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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是出版于晚明的兩部話本小說集。“三言”指馮夢龍編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與《醒世恒言》；“二拍”是另一位書坊主兼小說家凌濛初編成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三言二拍”將宋元明三個朝代的話本、根據《太平廣記》《夷堅志》等子部小說以及明代社會新聞改編的小說，進行了幾乎一網打盡式的整理改編，堪稱話本小說的集大成。

這兩部話本小說集共有198篇短篇小說，卷帙浩繁，人物眾多。古代文學史上，能夠容納如此眾多的生動鮮活的平民化形象的名著可謂絕無僅有。生活在各個地域、各個朝代，角角落落的人物，喜怒悲歡、生老病死、祈愿紛紛、南腔北調，一片聒噪喧嘩。

所謂平民化形象，有兩個含義。一是平民形象，指身份普通，出于底層的人物。商人和女性構成了“三言二拍”最具標志性的人物群像——新興的商人階層和生機勃勃的女性人物，從社會的邊緣與底層，走向市井舞臺的中央。二是去掉了身份光環，被平民化的形象，指那些被世俗化地塑造和解讀的帝王將相、清官秀才一類人物。這兩類人物一面被抬高、一面被矮化，正反映出晚明思想家以人生存的物質性要素為根柢的啟蒙思想。李贄說：“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衣與飯”是人的社會活動中不可缺的物質要素，由此寫去，才能“去偽存真”，見出真情。

馮夢龍和凌濛初都是典型的晚明文人。出身背景和生平經歷大致相仿，都是功名不得意，筆頭極勁健便給的才子型文人，而且自家也是開書坊經營圖書的。他們一生編著的書幾乎算得上著作等身了——戲曲小說、考試指南、整理民間文學等等。這就使得他們能夠目光向下，看得到市場、看得到眾生，能夠從市井民眾的視角去理解和塑造人物形象。如此，就在歷史車輪隆隆滾動的宏大旋律中，留下了市井喧囂之聲的合音。

努力進取的商人形象

傳統社會的等級排列是“士農工商”，商人地位最低。現代人很難理解商人在話本當中作為正面形象出現有多么不易。明代社會等級森嚴，“貴賤之別，望而知之”，張瀚在《松窗夢語》中說：“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制，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之法”，市民的穿著打扮都受到嚴格的規定與限制，“市井富民，亦有服紗綢綾羅者，然色必青黑，不敢從新艷也”。整個社會彌漫著等級制度的壓抑氛圍，再加上朱元璋嚴重的抑商政策，使得商人階層的進取意識受到強力的壓制。明代后期，“越禮犯分者越多”。社會風尚的改變，就是從追求財富、追求個人尊嚴和自我價值開始的，而商人的進取意識正是社會巨變的重要表現。

“三言”當中商業故事占據了很大篇幅，追求財富的社會心理，使得商賈成為頻頻亮相的人物，如泛海的客商，養蠶織綢的小機戶，提壺賣水的小生意人和家資百萬、專靠資本營運為生的巨富。在以前，商人往往因其“四民之末”的地位而被輕視。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在白居易看來，琵琶女落魄到嫁為商人婦，是非常可憐的。到了元代，關漢卿著名的雜劇《趙盼兒風月救風塵》中的反派，就是一個叫作周舍的富商，他依仗著自己的錢財欺負書生、糟蹋女性。元雜劇中，商人多是以負面形象出現的。“三言”“二拍”中，以正面形象登場的商人大量出現，他們的發家故事尤其受到市井讀者的喜愛。

作者講述他們各種各樣的人生故事及在其中體味到的酸甜苦辣，用充滿趣味的筆墨，把商業活動中的偶然因素及那些一瞬即逝的機會交給商人來把握，使他們的人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憑借自身的能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就是從一個個鮮活的個體身上呈現出的生機勃勃的奇遇故事。馮夢龍和凌濛初大概也見識了一些為富不仁的不公平現象，所以有意以善有善報的等價交換模式，引導人們的向善之心。“三言”之所以名為“喻世”、“警世”、“醒世”，就是出于這樣的目的。

