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李建軍是路遙的老鄉和延安大學校友，他對路遙作品內涵和詩意的把握、闡述與揭橥，對路遙陜北高原文化地理詩學的隱喻與轉換，具有其他學者所不具備的得天獨厚的解讀優勢，可謂路遙期待視野中的“理想批評家”和最佳“知音”。《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從細致的文本分析和具體的文學問題出發，根據當下的文學語境和創作現狀，結合經典文本來對照和比較，在與中外文學經典及傳統的對接會通中進行“視域融合”，確立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范式，也極大地拓寬了當代文學的研究疆域。

關鍵詞：“理想批評家” 路遙 李建軍 文本細讀 人文并觀

對于杰出的作家及其作品而言，理想的批評家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有些作家有時可能要等上幾百年，才能遇到他的理想讀者。唐人選唐詩不選杜詩，杜甫暮年即慨嘆——“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蒲松齡、曹雪芹等也都是百年之后聲名日彰。國外亦是如此，威廉·布萊克等了一百五十年，才等到了諾斯羅普·弗萊；司湯達、梭羅、卡夫卡等，生前也均是籍籍無名。因而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南朝著名的批評家劉勰就感慨：“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1對于一個作家而言，生前身后，最幸運的莫過于遇到理想的批評家即劉勰所言的“知音”。

一、路遙神遇魂契的“理想批評家”

毋庸置疑，李建軍是路遙作品承天之祜的“理想批評家”和最佳“知音”。在壓山探海的路遙研究者中，目前尚沒有一個研究者像李建軍那樣，能在宏大的視野和比較的畛域里，全面透辟地把握、闡述、揭橥路遙作品的深刻內涵和濃郁詩意，并能鉤深致遠，曲盡其幽，得其所哉。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認為：理想讀者“是譯者，能剖析文本，掀開體表，切進神髓，追隨每一條血脈、每一條肌理，然后使之恢復生機，成為全新的有情生命”。2歌德認為，讀者可以分為三種：一種賞而不鑒，一種鑒而不賞，還有一種介于兩者之間，鑒中帶賞，賞中帶鑒。最后一種“再造了藝術作品”，可稱之為創造性的批評家。就路遙研究而言，可以說李建軍賦予了阿爾維托·曼古埃爾所謂的“理想讀者”與歌德所言的“鑒中帶賞，賞中帶鑒”的創造型批評家以最飽滿最充實的蘊含。職是之故，李建軍可謂路遙期待視野里的“理想批評家”。

之所以說是“承天之祜”，因為路遙和李建軍是延安老鄉，是延安大學校友——非同一般意義上的校友——路遙延安大學畢業后十年，李建軍坐進了路遙當年上學的教室。這種卜數只偶的因緣與路遙獨特的人格魅力及其作品的巨大感染力，使他從大學時代便對路遙首肯心折。三十多年后他依然滿懷深情地回憶道：“我喜歡路遙這個充滿個性魅力的人，喜歡他的蘊蓄著愛與淚的作品，喜歡他陽光一樣的熱情，喜歡他泥土一樣的質樸，喜歡他大地一樣的寬厚，喜歡他星夜一樣的深沉，甚至喜歡他艾草一樣的苦澀和巨石一樣的凝重。他的內心始終燃燒著一團火—— 一團愛的火，一團詩的火，一團理想主義的火，一團人道主義的火。” 3他遺憾與路遙沒有直接的交往——“我與路遙同在西安生活了四年，卻緣慳一面，無一語交”4，他為路遙研究所傾注的大量心力以及取得的顯赫成績，很大程度上即緣于大學時代形成的這種卡里斯瑪（Charisma）效應。而且，他也形成了類似路遙的人格氣質，具有與路遙同樣的自覺的“無榜樣意識”——“懂得虛心地向前輩學習，但絕不盲從；知道崇敬自己的精神導師，但絕不膜拜”5，終而成為文學意識自覺、人格精神獨立的批評大家。

