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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曾壽（1878-1949），湖北浠水人，近現代著名詩人、詞人，與陳三立（1853-1937）、陳衍（1856-1937）并稱為“海內三陳”。所著有《蒼虬閣詩集》《舊月簃詞》等，其中膾炙人口名句甚多。如眾所知，陳曾壽并非桐城派中人，即便收羅甚廣的《桐城文學淵源考》中，也未見陳曾壽的名號。不過，我在整理《陳曾壽日記》過程中，很意外地發現他和桐城派有較深的淵源。

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鳳凰出版社，2023年

一、《陳曾壽日記》與桐城派

陳曾壽和桐城派的聯系，在《蒼虬閣詩集》或有蛛絲馬跡，但難于尋得切實。即便在日記里，這種聯系也往往藏在字里行間，我因此稱之為“褶皺”里的桐城派。這種文字褶皺里無意史料的抖露，藏在文字刪改潤色里，藏在人際交往中，藏在陳曾壽不顯山露水的古文修養中。

如大多數古人日記一樣，《陳曾壽日記》存在相當多的修改，有些修改毫無深義，有些修改則曲有微意。我有幸從中發現陳氏日記的一些刪改涉及對桐城派的評騭。譬如宣統二年（1909）六月初七日，陳曾壽讀到《漢書·蘇武傳》，說：“《蘇武傳》敘及十九年，只平敘，若入后世文家，當作“于時已十九年矣”云云。《兩龔傳》末極佳，然不善學，易入俗”。此處“后世”兩字，是刪改后的面目，這兩個字原作“桐城”。刪改之后，原本指向桐城派的譏刺，就變成對后世文家泛泛的嘲諷了，此可見陳曾壽對桐城派的“手下留情”。須知，《漢書·蘇武傳》此處本是平平寫出“武留匈奴凡十九歲”，陳曾壽推衍其意，語帶嘲諷地說，要是桐城派文人寫，那就是“于時已十九年矣”。這當然是嘲笑桐城派文家濫用虛詞。在陳曾壽眼中，濫用“之乎者也”是文家通病，過于俗氣了。

陳曾壽在日記中改“桐城文家”為“后世文家”，原因何在？略微推測，一方面或是因其日記雖具相當私密性，卻也在小范圍內公開，如其三弟陳曾矩等人均時常翻閱，同時代見過其日記者至少還包括友人傅岳棻（1878-1951）等。于是，陳曾壽不能不考慮這一激烈評論在當時的影響。另一方面，或是陳曾壽擔心后來人如若見此，自己難免要遭受好罵人之譏。而更大的原因，我想，應當是陳曾壽后來對桐城派的認識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才有此刪改。

陳曾壽與其弟陳曾矩合影，左為陳曾壽。照片原件由陳氏家族后裔珍藏

在1909年寫下對桐城派的譏刺日記后不久，陳曾壽與桐城派文人接觸日趨緊密，對桐城派的印象也大為改觀。通讀《陳曾壽日記》可見，時間越往后，陳曾壽與桐城派文人的交往愈多，而評價愈高。試看1947年七月初八日，陳曾壽在日記中寫道：“聞月之十一日為木公七十生日，以聯為壽：湘鄉臨事無茍作，桐城老師皆大年。”壽聯當然不無恭維成分，但這副對聯卻非常貼切。上聯明寫曾國藩臨事敬作，自然表彰李國松（1877-1950）的處世姿態，又令人想起李國松的家世，想起其父李鴻章（1823-1901）的勛績。下聯則標舉李國松的桐城派文家身份，令人想起他作為馬其昶（1855-1930）高弟的文章成就，而最終以桐城派文家享高壽收束，又凸顯祝壽之旨。由這副壽聯，不難見出陳曾壽對桐城派文家的稱許。

