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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由黃河出版傳媒集團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長篇非虛構文學作品《黃河的禮物》是作家唐榮堯的一部新作。全書分18章，共計30余萬字，涉及歷史、地理、傳說、民俗、水利、水運、商貿等諸多內容，被評論家稱為“從歷史地理大視野出發，將自然地理學、歷史地理學、人文地理學、行政地理學等融為一體，書寫的一部屬于黃河的時光之書”。中國民族報特邀該書作者唐榮堯與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馮樹賢進行對談，講述他與黃河的不解之緣。

唐榮堯《黃河的禮物》寧夏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黃河邊的兒子娃給黃河敬奉的一份禮物

馮樹賢：這部關于黃河的厚重作品，從樣貌上來看屬報告文學，但從內理來看，很多篇章實則為散文筆法，抒情述志，細膩動人，您如何將此稱為“禮物”，此中是否與您的創作初衷有密切的關聯？

唐榮堯：《黃河的禮物》從開始動筆創作時，我就沒刻意去考慮它該以怎樣的文學樣貌出現，這猶如黃河的萬里流途中并沒有按一種設計好的樣子流淌，它在大地上塑造出了峽谷、綠洲、平原等豐富等多元的地貌。我想，如果用一種單一、固定而傳統的文體描述遼闊、多彩、豐富黃河，既危險也不可靠，或許也無法完整概述黃河的樣貌。創作黃河時不必也不該拘泥于某種文體的前期預設帶來的限制，需要非虛構時用非虛構筆法，需要詩意寫作時不妨寫得空靈，就像我們在塑一尊佛像時，遇到骨感部位，不妨節約控制，遇到豐腴部位，怎能舍得用泥涂彩呢？但創作中的情感真誠與文體邊界突破上的勇敢是不沖突的。

剛創作時曾想過《黃河的孩子》《黃河之書》等書名，但都不是很理想。在和圖書編輯商討書名的過程中，不止一次地想：身為一名黃河邊長大的兒子娃，從出生到求學再到工作，幾十年間的生活軌跡構成的《千里黃河圖》，我的足跡一直沒離開過黃河慈悲的注目，寫作是我的職業，能否以此給黃河敬奉一份禮物呢？便有了與書的內容比較匹配的、《黃河的禮物》這個名字，但愿讀者能夠喜歡。

馮樹賢：正如您所說的，您出生在黃河邊，后來又在黃河邊求學、工作，“半生時光中總和黃河相遇”。您在發表詩歌時也一直用“水塵”這個筆名，這是否也與黃河有關？您的齋號又為“載水崗”，它們與黃河有什么樣的關系？

唐榮堯：我的家鄉是甘肅省境內的一個濱河村莊，地處黃河出車門峽和進黑山峽之間的一片谷地，如果以我家鄉的名字來命名的話，應該叫發裕谷地，它也正好地處騰格里沙漠南緣和黃土高塬北緣之間，造就了其地貌的豐富與驚艷，加上大河兩岸的漢代津渡、北魏石窟、唐代關口、明代長城、清代大院等文化遺產，成了我寫作的原始題材庫，這一生看不夠、取不盡、用不竭、寫不夠！

我在家鄉讀小學河初中，在縣城讀高中，在省城讀大學，求學的讀書聲是伴著黃河濤聲的！大學畢業后前往騰格里南緣的景泰縣城教書，喝的水也是從27公里外的黃河提灌而來的，24年前被人才引進到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首府銀川市，可謂濱河而居、岸邊工作！2023年，我再次被甘肅引進，現在定居蘭州，所住小區就在河邊，推開窗戶，穿城而過的一抹黃色波濤就能入眼。因此，我是“半生時光中總和黃河相遇”，黃河是我真正的“生命之河”，黃河的濤聲，把一個聽濤少年變成了守濤的中年。

