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大河三部曲”中，四川作家李劼人展現了不亞于張愛玲、沈從文等人的敘事技藝，但與近三十年來熱熱鬧鬧的張愛玲熱、沈從文熱相比，對李劼人的研究顯得相對冷清。考慮到李劼人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也曾經深入參與現代中國的社會運動、實業報國之路，又在晚年陷入彷徨，他理應得到更多的書寫。有鑒于此，無論是張義剛材料翔實的《李劼人評傳》，還是龔靜染另辟新徑、專門談李劼人實業救國之路的《李劼人往事 1925—1952》，都來得很是時候。

在這兩本書中，尤為吸引我的是《李劼人往事 1925—1952》。此書選題角度巧妙，材料梳理扎實，雖有大量看似枯燥乏味的史料，比如公司股東會議、財務表格、日記瑣事等，但在作者的重新提煉、闡釋之下，整本書變得頗為好讀。為了寫好這個題目，作者龔靜染多次走訪了樂山、成都等地的檔案館，通讀李劼人的作品，讓李劼人這樣一位身兼文學家、實業家、媒體人、廚師等多重身份的妙人，極為具體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雜家李劼人

李劼人經營實業主要是在1930年代—1940年代。早在1925年9月，他在“少年中國學會”調查表中寫道∶“近正在成都方面集資組織造紙公司，擬作中國西南部文化運動之踏實基礎。”當時他剛從法國回來，心懷做事報國之熱望。李劼人早年做過媒體人，寫了很多時評文章。在“五四運動”時期，他是第一批將巴黎和會消息告訴四川讀者，并實時跟進“五四運動”的報人。

1925年，曾有人邀請李劼人為四川軍務督理楊森擔任幕僚。他聽聞楊森“比一般軍閥都蠻橫無識”，拒絕了這個提議，隨后回《川報》當主編。該媒體三個月后就被查封，李劼人因為批判軍閥而被憲兵司令部逮捕。在好友的仗義搭救下，他在八天后得到釋放，輾轉到成都大學，任文預科主任。1930年，成都大學校長張瀾因不滿于軍閥掣肘，決定離去。李劼人旋即提出辭職。辭職后，他借債300元，在南門指揮街住宅旁租了一間舊式鋪房，自題招牌“小雅”。

小雅菜館只維持了一年有余。據《成都街巷志》記載：“1931年12月，二十四軍一個連長支使綁匪將李劼人剛滿四歲的兒子李遠岑綁票。李劫人不得不忍氣吞聲通過袍哥大爺‘鄺瞎子’從中斡旋，舉債1000銀元，方將幼子贖回（鄺瞎子是《死水微瀾》中羅歪嘴的原型之一）。為了償還債務，李劼人只得將‘小雅’折本六七百元轉賣。”

在實業路上，李劼人最值得稱道的是兩件事：其一是在民生實業公司名下的機器修理廠擔任廠長。民生實業公司由盧作孚創辦——此人被譽為“中國船王”，是現代史上有名的實業家。1938年秋，他曾領導民生公司組織宜昌大撤退，用40天時間搶運近10萬噸物資設備、3萬人員，為戰時救助中國民族工業做出了不可忽略的努力。1933年，盧作孚邀請李劼人到民生實業公司任職。李劼人想以機修廠為基礎，用三五年時間擴建一個制造廠，既能修理大輪船，還能制造中型輪船、木炭汽車、抽水機等。因為他“朦朧看出國際形勢之不妙，感到長江一有阻礙，一切依賴漢口、上海的機器工業必然無法生存”。為此，李劼人將全家接到重慶，從漢口聘請了總工程師和7名高級技工，又以5000大洋購買了英國太古輪船公司沉沒在長江中的千噸級“萬流”號輪船，并將其改建成“民權”號輪船。該船后來成了往來于重慶、上海的主力輪船，在抗戰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在改造“民權”輪時耗費了部分公司資金，李劼人遭到多數股東的攻擊，便于1935年5月憤而辭職。回成都后，他專心創作，完成了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李劼人的造船夢破滅了，卻為中國現代文學貢獻了一部杰出的作品。

企業家李劼人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李劼人為嘉樂紙廠付出的辛勞。1937年6月，嘉樂紙廠前經理施步階病逝。在當年舉辦的股東大會上，陳子光繼任總經理，王懷仲為廠長兼總工程師，李劼人當選為董事長，就此全身心投入紙廠經營。他對于社會事務的熱情嚴重削減了寫作的時間，好友周太玄覺得他在寫作上最有天賦，鼓勵他“不作他事，專心寫作。期我十年，必有成就”。但隨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嘉樂紙廠事務日益繁多，李劼人再也無法專心寫作——小說《橫流》由此擱置；他翻譯亞爾費·德·費尼的小說《三馬兒》，翻譯到五分之一也暫時停止。

抗戰全面爆發，嘉樂紙廠卻迎來實際上的利好。蓋因中央政府及各類資源遷至西南大后方，西南一時間從邊地變成中心，許多東南沿海的企業隨之遷到西南，僅僅抗戰初期遷到四川的企業就有230多家。如此一來，戰時西南地區用紙需求大漲，嘉樂紙廠把握住機會，及時提高紙張質量；加上得益于民眾高漲的支持國貨的熱情，嘉樂紙廠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期。