《陳曾壽日記》隱含了陳曾壽與桐城派的一段生長性的接觸史，這是一段被文學史所忽略的個體與文學流派的交往歷程。

陳曾壽與桐城派文家的交往，起點很高，一開始就接觸到馬其昶這樣第一流的桐城派要角。宣統二年三月十五日，陳曾壽兄弟等人在北京游玩畿輔先哲祠，觀賞海棠花，偶然遇到馬其昶，日記不過寥寥一筆，“遇桐城馬通伯”，可見是泛泛之交。然而，僅僅兩個多月之后，陳曾壽對馬其昶的印象大為改觀。宣統二年六月初二日日記載，“九鐘起，訪馬通伯先生，宗旨甚合，近世難得之老輩也。”居然發現兩人志同道合，對馬其昶的評價也相當高了。六月二十一日，陳曾壽拜訪馬其昶，有過一次長談。此后日記陸續有一些拜訪馬其昶的記載，不過由于這之后日記有許多殘缺，我不清楚他們具體交往的頻次及交游情形。只是，根據《日記》所載馬其昶去世之后的記載，已可見他們的交往相當密切。1932年四月初一日日記載，“寫《馬通伯墓志銘》”。馬其昶家人決定將墓志銘交由陳曾壽書寫，便是兩人關系極其密切的寫照。

馬其昶，安徽桐城人，近代著名文人，著有《抱潤軒文集》等

在與馬其昶的交往之外，陳曾壽與桐城派還有諸多其他聯系，他有許多交游管道去認識桐城派。他曾品鑒過桐城菜，如1932年十月廿六日記載，“君任約同立之在蕭功庭家吃桐城菜，飯后來談，二鐘去”。這可能是“桐城菜”一詞在歷史上首度亮相，同席的陳祖壬（字君任，號病樹，1892-1966）、周學淵（字立之，周馥第五子，？-1953）、蕭功庭（疑為桐城人，曾在湖廣總督府為官）等人均與桐城有淵源。這其中，陳曾壽與新城陳祖壬交往最為密切，日記提及陳祖壬者不下二百次。根據陳曾壽之子陳邦直《味冷齋日記》記載，陳曾壽在上海逝世之后，陳祖壬是少數常來祭奠者之一。陳祖壬是桐城三祖之一姚鼐（1731-1815）重要弟子陳用光（1768-1835）的族裔，也是馬其昶的及門高弟。陳曾壽有《寄君任》詩一首：“太傅當年序贈歐，桐城風義極綢繆。斯文誰作中流柱，家學重看太乙舟。此事百年關喪亂，瞀儒幾輩墮溝猶。功言一手湘鄉盛，莫遣蟲魚徇白頭。”此詩道出陳曾壽對桐城派師友淵源有相當深刻的認識。首聯提及曾國藩名作《歐陽生文集序》，正是這篇文章概括了桐城派傳衍天下的歷程，其中也涉及桐城派在江西新城（今江西黎川）的發展。嘉道年間，新城人陳用光（著有《太乙舟文集》）是姚鼐最重要的弟子。陳曾壽早早認識到這一點，并以之勉勵陳祖壬。不過這種勉勵最終仍以曾國藩作為最要要求，他特別提到“功言一手湘鄉盛”，指出曾國藩所繼承的桐城統系包括事功與立言兩方面，希望陳祖壬在立言之外，重視事功。

桐城派文人的事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首推曾國藩，而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特別指出：“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可見，曾國藩的事功目的在為立言開拓太平的環境，而其所再造的“同治中興”，正應從這個層面加以認識。陳曾壽所勉勵陳祖壬者也正在于此。不過陳曾壽等人所寄望者并非王朝的中興，而是清朝的復辟，與曾國藩稍異。辛亥鼎革以后，如陳曾壽一般依然忠誠于清王朝的舊官僚、舊文人選擇在租界、在繁華大都市開啟新的生活。這既是大隱隱于市的智慧體現，同時也便于他們完成復辟宏業的蟄伏之舉。