我大學畢業時前往祁連山、黃河與騰格里沙漠間的景泰縣，縣城地處從祁連山余脈壽鹿山延伸出來的一條山下，因故得名”一條山”。來自黃河的水音濤聲和騰格里的沙塵漠色，構成了景泰縣的兩片顏色；我喜歡的宋代詩人蘇軾在他的《次韻王定國得潁倅二首》中開句就是“仙風入骨已凌云，秋水為文不受塵。”，意思是，文章如秋水般清澈透明，不受塵世的污染。蘇軾在用秋水來比喻自己的文章，表達了對文章高潔純凈的追求。清代著名的著名碑學大師鄧石如有一幅著名的自題聯：“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意思是詩詞要有大雅的風格；如春風一樣包容萬物；文章該像秋水一樣明凈，超凡脫俗。我用“水塵”作筆名，就是希望自己能有春分般的胸襟，秋水般的文章。

嚴格來說，“載水崗”是我虛擬的一個書房名！經濟條件限制，我至今也沒一間單獨的書房，但一直沒放棄對一間獨立書房的盼望。寓居騰格里沙漠南緣的一條山時，我住的地方恰在那細若蜂腰、高如水缸的一線弱山旁。我的一位姥爺曾是擁有整個騰格里沙漠的阿拉善王爺的駙馬，騰格里沙漠中有清代被譽為中國十三大鹽場之一的阿拉善鹽場，其中幾座大鹽場分布在今景泰縣東北角、騰格里沙漠西緣一帶，馱鹽的駝隊走出茫茫騰格里沙漠，到一條山時，已經是人困駝疺，姥爺便買來數十口缸，栽在一條山下，讓他家的雇工每天半夜前往壽鹿山下的泉水處，經過10多公里的山路，馱來水注滿這些水缸，供從沙漠出來的駝工與駱駝飲用，不收駝工的分文。這種善舉一直延續到姥爺被新社會槍決，我心里敬重這種行為，我覺得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和姥爺雇人馱運至栽水缸處且注滿水缸的那些泉水一樣，區別不過是前者是看得見的、解決人駝饑渴的，后者該如清泉讓人讀到一種解渴般的清涼——這也是我的創作試圖努力的目標。

“黃河之書”綿延流長

馮樹賢：您的這部作品容量大、內容龐雜，涵蓋歷史、地理、人文、風俗、水利、水運、商貿等多個方面，堪稱書寫黃河的“綜合體”。您是如何完成這樣一部“綜合體”的？

唐榮堯：對藝術創作者而言，黃河不是那種輕舟飛越的題材，那是航母般重量的題材。歷代對黃河的書寫，就像它滔滔不斷的流淌一樣，一直沒有中斷，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綿延流長的“黃河之書”。黃河一直呼喚著它的親近者和書寫者，但若是要書寫一部“黃河傳”，沒有足夠的知識積累、豐厚的人生閱歷、開闊的認知視域、勤奮的采訪足跡、真摯的情感投入以及將黃河孕育的壯麗景觀、萬物葳蕤與人工依水、據水、用水創造出的農業、工業和文旅業轉化為文字的能力，是無法完成這部“黃河傳”的，我半生在黃河邊生活、工作，是黃河的兒子娃，對黃河有著別人不可替代的情感，從文學青年到職業記者、專業作家的人生履歷，培養了我對書寫這部“綜合體”大書的技巧掌握，這也是《黃河的禮物》一書中暗藏學者的知識、記者的眼光、行者的腳步、修者的敬畏、作者的能力。

