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煙霞里》展示了一個寫作者試圖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提出問題，并最終回到自身的經驗的過程。借由文本內置的寫作者，以及這些寫作者的寫作經驗與魏微本人的寫作經驗的互動，《煙霞里》將魏微長久以來未曾停止關注的“人之為人”的命題，轉化為緣何又如何書寫“人之為人”這一動態過程的問題。通過將《煙霞里》同時置于魏微的個人寫作史、以及影響了她個人寫作史的那些文學事件之中，本文一方面試圖說明《煙霞里》之于“一個人”及“時代”的處理方式，因更多地與魏微對自身寫作歷程的回顧相連，而與魏微過去的表達相似卻不同；一方面也試圖指出在時至今日的個體化進程，也在那條1990年代中期 “個人化寫作”思潮的延長線上，已然走出了相當系統化且內化的個人。

關鍵詞：魏微 《煙霞里》 文學經驗 個體化

如何書寫自我，或者說如何將個人的經驗有效地轉化為文學話語乃至社會話語，是新文學的寫作者們始終需要面對的寫作命題。當魏微在她有關《煙霞里》（2022）的訪談中，將《煙霞里》訴說為一個“集成式’作品”，并將其中的“社會屬性”和“歷史感”提點為對早前的《沿河村紀事》（2010）和《胡文清傳》（2012）的某種沿襲時1，《煙霞里》也就不僅是一則文本，而且是諸多文本及其經驗的載體。而當這樣有關沿用自有文本或借鑒其他文本的自述，不僅在魏微的這一篇訪談、也在更多其他有關《煙霞里》的訪談中出現時，它或許可以表明，對于寫作中遇到的結構性問題，寫作者總有意借由往昔的文本來代為解答。

對寫作經驗及其往昔文本信息的考察是一段可以無限遞歸與后退的旅程，經驗的背后總還有經驗，文本的背后總還有文本；它所達到的最遠之處，或許是文中所回溯的“1898年”2——而據金觀濤與劉青峰考證，正是在彼時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所譯的小說《佳人奇遇》（1898）中，最早出現了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一詞。3當然，為了敘述的流暢與方便，本文所著重分析乃是那些與寫作本身直接相關的經驗。因為《煙霞里》內置的寫作者提示我們，《煙霞里》不僅是“一個人的編年史”4，而且是“一個人的編年史”是如何被書寫出來的過程。緣何寫作、以怎樣的身份來寫作、寫作的對象與寫作者應是怎樣的關系、如何更好地解釋寫作對象及其種種社會行為，這些在魏微以往的寫作中不斷被拋出或有所回應的問題，同樣被投射到《煙霞里》內置的寫作者們身上，需要她們來回答。緣此，通過揭示這些流通于文本內外的寫作經驗對《煙霞里》的共同參與，本文不僅試圖對《煙霞里》本身的寫作路徑作出闡釋，也即“一個人”及其所呈現出的那種搖擺不定、紛然復雜的非線性的特征，是如何被整合入“時代”這樣一個整體性系統的；也試圖說明有關“一個人”與“時代”的命題如何能有如此長久的韌性，以至可以被魏微一而再、再而三地書寫。

一、“寫作”的本相：從時間意識到問題意識

及至《煙霞里》經由《收獲·長篇小說·冬卷》選載，并于同年年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距離魏微上一篇《胡文青傳》的發表，已有十年。這十年的時間，據魏微自述，實是有寫而無得，即有意或已經著筆，卻往往難以為繼。5事實上，魏微的寫作停頓不唯這十年，也不唯這一次。在交出《沿河村紀事》與《姐姐》（2010）的次年，魏微即對自己2004年之后之于新作的諸種延宕，以及2008年至2010年間為期近兩年的寫作停頓作出了解釋：“七年間，一些更廣大、闊朗的東西走進了我的眼睛里，那就是對自身之外的物事的關注，千頭萬緒，愈理愈亂?！薄暗搅诉@個年紀，關于人生的來龍去脈，我們要想想清楚。有些朋友說，你正是因為想得太清楚了，才懶得動筆，其實恰恰相反，我是因為沒想清楚?！?