前文陳曾壽曾談及馬其昶的宗旨甚合，想來并非指文章宗旨趣味相投，而更多指向他們政治見解的相契。在為陳祖壬舊藏《惜抱軒書札》一卷所作跋語中，陳曾壽明確寫道：“當惜抱之世，漢幟方囂甚，群以攻宋學為能事，惜抱獨立不懼，明辨篤行，師友所漸，闇然日章。曾湘鄉用其緒馀，遂勘大難。學術之關乎世運，豈不大哉！今道喪文敝，間有所謂學者，其瑣碎處之妄謬，又為當時為漢學所不及料，蓋斯文之喪，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君任學承先矩，斐然抱憂世之志，他日轉移風會，吾不能無深望也。”此中消息，大有深意，約略推導，不難想見陳曾壽對彼時時事及學術深為不滿，因而希冀有人發揚桐城之學的余緒，以姚鼐、曾國藩為榜樣，以學術來轉移世運，最終完成時代風會的轉變。

如上論述所透露的政治消息，對桐城派現代命運有相當影響。桐城派人物的政治熱情在清朝尚未覆滅之前，是王朝內部有志之士的道德自勵與士大夫精神之呈現，是封建社會士人內部精神之一流。正如1933年年間，陳曾壽稱賞陳祖壬為周學淵所作《息庵記》，特錄于日記。陳祖壬此文從馬其昶最為擅長的《易經》之學出發，對“乾之象”、“隨之象”加以發揮，高度稱揚周學淵由曾國藩、胡林翼（1812-1861）而“上窺古先哲之道”的志向，從中不惟得馬其昶學問精髓，也能見出現代桐城派人的人生蘄向與政治抱負。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桐城派人物的政治熱情至于現實中，須在不同政權間作抉擇，各事其主，也必將在歷史上承擔不一樣的政治后果。清遺民陳曾壽參與過張勛復辟，并最終在“偽滿洲國”任職。陳曾壽在“偽滿洲國”任職期間，頻繁往來北京、長春等地，這些經歷載于日記，涉及不少桐城派的現代人物。他所記溥儀身邊的桐城派文人，如其弟陳曾則曾教溥儀太極拳，自不必說。“桐城七大家”之一的葉氏家族的葉玉麟（1876-1958）、葉蔥奇（1904-1989）、葉參（曼多）父子，也多見于《陳曾壽日記》。葉玉麟是馬其昶弟子，父子均活躍于“偽滿洲國”，這與葉蔥奇岳父鄭孝胥（1860-1938）關系密切。相關桐城派文人的活動在《鄭孝胥日記》中早有披露，只是，人們往往不自覺地將近代文壇上的“同光體”詩人群體與桐城派文人視作兩股勢力，而忽視他們在同一時空下生存。于是，鄭孝胥、陳曾壽等人的日記遺憾地未引起桐城派研究者應有的關注。

盡管主要以古文面目垂世，桐城派始終致力于親近權力核心，有很強的政治特性。從康雍乾以迄于末代皇帝溥儀，桐城派重要文家無論身在朝還是在野，終究心憂魏闕，一遇機緣，總是躍躍欲試，流露濃厚的政治熱情。于是，即便溥儀出關而建“偽滿洲國”，悖謬十分，但不少桐城派文家仍趨之若鶩。《陳曾壽日記》所揭露溥儀身邊活躍的桐城派文人群體，令人想起“桐城謬種”這一貶斥桐城派的現代思潮并非無因。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刻意貶斥桐城派，在今天看來未免有失偏頗，相關研究也早已揭示類似的論爭并非單純的文學與文化問題，而與政治因素密不可分。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從張勛復辟一直到“偽滿洲國”的建立等重要事件上，桐城派文人的身影不斷閃現。這或許說明，桐城派在1919年勢力日趨淪喪，桐城古文的衰落并非主因，桐城派人政治站隊普遍錯誤才是根源。由于桐城派內部成員的復雜性，也由于中國現代政壇上權力格局不斷變化，在新舊政權的對壘中，自然也不乏有相當數量的桐城派文人跟上時代，躋身進步政權的陣營。不過，從歷史的后見之明去看，總體而言，這一相對保守的文化陣營的政治嗅覺總歸不夠靈敏。