馮樹賢：生態問題是您在這本書中關注的重點之一，您認為今后我們該如何開發利用黃河？

唐榮堯：生態問題的目前全球性的，黃河是這個問題的晴雨表。我上小學時，家鄉段的黃河年年到冬天時都會結冰，從中學至今，由于上游地帶的工業企業和城市曾經的排水，讓受傷的黃河水質至今仍未徹底恢復過來，再也沒見過冰封大河的景象，我們小時候直接掬河水而飲，現在哪敢呀！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20多年時間里，我的職業是一名記者，在一次次的采訪中，見證了黃河的“病痛期”：全球變暖帶來的青藏高原的雪線上升導致源頭水量減少，加上兩岸城鄉居民向河要空間的大量建筑出現，讓黃河變成了今天的細弱之狀，哪里有大河浩蕩的體量與氣勢？中上游地區的水土流失，讓一支支看不見的黃色畫筆把這條“姓黃”的河流，涂抹得更加黃了；“埋伏”在騰格里沙漠的造紙企業往黃河里直接排污、寧蒙交界處重污染企業區內森林般的煙囪排出的工業酸霧落在河面上，濱河大道上疾駛而過的汽車和大橋上轟鳴而過的列車聲，驚擾著水邊棲居動物的休眠，巡掃在河面上的一束束光、噴灑在莊稼和蔬菜、果樹上的農藥，等等，帶來的噪聲污染、光污染和環境污染成了河流的殺手，讓我像一個能診斷出病情卻開不出藥方的醫生。

所幸的是，國家近年來不斷加大生態治理的力度，時下中國的大地上，很多作家已經投身于生態寫作的實踐中，努力完成這一代人的文學使命，在生態寫作與關注黃河上，我并不孤獨。

黃河流域的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完整的開發利用黃河的歷史，有過成功的經驗，也有過失敗的教訓，黃河如鏡，照見人類在開發利用中的得失利弊，這是黃河給我們留下的珍貴財富。

馮樹賢：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書中的諸多細節挖掘、宏觀描寫展示了您對黃河文化的研究與思考。您如何看待兼容并蓄的黃河文化，認為應該如何挖掘黃河文化的時代價值？

唐榮堯：從民族學的角度分析，黃河是孕育民族文化的搖籃，匈奴、突厥、粟特、鮮卑、吐谷渾、黨項、女真、契丹、蒙古等馬背民族都曾在黃河流域留下足跡，有的甚至成為建立某一個王權的主體民族，比如北魏、遼、西夏和金，他們和黃河流域的漢族一道，共同繪制出了一幅黃河流域波瀾壯闊的民族文化畫卷，豐富了銀川、洛陽、開封等濱河之城的歷史內容；這些馬背民族在一次次飲馬黃河時，刀光劍影在河面上留下了玻璃般的光芒和硬朗，他們在黃河流域留下的生活、戰爭、文化等，就是今天構筑多元一體的黃河文化大廈的重要建筑材質與元素，是黃河在地球上眾多河流中獨有的精神財富，也是祖輩留給我們的珍貴文化遺產，挖掘、整理、書寫和傳播這些文化，彰顯其價值，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和必須承領的擔當！

挖掘黃河文化的渠道和形式是多樣的。黃河，一直是中國文學創作鮮活的文學母題，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學富礦。作家常常是置身采訪、創作、發表、出版、講座這個鏈條中，或者“出圈”和影視界聯合，為電影、紀錄片、短視頻等作品做好編劇、撰稿，我能做的無非也是這些工作。

黃河本身就是一首偉大史詩

馮樹賢：讀《黃河的禮物》就能感受到您的多重身份，文化學者、作家、編劇、詩人，這本書中的每一個小標題都是一句詩，在創作這部作品時您是如何關照語言特征的多面性和語言存在的多維性的？

唐榮堯：首先得感謝少年時期對詩歌的熱愛，這種熱愛是發自內心的、持續到現在的，它珍藏著我青少年時期就非常幸運地擁有一種詩意與激情的痕跡，是我生命與文學之路上最初嘗試“詩歌人生”的無限延長的回聲，它不僅是我的故人，更是陪伴我生命的伴當，行走黃河時，我仿佛看見詩歌從水浪中跳出，向我招手、微笑。無論詩人，還是作家，無論是編劇，還是文化學者，黃河對擁有這些身份的人來說，都意味著創作的富礦、迷人的誘惑。