《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潤澤灘闕遇友》講述了一個名叫施復的小手工業者，因善行得到善報的故事。小說最突出的特點不是在講果報，而是很細致地展現了當時的江南小鎮中，機戶們如何一點點地勞作、營運、起家的故事。它和明人張瀚的筆記《松窗夢語》互相印證，很有某種歷史代入感。如它講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里有一個鄉鎮叫盛澤，這里居民稠廣，土俗淳樸，當地人都以養桑蠶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施復便是其中一個普通的機戶。一天，施復拾到了另一個小機戶朱恩遺失的六兩銀子，在興奮地盤算了如何用這六兩銀子發家致富之后，他想到了這六兩銀子對失主的重要性，因此選擇了拾金不昧。他的妻子道：“這件事也做得好。自古道：‘橫財不富命窮人。’倘然命里沒時，得了它反生災作難，倒未可知。”后來在桑葉短缺時，朱恩的報恩不但是解決了困難，還使他躲過一場覆舟的大難。施復的生意依靠志誠和時運而逐漸興盛，所織的綢“人看時光彩潤澤，增價競買，比往常每匹平添很多銀錢”，“幾年間就增了三四張綢機”，人送綽號“施潤澤”。不上十年就有了數千金的家世，“施復之富，冠于一鎮”，成為商人靠自身的善行與努力起家的樣板。

“三言”很注重表現商品社會、商業規則帶給人們的價值感和自尊意識。《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主人公秦重，只是一個挑擔賣油的小販，他看上了花魁娘子，竟生出非分的妄念：“你道天地間有這等癡人，一個小小經紀，本錢只有三兩，卻要把十兩去嫖那名妓，可不是春夢？”但他轉念一想：“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銀子，怕他不接！”傳統社會的道德要求每個人都要安守本分，不能做超越自身所處階層規范以外的事情。當秦重通過商業社會的邏輯，一分一厘地盤算運籌，終于攢出十兩銀子去見花魁娘子的時候，其突破階層限定的努力就是積極進取、值得欽佩的。

徐阿寄的故事（《徐老仆義憤成家》）也是如此。這個主人公在明代有原型，很多文人給他寫過傳記。故事講的是一家三個兄弟分家，老三是一個寡婦，大房和二房欺負老三，把老仆作為老廢物分給孤兒寡母的三房。徐老仆的“義憤”主要來源于他的價值被人忽視，他主母說：“那牛兒可以耕田，馬兒可雇倩與人，只揀兩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卻推兩個老頭兒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徐老仆聽了這話，猛然揭起門簾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單費你的衣食，不及馬牛的力么？”“那牛馬每年耕種雇倩，不過有得數兩利息，還要賠個人去喂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有，精力未衰，路還走得，苦也受得。那經商道業，雖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他外出經營，只要有利就做，“十年之外，家私巨富，那獻世保的田宅，盡歸于徐氏”。徐老仆憑借自身勤勞的品質與出色的經營能力創造財富，維護了自身的人格尊嚴，正是商業規則使等級社會中的弱者具有了證明自我價值的出路。

再如文若虛（《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初刻拍案驚奇》）是個“一身落魄，生計皆無”的文人，他不甘于將自己束縛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之中，要跟著商人們出海貿易：“看看海外風光，也不枉人生一世。”他用一兩銀子的本錢，買了百余斤洞庭紅橘子，得了意外的好運，賺下八百多兩白銀。在歸途中又撿到藏有夜明珠的大龜殼，這個寶物被胡商認出購買，文若虛從此發家致富。“胡人識寶”的故事在中古時代就非常流行，《太平廣記》中有四十多則。本篇小說把它和海外貿易故事聯系起來，表現出文若虛作為一個底層文人，憑借自身向外開拓的探險精神為自己創造財富，提升自身價值的進取意識。他的轉運故事也是對積極奮進的商業精神的鼓勵。