二、陳曾壽的古文修養

從《陳曾壽日記》看，至遲在1930年代，陳曾壽已對桐城派的故實相當了解。日記中有較多對方苞、姚鼐的評語。或許受馬其昶、陳祖壬等人影響，陳曾壽對姚鼐評價相當高，在許多方面均以姚鼐為評判準繩。1938年正月十六日，陳曾壽作《劉鯉門五十生日書洗心禮佛圖求題（其人好戲劇）》詩，首聯即為：“當年惜抱數朋儔，傾倒無如王夢樓。”這是以姚鼐的交游為典故，用作詩料。陳曾壽也深諳姚鼐為代表的“桐城詩學”，在為御醫徐苕雪（1876-1950）所選蘇東坡詩題記時，陳曾壽提出一些異見，認為：“如東坡《黃州寒食》五古二首乃千古絕[唱]，只取一首。此病雖惜抱不免，極可怪也。”雖是批評，卻可見陳曾壽閱讀過姚鼐編選的《今體詩鈔》，且通常服膺姚鼐的詩論。等到陳曾壽擔任溥儀皇后婉容（1906-1946）老師以及教授遜清宗室弟子時，他更將桐城古文作為選本教材，今存第十八冊《芳香無聞室日記》，即涵括陳曾壽手抄姚鼐《游雙溪記》《游媚筆泉記》《書嵇康<琴賦>后》文章三篇。陳氏對姚鼐相當崇敬，及至后來，更由學術文章而及于書法。如1933年三月廿九日，陳曾壽在蒯若木家觀賞姚鼐書札、吳昌碩（1844-1927）的字畫等，以為“惜抱氣味尤靜穆可愛”，可見已是偏愛姚鼐的書法了。

不過，陳曾壽畢竟不曾自詡桐城派中人，沒有門戶之見，于是他對桐城派的諸多認識也就相對客觀，頗具參考價值。譬如對方苞（1668-1749），陳曾壽重其文，但對其行事及道學，不乏批評。1933年五月二十九日日記云，“強志來函，寄八股兩篇……強志文頗近望溪，其心地可知其安凈也。”對弟弟陳曾矩（號強志）寄來的八股文，陳曾壽頗為贊賞，而最高標準乃因其造詣接近方苞。而對方苞之極端道學思想，陳曾壽則不吝批評。1933年七月十八日日記載有陳氏兩條札記，即認為方苞批評湯斌（號潛庵，1627-1687）以及唐宋八大家除韓愈（768-824）以外“皆不知道”過于苛刻。陳曾壽甚而嚴厲地認為方苞“乃真不知道者”。方苞那種真理在握的道學先生的盛氣凌人，為陳曾壽所不喜。1933年十二月廿日，陳曾壽于日記中對比黃宗羲（1610-1695）、錢謙益（1582-1664）文章，又以為方苞“有自信太過處”，如《送雷惕廬歸閩序》《禮部侍郎蔡公墓志銘》均有可笑處。凡此，都可見陳曾壽對桐城派重要人物的文章學術均有涉獵，且自有主張，每能心平氣和對待。

