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特邀主持人：李昌鵬

受訪作家：曾 劍

曾劍是實力派軍旅作家，近年來長、中、短篇小說數箭齊發，引起文壇關注。他的長篇小說《向陽生長》獲得方志敏文學獎，中篇小說《比遠方更遠》獲得遼寧文學獎，短篇小說《哨兵北舞》入選“新時代強軍文學作品十年選”，這些作品最顯著的特點是盈蕩著細膩的個體生命體驗，以及作為人的個體生命的身份困境。作家曾劍是真正把兵當作人而不是神在寫，而且這樣寫非但沒有減損他筆下這些戰士的尊嚴，反而讓這些軍人更有靈魂的活力，更具挺立的精神力量。

主持人：曾劍老師是憑借軍旅題材文學作品登上文壇的，比如你前期的短篇小說《今夜有雪》《循著父親的目光遠行》《飯堂哨兵》等，帶給文壇一股清風，你能對你這些初期的軍事文學作品做個簡要概述嗎？較之當下的軍旅題材文學作品，它們有著怎樣的個性與共性？

曾劍：我初期的這些軍事文學作品，與前輩軍旅作家們的作品相比，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是“農家軍歌”式的敘事，但與那些20世紀70年代、80年代進入軍營的軍旅作家不一樣，我是屬于90年代入伍并在部隊成長起來的作家，有著對部隊、對軍營新的感悟，有著我們這一代軍人在軍營的獨特體驗。我作品里的主人公，與莫言、閻連科、陳懷國們筆下將當兵等同于“吃公家飯”的身份設定不同，比如《循著父親的目光遠行》里的“我”，除了想走出農村，更多的是出于對軍裝和軍營本身的渴望，是一種精神上的力量支撐他走向了軍營；再比如《哨兵北舞》里的韓澤中，他本身就是城里人，而且是北京舞蹈學院的一名大學生，他當兵，純粹是為了讓自己成為一名男子漢——多年跳舞的他，行為舉止有些陰柔，他想讓自己變得陽剛。通過在軍營里接受鍛造，他達成了愿望。他做到的，不僅是言行舉止更加剛勁有力，更主要的是，軍營生活經歷在他心靈上、精神上烙下了印痕，他呈現給戰友的形象從而變得孔武有力起來。

軍營崇尚的是令行禁止，講究的是整齊劃一，但作品中的人物，要走出共性，寫出其個性。比如我的短篇小說《穿軍裝的牧馬人》，就是“個人化寫作”的一種嘗試。我努力寫出其個性，寫出這位軍營“牧馬人”不同于其他拿槍操炮的戰士的地方。有讀者說這篇小說讀起來語言輕盈，其實我創作時寫得很艱難，一直找不到開頭的那個句子。先是用第三人稱，后來怎么寫都覺得很“隔”，很飄，沉不下去，不真實。大約三四天后的一個清晨，我像是突然來了靈感，我選擇了第一人稱，就當我面前坐著幾個地方的朋友，我向他們講述一個發生在邊防軍營里的故事，小說由此展開敘述。

我借第一人稱，將“個人化寫作”運用在這篇軍旅文學作品中，其實是借個人化寫作的幌子，寫出軍人的“獨特性”；但我同時也意識到，不能失掉作品的普遍意義，也就是“我是誰”這樣的人類普遍的問題。士兵也是人，唯有逐漸解除這種生命的大困惑，解決了身份體認的模糊性問題，才可能成為一個堅如鋼鐵的士兵，成為一個堅如鋼鐵的人。我以“個人化寫作”的方式展開，用個體生命感受和情感力量推動人物轉變，容納哲學命題，解決人生疑難，通過對這個人物的塑造，回答了“我是誰”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很多剛入伍戰士的內心困惑。