作為路遙作品的“理想批評家”，李建軍對路遙文學地理詩學的隱喻和轉換，具有其他學者所不具備的得天獨厚的解讀優勢。法國學者米歇爾·柯羅認為，“詩學有它的地理邏輯”，“詞語在述說大地的經驗，既擁有地質地貌的意義，同時有具備拓撲學意義”6，其當然也有倫理維度的意義。盡管之前的研究者也關注路遙的家庭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以及其他背景性的文化地理因素，注意到陜北文化和陜北人的文化性格、特定時代的基本生活狀況、路遙的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等外在因素對路遙創作的影響，但絕大多數是一掠而過或者淺嘗輒止，這些文化地理詩學經過怎樣的內在轉化，成為路遙性格的組成部分；這些文化地理如何“詩化”為“虛構地理”（或文學地理），如何客觀化、對象化于路遙筆下的環境和人物，闡發得都不甚理想。李建軍不僅關注路遙小說的文化地理，而且細致入微地“破譯”了陜北的文化地理如何進入路遙的文學敘事并成為有機的生命體，全面更新了我們理解路遙的“認知視野”。

在不少研究者看來，陜北貧瘠的自然環境和閉塞的文化環境，決定了路遙堅韌耐勞、剛勁豪邁的性格，但其在路遙的作品中，不過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或者外在性的點綴，并未成為其有機的不可分割的內容。李建軍認為：路遙固然是純粹意義上的陜北人，有著典型的陜北“受苦人”的意識，但更為重要的是，路遙通過自己的主體意識和自我突破，沖破了外在環境的限制和約束，完成了自己獨立人格的塑造。同時，他“靠著自覺的自反批評意識，靠著強大的自反批評能力”，“超越了外部的文學環境的干擾，擺脫了‘雙浪主義’模式（道德浪漫主義和美學浪漫主義)的束縛，也擺脫了‘現代主義’風潮的裹挾。他從一個被動的隨順型作家，成長為主動的創造型作家。”路遙的獨立人格和主體意識，集中表現在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堅守上。1980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壇，各種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曇花一現。路遙不跟風，不從俗，“始終保持著對現實的關注和對苦難的敏感，堅持用真誠和真實的方式為普通讀者寫作”，堅持自己個性鮮明的“人生現實主義”。在中國作協1985年于河北深縣召開的農村題材作品創作會上，路遙非常堅定地闡述了自己的現實主義創作主張——“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7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獨立與自信，表現出陜北文化地理經由個人主體選擇的“反向塑造”。這就打破了以往路遙及其他作家研究中的“文化決定論”，不但合理解釋了路遙的人生與文學選擇，同時也啟示我們：環境固然可以正向塑造作家的人文性格，也可能反向塑造作家主體精神。

陜北高原溝壑縱橫、荒涼貧瘠，自然環境艱苦，陜北人勤勞質樸，隱忍順從；另一方面，強烈的“補償意識”孕育出陜北人浪漫熱情、敢愛敢恨、富于詩意的性格特征。曲調悠揚、高亢熱烈的信天游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路遙也是如此。他看到山溝里絢爛的桃花，會激動得熱淚盈眶。他的小說也是如此，陜北高原的自然風物在他的筆下不僅僅是風景修辭，更是已經內化為“生命的存在”，成為“情感地理學”8。李建軍細致分析了路遙筆下關于人與風物具體的、情感的、象征的絕妙表達，如一望無盡的黃土高坡，一孔孔排列整齊的窯洞，正在下溝的羊群，大馬河兩岸彌漫著清淡芬芳的農作物，被夕陽余暉涂抹成橘紅色的黃土黃山黃河，田有萬祈雨的場景……這些不再是具體的外部景觀，而是一種理解世界的融合著靈魂的情感的景觀，幫助讀者喚起了整個世界。正如李建軍所言——“在路遙的小說里，對陜北高原風物的描寫，絕不是偶爾的和點綴性的，而是屢屢出現，所在多有，體現著作者自覺的文學意識和修辭行為。在路遙的小說里，陜北大地上的風景，從壯麗的黃河到靜靜的大馬河，從夏日的田野到冬天的雪野，都表現著豐富的情感內容和詩性內容。它是純粹的自然物象，是表現作者和人物情感的心象，也是一種充滿詩意和精神力量的象征。路遙的小說是敘寫陜北人改變自己命運的偉大史詩，也是獻給陜北大地上的美麗風物的贊美詩。”路遙筆下的陜北風物，不是簡單的景觀再現，而是路遙主體精神世界建構的映射著詩意和深情的想象性的文學世界，類似于“夏布多里昂的風景”，是戛戛獨造的陜北文學地理詩學。

