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世紀七十年代，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下文簡稱“人美”）復社，在上海美術館工作兩年多的我又調回人美。當時人美的社長李槐之是李一氓的侄子，他多才多藝，能寫會畫，人長得又帥氣；聽說他在部隊當過騎兵，衣著很時髦，還有個洋名——果克。社領導楊可揚分管出版工作，他為人厚道，很早就投身革命，積極響應魯迅先生的號召，以刻刀為武器向敵人發起進攻。他的木刻作品雄渾大氣，我很喜歡。

1977年，人美的同事都回來了，可揚便盤算著做一本新刊物。雖然他是版畫家，但對這本刊物的定位很明確——介紹傳統書畫藝術。“文革”剛結束就提出這個選題，很能體現他的魄力。

第二年，《藝苑掇英》創刊出版，一經問世就受到社會的好評，畢竟當時的美術界一片荒蕪，藝術家缺乏創作與交流的平臺，民眾的審美與閱讀需求也在慢慢復蘇，期待看到更多高品質的專業出版物。這本刊物旨在“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努力介紹祖國歷代優秀的繪畫、書法等藝術作品，為繁榮社會主義美術創作、整理祖國藝術遺產，豐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供和積累寶貴的資料”。

在《藝苑掇英》創刊前，全國最有影響力的美術刊物當屬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的《美術》，《美術》包含的內容比較龐雜，有段時間它倡導新國畫、新風尚，幾乎不見傳統書畫的蹤跡。《藝苑掇英》不一樣，我們在一開始就把它定位為中國書畫叢刊，以推介傳統書畫精品為主，先出版各大博物館的藏品，再擴大到海內外的公私收藏。正因如此，全國搞美術的人都知道上海有這么一本刊物，新刊上市一周便被搶購一空，稍微晚幾天出版，讀者就會打電話到編輯部催問。

《藝苑掇英》之所以熱銷，一是它滿足了大眾對傳統書畫的熱愛和追捧，禁錮這么多年，現在總算有一個平臺了；二是在作品的選擇上，力求全面而精當，兼顧豐富性與欣賞性。編輯到全國各地甚至海外組稿，只為把最精美的作品呈現給讀者。

創刊之初，《藝苑掇英》主要由張蘇予、楊道敏兩位編輯負責，他們原本不從事中國書畫的研究與出版，編輯《藝苑掇英》，相對辛苦一些。1978年5月的創刊號封面，選用了邊壽民的《蘆雁》，很快就有讀者提意見，一是畫家的年代標錯了，邊壽民是清代的，誤寫成明代；再者，創刊號的封面，一定要選有分量、壓得住的畫家和畫作，邊壽民雖然是“揚州八怪”之一，排名靠后，不算最出類拔萃的。總之，這幅畫放在創刊號的封面上，壓不住。

就這樣編了幾期，社里打算換個熟悉中國書畫的編輯接手，最好既能畫，又有些專業知識，年齡還不能太大，外出組稿對體力是個不小的考驗。可揚對我說：“小龔，你喜歡傳統書畫，你來搞吧！”我很高興，進入人美工作整十五年，正是我年富力強的時候，我也想集中精力做些自己喜歡又擅長的工作。

接手《藝苑掇英》后，我開始四處組稿。第一站是四川，四川的藝術資源雄厚，上大四那年為了做畢業創作，我去過成都，印象頗深。

四川省博物館（現四川博物院）歷史悠久，收藏的書畫、陶瓷、青銅器、民族文物、工藝美術、宗教藝術、石刻等豐富多彩，文化特征鮮明。特別是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據傳他一共臨摹了二百多幅，四川省博物館就藏有一百八十多幅。館里藏的古畫也多，源頭可以上溯至安史之亂，玄宗和僖宗入蜀避亂，一些京師畫家和宮廷藝人隨之到來，故當年有“蜀道僻遠而畫手獨多于四方”的說法。

去四川時，我們是“三人行”，除了我和另一位編輯，還有擅長攝影的平原。平伯伯干活慢，但慢工出細活，水平高，我們要刊用的作品，都由他翻拍。

那時，重慶尚屬于四川。在重慶市博物館（現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組稿時，我看到了明代唐寅所臨絹本《韓熙載夜宴圖》，名家臨名家，絕對是傳世珍品。我還看到一幅徐青藤（徐渭）的書法。徐青藤的潑墨大寫意對后世影響巨大，我跟李苦禪先生就是學的大寫意，對徐青藤的書畫很感興趣。

后來，我們又去看大足石刻。大足石刻始建于唐和五代，歷代積累而成，比較分散，我們選擇了最精彩的兩個山頭：北山和寶頂山。北山上的一尊宋代石雕菩薩特別迷人，菩薩的面態雍容富麗，神情悠然恬靜，王朝聞先生說過，“這是東方的維納斯！”為了拍攝好這尊石雕菩薩，必須下大力氣，洞窟里的亮度不夠，我們就用鏡子、白紙反射光線。最后印出來的圖像不錯，清晰又柔和，這尊石雕菩薩看上去更美了。寶頂山的石刻比較集中，佛、道、儒的造像都有，還有三教在同一個龕窟里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沒有完成的造像，剛好讓今人一窺石刻工藝的流程，我是越看越喜歡。

