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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初年，在今河南衛輝的一座戰國魏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簡，統稱“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便是其中之一。后經西晉時期文學家荀勖等人校訂，并以當時文字寫成，最終成書6卷。《穆天子傳》又稱《周穆王游行記》，主要記載了周穆王在位時期的巡游經歷，是我國現今所見的文字記載中最早的一次旅行記錄。西周時期周天子治下及西北地區各部族的社會風貌、風土人情、神話傳說也是該書的特色，這是一部兼具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情懷的文學作品，堪稱我國早期的“旅游文學”。

虛實結合的“游記”

清代所編的《四庫全書總目》認為，《穆天子傳》“夸言寡實”，將其歸入“小說”一類。這實際上點出了本書的最大特色，即采用虛實結合的寫作手法，將歷史與神話想象亦真亦幻地融合在一起，對周穆王的巡游事跡予以描寫。

周穆王姬滿在位時間長達55年，是西周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除《穆天子傳》外，其巡游事跡在其他早期的傳世文獻中亦有記載，如《左傳》中提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周穆王意圖留下他周游列國的車轍與馬蹄的印記，所以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寫道：“（周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從這些史料中，我們可以感知周穆王是一位喜歡游獵的君主，《穆天子傳》中的巡游記載有較高的可信度。傳中提到的河伯氏族、西王母國也都存在于歷史記錄之中，這便是《穆天子傳》中的“實”，真實的歷史人物與相對可信的史實共同構成了本書的核心。

神話傳說是基于遠古時期人們的想象與難以理解的超自然現象的結合，更像是一種“神化”的現實生活，代表了人們對世間美好與未來的期許。在中國古代的神話體系中，昆侖山不是具象的山，而是富有象征意義的神山。《山海經》中，昆侖山被視為天帝在人間的都城，是“百神之所在”。我們所熟知的神話人物如伏羲、女媧等，均與昆侖山有著緊密的關系。在《穆天子傳》中，周穆王曾以盛大的禮儀祭祀黃河的水神河伯，河伯隨后代表天帝賦予周穆王管理國家的使命，而后又向他指明了通往昆侖山的道路：“詔女（汝）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舂山之寶。”在遵循河伯的指引并經過長時間的艱苦跋涉后，周穆王到達了昆侖山，他見到了黃帝的宮殿，拜訪了雷神“豐隆”的墓葬。

在《穆天子傳》的敘事中，作為現實存在的周穆王不僅見到了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到達了具體的地方，還與傳說中的人物交談、互動。神話褪去了一絲神性，更多地具有了人的特質，這使得神話走進了現實，歷史真實與神話傳說產生了深度交融。

“前絲綢之路”時代

西漢時，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架起了東西方交流的一座橋梁。但在絲綢之路正式開辟以前，東西方之間已有交流。通過近些年的考古發現，學界認為在絲綢之路前，東西方之間的貿易主要以彩陶及玉石為主，西北地區則承擔著經濟與文化走廊的角色。周穆王是否真的跋山涉水、不遠萬里地到達今新疆等地，目前學界尚無定論，但《穆天子傳》中的記載可反映出西周時期中原與西北地區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

周穆王自成周（今河南洛陽）出發，向北渡過黃河，到達太行山后，又向西進發，隨后在河宗氏族的引導下前往昆侖山。在整個西行過程中，周穆王及其隊伍經過了諸多氏族部落，《穆天子傳》對這些部族的位置、風俗都有一定的描述。地方上的氏族對周穆王一行表現出積極的歡迎態度，紛紛進獻當地的特產，如昆侖山附近的赤烏人進獻了酒千斛、食馬九百、牛羊三千等物品。出于禮節，周穆王回贈給赤烏人黃金、貝帶、珠玉等。作為天子的周穆王肯定不會貿然前往一個陌生的地區，因此這些記載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西周時期中原與西域諸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條貿易通道。另外，從交換的物品來看，赤烏人的物品具有明顯的游牧民族的特性，而周穆王回贈的物品則帶有明顯的中原文化的特征，這些經貿活動是古代中國中原地區與西北地區在文化上的碰撞。

在神話傳說中，“西王母”往往作為天界女神的形象出現，歷史上的“西王母”應為西域地區一個強大部族。周穆王西行的目的地是“西王母之邦”，也從側面反映出西王母部族在西域地區的影響力。根據一些學者的考證，西王母部族大概在新疆境內阿爾泰山區額爾齊斯河上游一帶，即古代西域的境內，這里的居民可能是羌人，也可能是斯基泰人。對于西王母，周穆王給予了極大的尊重：“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賓禮是西周五禮之一，是天子接見諸侯的禮節，據《周禮》所記：“以賓禮，親邦國”，此處不難看出周穆王對西王母部族的尊重。據與《穆天子傳》同時出土的《竹書紀年》所載：“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由此可見，“前絲綢之路”不單單是經貿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它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距離，更促進了二者在文化上的交融，為西漢時期“絲綢之路”的開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德治之萌芽

在周人看來，殷商的滅亡主要是由于統治者的殘暴和對人民的壓迫，統治者的“無德”引起了周邊部族的反抗。周自建立之始，便十分注重對“德”的追求，并逐漸演化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等思想。周人認為，他們的權力來源于“天命”，“天命”的歸屬則取決于君主是否具有德行。因此，周人十分重視在治理國家過程中對“德”的追求。從《穆天子傳》中，我們便可看出周人追求的“德治”思想。

其一，遵守禮儀規范。“德”作為一種抽象的理念，往往需要現實中“禮”的配合。作為外在行為規范的“禮”能夠保證“德”的踐行，周公制禮作樂意圖潛移默化地規范人們的道德行為。《穆天子傳》中所體現的禮儀十分周全，如在到達許國并接見許男（“男”是爵位的一種）時，明確提出“去茲羔，用玉帛見”，認為許男的行為不符禮儀的規定，最終許男折返并帶上了束帛和玉璧，這才得到了周穆王的接見。在巡游的過程中，無論是在宴請各部族首領，還是在同西王母宴飲時，周穆王也都嚴格遵循相關禮儀規范，使用包括“觴”“饗”“飲”等不同的飲酒禮儀。當所有的禮儀得到嚴格遵守時，“德”的貫徹變得水到渠成。

其二，關注人民的疾苦。民心的向背往往是衡量君主德行的重要指標，也代表了國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周穆王巡游至中原地區時，“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在目睹了百姓因天災而受苦時，周穆王十分傷感，悲哀地唱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對自己沉迷于游樂，不能及時匡扶百姓予以深刻反思。在周穆王看來，百姓之所以遭難，與自己和官員的失職乃至失德是有直接關系的，這蘊含著早期的“民本”思想。

其三，“和為貴”的理念。國家間的和平、人民間的和諧歷來是中華民族孜孜追求的理念，“和”也是“德”的目標。在一次巡游之中，畢（國）人通報戎人來侵，于是周穆王派遣孟念前往幫助畢國，這是《穆天子傳》中僅有的一次戰爭記載，而且這次戰爭還是被動地抗擊戎人的“入侵”。《穆天子傳》通篇充斥著追求和平的思想，無論是在面對西域各國時的友好往來，還是對戰爭的極力排斥上，無一不顯示出對內治理與對外交往中“和為貴”的思想。

優秀傳統文化的延續歷來離不開文化典籍的傳承，豐富的典籍是中華文明的顯著特色。正如《穆天子傳》，雖是一部虛實結合的游記，卻具有豐富多彩的內容，體現出兼收并蓄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