“理想的讀者，無不是聯想型讀者，所讀之書，仿佛一概出自同一位亙古長青、筆力遒健的多產作家。”9作為“理想批評家”，李建軍對路遙的文學閱讀極為熟悉。這種熟悉，不是熟悉路遙的閱讀書單，而是熟悉每部作品的內容，能細致地闡發路遙的文學閱讀與文學寫作之間的關系。無論是帶給路遙深刻影響的“柔性”作品《白輪船》，還是塑造了路遙及其筆下人物性格的“剛性”作品《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熱愛生命》，李建軍都剝繭抽絲地論證了其與路遙作品的關聯。如《牛虻》影響了路遙對人物的“微觀描寫”，“牛虻的臉上有一道可怕的疤痕，路遙讓孫少平也因為工傷，臉上留下‘一道永遠不能消失的疤痕’。”更重要的是，牛虻影響了孫少平“極端化的意志品質”，孫少平幾乎也與牛虻一樣，“用夸張的方式放大自己的苦難”，表現出“對命運的近乎傲慢的蔑視”；但兩人又有著迥然不同的方面，牛虻極端冷峻和嚴厲，“僅僅使人產生駭然和震驚”，孫少平“所表現出來的痛苦和堅韌，卻有一種讓人心酸的、幾欲下淚的感覺”。這些細致的比較爬梳，讓我們透徹地了解了路遙的藝術淵源和敘事路徑，幫助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了他所創造的文學世界。

作為“理想批評家”，李建軍打破了以文本為中心的封閉研究模式，闡發了陜北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正向與反向塑造的路遙獨特的陜北文學地理詩學，并綜合路遙的文學閱讀，建構了“一個能充分反映他的生活環境、人生經驗和創作經驗的認知框架”，發現了路遙及其作品背后潛在的“冰山”，讓我們走進了一個立體的、復雜的、大寫的路遙。

二、會通中外的“視域融合”

李建軍是文學批評領域內會通中外的“碧海掣鯨手”。其在橫跨中西、通達古今的開闊視域里，檢視中國文學創作及研究的現狀與弊病，理論詮釋方面有被視為經典、可作教材的《小說修辭研究》《小說的紀律——基本理念與當代經驗》等，實踐詮釋方面有皇皇大觀的《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重估俄蘇文學》等以及這本新出的《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他從細致的文本分析和具體的文學問題出發，根據當前的文學語境和創作現狀，結合經典文本來對照和比較，在與中外文學經典及傳統的對接會通中進行“視域融合”，極大地拓寬了當代文學的研究疆域。

伽達默爾認為，“理解永遠是陌生性與熟悉性的綜合、過去與現在的綜合、他者與自我的綜合。”他認為，詮釋學的一般特征即是：“必須把一些遠離我們的東西拉近，克服疏遠性，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建造一座橋梁。”而“文本的意義既不可局限于原作者的意圖或文本的原意，同時，文本也非一完全開放的系統任由理解者或解釋者按其所需進行詮釋，也就是說，理解者或解釋者并非僅從自身的視域出發去理解文本的意義而置文本自己的視域于不顧，反之，理解者或解釋者也不只是為了復制與再現文本的原意而將自己的前見和視域舍棄”。這種“既包含理解者或解釋者的前見和視域又與文本自身的視域相融合的理解方式”，伽達默爾稱之為“視域融合”10。在李建軍這里，“前見和視域”是傳統經典，是作家置身的歷史脈絡和文學譜系。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夠看到他的研究，是“陌生性與熟悉性的綜合、過去與現在的綜合、他者與自我的綜合”，多有發明和新見。

