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仁山:關于鄉土文學創作的思考
一
第一個問題:如何認知新時代鄉土社會?
我一直堅守鄉土題材創作,從短篇小說《苦雪》到中篇小說《大雪無鄉》《九月還鄉》,到長篇小說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和《日頭》,到抒寫新時代的長篇小說《金谷銀山》和列入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三卷本長篇小說《白洋淀上》。從時間上來說,我們這一代作家是伴隨改革開放走過來的,中國農村的每一時期變革,我都熱情地關注。作家如何與人民走到一起?怎樣認知新時代鄉土社會?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新時代告別舊時代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如何來界定新時代,認知新時代,如何在作品中深刻而廣闊地再現當前真實的社會生活風貌,這是作家應該認真考量的問題。
關注鄉村現實的創作,需要作家的膽識和勇氣。現實生活不好表現,作家在當下生活面前碰上了很大的困難,首要問題是怎樣擺好政治和藝術的關系?怎樣將政治話題轉化為文學的話題?政治在生活中已經起到了作用,說沒有作用是虛無主義。文學終究屬于審美意識形態的范疇,政治總是歷史地沉淀在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很難絕對逃離。
審美距離是創作的難題,面對錯綜復雜的現實,如何讓作品反映生活本質,在具體操作上是一件有難度的事。作家的創作若離生活太近,等于沒有拉開距離,現實原則與審美原則難以達成一致,會導致作家陷入焦慮。離生活越近,越意味著某種不確定性、不安全性,作家的創作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但是,廣大農村發生的一切、我們農民的日常生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國事”。作家們不能用以前的眼光看當下的新農村建設。農耕文化氣息、現代城鎮氣息、工業氣息、科技信息雜糅融合,當下的農民艱難地行進在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軌的路上。現實是文學的土壤,文化是文學的精神。如何書寫出當今的文化與文學氣息?如何把握今天的農村生活?作家的創作如果游離于社會潮流之外,活力和價值就會減少。
我感覺,作家的創作僅僅依賴想象力非常不足,在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面前,想象力永遠渺小。人民的勞動生活平凡又偉大,不容忽視,他們組成了我們當下的廣闊社會。一種方式是走進民眾,體驗生活,這是鍛煉作家對于題材的敏感性的重要途徑。有了對農村生活深切、真切的體驗,才能獲得生命的體驗,產生獨特的思考,在這基礎之上,作家才能開始虛構故事情節,把生活中的普通故事、普通人物,編織成具有社會意義的事件和典型人物形象,將平凡的日常生活演繹出驚心動魄。我欣賞路遙的一句話:對作家來說,他們的勞動成果不僅要接受當代眼光的評估,還要經受歷史眼光的審視。每當我創作一部新的作品,心中忐忑不安,憑我的藝術素養能交一張合格的答卷嗎?
鄉土文學受鄉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的深刻影響,與其緊密關聯,同時見證著時代與社會的滄桑巨變,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獨特的審美傳統。時代發生著巨大的變革,在呼喚求新求變的新時代,我們需要打破傳統鄉土文學的書寫范式,以獨有的眼光發現新的生命哲思,發現一條屬于新時代的鄉土文學藝術創新之路。
文學需要反映現實生活。文學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真實地、客觀地反映現實生活?這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在深入生活的具體過程中,我看到了生活里的困境、苦難,但同時也看到了拼搏與希望。我采訪到的人物是不是真實的?我遇到的生活是不是真實的?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使我滿心焦慮。