主持人：請談談你的長篇小說《向陽生長》吧，關于長篇小說創作，你有哪些創作理念？你認為什么樣的長篇小說才是好小說？

曾劍：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向陽生長》，講述了湖北紅安大別山南麓這片被革命鮮血染紅的土地上，楊氏家族四代人從軍衛國的故事。楊向陽的二爺（小說中的“二爹”）十三歲時就跟著紅軍的隊伍走了，此后音信全無。二奶每天到后山坡盼著丈夫回來，這成為竹林灣一道永遠不變的風景。二爺成為楊家后人的精神導師，也成為作品的靈魂。在這樣一個靈魂的指導下，二爺往后的三代人，前赴后繼，踏入軍營。因楊向陽家弟兄多，楊向陽便被過繼給聾二當兒子，并得到了聾二濃濃的父愛。在聾二的教導和影響下，楊向陽應征入伍，成為一名軍官，以文學的形式傳遞大別山的紅色精神。聾二去世后，楊向陽發現聾二身上因戰爭留下的傷痕，才知道養父的退伍軍人身份。楊向陽回想起養父的教導，終于明白養父紅色精神的來處。楊向陽感念養父的恩情，以親生兒子的身份為他送葬，將養父埋葬在金色的油菜花叢中。

《向陽生長》出版后，好評不斷，先后有《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報》《中華讀書報》《文匯報》以及鳳凰網等數十家媒體報道，獲得著名作家蘇童、中國作協副主席邱華棟、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清華老師等的贊許。我寫這部長篇小說是有一個企圖的，我想努力地把家族史放置于中華民族史中，最后是否達成了這個目的，不由我說了算，得看讀者評價，但我的確做了這樣一種努力。

長篇小說是一個作家綜合實力的體現，要調動作家全部的生活經驗和知識儲備。我認為，一部好的長篇小說，它故事要好、語言要好。要把長篇寫好，作家還要有足夠的耐心去書寫、去打磨。

主持人：我讀過你很多小說，對你的小說語言印象深刻。你喜歡用短句，語言簡潔、凝練、有韻味。你在小說創作中，對語言有什么要求？

曾劍：我對語言是有要求的，甚至可以說是追求。我認為詩歌是語言的藝術，小說也是。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以語言為基礎的，如果沒有好的語言來鋪陳，單純依靠故事內核、情節的反轉，這樣的作品算不上好小說，那只能是停留在故事層面。

我一直注重語言的打磨。語言好，并不是用華麗的辭藻來堆砌，相反，用詞要準確、要樸實，要用獨特的語言寫出細節，在細節描寫中體現語言的力量。我在《飯堂哨兵》中寫那個哨兵：“哨兵這兩個字，從哨兵自己的嘴里喊出來，傳進耳朵，哨兵心為之一震，如同聽到自己給自己下了一道命令，讓他恢復成哨兵，于是，哨兵挺胸、抬頭、收腹、提臀，兩腿繃直，兩眼平視前方，把自己站成一個標準的哨兵。夜的黑漫過來，路燈的光，像夜幕里的一面鏡子，映照出他一個哨兵站立的姿態，其實是留在他腦子里的，那個畫家筆下的哨兵，陽剛、帥氣、有質感，像一尊青銅雕像。”我認為我的描寫是準確的，我對這個哨兵的原型太熟悉了，我每天去飯堂都能看到他。

但我知道我的語言功力其實還很欠缺。看看莫言老師在《紅高粱》中關于紅高粱的描寫：“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蕩……”我記得我第一次讀這些句子時，被震撼到了，我甚至沒有刻意背誦，就能復述出這些語句來。莫言老師的語言有音樂節奏感，有顏色，有氣味，有一種拉緊了弦的弓一樣的張力。

主持人：你怎么看待“軍旅作家”這個標簽？你覺得這樣的標簽是否有利于宣傳你和你的作品？

曾劍：“軍旅作家”這個標簽，給了我光環，但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羈絆，我正努力地在創作軍旅題材小說的同時，拓展自己的創作領域。近年我在《當代》等雜志發表了《整個世界都在下雪》《慈悲引》《太平橋》《后現代的花枝》等鄉土題材小說，部分作品被《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轉載，有的作品還進入年度小說選本。

我其實很熱衷于書寫鄉土題材小說，這些小說，既是我對故鄉的靈魂依托，更是我內心的精神指向。我寫故鄉，比之于軍旅題材，更依賴于現實，作品里的主人公，現實中大都確有其人。鄉村女性在我筆下的樣子都很純美，如槐花、秀清、春光嫂及部隊駐地的女理發師、房東兒媳等，她們都是那么善良溫婉。這些人物，現實中確有其人其影，但她們與現實中也有差別，并非我作品中描寫的那么完美。她們其實是我內心希望她們成為的那個樣子。鄉土題材的作品，是我在軍旅小說題材之外的突破與突圍。