李建軍研究路遙的“視域融合”，首先表現在對路遙作品的整體性把握上。如關于高加林與孫少平，一般研究者很少注意到這兩個人物的差異，李建軍的分析讓人豁然開朗——“高加林的痛苦，主要是由身份焦慮造成的；而孫少平的痛苦，則是更復雜的痛苦，主要是由更深刻的精神焦慮造成的。高加林也有夢，但他的夢是現實主義的，是實現看得見的愿望——成為城里人，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孫少平的夢，卻要遠大得多——他不僅要進入城市，而且要有一種更有意義的生活，一種有文化的生活，一種切切實實由自己流血流汗創造出來的生活。對一個農村青年來講，這是一個渺遠的夢，是即便付出巨大的努力，也未必能實現的夢。”這種整體性的比較，讓我們理解了人物形象的差異性和獨特性。此外，如郝紅梅與劉巧珍及田潤葉的比較，田福軍與《驚心動魄的一幕》中的馬延雄、《人生》中馬占勝、《平凡的世界》中的喬伯年的比較，無不以精微的剖析洞察人物的心理世界和性格命運，同時也顯示出路遙人物塑造的多樣性和出類拔萃的藝術功力。

其次，李建軍將路遙置于當代文學發展的脈絡中，在恢宏的視野中考察其藝術的獨特性及文學貢獻。《平凡的世界》中的孫玉亭，我們一般都將其視為次要人物，忽視了其重要的結構功能和思想價值。在李建軍看來，“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次要人物”，其“隱含著路遙深深的憂思——對改革開放的艱難性和曲折性的憂思，對抵觸改革開放甚至反對改革開放的惰性力量的頑固性和破壞性的憂思”。這無疑契合了路遙設置這一人物的良苦用心。隨之，李建軍在中國小說人物的譜系里尋找孫玉亭的先祖，發現他“是現代鄉村社會的應伯爵”，“是阿Q和華威先生的精神之子”，是“《創業史》中孫水嘴（孫志明）和楊油嘴（楊加喜）的‘同類項’”。孫玉亭又與他們不同，“他不像應伯爵那樣無恥和邪惡，也沒有阿Q身上的流民習氣和華威先生身上的凜凜威勢”，也不“像孫水嘴一樣叫人惡心”。從人物塑造方法上，李建軍也指出了他們的區別：“阿Q是深刻的觀念產物，華威先生是反諷性想象的產物”，孫水嘴和楊油嘴是蒼白的片面觀念產物，“而孫玉亭則是路遙對中國當代農村現實生活觀察和思考的結果”。這種歷時性的“視域融合”，不僅闡發了孫玉亭形象的重要意義，同時也總結了現代文學塑造同類形象的差異，豐富了我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理解。

在人物塑造以及人物與時代關系方面，李建軍指出了路遙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開拓和貢獻——《人生》《平凡的世界》突破了《芙蓉鎮》《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停留在人物與人物之間的表層化的局部沖突上”的設計，而是將重點“放在了個人與社會和時代的深層化的整體性沖突上”，從而更具現實深度和歷史深度。《芙蓉鎮》《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作為新時期的優秀長篇，依然沒有跳出此前主宰文壇的極端化敘事，存在著將人物簡單化的傾向，“常常將復雜的生活矛盾，歸結到幾個壞人身上”，——如《芙蓉鎮》中的王秋赦、李國香，《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鄭百如、鄭百香。實際上，“人物的生活狀況，他們的困境和焦慮，并不是由身邊的幾個壞人造成的，而是由整體性的生活方式和根本性的生活結構所決定的”。因而，路遙的敘事意識和敘事方式，就比這兩部作品更為深刻，也更為成熟一些。這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的卓見，揭示出了路遙無可替代的文學史地位。