我在人物設置上遇到了難題。是選擇白洋淀的普通老百姓成為我作品的主角,還是讓黨和政府的干部走到前臺?如何才能避免走入官場小說的套路,如何才能不失去時代大勢,不丟掉波瀾壯闊的生活現場?我帶著困惑走進白洋淀人民群眾中間,在與他們長時間的相處的過程中,我看到了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白洋淀鄉村面臨著的挑戰和轉型。
由此,我有了思考,我們不能以摧毀鄉村與掏空鄉愁為代價來發展城市,把鄉村擱置在一旁不顧。城鄉統籌發展大背景之下,我們需要生態農業的發展方針,需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而綠水青山的發展理念,在白洋淀得到了充分的實現。白洋淀在變化,白洋淀的生活細節是耐人尋味的,白洋淀的發展理念不是虛無縹緲的,沒有獨立于現實之外。
生活是創作的源頭,河流在入淀口激起了美麗的浪花,我們需要從源頭汲取營養,并觀察浪花的態勢,觀察細節,感悟態勢,初取參悟,洞徹審視。文學與時代、與人民走到一起,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才有蓬勃的生命力。作家們要直面現實,直面靈魂,將宏闊、沸騰的新時代建設場景和富有煙火氣息的百姓生活上升為成熟的藝術想象,在新時代的文學創作中實現藝術創新,完成自身的主體性建構。
全景式反應當代生活,概括生活,要求作家們必須深入生活現場,縱橫交織地全面體驗生活。存著對生活的敬畏之心,懷著對人民無限的愛,與人民共甘苦,以全面客觀的眼光,來感受生活。文學創作是對生活的提煉與概括,要把對生活的感知落實為藝術的形象,作家要提高認知能力和把握能力。就白洋淀而言,一些過去的事物在今天有了全新的面貌,所以,即使是一枝一葉,也要特別關切。同時,個人記憶相對于龐大的社會變革處于一種隱秘狀態,書寫新時代,需要透過人物的個體記憶,體察并表現現實的廣度與歷史的深度,使個體敘事走向總體視野的歷史長河。人民的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人民的生活是不斷發展的,富有生命力的,我們要看到并表現出這種前進中的、人的靈魂蛻變中的驚心動魄,弘揚正面價值,對假惡丑提出批判,形成超越時代的精神啟迪,建設新的價值體系。
二
第二個問題:鄉土文學的詩情畫意之美。
鄉土文學的風情畫、風俗畫以及詩情畫意之美,是鄉土文學的重要特征。
城市飛速發展,汽車和水泥漸漸失去生氣和情義。鄉村在綠水青山的理念之下,生態越來越好。現代小說忙于講故事,刻畫心靈,往往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種豐富性,即鄉土的風景風情:土地的味道、山野的顏色、鳥的鳴叫、河流的聲響等等。如今小說不大注意景物描寫了,鄉土作家應該考慮鄉土文學閱讀審美習慣,加強風情、景色描繪。
農民群體似乎始終與苦難、貧窮、坎坷相伴隨,但是,貧窮和苦難沒有讓農民絕望,勞動使農民具備了土地一樣寬容博大的胸懷,在最困難的時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這是農民內心的勇敢和力量。這種力量的源泉之一就是大自然。我的一部早期小說《苦雪》,關注渤海灣風情,描繪了大冰海的茫茫雪野,文本中的自然景觀凄美壯麗,擺脫了一般意義上原始生命狀態與現代文明的摩擦,追究自然界里人類賴以生存的根本所在。
民俗風情在我的創作中占有顯耀的位置。作為民族文化現象的民風習俗,與文學有著天然的聯系,中外不少杰作因為描繪民俗而著稱。巴爾扎克自稱是一個“風俗史家”,卻創造了卷帙浩繁的傳世名作《人間喜劇》。我的民俗系列小說“雪蓮灣風情錄”,有它得天獨厚的優勢,描繪的不是小街小巷、小村小鎮的風情習俗,而是以浩瀚美麗的大海為依托,這就使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平添了幾分壯麗、幾分色彩。我將北方海濱漁村的悠遠習俗,放在今天市場經濟的潮水中激蕩,從它們之間有隱有顯的沖突中,尋找現代社會與現代人的價值觀。
譬如,《醉鼓》寫的就是雪蓮灣人十分隆重的節日醉鼓節,老人企望這一年醉鼓節重振鼓王世家的雄威。可惜,吸引觀眾注意的并不是他高質量、高品位的大鼓之聲,而是貼在鼓皮上的“富貴牌松花蛋”的廣告。老人認為這是對他心靈神圣感的褻瀆。使老人尤為難堪的是,他珍視如圣物的鼓被兒子出租給松花蛋老板當作“賭桌”,老人覺得丟盡了“鼓王”的尊嚴。對于無孔不入的金錢交易,老人雖感憂愁,恐懼,還是敲響祖傳的圣鼓。那鼓聲是響給自己聽的,給家族聽的,也是給世人聽的,以喚醒被金錢玷污的良知。
