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愛因斯坦在上海

曾經在手機上刷到作家莫言的一個視頻，他說：“假如我得的是諾貝爾物理獎，你看我還會不會低調，說不定我會非常張揚，因為這是我的發現，已經被實驗證明，這個定理就存在，存在宇宙里面，誰如不服你也來一個……”莫言的這段話，不由讓我想起了與上海有過兩次相遇的愛因斯坦。科學家一旦有所“發現”，想要低調也難，更何況是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

“北野丸”號到達上海

1919年，對于愛因斯坦來說，是他人生的轉折之年。

就愛因斯坦一己私事來說，這一年他與已經分居了五年的妻子米列娃好合好散，辦妥離婚手續。此后，愛因斯坦與帶著兩個女兒守寡的表姐埃爾莎重組家庭。他倆曾經是兒時的玩伴，埃爾莎善于持家。再婚后的愛因斯坦覺得，以前家庭生活中他所求之不得的，埃爾莎幾乎都給到了他，他真切地體驗到了未曾有過的幸福。兩年后，愛因斯坦的身影出現在上海時，妻子埃爾莎如影隨形地陪伴在他身邊。

就愛因斯坦對世界的影響而言，這一年，或者更確切地說，1919年11月7日，愛因斯坦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已成為世界名人。當時愛因斯坦還不知道，就在昨天下午，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在倫敦召開。隨即《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宇宙的結構》的社論。社論中寫道：“關于宇宙結構的科學觀念必須改變……最杰出的專家們確信，世世代代以來認為無可置疑的事實，已被有力的證據推翻，需要一種新的宇宙哲學……”

愛因斯坦的“轟動效應”即由此來。因為《泰晤士報》這篇社論涉及的主角，正是當時年屆不惑的愛因斯坦。

關于“宇宙結構”觀念“必須改變”，以及有“證據推翻”等這些表述，吸引了眾多記者紛紛前來圍追堵截，對愛因斯坦進行采訪，讓他應接不暇。除此之外，更有大量郵件雪片般向他涌來。這些來信者中，雖然不乏想和愛因斯坦討論科學問題和向他求教者——請他解釋空間怎么會彎曲，請他證明宇宙怎么能有限等，但更多的是向他索要簽名照片和親筆信的擁躉。除了以上這些，還有向他求助的人。如有個學生沒有考上大學，想請愛因斯坦在教育部為其說情；有個青年發明家覺得自己的新發明被埋沒了，想請愛因斯坦出面為他說話……當然，這些事大多由埃爾莎及女兒予以處理回復。

有些事情卻須愛因斯坦本人出面，比如世界各地向他發出的講學或訪問的邀請接踵而至。當時愛因斯坦身在德國柏林，他最先接受的是來自毗鄰國家荷蘭的邀請。1920年，他即成為荷蘭萊頓大學的特邀教授。據說有一次荷蘭女王視察萊頓大學，知道愛因斯坦也在萊頓大學，就表示很想見他。

之后又有布拉格大學、維也納大學邀請他去講學。接著，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相繼向他發出前往講學或訪問的邀請。其中在普林斯頓大學，愛因斯坦就做了四次學術報告，這些報告內容后來編成書名為《相對論的意義》的小冊子出版。

而應邀前往日本，則開啟了愛因斯坦的首次遠東之行。他與上海的相遇，就在這段旅程中。

愛因斯坦此行是應日本改造社出版機構之邀，前往日本進行講學訪問。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已是遠東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也是海路交通樞紐。愛因斯坦夫婦乘船來回途中，兩次均在上海作短暫逗留。盡管全部時間算上，前后也才不過兩夜三天，但畢竟讓愛因斯坦與上海相遇了。

1922年11月13日上午，愛因斯坦夫婦乘坐日本郵輪“北野丸”號赴日途中，先期抵達上海匯山碼頭。據說當船駛入中國海域時，愛因斯坦正站在甲板上抬頭遠望，那“理想的氣候、清澄的空氣和南方天空中燦爛的星斗”，讓他感到無比愜意。他還在日記中寫道：“北野丸”號輪駛入黃浦江后，“沿著平坦、如畫、黃綠色的河灘逆流而上”。郵輪最后停泊在黃浦江北岸的匯山碼頭。這里原先是一個簡陋的浮碼頭，1903年被日本郵船株式會社收購，后進行改建。此后來滬日本郵輪多在此停泊。船靠岸時，愛因斯坦通過領事（德國或瑞典，不確定）交給他的電報得知，他獲得了這屆諾貝爾物理獎（另有一說為《時事新報》報道：“于13日過滬，愛氏于二日前接無線電，以研究科學得獎諾貝爾獎金，甚為歡悅”）。