陳曾壽并不以古文名，且集中刻意不收，然他對古文非無見解。1932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記抄有袁枚（1716-1798）《與程蕺園書》中一段，以為“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有其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為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據家似火，非附麗于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于原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據為古文，猶之以火為水，兩物之不相中也”。由此窺測陳曾壽古文的宗尚，接近桐城一派。故對桐城派文家的文章，陳曾壽也頗能欣賞。1933年二月十二日日記日記云，“李木公為作《紀恩室敘》，文思甚曲。君任來函，附為立之作《息庵記》，文筆俊爽而有馀味，亦近世古文家之不可多得者也。”他對李國松、陳祖壬的文章，評價很高，以為是彼時古文家中難得的佳作。而評騭現代古文家，陳曾壽尤具卓識。 1932年十二月廿八日陳曾壽與溥儀（1906-1967）有過一次很長的談話，提及當時文壇狀況，也肆意品評文家優劣。日記記載溥儀開啟話題云：“袁思亮的文好”。陳曾壽接著對答云：“是前兩廣總督袁樹勛之子。陳三立之古文較詩好，現可謂中國第一。袁思亮是其弟子，文章亦好。”溥儀對遜清遺老遺少的文章頗有識鑒本領，能見出袁思亮（1880-1940）文章好，即此一點，也可見溥儀并非《我的前半生》里所塑造的“無知混沌”狀態。而陳曾壽與袁思亮交情頗深，知根知底，明言袁思亮為陳三立弟子，其文章乃從陳三立而出。此外，陳曾壽更于近代人物中特為看出陳三立的古文造詣，以為文勝于詩，極具卓見。畢竟，陳三立以詩歌鳴世，古文雖工，卻難免為詩歌所掩。今人徐梵澄獨能識陳三立古文之妙。1988年12月5日，揚之水在徐梵澄家中，親聞徐梵澄為其讀陳三立《南湖壽母圖記》中一段文字，且贊不絕口：“真好文字，文字好哇！”（揚之水《〈讀書〉十年：一九八九—一九八九》，百花文藝出版社，2019年，第280頁）有趣的是，《南湖壽母圖記》正是陳三立應陳曾壽兄弟之請而作者。

陳三立著，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傳統文人學者在諸多藝文領域均有很深造詣，而對外示人往往只在某些方面。陳曾壽甚少作古文，存世的有限幾篇不過是不得已為人所作的序跋記文而已，如抄錄于日記中的《義犬記》《琴園記》等。這種良工藏拙的本領或許也借鑒自桐城派。陳曾壽為陳寶琛（1848-1935）詞集題跋中，提及陳寶琛將手訂詞作交付陳曾壽評定，并說，“余少年喜為詞，繼有儆于惜抱之戒，輟不復作”。可見陳寶琛與陳曾壽都深諳姚鼐中年以后不復作詞的故事。在那個廣為流傳的學林故事中，姚鼐早年喜作詞，繼而因王鳴盛（1722-1792）的提醒，此后終生不再作詞。這則故事見諸于姚鼐《惜抱軒詞題識》：

詞學以浙中為盛，余少時嘗效焉。一日，嘉定王鳳喈語休寧戴東原曰：吾昔畏姬傳，今不畏之矣。東原曰：何耶?鳳喈曰：彼好多能，見人一長輒思并之。夫專力則精，雜學則粗，故不足畏也。東原以見告，余悚其言，多所舍棄，詞其一也。

熟諳桐城掌故且精于詞學一道的陳曾壽，對此并不陌生。也許正因為此，陳曾壽有選擇地避開古文，而將詩詞作為自己文藝面目的大宗呈現在世人面前。或由于這層緣故，使后世的文學史研究者不易看出陳曾壽和桐城派的深層聯系。

三、桐城派研究向“含桐量”低的日記邁進

由《陳曾壽日記》管窺陳曾壽與桐城派的關系，進而思考桐城派現代遭遇這樣規模甚大的學術命題，這種研究途徑的提出，風險甚大。不過在每年不乏三五個主旨為桐城派研究的學術會議接續召開背景下，如果會議上沒有學者做一些冒險的報告，未免枯燥。由《陳曾壽日記》引致桐城派研究的一些思考，或許不無興味。譬如，近現代桐城派研究在高度關注桐城派的文章及文章理論之外，也應重視桐城派文人的品格，注意這一文學流派盡管隨時空而變化，但其文章乃與品格相濟相通。