主持人：曾劍老師剛才談到“軍旅”與“鄉土”，您如何看待“都市文學”或者說“城市文學”？我印象中你也寫過一些讓我感到難忘的“都市文學”作品，但數量不多，能說說原因嗎？

曾劍：我的經歷相對來說比較豐富，從大山里走進軍營，從農村來到城市，從農民成為軍官，從放牛娃成為作家，我學習和工作的地方，其實都在城市中，可以說，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也是在城市度過的，但我始終對城市不是那么熟悉。我的創作，很大程度上是以生活經驗為支撐的，所以，這就是我寫都市題材小說比較少的原因。

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城市是遼寧阜新，這是一個因煤炭而興，又因煤的枯竭而面臨發展難題的城市。我對阜新有著特別的感情。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軍校畢業，來到東北，“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是阜新留住了我，讓我在遼西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我是阜新的女婿，東北話叫“姑爺子”。我與阜新有著割舍不斷的淵源。

近幾年，“回望”成為我文學創作的一個途徑。我“回望”的目光，主要朝向兩個方向，一是故鄉，一是軍營。我有兩個故鄉，一個是我的老家湖北紅安，那個出了223個將軍的革命老區，一個是第二故鄉遼寧阜新。

中篇小說《玉龍湖》書寫的背景即遼寧阜新，我寫東北這座煤炭枯竭的城市里，人的生存狀況——創作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很憂傷。短篇小說《岳父的桃林》，則以我岳父岳母等阜新老一代文藝工作者為人物原型，寫他們一代人在那個年代的愛與溫暖。他們的故事曾經感動過我。在我的筆下，阜新化名為“煤城”，因為阜新是煤電之城，另外，也是避免小說過于寫實，畢竟小說是虛構的藝術。

主持人：你調入沈陽軍區創作室成為專業作家時，部隊的駐地在沈陽，后來你又定居沈陽。請談談你對沈陽的印象，以及你近年的創作與沈陽的關系。

曾劍：我非常喜歡沈陽，我住在沈陽地鐵一號線二號線的交匯處。隨著沈陽地鐵線路的增加，我家到哪兒都很方便。我們小區附近，有沈陽最高樓恒隆商業中心，有市府廣場。幾年前，沈陽市委、市政府還都在這里。我曾說過，我們居住的小區，是沈陽的中心，而沈陽又是東北經濟文化中心，所以我們小區也是東北的中心。這當然是調侃，可也表明我對這片地域的喜愛。

我的作品，與沈陽有直接關系的不多，作品與沈陽間接的關系則無處不在。

先說直接關系，我的短篇小說《荊芥的香味》《黎明》寫的就是沈陽的人和事。我不想太具像化，所以我在作品里，把沈陽稱為“沈城”。我以后會更多地寫到沈陽，但是我筆下的沈陽，與“鐵西三劍客”筆下的沈陽是不一樣的。他們從小在鐵西那片重工業區長大，沈陽工人及工人子弟的生活，是刻進他們骨子里、融入他們血脈里的。他們寫沈陽，可謂信手拈來，而我不能，我不太熟悉沈陽，我沒有沈陽工人階層的生活體驗，我仍然像沈陽城里的一個客居者，我寫不出沈陽工人或工人子弟的生活。我只能寫我自己的生活，寫我作為一個外來者對沈陽的體驗和感悟。

再說間接關系。我在部隊做專業作家時生活工作的地方在沈陽，期間發表的作品都是在沈陽創作的。我已經習慣了沈陽的氣候：四季分明，冬天很冷，但室內很溫暖，當我披霜帶雪走進家門時，對家的溫暖體驗是那么深刻。

我的叔伯舅舅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算命先生，我七八歲的時候，他說我將來適宜往東北方向發展，長大后我果然來到東北當兵，后來成為專業作家。我曾有兩次進京的機會，但都沒成，我心里很郁悶。后來想起我舅舅的話，心里豁然開朗，原來這是命中注定。