小說《船祭》寫了一個輩輩造船的“船王世家”,也寫了雪蓮灣的“祭祖”民俗,白茬木船在黑泥灘中是那么亮眼,企望以淳樸美好的鄉情習俗,弘揚傳統道德,凈化物欲橫流、傷風敗俗的世風。
《九月還鄉》里,對土地和棉花的描寫,我至今難忘。
在創作《白洋淀上》的時候,美麗的白洋淀風光給我無限的創作靈感。如何將白洋淀人民火熱沸騰的生活轉化為文學的意象,成為我的關注重點。要真正寫好白洋淀,必須熟悉白洋淀的歷史。沒有歷史的縱深感,寫不好今天鄉村的意義,更把握不好未來。在王家寨和雄安三縣深入采訪期間,我讀了三縣的縣志,努力查閱各種歷史資料。以歷史關照現實,用情、用心、用力講述中國故事。寫人,寫人的命運,寫新時代錯綜復雜的人的關系。生活是新鮮而豐富的,一切都要在深入生活的過程中破解。
水村王家寨人能說會唱,大清河、萍河等九條河從這里入淀,留下了許多故事與傳說。我聽到了九朵荷花祥云的美麗傳說,生活中的各種人物也走進了我的視野,終于有了小說的第一句話:“為了等一朵祥云,王決心錯過了最佳婚期。”于是,我決定以整體視角,以白洋淀的風情意趣,以水村王家寨的生活,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站在大地上,來看雄安新城的誕生和成長,來看整個時代的風云變幻。
農民永遠離不開土地,擁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作為作家,要看到土地的富饒,也要感受到鄉村的苦難,諦聽鄉村變遷的腳步,看到土地上蓬勃的生機。要讓土地激活想象,站在時代的高度,以哲學思維和美學思維關照生活。現實精神如同火矩一樣在土地上燃燒,照見堅韌的民族心性,觸摸著鄉村的精神內核。我想帶著鄉愁,尋找美麗的家園,唱一曲鄉村牧歌。
三
第三個問題:塑造新時代的新人形象。
一部作品的關鍵還是要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最早、最著名的農民形象,是魯迅筆下的阿Q。阿Q好大喜功、好吃懶做、好自欺欺人、好搞精神勝利法……阿Q的身上,什么下水貨都有。由于太具特點,太典型,阿Q超越了“農民”的屬性,升騰成為國民劣根性的代名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阿Q又算不上是一個純粹的農民,而是一個國民。
我想起茅盾小說《春蠶》里的農民老通寶。老通寶老實巴交,辛辛苦苦忙了一冬,以為有了一個好收成,可以歇口氣了,沒想到,豐收了日子還是過不好。老通寶的問題是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不知道要“去反抗壓迫階級”。最后,一言以蔽之:“農民真正的出路,需在豐收之外去尋找。”
另有一類不太為傳統文學正史提起的“農民形象”,如沈從文《邊城》里的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這里的翠翠,不是正統的受壓迫的農民形象,而是鄉野間不羈的精靈。
后來,我們印象深刻的農民形象有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中的農民小二黑、小芹,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里的進步農民張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風驟雨》里的革命群眾趙玉林、郭全海,《山鄉巨變》里的優秀青年鄧秀梅、劉雨生,趙樹理《三里灣》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柳青《創業史》里的梁生寶、梁三老漢,梁斌《紅旗譜》里的革命前輩朱老忠,浩然筆下的蕭長春、彎彎兒繞,《李雙雙小傳》中的李雙雙,《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許茂老漢,《陳奐生上城》里的陳奐生,《人生》中的高加林,等等。