在對世界文學的“視域融合”上，李建軍可謂一時無兩。他“能夠從一般的‘表象事實’的描述深入到‘文學事實’內具的各種‘本相’的探討和表達”，“能夠更加接近文學關系的事實真相并呈現文學關系的內具生命力的場面”。11如他解讀路遙的短篇《月夜靜悄悄》，將其與保加利亞19世紀著名作家埃林·彼林的短篇《列波》放在一起論述。他認為《列波》情節發展的動力，來自人物的內在感情，因而合情合理，具有令人震撼的悲劇性；而《月夜靜悄悄》的人物則性格模糊，“缺乏清晰的邏輯線索和充分的說服力”，“沒有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也不懂得分析人物的心理”。這既讓我們明白了《月夜靜悄悄》失敗之處，也讓我們了解了路遙早期創作的簡單幼稚以及與文學經典之間的距離。

對于路遙成熟期的作品，李建軍融合激活路遙經驗和靈感的經典名著，在細致的文本解讀的基礎之上，闡發了經典名著對路遙小說敘事的巨大影響。他發現，路遙《驚心動魄的一幕》的寫作，受到了同一時期閱讀的雨果《九三年》的深刻影響。《在苦難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危困敘事”，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九三年》中的“危困敘事”，具有復雜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具體表現為：“從寫作技巧和敘事方法來看，雨果的經驗讓路遙認識到了強烈的對照修辭的價值，認識到了崇高的史詩風格的力量，并啟發他以一種熱情而親切的介入性方式展開敘事；也體現在對人與生活、愛與同情、革命與人道主義等問題的態度和觀念上——雨果的偉大作品點燃了路遙的理想主義激情，深化了他對革命與人道主義的理解，培養了他對底層人和不幸者的同情心。而雨果與路遙在性格、境遇和生活上的相似或差異，也為在他們之間展開‘平行比較’提供了闡釋空間。”通過以上比較，李建軍給我們清晰地呈現了路遙的藝術來路以及他如何將雨果經驗融匯成自己深刻敘事內容和巨大精神力量的過程，極大地深化了我們對路遙及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

李建軍熟悉世界名著，并“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具有強大的聯想能力、類比能力以及超級純熟的文本解析能力。無論任何文學問題，他都能在世界文學的坐標中去分析衡定，創造發明。這恰如愛默生所言：“必須是一個創造者，才會讀得精辟。”12他分析《平凡的世界》，從文學敘事的原型模式和人類經驗的共同性著眼，以“苦難”和“逃離”為關鍵詞，精彩地考察了其與《出埃及記》的共同性和差異性。論述路遙苦難童年對其性格及寫作的影響，他信手拈來狄更斯的兒童敘事和雨果的童年敘事予以比較，讓我們更為深切地了解了路遙兒童時代的痛苦經歷對其對后來寫作的影響。類似的例子，在《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中隨處可見。這極大地拓寬了路遙研究的視野，也拓展了當代文學研究的視域。