促使陳曾壽對桐城派整體觀感變化的主因，并非“桐城義法”或是桐城派文章的文學魅力，而在于他所交往的馬其昶等桐城派人物的品行與人格魅力。以往的桐城派研究，研究者過于看重桐城派文章學術，對派別人物的人格魅力無疑有些忽視。如欲更好地測度桐城派的影響力，則在桐城派文章之外，研究者更要留意桐城派人物的個人魅力。從桐城先賢左光斗（1575-1625）、戴名世（1653-1713）等人逸事及著述在桐城派內部流衍來看，桐城派不惟崇尚氣節，且每能身體力行。早在道光年間，李兆洛（1769-1841）為姚瑩（1785-1853）文集作序即指出，“桐城氣節、文學高于江左”（《姚石甫文集序》）。文學與氣節，原本是桐城派相須而生的兩翼。李兆洛這一評價盡管是針對明末清初以來桐城一地的人物及文章而論，卻也無妨代表此后桐城派的面向。以馬其昶而言，其人在近代聲名特高，一方面固然由于文章學術造詣特深，而更重要者在于他本身是光風霽月般的人物，時人莫不推許。現代桐城派的卓著影響力，正與馬其昶等人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譬如，陳曾壽弟弟陳曾則（1881-1958）因纂修《清史》與馬其昶交往頗多，深受影響，最終成為桐城派傳衍至湖北的重要人物。由于身邊親近者或多或少都與桐城派核心人物有交往，或本身即是桐城派成員，耳濡目染，陳曾壽對桐城派的認識不難逐步深入，而最終有相當地理解。

由此，久被忽視的桐城派人物研究應當被重新重視。因人及文，知人論世，原是傳統文學研究之正途。而近現代歷史人物，如其人有日記存世，則日記無疑是最佳的研究切入口。如《陳曾壽日記》一般的無意史料，有助于擴充桐城派研究的史料范圍，為這塊蓬勃的研究園地帶來有“增量”的新材料。同時，日記這樣稀見的無意材料，所揭示的人物交往關系及其他隱秘信息往往令人大開眼界，可能激發桐城派研究的新面向，避免研究者在“過熟”的學術園地中重復勞作。更為重要的是，對桐城派而言的無意史料，對其他研究者而言可能十分“有意”。由此，無意史料有助于提醒桐城派研究者跳出“小圈子”，從而將桐城派研究領域建設得更加開放，不斷邀請到新的學術訪客。

《陳曾壽日記》這般“含桐量”低的日記，原本與桐城派研究關系較遠，但在桐城派研究因“過熱”而“過熟”之后，不免成為研究所必須的“新材料”。利用這類日記從事桐城派研究，大概有兩類主要途徑。一類是扎根桐城派研究，因研究既定目標所需，接觸相關日記開展研究。另一類則是因日記中之隱秘材料，而走向桐城派研究。應該說，兩類方法各有利弊。如果以桐城派研究為起點，必然自帶一定視角，形成有目標、有模式的路徑。研究者易于在既有學術史基礎上延展話題。然從另一方面來說，這類研究是從材料、方法到結論上，因其有章可循而易于模式化。畢竟，就此類研究而言，日記往往只作為一些微不足道的例證被隨意使用。而從大量稀見日記出發的桐城派研究，則可能為“含桐量”低的日記帶來文學史研究的新意。研究者因閱讀日記看到新鮮材料，有助于催生一些奇妙的聯想，從而在材料和結論上為桐城派研究帶來真正的“增量”，并擺脫那些重組“過熟”材料推出的所謂“新結論”。不過，我想，以“含桐量”低的日記推進桐城派研究終歸是稀少的，因為這類研究恰如在大海中以小網捕魚，研究者可能在翻閱數部日記之后，依然一無所獲。

如果一定要利用“含桐量”低的日記，在桐城派研究的細分領域做出成績，應該怎么辦？我想，誠實的研究者不妨先問問自己，究竟是有意從事桐城派研究還是無意間闖入其中？在這次桐城派研究學術年會上，大部分的學友都是有意研究，既是有意研究，就盡管大膽預設相關研究目的，再去挖掘相關日記材料。如果是因閱讀日記而無意闖入桐城派研究陣地的學人，則何妨盡情享受新材料帶來的可能驚喜，當然，在許多時候，也要做好長期忍受勞而不獲的失落感的準備。

（本文系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桐城派文章觀念史研究”（AHSSKQ2022D202）成果，原題《無意史料“褶皺”里的桐城派——以〈陳曾壽日記〉為例》，報告于2024年1月14日舉行的“2024年桐城派研究學術年會”上，整理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