愛因斯坦到達上海那天，前往碼頭歡迎他的人群中，有德國駐上海總領事悌爾，日本改造社職員、國際聯盟日本協會總干事稻垣守克以及眾多記者。郵輪停穩后，愛因斯坦未及下船，一些迫不及待的記者即上船對他進行了采訪。其間還有記者向埃爾莎問及關于相對論的話題，以及她眼里的愛因斯坦是一個怎樣的人等問題。埃爾莎坦陳自己不懂相對論。關于她丈夫是怎樣的人，她說他和其他男人一樣，愛抽煙，還會把煙灰彈在地毯上。她的回答把大家都逗笑了。

《中華新報》報道稱愛因斯坦為“現代科學界之最大偉人”，又說“愛因斯坦博士廣頷蜷發，豐采靜穆，于悠揚不迫中現出沉著冷銳之氣度，一望而知為思想界之異人。夫人亦極和藹而名貴”。

愛因斯坦此行是受日本有關方面之邀，邀請方不僅為愛因斯坦夫婦安排好了停留上海期間所有的活動行程，還有十幾名記者跟蹤采訪。上海一家報紙曾以如下文字描述道：愛因斯坦“博士面貌溫和，一君子人，其神氣頗類村莊傳道教師。衣黑色，極樸實，領結黑白色，髭黑，發灰而短，二目棕色，閃爍有神。談話時，用英文頗柔順，無德語之硬音”。在華洋雜處的上海，不乏愛因斯坦的擁躉，不少年輕人以一睹其尊容為榮。

美食與老城區

愛因斯坦夫婦下船后，小汽車載著他們，沿著繁華的南京路，駛向坐落在跑馬廳對面福州路口的“一品香”西餐館。

愛因斯坦初到上海，映入他眼簾的上海市容及許多事物都讓他感到新鮮好奇，他的目光充滿了探究的欲望。也許想讓愛因斯坦夫婦品嘗異國風味，邀請方沒有安排他們吃西餐而是品嘗中餐。愛因斯坦后來在日記中寫道：“桌上放了許多小碗，大家用筷子不停地從共用的小碗里夾菜。”看著滿桌的特式菜肴，他感嘆道：“具有古老文明的地方，其烹調也必然發達，中國就是這樣。”另外他對使用筷子也很好奇，并鼓勵埃爾莎一起學著用。愛因斯坦在日記中贊美招待他們夫婦的菜肴豐盛精細，但對菜肴中油脂太多則頗有微詞。他尤其對有人用自己使用的筷子直接為他搛菜，覺得“內臟很不舒服”。

愛因斯坦此次在上海停留的時間只有短短一天半。接待方本來想安排愛因斯坦夫婦參觀商務印書館、總商會商品陳列所和其他地方，“因（愛因斯坦）博士僅欲知華人一般的生活，及中國建筑物之式樣，乃決定就上海市區游覽”。在如此有限的時間里，要讓愛因斯坦盡可能多地了解上海，那前往坐落在華界的老百姓生活集中的老城區，當然是不二之選。于是午餐結束后，愛因斯坦一行離開“一品香”，即驅車來到新北門障川路（今麗水路），從這里下車，緩步走入市聲喧囂的老城區。

愛因斯坦在這里的觸目所見，果然令他大生感慨。愛因斯坦是位大物理學家，同時也是一位人道主義者。此前的他剛見識過上海外灘宏偉的高樓大廈以及南京路上那些打扮時髦、穿著亮眼的男女，轉眼又看到上海老城區骯臟狹窄的道路、低矮破舊的木屋和簡陋的民舍，尤其是那些衣衫襤褸的勞動者辛苦勞作的身影，豈能不引起他的感觸。他在日記中寫道，這里街道狹窄，擠滿行人和臟兮兮的黃包車，還有充斥在空氣中的各種惡臭。他們中不少人衣不蔽體，面黃肌瘦。在這里生活著的人，“溫順、漠然”，看到外國人，目光中“表現出好奇”。