不僅如此，在“視域融合”的比較中，李建軍“從心所欲不逾矩”，還對一些世界性的“文學難題”進行了精辟的解析。這種拔丁抽楔舉重若輕的大手筆，表現出超拔群類的豐贍學養和目光如炬的判斷力。在論述孫少平的礦井生活時，李建軍聯系到描寫礦工生活的自然主義名著——左拉的《萌芽》，并指出了兩部作品的根本性差異——“路遙一方面在細致地描寫孫少平和其他煤礦工人的痛苦和悲慘處境，描寫他們的死亡和犧牲，但是，另一方面，他并沒有像左拉那樣，在描寫礦工生活的長篇小說《萌芽》中，表現出尖銳的問題意識和強烈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而是，將敘事的焦點轉向人物的意識世界，進而贊美他的超人的意志和承受力”，“賦予了自己的勞動敘事和苦難敘事以浪漫主義的性質”，具有“極端性的宗教意味”。順帶，他以掣鯨之筆，卸掉了《萌芽》自然主義杰作的帽子，舉重若輕地剖析了左拉在寫作觀念的紊亂——“左拉的自然主義寫作，從觀念上看，是科學主義的；從情感上看，是浪漫主義的；從方法上看，是教條主義的。他是自然主義化的浪漫主義作家，或者，準確地說，是集兩種矛盾因素于一身的作家：既是教條主義的自然主義作家，又是僵硬的浪漫主義作家。”通過明察秋毫的辨析，李建軍不僅刷新了我們對《萌芽》的認識，也讓我們體會到了路遙的高卓之處。

三、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范式

在《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第一章的第六節，李建軍開宗明義，亮出了自己研究路遙的方法——“細讀、比較與人文并觀”。乍看上去，似乎是陳詞舊調，了無新義，實際上卻是痛對時弊，其來有自。

我們知道，近些年來，在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不光是碩博士生不讀作品或很少細讀作品，專家學者也是如此。他們缺乏對文學作品的認真細讀，缺乏對文學基本的感悟與理解，問題和觀點都不是在閱讀作品中發現的，而是從各種理論中借鑒或者套用而來，不是為了解決文學研究、文學創作的現實問題，而是為了構建一種理論話語體系。理論本身成了目的，抽象理念取代了審美分析，現當代文學研究越來越成為自我封閉的、學科內部循環的自產自銷。

由于沒有微觀研究，對文本的具體的審美的分析自然無從談起。究其根由，是研究者“不動心”——不用內在的深層的審美去感受文學、發現文學、想象文學；全部用理念——外在的表皮的來源于各種社會學科的教條，刻板、沒有活氣的理念去“抽象”文學。這等于取消了文學研究區別于其他社會學科研究的根本特質。這種極壞的學術風氣，學界中人有目皆睹。

要矯正這種不良的學術風氣，就必須面對文學性這個問題，回到文學最為本質的東西上來。首先得回到文學作品，回到文本細讀上來，這是一切研究的基點。正如李建軍所言：“沒有認真的細讀，就沒有有效的批評。就此而言，任何時候，細讀都是文學批評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它最重要的原則。放棄細讀原則的批評，就效果而言，必然是空疏而缺乏說服力的；就批評倫理而言，則是不認真和不道德的。正因為明白這些道理，所有偉大的批評家，全都是認真的讀者，全都將自己的批評建立在對作品的細讀上。金圣嘆是這樣的批評家，毛宗崗也是這樣的批評家；約翰遜博士是這樣的批評家，德·昆西也是這樣的批評家；別林斯基是這樣的批評家，納博科夫也是這樣的批評家。”文本細讀是進入作品意義世界的唯一通道，這種工作的目標很清楚——揭開作品以怎樣的語言、怎樣的敘事、怎樣的感情講述了什么，從而展開作為一個整體的作品的微妙的復雜的統一的意義世界。扎實的文本細讀是窺察作品本相、衡定作品質量的磨刀石，經不起細讀的作品必然缺乏審美價值和意義蘊含。沒有細讀和涵泳的功夫，得出來的結論如沙上之屋，稍觸即倒，極不可靠；沒有文本細讀基礎的批評和研究，從批評倫理和學術操守上講，不僅不可靠，而且是不認真、不負責和不道德的。