下山后步行十幾里路，我們看到一座寶梵寺，寺內的明代中期壁畫美輪美奐，藝術水準高，難得的是妙趣橫生，很多世俗的畫面極其生動。這么珍貴的壁畫，當時沒有人管理，生產隊在大殿里堆糧食，壁畫下半部分都被麻袋磨花了。我們一邊欣賞，一邊惋惜，趕快拍攝下來，在這里又積累了不少素材。

我從第七期開始主持《藝苑掇英》的編輯工作，當期便推出了“四川專輯”，出版后很受歡迎，但也有一些讀者提意見，說內容太雜，書畫、篆刻、瓷器、石刻什么都有，希望集中于書畫一項，特別是流傳有序的名家名作。其實我本想以書畫為主，只是看到大足石刻后被深深打動，認為有介紹的價值，況且雕塑和書畫有很強的相通性。從第八期開始，《藝苑掇英》就專門介紹傳統書畫了。

此后，我又到國內各大博物館組稿，特別是那些書畫館藏豐富的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我去的次數最多，楊仁愷先生在那里，我們的關系特別好。上海博物館更是近水樓臺，熟門熟路，我們合作出版過好幾期專輯。至于故宮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等，《藝苑掇英》也出過相應的專輯。

江南地區人文薈萃，一些博物館的規模雖然不大，卻令人眼前一亮。比如揚州博物館，它的館藏出一期專輯也沒問題。通常一期《藝苑掇英》需要七八十幅照片，這就意味著組稿時至少要拍攝兩三百幅。

組稿的過程是相當艱辛的。有一次去安徽拍攝太平天國壁畫，當地交通不便，我們要步行十幾里路。平伯伯帶的設備很重，實在背不動了，大家就輪流幫他。還有一次去陜西省博物館，為了色彩保真，我們在暗房里拍攝，窗戶全部被遮住，不透光也不透風，大夏天的連電扇也不敢吹，生怕畫被吹動。就這樣拍了好幾個鐘頭，全身濕透，熱得幾乎要暈倒。

寧波的天一閣也有很多珍貴的書畫，比如徐青藤的《行書白燕詩軸》，近三米高；還有一幅陳白陽的山水畫，尺幅也很大。我們在館內拍攝時，因為電壓不穩，燈光一會兒明一會兒暗，還不停閃爍，實在是拍不成。剛好我有個同學在寧波東錢湖的東海艦隊司令部工作，我想部隊的條件應該好些，就把畫運過去拍攝，好不容易掛起來了，卻發現東錢湖的電壓也不穩，只得作罷。多說一句，天一閣收藏了一組銅版畫——郎世寧主持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共十六幅，乾隆年間送到歐洲制版。這組畫表現了乾隆“十全武功”中的“兩全”，刻畫細致，其中的不少戰爭場面精彩激烈，故這組畫兼具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能反映當時的歷史情況。遺憾的是，寧波天一閣專輯因故沒有出版。

《藝苑掇英》一直致力于展現燦爛輝煌的傳統書畫世界。有些古代書畫很少公開展出，不要說普通讀者，就連專業人員也難得一見，由于這本刊物的影響力大，不少博物館都允許我們到庫房里直接挑選、拍攝，而且免費，頂多送一些雜志。到后來我們再去拍攝時，就要付費了，再后來，有些博物館即使付費也不讓拍，均由館方供片，這說明大家的版權保護意識越來越強了。

各大博物館的專輯做得差不多了，我開始考慮以畫家、畫派、藏家作為組稿的重點。藏家方面，比如國內的唐云先生、鄧拓先生、周懷民先生，中國香港的劉作籌先生，美國的王己千先生、翁萬戈先生、高居翰先生等。而后還拓展到一些來上海做展覽的外籍藏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部房次郎先生捐贈給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的藏品，連續出版了兩期專輯，都是精品。《藝苑掇英》在海外有一定影響力，很受海外華人的歡迎。

主編《藝苑掇英》二十年，我慶幸我們抓住了時代的機遇，也用我們的心血，為那個年代的讀者奉獻出一批難得一見的名家名作。在組稿的過程中，我去那么多博物館看名畫、訪名家，入眼的都是珍品孤品，聽到的都是獨特觀點，加之虛心求教，這使我的藝術視野越發開闊，對我的藝術創作頗多裨益。對讀者而言，《藝苑掇英》起到了藝術啟蒙和藝術傳播的作用，直接推動了傳統藝術審美的復興。

很多年過去了，直到現在還有人提起《藝苑掇英》，于我實屬欣慰。

（邢建榕、魏松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