文化學者、詩人、編劇、作家，這些身份讓我在創作《黃河的禮物》時，看到黃河向我打開的幾扇門。黃河養育、積淀的神奇、富饒和豐厚的文化，需要以學者式的梳理與研究，但在進行文學表達時，合適詩歌表達的地方，自然就出現了詩歌；編劇的身份讓我在動筆時，大腦里一直縈繞著一個又一個畫面和紀錄片所要求的邏輯勾連；近年來的散文創作積淀，又讓本書在整體上呈現出非虛構的樣貌，這些文學語言的多維呈現，沒有刻意設計與安排，就像河水遇到巨石會激起浪花，在山谷里就像一朵朵盛開的金薔薇，在平原上仿佛一捆捆攤開的金羊毛，文體的出現都是行云流水般的。

說來也巧，從詩人到作家，從編劇到文化學者，從聽濤少年到舟渡滄桑的中年，我也把自己的歲月從詩歌、散文活成了一部中篇小說，結局在遠處匿藏！最終，會活成一則寓言，一堆曾在水面上以燃燒方式舞蹈過的灰燼。

馮樹賢：這幾十年間，您親身考察了黃河流域不同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您如何看待文學與地理環境的互動？

唐榮堯：大地是文學的舞臺。我國一直有著文學地理學的實踐傳統，自從梁啟超提出“文學地理”這個概念后，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學問，旅行文學更是這種實踐的一項成果。

少年時期的江湖游，青年時期的記者生涯，中年時獲得“中國當代徐霞客”，這些都是我行走山河的驅動力，記得上中學時就曾讀到法國著名文學思想家泰納在其《藝術哲學》中提到的觀點：地理環境是影響文學藝術的三大因素之一，我深為贊同。我的文學創作基本都標著“人文”的標簽，地理是“人文”的產房。我一直將自己的寫字桌安放在大地上，以腳步丈量黃河的長度和寬度，以筆書寫黃河的深度和厚度，像黃河以大地為筆，一寸一寸地穿行過永不停止的時光走廊，從不偷懶的穿谷越原、迎風送雨，扎實地走完自己的流程，方在荒蕪、干渴、遼闊的大地上塑造出了峽谷、綠洲、平原，在它的第三條岸邊塑造出了一直被我們敬畏的黃河精神。埋頭前行在濤聲的召喚與注目中，是孤獨的也是幸運的，這是被目下的中國作家們稱為“深扎”的行為，它就像我們小時候在黃河里鳧水，在我們樸素的認知中，不扎進水里只把頭露出水面是不算鳧水的，只有潛入水中才能懂得水性，這種簡單但深刻的認知成了我叩訪黃河的寫作指南，讓我既有從源頭到入海口的萬里行程——《大河遠上》就是這種背景下創作的，也有選擇某一河段多次采風走訪——《黃河的禮物》就是這種背景下創作的。這種寫作上的“深潛”不同于鳧水時將頭扎進水里，而是將腳步送到大河兩岸最真實的生活中去，不僅穿行在峽谷、平原、橋梁和水利大壩，更是在兩岸城鄉中感悟時代的變化、生活的變遷等，讓腳步穿行在濤聲中的星光之夜或雨雪中的河堤大壩。

馮樹賢：閱讀完您這部作品時，我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如同和您共同完成了這項“使命”，但這“使命”又真真切切并非終點，像是一種鋪墊，您鋪墊的又是些什么？

唐榮堯：感謝您能在百忙中抽空讀完這20本多萬字的書，并設計出上述的問題，這確實如您所言是一種使命。我還會以文學書寫的方式，致敬黃河、感恩黃河，如果這算是一種使命的話，那就是我今后一次次地、川流不息般的奔赴與貼近！

唐榮堯，文化學者、詩人、作家、編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 出版詩集《騰格里之南的幻像》以及《王朝湮滅》《西夏王朝》《神秘的西夏》《寧夏之書》《青海之書》《大河遠上》《青海湖》《中國新天府》《賀蘭山，一部立著的史詩》《月光下的微笑》《小鎮》《黃河的禮物》等30多部人文專著。

馮樹賢，青年作家，西北師范大學文學博士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