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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黃梅石陽艷先生來京，示我《黃梅石氏宗譜》所收王陽明序言。初讀之下，半信半疑。不久，中國臺灣中國文化大學石佳音教授（原籍黃梅）來京開會，我把此序給他一閱，均未敢輕易論定真偽。當時，我也曾大致翻過《王陽明全集》，包括各種增訂本，均未收入此序。家譜一般可信度較低，如果輕易信以為真，或恐貽笑大方，于是就把考證此文之事擱下了。

有幸到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地，感受了陽明心學起源的神奇魅力，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想起了王陽明《黃梅石氏宗譜》序的真偽一事來。最近通過查閱《王陽明全集》《明史》等有關著作，大致可以論定《〈黃梅石氏宗譜〉序》確系王陽明佚文。此序全文如下：

守仁自奉命行抵粵西以來，日與蓮峰老先生商酌機宜，籌辦剿撫之策。具見瑰奇之抱，俊毅之概，竊謂當代名賢，罕有倫比。惜軍務倥傯，未遑一探其家世。茲札來委以續修譜序相諈諉。予為披閱譜稿再四，知君貴胄。族之在今河南者，凡數遷，逮二十四傳而遷今江右之都昌，又四十一傳而遷今湖廣之黃梅，是為君始祖。支繁派衍，溯其淵源，自當以今河南為望。河南自其萬石君居溫，以馴行、孝悌著聞。后其苗裔之散處各縣者，若唐濬川之在洛陽，安貧樂道；宋曼卿之在永城，氣節自許，其最卓卓者歟！ 由是以觀，知君之所以具此瑰奇之抱、俊毅之概者，蓋淵源大有。自君出也，使君由是而加植焉，知后之人必有繼萬石君而興者。續修譜牒，尚不過仁人孝子敦本盡倫之一端也。然即案牘余暇，聊綴數語以報命。嘉靖七年七月二十日，余姚王守仁頓首拜撰。

這是王陽明逝世前四個月寫就的，涉及黃梅石氏源流等內容固多屬客套話，惟提及“行抵粵西”“蓮峰老先生”，卻事關王陽明生前最后一次重大軍事行動，即平定田州、思恩之叛亂，掃蕩八寨、斷藤峽。這次軍事行動，王陽明的左膀右臂是林富、石金。序言中提到的“蓮峰老先生”即石金。石金生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弘治十七年（1504）舉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歿于隆慶初年（1568），為明代知名御史。《明史》在《薛侃傳》《姚鏌傳》《王守仁傳》《廣西土司二》等多處載其事跡，其中一則云：“石金，黃梅人，巡按廣西，與姚鏌不協。后與王守仁共撫盧蘇、王受。還臺，值張、桂用事。御史儲良才輩爭附之，金獨侃侃不阿，以是有名。”石金時與漢陽戴金齊名，《一統志》《湖北通志》等稱“時人目之曰‘楚有二金，臺聲錚錚’”，可見石金是剛正不阿的監察御史。《明史》記載石金“立朝敢言”，主要有四條，一為因揭發寧王或將謀反反被下詔入獄的胡世寧辨冤（當時“舉朝噤莫敢言”）；二為王陽明丁憂期間，“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三為彈劾姚鏌“攘剿無策，輕信罔上”；四為“御史喻希禮、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是以下詔獄，“金戍宣州，久之赦還”。這四條，前三條均在王陽明生前，與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反映了石金喜好打抱不平的性格。王陽明平定寧王之亂，得有名無實的新建伯，居家六載不召，只有石金和席書為之論薦。嘉慶五年，姚鏌鎮壓田州之岑猛，表面上取得一定成效，卻制造了“岑猛之亂”的冤案，導致岑猛余部盧蘇、王受于嘉慶六年復叛。姚鏌率四十萬大軍“不克成功”，甚至被叛軍包圍，大敗而回。于是石金彈劾姚鏌“攘剿無策，輕信罔上”，這才有了王陽明復出的機會。朝廷為了讓王陽明安心復出，令姚鏌致仕，并讓新建伯“給賜如制”。

在處理盧蘇、王受之叛的問題上，王陽明采納了石金的建議，改剿為撫。《明史·王守仁傳》載：“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遣散諸軍……”可以說，王陽明能夠“不役一卒，不廢斗糧”，平定盧蘇、王受之叛，與石金早早認識到岑猛之亂系冤案的實質有關，《明史》稱石金“巡按廣西，與姚鏌不協”，或即指此。岑猛、盧蘇、王受等并非反叛朝廷，是由于岑氏家族內部矛盾，岑猛被誣告造反，而姚鏌任意打壓，激化了多方矛盾，導致岑猛死后，盧蘇、王受被迫造反。嘉慶七年元月，盧蘇、王受正式受降。二月，斷藤峽一帶瑤民生亂，王陽明以盧蘇、王受為先鋒，至七月，全面掃平八寨、斷藤峽等。石金也跟隨王陽明一起參與了這次軍事行動。清代文學家喻文鏊在石金傳中說：“思、平兩江父老遮道，言峽寇猖獗狀，金從守仁討之。連破油榨、石壁等寨，賊奔斷藤峽，又破之，進剿仙臺等寨，八寨盡平。”平定了盧蘇、王受和八寨瑤民之亂后，正值黃梅石氏編修家譜，石金“委以續修譜序相諈諉”，才有了這篇嘉慶六年七月二十日的序言。

結合以上史實的梳理，可以看出這篇序言沒有明顯的硬傷，應該是一篇王陽明的佚文。倒是一些增訂版《王陽明全集》收入了不少家譜序言，有些明顯是假冒的。比如《竹橋黃氏續譜序》，落款時間為“正德十六年八月既望”，官銜為“兵部尚書新建伯”，而王陽明被詔封新建伯為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不可能在當年八月既望稱自己為新建伯。

如果說，王陽明與黃梅人石金共同剿撫粵西之亂，算是他與黃梅的一段前緣，那么他萬萬沒有想到與黃梅還有一段身后緣。前幾年，我讀《傳習錄》有一個發現。在最早的三卷本《傳習錄》錢德洪跋文中，錢德洪提到“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跋文落款為“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很多學者據此認為我國最早足本《傳習錄》出版于湖北蘄春。其實，準確來說應該是湖北黃梅。當時湖北黃梅屬于湖廣蘄州（轄境主要為今天的湖北蘄春、武穴和黃梅），既然錢德洪特地指出由“黃梅尹張君”增刻，說明足本《傳習錄》刻于湖北黃梅。“黃梅尹張君”實為黃梅知縣張九一。張九一（1534－1599），字助甫，河南新蔡人，被當時文壇巨擘王世貞譽為“后五子”之一（與汪道昆、張佳胤等并稱）。張九一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中進士，即任黃梅知縣，一任三年，直至1556年。嘉靖丙辰年為嘉靖三十五年，張九一正在黃梅知縣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