無論是元雜劇，還是“三言二拍”，對于這些普通商人都有一種平等的同情和理解，這是文學極大的進步。“三言二拍”細膩地描寫了商人的欲望與生活，將他們活生生地帶到讀者面前，能引起同為普通大眾的我們跨越數百年的共鳴。

善于營謀的市井女性

“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描寫真正做到了“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書里寫的每個女性都有她所要面對的人生困境，她們如何擺脫眼前的困境、如何籌謀自己的人生，成為敘事的主要動力。文學的故事需要一種勢能，這種勢能就是你怎么由窮變富，你怎么改變現狀，你怎么從一個不好的境遇變成人生的順境通途。“三言二拍”的精彩之處正在于每個女性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很努力地去營謀、去算計、去獲取，然后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被動地等待別人的安排，這樣的人物才是生機勃勃的，這樣的敘事也才是充滿吸引力的。

在各個時代各個社會中，都不乏擁有人生智慧和堅韌性格的女性，但傳統文學卻無法全面地容納、表現這些活潑潑的人物。“三言二拍”的市井世界中，涌現出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市井女性，如白娘子、杜十娘、莘瑤琴、趙春兒等。這些女子或者出身妖怪或者身份低微，但都靠著自己的務實的籌謀，盡力爭取幸福婚姻，展露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與進取心。

白娘子（《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是這些人物中最令人矚目的。白蛇的故事，從中古時代一直流傳至今，成為“中國民間四大傳說”之一。在《警世通言》中，白娘子依然帶著早期靈怪故事的可怕身影。比如她幾次現出本相：吊桶來粗大的身軀，一似燈盞般放出金光的蛇眼，很是恐怖；她纏住許宣，幾次三番以美貌和金錢迷惑他，她偷來的錢財行頭又屢屢讓許宣惹上官司，一再被發配。讓許宣這個平庸的小人物難以招架，又逃脫不掉。

“蛇性之淫”和癡情女性形象的結合，使話本獲得了某種文學的隱喻效果，代表了人們對于泛濫的愛欲的恐懼。將一個大膽、堅韌地追愛的女性，塑造成拖著蛇身的妖怪，是一種平民文學的典范。但在話本小說中，白娘子這個形象，也具有了與此前志怪中吃人蛇妖不同的況味。市井間的讀者們，既對這般憑借自身的營謀去爭取愛情的新式女性感到新奇喜愛，沉浸在她對許宣專一而執著的感情想象中，又有著小市民一般的務實與理智。

杜十娘和她的“百寶箱”是另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十娘的底氣和她的自尊來自她的百寶箱。當李甲為了區區千金將她轉賣給了商人孫富之時，她痛責：“妾風塵數年，私有所積，本為終身之計。……箱中韞藏百寶，不下萬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托，……今眾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耳！”“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珰，瑤簪寶珥，充牣于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李甲與孫富及兩船之人，無不驚詫。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簫金管。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千金。十娘盡投之于水……最后又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綠，貓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眾人齊聲喝采，喧聲如雷。”杜十娘的籌謀以及她對李甲的真情，就是通過層層排比的金銀珠寶，將情節推向了高潮，也映襯出她激越的情感與濃厚的悲劇性。

杜十娘的悲劇似乎在一開始就已注定，她想用自己在商品社會中積累的財富去換取與高門子弟的真情和婚姻。這顯然還是局限于傳統的門第觀念當中。金錢固然能在晚明商品經濟發達的時代環境中帶給人提升社會地位的機遇，但對于注重血緣和名望的封建大家庭而言，門第和身份是他們對抗平民階層的護身符，金錢的侵蝕恰恰對他們構成了最大威脅。所以象征杜十娘尊嚴和真情的“百寶箱”，在她嫁入高門、委托終身的籌謀之路上，是難以替她達成愿望的。杜十娘個人的尊嚴感與李甲和孫富在碼頭上進行的這樁古老的人身轉讓買賣，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所以一屜屜被撇入河中的“百寶”，就為這位風塵女性樹立起了前所未有的高尚人格形象。

