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筆記:中國筆記史上的高標
在筆記史上,宋代筆記繼魏晉之后,再創另一新的高峰。在時代學術思想、文人審美心理結構和筆記自身嬗變軌跡的綜合影響下,宋代筆記不僅創作數量遠遠超過以往,而且大大提升了作品本身的文學性,呈現出助談、博見、補史的時代特質。從審美旨趣而言,宋代筆記是對六朝虛妄志怪筆記的一種反撥,是在追摹唐人史味筆記基礎上完成的一次筆記體新變。它在內涵上汲取唐人筆記以史為鑒的諷喻意味,把記錄的筆致轉向日常當下的瑣事,以其深醇的主題意蘊和獨特的心境展現,拓寬了筆記在表現內容上的寬度和廣度,成為中國筆記史上的高標。
(一)宋代筆記內涵的發展。宋代筆記以助談、博見、補史為目的,呈現記錄性、非正統性、非系統性的散文文體性質。唐之前,筆記與“殘叢小語”的小說長期處于雜糅共生的狀態,因此子書無疑是筆記的重要源頭,自唐宋時始,文人小說不再局限于簡單地記述異聞瑣記,而是融入了虛構的成分,開始走向純文學領域,小說體由此逐漸形成,小說本身史化傾向中的述史、考史類部分日漸向筆記體演化。宋代,伴隨著社會城市文化的發展,小說開始與說話合流,逐漸演繹成虛構人物、有完整故事情節的一種敘事文體;筆記則經由街談巷議的異聞、瑣記逐漸向雜記、見聞轉化,并且主要以考史、專題、百科等題材和形式為主,因虛、實與小說而有了明確的區分,筆記內部結構發生分化。
(二)宋代筆記的創作演進。宋代筆記創作的新變,從根本上說是宋代文化近世化、世俗化、平民化的反映。北宋筆記的成就,體現在筆記史料意味的濃厚與內涵的豐富兩方面。宋初筆記由對晚唐五代補史筆記發揚開來,筆記的紀實功能由此得以增強。仁宗之后,以歐陽修為代表的文人掀起古文運動高潮,文道并重的文藝觀拓展了筆記內涵空間,筆記的性質在史的基礎上多了文的一面,文體功能得以拓展。至北宋中后期,在蘇軾、蘇轍以及蘇門弟子的筆記中,普遍呈現了一種新的趨向,即筆記的文學性與文化趣味得到了凸顯,筆記的文體觀念呈現多元化趨勢。靖康之難,社稷傾覆,抗金成為了時代的主題,筆記的時代性特征得到了彰顯。經過多番戰與和的論戰后,南渡政權漸趨平穩,逐漸形成偏安之勢,筆記創作恢復多元化局面,閑適特征受到重視。南宋筆記的價值體現在:民族危機再次喚醒筆記的現實主義精神;游記體筆記的文化內涵更加豐富,其繁榮成為中國古代筆記的特色之一。
(三)宋代筆記的文體屬性。我們認為目錄學是了解宋人筆記觀念的重要途徑。宋代目錄學視域中的筆記,奠定了筆記著錄的基本格局。宋代筆記在與詩話、語錄、日記、題跋、箋疏、游記、年譜、志乘、傳記等各種文體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的過程中不斷發展,體現出兼備眾體的體性特征。相對于魏晉時期筆記主要以記錄民俗、雜載人事與考證名物制度為主的特點,宋代筆記在此基礎上,更多地注重對事件發生本末,以及事件中相關人物的記載,在對歷史瑣聞的記載中透露出強烈的補史勸誡的意圖。并且為闡明撰述之必要,讓所記錄事跡更具有歷史和現實的意義,恰當而充分的議論成為表達作者思想的重要途徑,筆記不再局限于道聽途說的記述層面,情感、議論、敘事系于一處,筆記便具備了散文的特質,文體性質因此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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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代筆記的文體特征。宋代筆記相對于傳統晉唐筆記而言,在文體特征方面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形成對傳統筆記的超越和發展。在敘事方面,宋代筆記采用第一人稱限知敘事,在概括性的歷史性敘事中,客觀記錄筆記作者親身所歷之事,表現出淡化故事情節與背景,直指“理”的傾向。在語言方面,宋代筆記脫離了唐傳奇“史才、詩筆、議論”的用語窠臼,亦不像載道的史傳著作,受莊嚴整飭的語體風格的束縛,有著以情感為中心的語詞呈現順序,不避俚俗,且又有經典駢語的用詞方式,形成了自身明快簡約的語體風格。在審美特征方面,宋代筆記由魏晉時的虛幻走向日常,志怪內容逐漸減少而世俗人文因素日漸增加,呈現出書寫對象日常化與書寫方式人文化的特征,“情”與“志”的精神世界得到開拓,筆記的風格日益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