我的創作目標就是要著力塑造具有燕趙風骨,受人民群眾歡迎,真實、豐滿、有深度、有情趣、有魅力的嶄新人物形象。我們看重形象的真實和豐滿。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真實是藝術的生命,更是一部作品的本源和神髓。塑造新形象,是鄉土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作家寫活鄉土的一群人物,不是機械地描寫,而是去感受,形象地創造,是一種感覺的塑形。我創作的“農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日頭》)的大量篇幅,都貫穿了我關于農村未來發展前景的思考(鮑真、曹雙羊等農村新人的實踐)、鄉村政治多元勢力之間的戲劇性沖突(榮漢俊、權桑麻等權力者與新人之間的尖銳沖突)以及農村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與實踐(金沐灶的形象),這些都是“三部曲”的重頭戲。到了《日頭》,我塑造農民典型形象的興趣更濃了。有專家說,小說塑造了權桑麻和金沐灶這兩個典型形象。
《日頭》中權桑麻這個人物更立體了。他是個民間梟雄,很復雜。
權桑麻的形象意義在于他是中國農村基層的真實寫照。這一人物形象的確立是作者直面農村社會現實中最要害問題的敏銳書寫,也是探討農民問題的作品中最大膽和最直接的“現實主義”。農民的問題決不是單一的問題。在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權桑麻這種投機鉆營且膽量大的“積年老狐貍”反而能夠獲得更為廣闊的權利空間,成為地方社會的實際掌控者,意味著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不僅僅是道路寬敞、擁有鈔票、住上高樓的外在形式的變革,而是應該尊重普通民眾對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的自由選擇,是讓農民活得有希望、有尊嚴、有精神追求的內在信仰的獲得。
小說中權桑麻建立的農民帝國是一個集專制、嚴密、混亂、愚昧、迷信、短視、功利、破壞于一體的封閉體系,而他所構建的資本、權力、“土豪”三位一體的利益格局則是中國社會利益鏈條的象征。只要這樣的人還在,中國農村改革的成果就會變味,老百姓就不會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果實。面對這樣的體系與如此強大的利益格局,中國農村現代化若想取得成功,必然要解決制度的、人的以及文化上的種種問題……[1]
金沐灶是與權桑麻相對立而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是一個民間思想文化的探索者。金沐灶的形象比權桑麻的形象要更理想化一些。文革時期,金沐灶的父親為了護一口大鐘,一口血噴在鐘上。鐘上有金剛經,金沐灶蘸著父親的血把金剛經拓下來。這件事一下子改變了金沐灶的人生走向。帶著悲憫情懷,帶著精神探索,金沐灶苦苦追尋,思考如何讓農民過上好日子。雖然他是個失敗者,但是,他的追問和求索極有價值。金沐灶這一人物形象的新意,更清晰地表現在思想境界的開闊與高遠上。
最初我設計的是一個復仇的故事,但后來覺得金沐灶這一人物形象應該超越復仇,他應該突破既往的故事格局,使小說成為講述農村維權者、探索者的奮斗傳奇。文化的力量不在于戰勝對方,而在于實現和解。中國農民思想精神的進步與解放,就是要揚棄這種冤冤相報的斗爭,爭取在新的時代達成一種和解,才能真正觸及傳統道德文化的真義。
隨著小說情節的步步推進,金沐灶實現了精神上的升華與進步,從一個維權者轉變成一個具有當代意識的農村政治家,從而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地上。但是,他不是我們時代的梁生寶,我還要塑造今天的梁生寶這樣的新人。《日頭》同時把重心往文化中的儒釋道上靠攏,特別是道家文化,影響了一些抒情的東西、美的東西鋪展。
抒寫新時代的長篇小說《金谷銀山》延續了金沐灶的探索。我找到了范小槍這樣一個新農民原型。《金谷銀山》的任務是鄉村的重建。當下,鄉土文明被城市文明殖民,被打得雞零狗碎,我們需要新的農民英雄。《金谷銀山》中的農民在無意識中完成新鄉村道德的重建、文化的重建以及經濟的重建,既沒有照搬今天別的地域的文化,也沒有完全重復歷史文化,它是農民自己探索出來的、正在火熱建設中的文化。
我常常在想,在文學作品中,怎樣才是塑造新人?有什么具體標準可以用來衡量呢?新時代的人和事不是一夜變了天,人的品德和觀念是有歷史傳承的。新人的一只腳可能踏在舊時光的門檻里。塑造新人的時候,用什么樣的細節,有什么樣的狀態,非常重要。新事物不能代表優劣高低,不能評判世道人心。
新時代是在歷史傳承之上走過來的,這就讓我們重新回到生活中真善美的話題。作家應該有一種信念,只有真的,才是美的、善的。作品中的故事如果與現實割裂,對塑造時代新人毫無益處。