杜十娘的悲劇，源于她在一個平民時代，仍然延續著中古時代的擇偶觀，沿著攀附權貴、向著上位者輸忠投誠的老路來規劃出路，因而悲劇性是不可避免的。《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莘瑤琴則提供一個反例。莘瑤琴和杜十娘都是京都名妓，生活在同一個階層、同一種社會背景之下，但是莘瑤琴夫妻終老，闔家團圓，過上了幸福美滿的世俗生活。莘瑤琴的擇偶觀是平民階層務實的擇偶觀。當杜十娘還停留在進高門、嫁書生的傳統路徑選擇時，莘瑤琴一入行，就接受了劉四媽現實的職業規劃——積攢錢財、贖身從良，投奔一個好的姻緣。面對不幸的處境，她沒有選擇尋死覓活的反抗，而是順應現實的境遇努力經營自己。所以她可以接受賣油郎的低微身份，對秦重說：“我要嫁你。”她看清了那些“豪華之輩，酒色之徒，但知買笑追歡”的本性。真情只在地位相當的人物身上可尋。小說將人物置于“靖康之難”這樣一個人民離散的大背景下，講兩個底層人物相互溫暖、互相扶持，共同建立起世俗人生中的美滿生活，正是平民讀者喜聞樂見的。

被世俗化的官員與書生

“三言二拍”中，與處于底層和邊緣的商人與女性形象的崛起相應的是，帝王將相、清官書生等傳統正面形象，在平民視角中被凡人化、市井化了。《史弘肇龍虎君臣會》寫的是五代周高祖郭威和后來被追封為鄭王的軍閥史弘肇這兩位帝王，在微賤之時的潑皮無賴行徑。他們日日混跡市井，偷雞摸狗，蒿惱得一村疃的人過活不得，沒一個人不嫌，沒有人不罵。郭威郭大郎用一條“鏖糟臭油邊子”頭巾作回定，娶了貴婦人。口角生動的對話，把亂世梟雄們的流氓面目塑造得分外鮮活。

《滕大尹鬼斷家私》中，清官滕大尹知道了老太守留給寡婦稚子的家財，“未免垂涎之意”。他不惜裝神弄鬼，使出渾身解數演了一出獨角戲，謊稱鬼家主以錢財酬謝，他推拒不過，昧下一壇金子落得受用，把“眾人都看得呆了”。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把蘇軾這樣一位大文豪，寫成一個喜歡露才揚己、恃才傲物的輕薄文人。“二拍”的《硬勘案大儒爭閑氣》，寫大儒朱熹，因為疑心唐仲友看輕自己，就污蔑他和妓女嚴蕊有奸情，為爭閑氣不惜拷打嚴蕊，讓她吃了無限的磨折，搞得外面人言喧沸，沒一個不罵朱晦庵的。

那些在唐詩、宋詞和元雜劇中，正義高尚的書生們也顯露出實際而功利的一面。他們的悲歡大都圍繞著科舉。科舉不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大抱負，而是富貴金錢、世俗欲望的滿足。“選得官來，那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在轎兒里，抬來抬去，飽餐羊肉滋味，重教細膩。更尋對小小腳兒，夜間伴你。”（《俞仲舉題詩遇上皇》）書生們中舉就可以做官，“做了官，怕少錢財？而今那個做官的家里，不是千萬百萬，連地皮多卷了歸家的？”（《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艄》）

帝王將相、清官才子的世俗化和商人、女性的崛起，在平民視角的話本中是一體兩面的世界。在商業發展的社會中，人們通過自身的努力和營謀追求財富、獲得個人的價值與尊嚴，必然打破等級社會里的神話與光環。既然都是人，就人人都應有尊嚴、有私欲，沒有誰更高尚。如此寫來，必然會成為平民百姓間的一種自我啟蒙。

“三言二拍”的很多故事能引發現代讀者的共鳴，因為生活在宋明時代的人們，和今人并無大的不同。那些瑣碎日常里的苦痛哀樂、辛勞營謀，是千年不變的生活主題。如此眾多的熟悉、親切、似曾相識的人物和故事，獲得超越于時代的理解與感喟，既不可思議，又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