那天，愛因斯坦夫婦還去了坐落在老城區福佑路上的游藝場“小世界”。據《中華新報》記載，那天他們本來“欲觀昆曲，適未開演，乃觀新劇片刻”。觀賞一下中國昆曲，對于愛因斯坦夫婦，應該是一種別樣的體驗。但因為昆曲尚未開演，他們便轉而看了片刻新劇（即話劇）。當時劇場里的中國觀眾，看到這群老外，同樣感到很好奇，亦“滑稽地與我們這些歐洲人對視……”這情景也讓愛因斯坦不禁莞爾，自述“我們也成了一臺戲”。報道還說，愛因斯坦“博士謂彼得一種奇異之感觸，更望假山庭園等，對中國建筑，頗加留意。遂出至城隍廟后門。雖行人雜沓，而博士不以為苦”。“小世界”有屋頂花園，從這里可以“更望”（俯瞰）到豫園里的“假山庭園”，這些中國傳統建筑藝術，也引起了愛因斯坦的極大關注。他“出至城隍廟后門”，也許就是為了更仔細地去領略中國特有的園林藝術之精巧吧。

播下科學的種子

此次在上海短暫停留，愛因斯坦夫婦還曾做客毗鄰老城區的“梓園”，并在這里用晚宴。兼有中西合璧建筑風格的“梓園”，其主人是滬上著名書畫家王一亭。當天晚宴請來作陪的還有國共合辦的上海大學校長于右任。他先代表中國青年向愛因斯坦夫婦致意，接著說“（愛因斯坦）博士實為現代人類之夸耀，不僅在科學界有偉大之貢獻與發明”。并希望他對中國青年有所“賜誨”。

相信這天夜晚，在“梓園”，給愛因斯坦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豐盛的菜肴，還有他所欣賞到的不少名畫。且看他的文字記載：“今日得觀多數中國名畫，極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個人作品。推之中國青年，敢信將來對于科學界，定有偉大貢獻，此次匆遽東行，異日歸來，極愿為中國青年所見。”這番話無疑也表達了愛因斯坦對中國青年的期望。

離開“梓園”，由稻垣守克夫婦引領，愛因斯坦夫婦又前往坐落在虹口的日本人俱樂部，與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眾多日本青年會面座談，直至當天夜里11時才回到“北野丸”號郵輪休息睡覺。

第二天，愛因斯坦夫婦又游覽了龍華寺及附近村莊。當天下午3時仍乘“北野丸”號離滬赴日。次日《時事新報》報道總結道：“愛氏到滬后，曾與人談話，略謂予第一次至東方，至為欣悅，并多驚奇之事，南方理想的氣候與清潔之空氣，燦爛之明星，均足供余受一不可消滅之印象，永難忘卻……”

結束日本之行后，愛因斯坦夫婦于返程途經上海停留時，已是1922年的最后一天深夜，第二天就是新年元旦。本來他還想去北京、金陵（南京）等幾所大學演講的，終因各種原因沒能成行，留下遺憾。但元旦晚上，他還是在工部局大禮堂作了一場關于相對論的演講。翌日下午，他乘輪離開上海，返回歐洲。

愛因斯坦與上海的兩次相遇，盡管時間都很短暫，影響卻很深遠。他播下了科學的種子，著實激勵了一批中國青年學子不負他所望，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走向世界。其時才20歲上下、日后成為我國著名物理學家的周培源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周培源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訪學，并參加了愛因斯坦主持的關于相對論的理論研討班。1937年，周培源回國前特意去愛因斯坦家里告別，并在書房中，給愛因斯坦拍下一張照片。照片中的愛因斯坦坐在書櫥前，微笑著面對鏡頭。

愛因斯坦是一位人道主義者。當日軍入侵中國時，他的眼前是否浮現出當年在上海老城區所見到的那些窮苦善良的中國老百姓的身影，這不得而知。人們知道的是，1938年，他在美國參與發起“捐助中國委員會”，在兩千多個城鎮開展募捐活動，善款最后被轉交給了中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