歌的知音。”（450頁）在民歌研究圈子里，周玉波教授常提一個詞“抱團取暖”，這也是他發起設立“民歌時調群”，在學報主持“民歌與民歌學”專欄以凝聚眾人力量推進民歌研究的初衷。就當前的人文學術而言，民歌研究絕算不上顯學，因此，同行間的切磋交流，也便有了“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錢鍾書1988年7月7日致鄭朝宗信）的溫度。

《庶民之聲》出版數月來好評如潮。作為一部學術著作，能夠得到大眾接受并不是容易的事。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作者在“后記”中說：“多年來我克服重重困難，堅持從事歷代民歌整理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借由民歌感受民間文化、傳統文化歷經千年而綿延不絕的魅力，感受普通民眾‘在極端困苦生活中的生命力’。”（450頁）一百前年的“歌謠運動”，其余波延蕩至今，在《庶民之聲》這里產生了回響。希望這聲音既是舊章的完結，也是新篇的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