在這篇題為《我這七年》（2011）的“年度小說家”獲獎感言中，“七年”的時間起點是“2004年”，也即魏微結束了1998年辭職寫作以來的自由作家身份，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這一年。次年，也即2005年，魏微與廣東省作家協會簽約并赴職廣州，正式成為一名“專業作家”。 7所謂“我這七年”，既是“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從提名到獲獎的“七年”，亦是初涉“專業作家”體制的“七年”。在《我這七年》中，對“七年間”乃至“七年前”的寫作回顧，使得處在“七年”這一時間線索中的《沿河村紀事》與《姐姐》，具有了階段性的意味。與《我這七年》的創作自述相類，在彼時的小說文本中，寫與不寫的問題或曰寫作的延宕亦為小說內部的寫作者們所覺察：在《姐姐》中，弟弟“一直想寫寫姐姐，她十七歲的樣子”8，卻直到姐姐婚后多年才得以成文；而在更早的《沿河村紀事》中，當主人公“決定寫下”自己與兩位師兄兩次探訪沿河村的經歷之時，她也很快意識到這樣一場幾乎是突如其來的寫作，距其初次的沿河村之行業已十五年。在寫作的目的和寫作的行動如何得到應有的認識與呈現這一問題上，現實與虛構之間似乎并沒有固定的分野。

頗有意味的是，無論是在《沿河村紀事》還是在《姐姐》中，承擔起“寫作”這一行為的主人公或敘事者，都并非角色意義上的作家。就《沿河村紀事》而言，有感于已故的導師之于自己性格與生活上的影響，而決定為其《沿河村調查》寫下“一個后續性花絮”以表紀念的主人公“我”，乃是一位出身于社會學的晚報記者。9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恰是魏微早年自負為“成名”10的寫作階段中，那些在人物構形上不脫作家或正在成為作家的“我”們。譬如魏微在更早的一場為期兩年的沉寂后所交出的《一個年齡的性意識》（1997）中，那個“站在文字的廢墟上”思量著如何書寫自己“并不熟悉的性”的“我”11；也譬如其后的《從南京始發》（1998），以及與《一個年齡的性意識》同樣設有“黑雨”這一人物的《無題》（2000）和《1993—1996年，我們的生活——幾封前文學青年的通信》（2000）中的“我”，她們都在寫小說、學小說的同時，受制于小說中的問題。換言之，與此前那些同樣關涉“寫作”的作品有所不同，《沿河村紀事》既要求它的敘述者是具有一定文學能力的寫作者，亦要求這一寫作者保有對文學的業余性。

對業余性的關注，或與魏微“七年”間逐漸清晰的“專業作家”身份有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專業作家”及其對應的“業余作家”所共同構成的，不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作家創作的基本建制12，而且是一條帶有辯證意味的成長路徑：從“業余”走向“專業”的職業作家，需要在制度與人生的雙重意義上，重新消化“業余”與“專業”的義涵。或者說，他們總能發現自己正被那些更為廣義的“專業”與“業余”所塑造。在《沿河村紀事》中，當“我”與同行的兩位師兄有意無意地陷入了沿河村自造的狂熱并由此產生自我懷疑時，這種自我懷疑的能力即被認為與他們“所從事的專業”以及就此形成的“身份”，緊密相連。13在這里，后天的專業性因素之所以比先天的器質性因素更值得強調，未必是因為它更為重要——無論是“我”還是兩位師兄，都無法僅憑自己的“專業”與“身份”來面對與沿河村村民的諸種交往，而是因為它的習得更加艱難。當然，也更容易讓人感到對自己的不夠滿意。在《沿河村紀事》中，與“專業”乃至“身份”相連的那部分能力，除了被認為具有某種“尊嚴”之外，亦被描述為一種“后天的不幸”。14