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具體在文學創作中,若離開了重大社會問題,不僅人物的思想不新,也會削弱文學的內在力量。在創作《白洋淀上》的過程中,在考察白洋淀新區的時候,我不斷地覺察到現代的創新功能在白洋淀新區萌芽。新的生活確實充滿著獨特性、特殊性,需要作家們沉下心來,認真研究把握,發現新時代人們面臨的精神困境,開掘他們面對生活奮斗的勇氣。
在創作過程中,如何表現人們遇到的精神困境,是一個復雜的話題。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新人的生活狀態以及精神狀態是新的,如果處置不當,容易滑入獵奇的陷阱。考察新事物的時候,要更多分析“國之大者”中大與小的平衡,考量心靈、道德及文化的深層,在深的層面書寫新生活中的人的命運起伏,為特殊找到普遍性。
我有個提法,就是尋找新時代的“梁生寶”。之前,我們有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孫犁的《白洋淀紀事》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等。這些作品以美做底色,成為永久的經典,給予今天的文學創新豐厚的藝術營養。新時代以來,扶貧工作、鄉村振興戰略和波瀾壯闊的新生活,為我們塑造時代新人提供了豐厚的來自生活的源泉。文學迎來了好的機遇,關鍵是作家如何把握這種機遇。作品如何向現實的廣度、人性的深度開掘,這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艱巨的任務。
中國的農民群體是一個特殊的群體,農民的幸與不幸都與土地和糧食有關。從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我們是鄉村變化的見證者、參與者。今天的鄉村振興,正在改變中國農民的命運,也必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影響中國農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模樣。作家需要把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故事記錄下來,對作家來說,這也是光榮的使命。
具體創作中,如何理解認知新時代并處理好新的素材?在我看來,作家獲取素材以后,需要進行深度挖掘和提煉。作家應該始終保持一顆天真并且對生活充滿好奇的心。作家的心靈要不停地感受這個世界的復雜與輕微的嘆息,感受人們臉上表情的微變以及聲音的清澈。如孩童一般,看這個世界永遠是新的,就像透過水光看白洋淀上深處的荷花。
小至白洋淀,大至中國,都發生了滄桑巨變,刷新了數千年來鄉村農耕文明的固有形象。時代在變,文學也要變。如何突破傳統鄉村的書寫?我認為,要貼著人物寫,嶄新的人物形象才會活生生地立住。
寫出真正屬于這個時代的新人,需要下一番苦的功夫。鄉村扶貧、鄉村振興的起步,使鄉村生活變得神奇、驚喜。作家要避免浮光掠影,而是把山鄉巨變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考察、認知,觀察新人的典型細節,再去塑造,新人才會脫穎而出。人在勞動中新生,也在金錢面前變異,人心的復雜性可見一斑。現實生活中蟄伏著各種問題,需要人物去解決。但不能否認,這一切只能在自己認知范圍和文學能力范圍內去努力。
白洋淀沒有大海的喧嘩與騷動,但也有風浪,也有激流險灘,在這個新城市的崛起變化中,靈魂的蛻變是合情合理的。白洋淀需要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人物的情感深度與復雜性代表著作品的深度與表現力。人物必須要有真實的七情六欲,在讓人信服的真實的細節之上,調動作家所能施展的藝術手段,再把人物的精神推到信仰的高度。這是我們新時代作家面臨的重要課題。《白洋淀上》這部作品里,我在塑造王決心、喬麥、趙國棟和王永泰等人物形象時,就帶有這方面的考量。
新區管委會副主任趙國棟,從體制內一步跨進了新時代,有些不適應。想要將他塑造成典型人物,就需要找到真實的細節,不僅要表現出他在做什么,而且要表現出他具體是怎么做的,為什么要這樣做。趙國棟開始不適應,在艱難地進行著調整。在他背著處分、堅持原則、奮勇前行的時候,他的內心實際上有著巨大的沖突。面對小舅子楊義偉的挑戰,他站穩了腳跟;發現有的干部是兩面人的時候,他主動出擊。趙國棟既堅持著原則,內心又產生著困惑與痛苦。趙國棟于是成為一個個性鮮明的人,有著當下一些干部形象的共性。這樣的人物才是真實的。