這或許是迷信，但也有心理作用，至少可以開導我，讓我放下某些東西。

我在沈陽已生活了十多年，但與那些土生土長的沈陽人比，沈陽于我，還是相對陌生的。但沈陽一定是我下一步書寫都市文學要拓展的一塊疆土。

主持人：常常有人說，作家要多體驗生活，你覺得一個作家為了寫一部某方面的作品，而去體驗生活的做法是否可行？這種體驗與人的長期生活經驗差異其實很大的，你認為這樣體驗來的生活，能否進入你的文學作品？

曾劍：一個作家為了寫某個領域的題材，是可以去體驗生活的，但這種體驗，必須是沉浸式的，不能走馬觀花，飄浮在生活表面。前段時間，我在一則短視頻中看到徐則臣先生講寫作課，他對于生活的感知說得非常形象，他以小時候在河里游泳為例，說獲得寫作經驗如同游泳，要鉆入水底，憋住氣，努力向前潛游，努力地成為最后一個鉆出水面的那個人，這樣，他對“水底”的體驗就是最深刻的，當他鉆出水面的那一刻，他必定也最有成就感。

我的中篇小說《整個世界都在下雪》就是緣于一次沉浸式體驗。當時，我一個朋友告訴我有這樣一個“扶貧”的故事，他說我可以寫。我說，我怎么寫？那個女子長得什么樣？她住在什么樣的屋子里？那個山村是依山而建還是傍水而立？那里的山是什么形狀？那里的水是什么走向？然后，我就到他那里，住在那兒沉浸式體驗了十一天，回來后創作出《整個世界都在下雪》。我想說的是，體驗生活，是可以寫出好作品的，比如路遙寫《平凡的世界》，其中要寫到煤礦那幾章，他不熟悉煤礦工人的生活，他就住到一個煤礦招待所，與礦工交談，甚至數次下井體驗一線礦工的勞動。陳忠實寫《白鹿原》，住到原上的鄉村。柳青為了寫《創業史》，干脆當起了農民。

當然，就我個人而言，還是更傾向于依賴自己的生活經驗，比如我的長篇小說《向陽生長》和《山河望》。我的意思是說，最好的沉浸式體驗，其實是生活本身。這也是我寫都市文學比較少的原因——我對于都市生活的體驗，更多的還是漂浮式的，未能達到所謂“沉浸”的狀態。對我來說，想要創作出更多都市題材小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等待時間的恩賜。

主持人：現代小說源于個人體驗的表達。曾劍老師是忠實于個人體驗的寫作者，塑造的人物具有鮮明的個體性。當然，個體自然就是社會的一員，個人中有整體性，他也是整體中的個體。現代小說的魅力也在于此，找到那些尚可以稱之為“個體”的文學形象。作為一個執著于書寫個人體驗的作家，曾劍老師對體驗過的、沉浸過的生活具有書寫的動力，這讓他的寫作工作變得誠實。感謝曾劍老師的寫作經驗分享！

曾劍：謝謝主持人！

特邀主持人簡介：

李昌鵬，20世紀70年代末生，作家、出版人，寫字客發起人。曾獲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優秀編輯獎，歷任《中華文學選刊》、《小說選刊》編輯，中國言實出版社第三編部主任及第四分社（文學分社）社長，寫字客CE0。在《詩刊》《天涯》《山花》《大家》《上海文學》《北京文學》《青年文學》《人民文學》等發表作品若干，出版有隨筆集《獨自歡》、《有我在此》及詩集《獻給緩慢退隱的時空》。

作者簡介：

曾劍，北京師范大學現當代文學創作方向研究生、文學碩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在《人民文學》《當代》《十月》《中國作家》《解放軍文藝》等發表小說三百余萬字，多篇作品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等轉載，入選多種小說年度選本及中國軍事文學年度選本。著有長篇小說《槍炮與玫瑰》《向陽生長》《山河望》，小說集《冰排上的哨所》《穿軍裝的牧馬人》《玉龍湖》《整個世界都在下雪》等。曾獲全軍軍事題材中短篇小說評獎一等獎、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文藝作品獎、遼寧文學獎中篇小說獎及短篇小說獎、方志敏文學獎等若干文學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