對“專業”乃至“身份”的問題化表明，寫作者之于自己的寫作是清醒的：一場寫作及其經驗的發生，并非是不需要思考的，也并非是沒有局限的，而寫作者未必不能與這種局限共存。據《沿河村紀事》所述，“我”與兩位師兄在導師的授意下初訪沿河村做社會調查，是在1994年；而當“我”在距此十年之后的2004年，也即導師的卒年作出回望，使“我”感慨的與其說是當年的沿河村之行本身，不如說是它對于“我”的“人品、性格、生活”15所產生的結構性影響——時至2004年，“我”已無法想象另一種既無關導師，也無關沿河村的生活了。而與《我這七年》中言及的“2004年”相類，被寫入《沿河村紀事》的“1994年”這一時間節點，亦與魏微自身的寫作經歷直接相關：正是在1994年，魏微發表了她的處女作《小城故事》（1994）。彼時的魏微尚未有“魏微”這一筆名，也尚且處在某種“業余”的寫作語境之中：在外資企業工作，于寫作“既無文學準備，也無思想準備，幾乎是一念之間提起筆來”16。事實上，文本內與外的經驗之所以能夠在諸如“1994年”或“2004年”這樣的時間節點被折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文本之外的魏微與文本之內的“我”都有意將“1994年”與“2004年”本身，視作某種不可逆轉的現實。而在《沿河村紀事》中，“1994年”的現實與“2004年”的現實都對“我”產生了影響，它們雖有所疊合，但既不相同，也不可彼此替代。

因此，似乎也很難用一種單純的線形更新，來理解發生在2004年的寫作身份的轉變之于魏微的影響，因為過去的身份經驗仍在2004年以后的寫作中持續。及至《煙霞里》，作為“專業作家”的“小說家魏微”雖不止一次地出現，卻亦不構成文本真正的寫作者，而只是負責全書最后的統稿與潤色。據《煙霞里》所虛構的成書過程，在主人公田莊逝后不久，其生前好友米麗、萬里紅、歐陽佳與陳麗雅即決定，以田莊出生與去世的年份也即1970年至2011年為期，為其編寫《田莊志》，并為此籌備了“《田莊志》編委會”以吐納“數以百計”的“田莊的家人、同學、同事、親戚朋友”的“珍貴回憶”與“海量素材”。 17四位撰稿者中，萬里紅是田莊在嶺南文研院的同事，其工作性質與田莊相類，主要是“當學者、寫論文”18；陳麗雅供職于社科院，因讀田莊曾參編的《珠江潮》雜志而與之相熟；歐陽佳則是田莊在中文系讀碩時的學姐，在辭職做家庭主婦之前一直從事編導工作。與《沿河村紀事》中“我”的寫作相類，于米麗、萬里紅、歐陽佳與陳麗雅而言，為猝然去世的田莊作傳乃是她們的“業余”，也即“本職工作”19之外的事。值得注意的是，田莊雖在2011年去世，但在實際的行文中，無論是對成書過程的說明還是“小說家魏微”的出場，除了全書的《前序》與《終章》處稍有提及，基本都集中在“2004年”及其后“2005年”的章節之中。

也是在這一意義上，比起在內容上具有一定前奏性與重復性的《一個人的微湖閘》（2001），《沿河村紀事》或許更應該被視作《煙霞里》的邏輯起點：《煙霞里》之于“專業”與“業余”的雙重處理，不僅與《沿河村紀事》相類，亦與之同源——它們都要對從2004年開始，發生在寫作上的制度性乃至地域性的分界，作出反應。在《煙霞里》之前，魏微一直糾纏于其間卻未能如愿的《梁啟超傳》的寫作，正緣于對廣州的書寫計劃：“來廣州這么些年，不知道從哪個角度去寫廣州，后來就遇上了梁啟超。”20因此，因《梁啟超傳》“寫壞了”21而作的《煙霞里》，其底色亦不脫想要將2004年以后開始的廣州生活對象化、問題化，使之不僅成為寫作者的寫作素材，亦成為寫作者與過去的自己、與外部的世界建立關系的通道。或因于此，無論是《沿河村紀事》中的晚報記者，還是《煙霞里》中的研究員或家庭主婦，那些被“2004年”同時召喚的不同質地的“業余”寫作者們，都或多或少與魏微本人不同階段的職業經歷相關：魏微曾因辭職寫作且不愛出門，被不少友人評價為“天生是做全職太太的料”22；也曾在更早的時候，于沭陽的報社擔任過記者一職；當然，她也作過一些較長的評論文章。換言之，“專業”與“業余”所共同處理的，與其說是一場關乎什么是寫作、由誰來寫作的實驗，不如說是一次對自己的寫作史與生活史的回眸，其根本在于，如何抵御個人經驗的流失。