人物的塑造不僅要服務于作品的內容、思想,更要堅決地反對概念化、公式化,努力讓人物豐滿鮮活起來。人物性格的塑造,需要千姿百態的、具體的、生動的、富有說服力的、發人深省的細節。這考驗著作家對生活的理解能力與把握能力,也考驗著作家的寫作能力。好的細節需要作家去發現,可遇不可求,而作家如何寥寥幾筆把人物躍然紙上,讓新人穩穩地站立在那里,讓讀者信服,成為一個典型形象,需要作家去不斷探索。
喬麥在千年秀林與腰里硬的斗爭,在流轉土地中與各種勢力的較量,在糧站為農民賣糧的義舉,喬麥的人物形象通過她的行為,融合之后得到升華,我們看到了一個新農人形象的誕生,喬麥由虛幻的人物變成了鮮活的人。在矛盾之中去塑造人物,深刻揭示社會問題,人物形象才會立體生動。
喬麥戀人王決心的形象也是這樣在巨大的矛盾漩渦中一點點豐滿起來的。我努力從生活出發,從細節入手,來展示王決心的內心世界。王決心從打魚人成長為有信仰的央企工匠,是一步一步鍛煉蛻變出來的。家里困難的時候,他曾經給打來的魚肚里偷偷注水,只為多賣錢,這也是后來腰里硬攻擊他的把柄。引黃河水入白洋淀,他第一個報名出義務工。吳技術員的犧牲,使他受到了洗禮。這些生活中的真實細節不能編造,更不能簡單羅列相加。他有與生俱來的勇敢與忠義,但也有不少缺點,前進的道路上有過彷徨和迷茫,這就為人物塑造增加了真實性。
《白洋淀上》往現代農業跨了一步,生活中的喬麥們的奮斗鼓舞著我往前走了一步。生活的原型需要藝術加工、想象、再創造。我努力地研究著白洋淀人的生活細處,觀察他們的神態、說話的腔調、口頭禪,研究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試圖通過文學的細節,寫出屬于這個時代的新人的典型形象。
王家寨的打魚人王永泰老漢,老婆在水災中早逝,自己帶著兩個兒子生活,艱苦異常,還收養了雁翎隊隊員水上飛老人的孫子。他打了一輩子魚,從未吃過魚肉,把魚讓給年邁的母親和兒子們吃,自己吃了一輩子魚刺。他有一顆善良的心,打魚人老順子家里貧困揭不開鍋的時候,王永泰把自家僅剩的糧食慷慨相送。新區成立,白洋淀不再讓打魚,剛開始的時候,王永泰是困惑的,且提出質疑,甚至有些氣憤。但看著白洋淀的水質變好了,看著兒子王決心在千年秀林和地下管廊建設中找到自己的價值,王永泰老漢的思想開始轉變。后來,王永泰在水災中因護堤犧牲,王決心帶著老人的骨灰,劃船游了一遍白洋淀,將骨灰灑進大淀,留下了不朽的精魂。
王家的奶奶鈴鐺是魚丸子的傳人,身上閃耀著傳統道德的光彩。銀錠魚丸在康熙年間得以賜名,流傳了幾代人。王決心卻不喜歡做魚丸,只愛打魚,在黃河入淀工程中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和覺醒。奶奶叮囑他尋找王家英雄王學武的遺體,他在千年秀林工地發現了尸骨,經法醫鑒定,確是王學武的遺骨。王學武抗日時被日本人殺害,人頭被掛在縣城城樓。幾十年過去,遺骨終于完整。王決心被先人的英雄氣概震撼,精神得到了升華,在新區建設中找到了自己的價值。
結 語
在一片荒地上,一座美麗的新城拔地而起,這是新時代的壯舉。六年來,白洋淀的干部群眾以及來自全國的建設者,面對困難,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行不避險,艱苦創業。我為他們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感動。白洋淀也成為城鄉統籌的建設典范,科技賦能的生態農業和現代農業在這里崛起。王家寨、北羊村的老百姓參加新區建設,投入現代農業發展的洪流,搬進了新居,收獲了從未有過的獲得感。這些時代新人在新區建設中釋放了一種新的能量,打開了內心深處的隱秘癥結,實現了生命狀態和思想感情的巨大轉化,在奮斗中完成文化的重建和人的靈魂的新生。
實際上,“中國現代文學發展至今,作家很難再靠某種單一的文學取向,必須既向內也向外”。我們應該下功夫去研究的是,如何提高作家的心靈質量,如何對藝術世界有獨到發現,對人性世界有嶄新認知,如何獲得寫作的創見。這是我們面臨的寫作難度。作家需要“在直面自己的內心的同時,以寬闊、深入的眼光容納時代生活的復雜經驗”,重新面對文學的基本問題,“進行艱苦的自我塑造,真正獲得表現這個時代的精神高度和藝術能力”。[2]
注釋:
[1]景俊美:《論關仁山長篇小說〈日頭〉》,《小說評論》2015年第4期。
[2]《回到文學本身——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紀要》,《南方文壇》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