1942年，由于社會各界普遍看好嘉樂紙廠的發展，紙廠進行了一次大擴股，股本從150萬元大幅漲到500萬元。此時，新的股東渴望推出新代表來掌控紙廠，不明實情者對李劼人頗有責難。在他們內心深處，李劼人終究只是個文人，而非商人，不符合紙廠長遠發展的需要。為此，李劼人一度離開紙廠。但僅僅一個月后，又被股東們請了回來——由此可見當時嘉樂紙廠經營與決策上的稚嫩。在相當長時間內，這家企業其實都缺乏足夠數量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而是依靠像李劼人這種跨界人士的熱情和耐心，以及當時特殊的市場條件，勉力維持了下來。

嘉樂紙廠從一個簡陋的小廠變成了聞名業界的大造紙廠，除了李劼人，王懷仲、陳光玉、張壽林等人也功不可沒。只可惜在1939年5月4日，王懷仲死于日軍大轟炸之中。5月4日那天，日軍向重慶主城區投下110枚燃燒彈，導致3000多人死亡。郭沫若《慘目吟》一詩，記錄的就是那一次“空中大屠殺”。

1940年—1943年是嘉樂紙廠的飛躍期。李劼人促成了紙廠在重慶、成都分公司的設立，又談好了《大公報》的訂單。1941年，嘉樂紙廠完成公司內部的結構改革后，運營更加專業化，經營情況持續好轉。但實事求是地說，嘉樂紙廠的紙張質量距離當時的洋貨仍有一定差距，技術上的短板始終存在。于是等到抗戰結束，當大眾支持國貨的心態有所減退，市場上出現多家做工不遜于嘉樂甚至優于它的對手時，嘉樂紙廠沒有高效地完成更新，因此走向被淘汰的局面。

解放戰爭時期，嘉樂紙廠步入下坡路。1948年—1950年這三年，嘉樂紙廠都沒有召開股東年會：前兩年是因為在經濟崩潰的情況下，公司朝不保夕，沒有心思組織員工聚會；第三年恰逢成都地區發生暴亂，匪盜猖獗，新政府在集中力量鎮壓掃蕩，股東會只好推遲。到了1949年年底，李劼人在《自傳》中回憶：“以工廠而言已到了絕境，停工已經幾月，錢也用罄，全體職工當賣衣物度日。”1952年3月，嘉樂紙廠正式實行公私合營。至此，嘉樂紙廠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小說家李劼人

一家紙廠的興衰，折射的是戰時中國民營企業的韌性，也濃縮了當一位知識分子想要踐行理想主義時，他所需要經歷的現實磨難。這種磨難不僅是犧牲大量自我的時間，還在于他要日復一日承受繁重事務的煎熬，極具忍耐地與社會不同人群、不同組織結構打交道，并且要去冒著折損個人名譽的風險去解決問題。

考察李劼人的創業經歷，我們會發現其中不少事情經過加工，也成為其小說的一部分。如果單純從表面上來看，李劼人的創業的確折損了他大量的創作時間，尤其是在他剛剛完成《大波》、正處于長篇創作的高產期時。嘉樂紙廠的生意使他分身乏術，等到新中國成立后被委任成都副市長，政治事務又進一步加深了他的疲憊。李劼人在《天魔舞》之后再無長篇問世，便是一個明證。但是，如果沒有如此豐富的社會閱歷，沒有對于社會和公司經營如此深入的浸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和《天魔舞》恐怕也無法寫得那么真切。

李劼人是敘事技術和現實經驗相輔相成的作家，在憑空而生的想象力上，他不如萊姆、翁貝托·艾科這樣的作家出色。但如果沉浸在一片領域足夠久，他就能寫出極為精確、具有社會風情畫況味般的小說。這也是為什么他最有藝術質感的終究是以四川文化為積淀的“大河三部曲”。他在法國也待過一些時日，但并沒有寫出堪比《死水微瀾》的作品。他也很清楚自己的長處，在幻想小說上并未過多經營。無論我們把他的小說定位為寫實主義還是自然主義，毋庸置疑的是，我們都能從他的小說里看到生活的大真實。他是靠還原生活而讓讀者驚奇，而非超越生活，包括書寫那巫性的、神性的、宗教和哲學的一面。李劼人即便也寫過川渝地區的信仰，但并沒有更加深入和獨到的見解，在這方面是不能過分抬高的。

龔靜染讓小說家身份之外的李劼人變得更加具體，且并未因為他是傳主，而選擇溢美他、貶低其他嘉樂紙廠同仁的努力。比如在寫到1945年后嘉樂紙廠的衰落時，作者沒有避諱李劼人的決策失誤。因此，這本《李劼人往事1925—1952》雖然不是小說賞析，但對于想要品讀李劼人作品的讀者而言，其容量和深度好過不少堆砌文科黑話的小說評論。此書并非熱點，在選題和行文結構上都談不上新潮，但可貴之處在于耐心和扎實，是有一分話說一分。在流行“溢美之詞”的圖書市場里，這是一本容易被忽略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