限于篇幅，這里暫舉一例。如某學者在其大作中論及北村的《公民凱恩》，說“公民陳凱恩后來到了山里，尋覓逃離世俗多年的同學，這個三十幾歲的人已經有了五十多歲的模樣，但卻是仙風道骨的氣質。陳凱恩幫他剝了一下豌豆，他就領悟到了真諦，他就與神溝通在一起了。”實際上呢？原作里隱居的同學并非“仙風道骨”，而是表情“凝固”“冷淡”，陳凱恩幫剝豌豆也只是因為彼此話不投機，剝豆后同學也沒領悟真諦，反而因為發現同學長期手淫的污漬而使同學形象“坍塌”，讓他感到山里和城里都是噩夢。至于“與神溝通在一起了”，更是風馬牛不相及。這樣缺乏認真細讀的研究，簡直是對原作的任意刪改和粗暴奸污，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了。

文本細讀通常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尤其是對于研究者而言，多次細讀才有可能完全把握文本的意蘊。李建軍以自己研究田福軍的例子，申述了反復細讀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李建軍強調的細讀，不是新批評所強調的瑣碎的語義分析，而是以此為基礎，始終貫穿著精神、道德等價值維度的考量。

“比較”是李建軍文學研究的第二個關鍵詞。他這樣闡述文學研究中比較的重要性：“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和判斷。一切成熟的文學批評，本質上都是比較性的批評。只有通過可靠的比較，我們才能準確地揭示一個作家的特點，也才能準確地分析和評價他的文學成就。一個經不起比較批評分析的作家，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作家。”這里的“比較”，是在經過文本細讀之后，把握了文本世界的整體性的、透視性的比較，而不是寸地尺天的簡單關聯和生硬比附。從方法上來講，是比較文學常用的兩種方法：既有作家作品文學關系的影響研究，如路遙與柳青、與雨果、與托爾斯泰、與蘇俄文學等，也有主題、題材、文體類別、人物形象以及風格特點的平行研究，如路遙與史鐵生、與米勒，《平凡的世界》與《圣經》等。在具體實踐上，則是一種“視域融合”的整體性研究，可以概括為三種路徑：作家作品的相互比較、文學史譜系中的定位比較以及世界文學視野里的經典參照比較。

“人文并觀法”是李建軍的獨特命名，也是他文學研究的第三個關鍵詞。其與前兩個關鍵詞一樣，彼此是一種遞進關系。先有“文本細讀”，才有可能“比較”，比較之后，必然會有藝術、審美、道德、精神等價值的整體判定。其所謂的“人文并觀法”，“就是強調研究文學要有整體意識，要將作家與作品、作家與時代、作家與環境視為不可分離的整體。因為，只有聯系時代和環境，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作家；只有聯系作家，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為此，就要擺脫那些流行的觀念，具體地說，擺脫作品客觀主義的觀念和讀者中心主義的觀念。那種把作品視為自足和封閉世界的觀念，本質上是一種非人性的教條主義，必然導致文學研究的社會意義的削弱和人性內容的喪失；把讀者當作文學闡釋的絕對主體，本質上是一種任性的自我中心主義，必然導致過度闡釋的泛濫，最終導致對文學交流的主體關系的破壞。李建軍這里強調的“整體意識”，要求以文本為中心，以細讀為基點，將文本視為符號與意義相融合的整體結構，并綜合作家與作品、作家與時代、作家與環境等因素，在宏闊的文學史和世界文學的背景中，對諸種本質之間的關系、構成方式以及現象意義，予以審美性闡釋和價值意義解讀，進而開拓豐富人類的精神生活，舒展人類的心靈。

實際上，“細讀、比較與人文并觀”的方法，是李建軍一以貫之的研究理路。在當代文學研究“內部研究”放逐——文學性研究缺失、抽象理念取代審美分析、“外部研究”在文本周圍打轉的風氣下，其具有救偏補弊的重要功能；對于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研究而言，其則具有典范意義。就此而言，可以說其創建了當代文學研究不可或缺和可資借鑒的新范式。

余 論

對路遙認知中簡單化和極端化的偏頗，李建軍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指出。比如對親戚關系的勢利、俗氣和自私，路遙在寫實性文字和小說作品中多有涉及，在《平凡的世界》尤為突出——“小時候，我們常常把‘親戚”這兩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長大成人，開始獨立生活，我們便很快知道，親戚關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設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難也常常是親戚們造成的；生活同樣會告訴你，親戚往往不如朋友對你真誠。見鬼去吧，親戚！”在李建軍看來，“親戚們的俗氣和缺點，屬于人情之常，并不是多么嚴重的道德問題，也用不著用一種極端的態度來夸大之，詆斥之，詛咒之。”究其原因，“路遙對利他與利己的關系，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在小說敘事中，“以一種近乎極端的浪漫化敘事，片面地強調和贊美犧牲自我的利他主義。”關于政治與人性的復雜關系，路遙的態度和認知，無疑是狹隘和極端的。李建軍以孫少平與外星人的對話為例，指出“路遙對權力和政治人物的認知，維度也顯得太過單一，缺乏復雜的眼光”。不僅如此，路遙對金錢、苦難、勞動等的極端性理解，也都深刻地影響了人物塑造的深度。如孫少平將勞動理解為單一的體力勞動，“夸大勞動的作用，用一種絕對性質的表述來肯定勞動對于人的意義”，甚至“將勞動當作治愈精神創傷的良藥”；認為苦難可以磨練人、塑造人，甚至美化苦難，這些都一定程度削弱了人物與作品的思想深度。李建軍指出：“人應該有面對苦難的勇氣，應該有承受苦難的意志品質，但是，不能以詩意而夸張的方式贊美苦難，更不能將苦難當作一種價值來追求。”路遙的認知誤區和認知偏差，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敘事的深度和思想的深度。在對上述問題的嚴肅批評中，李建軍將自己的才華、意志和熱情融入其中，他所批評和闡釋的路遙，在其批評意向的作用下，價值、意義和局限凸顯了出來。批評的炬火也因之而焮天鑠地。

總而言之，作為“理想批評家”，李建軍通過《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一書，重構了路遙的陜北文學地理詩學，進而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通過會通中外的“視域融合”和縱橫比較，揭示了路遙藝術人生的騰挪跌宕，創造性地解讀了路遙深沉博大的精神世界和浩瀚汪洋的藝術世界，并創建了頗具李氏風格的“細讀、比較與人文并觀”的當代文學研究新范式。這是一種將“以作品為中心的封閉的內在模式”與“以作者及背景性因素為研究對象的開放的外在模式”結合起來的文學研究范式；它基于這樣一個自覺而成熟的理念：“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方法應該是開放和多元的，而內在模式與外在模式則是可以并存和互補的。人們當然應該用心解讀作品，但是，也應該花足夠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研究作者以及他身處其中的環境。因為，作家是一群對來自外在環境的刺激和影響極為敏感的人。他們的氣質、性格和觀念，都是在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顯然，這是一個克服了偏見和狹隘的文學批評意識和文學研究范式。這樣，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和當代文學研究而言，他的精審的文本細讀功夫，宏觀的眼力和識見，以及對紛繁復雜的文學文本和文學現象所發揮出的整飭力、知解力和判斷力，就具有了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注釋：

1 [梁]劉勰：《文心雕龍》，郭晉稀注譯，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443頁。

2 9 12 [加]阿爾維托·曼古埃爾：《理想的讀者》，宋偉航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184、184頁。

3 袁廣斌、李建軍：《為中國文學掃出一條清潔而芬芳的道路》，《延安文學》2023年第3期。

4 李建軍：《我對路遙的眷念與心解》，《文學自由談》2023年第2期。

5 李建軍：《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上卷），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8頁。本文匯總后引自本書內容不再一一加注。

6 袁莉：《法國“文學地理學”研究概述（代譯序）》，[法]米歇爾·柯羅：《文學地理學》，袁莉譯，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3頁。

7 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頁。

8 [法]米歇爾·柯羅：《文學地理學》，袁莉譯，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頁。

10 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頁。

11 錢林森、周寧：《中外文學交流史·總序》，《中外文學交流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頁。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