二、“一個人”的脈絡：從寫作的群體到群體的寫作

對個人經驗的關注，或許更直接地體現在《煙霞里》原初的題名之中，魏微最早為《煙霞里》所擬定的名字乃是《一個人的編年史》，與其早前的《一個人的微湖閘》相應。魏微之于“一個人”的修辭偏愛，亦在《一個人的微湖閘》稍后的另一部長篇《拐彎的夏天》（2003）中得到體現，借由后記《交叉跑動的男女》，魏微將全書闡釋為“一個人的口頭回憶錄”：“這卻是一段真事。兩年前的某天，我從一個朋友偶然得知”，“我模仿他的口吻，把它記錄了下來。[……]我相信，同樣的故事由不同的人來說，會大相徑庭，而《拐彎的夏天》只是其中的一個說法。”23在這里，《一個人的口頭回憶錄》與《拐彎的夏天》的題名分別指向了兩個不同的“我”，即故事的自述者以及它的代述者；而于后者，這兩個“我”實乃一體。以《拐彎的夏天》而非《一個人的口頭回憶錄》為題意味著，作為代述者的“我”有意在這樣一個與己無關，甚至“不敢相信”的故事中，投入自己的“心愿”24。而在《拐彎的夏天》乃至《一個人的微湖閘》之前，魏微業已將其之于《校長、汗毛和螞蟻》（2000）與《尋父記》（2000）的創作自述，題以《一個人的寫作》（2000）之名。

從《一個人的寫作》到《一個人的編年史》也即《煙霞里》，魏微之于“一個人”的命名術已經持續了二十三年。然而，及至《煙霞里》，情況似乎與過去有所不同。在《一個人的寫作》《一個人的微湖閘》與《拐彎的夏天》中，無論“一個人”是作為寫作的主體還是寫作的對象，皆有對其特殊性的強調。一如《一個人的寫作》中的“我”對“要寫另一種小說”的追求25，《一個人的微湖閘》亦言“每個人”都應有屬于“自己”的“微湖閘”26。而在《煙霞里》中，田莊的一生則更多地被轉化為四位撰稿者的共同經驗：“她是我們所有人，以致我們疑心，田莊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她是不是‘物為我用’了？她存在過嗎？”27在這里，“一個人”的關鍵不再是“個”所指向的“不一樣”28或“孤獨而秀美”29，而在于“一”，即田莊自謂的“人生大同小異，以一知萬，萬眾歸一”30。無論是作為田莊的“后閨蜜”31還是作為“《田莊志》編委會”的成員，當米麗、萬里紅、歐陽佳與陳麗雅引用田莊之言，并意在說明她們寫作田莊“確乎是為了寫自己”，也為了“我們這代人”的“速朽”與“告別”之時32，作為“一個人”的田莊儼然具有了集體的面目。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集體面目既是一種功能，亦是一種現實。一方面，在《煙霞里》中，為田莊這樣一個既非“角兒、名流”，又甘愿“服從平凡、有限”之人作傳33，其意義并非是不證自明的。一如萬里紅在她所主筆的“2005年”的編年之中，曾援引的清代劉大櫆的“我死了，千萬別叫名流作傳，妄為行述，‘以貽有識之非笑’”34一言，當《田莊志》的寫作者們有意將傳統治史方式中的編年與紀傳共同演繹為《田莊志》的形制時，她們也或多或少地發現了在這樣的傳統之中，無論是“一個人”還是“平凡人”，都很難有其合法性?；蛞蛴诖?，在稱贊劉大櫆為“真明白人也”之后，萬里紅很快又對他的觀點進行了反撥，認為劉大櫆所說“并不適用”于她與米麗等人之于田莊的傳略。35萬里紅對劉大櫆之言的引述過程，同時包含了對它的排除過程；而被她排除在外的，不僅是劉大櫆，亦是與劉大櫆持有相似觀念的田莊本人。田莊生前曾有意拒絕“小說家魏微”，想要以她為“原型”進行“一個人出生入死”的寫作，而她當時所言的“我身上沒事”及“千萬別寫”，實與劉大櫆相當。36換言之，田莊的一生所擁有的意義，并非緣于田莊的個人意志或某些業已約定俗成的范式，而是緣于米麗、萬里紅、歐陽佳與陳麗雅的揭示。一旦離開“《田莊志》編委會”這一共同體，《田莊志》的意義其實很難存在。

嚴格說來，對“小說家魏微”幾番致謝的“《田莊志》編委會”，并不包括“小說家魏微”。當萬里紅有意用“三同”也即同性、同學、同事來解釋“閨蜜”一詞，并進一步將這“三同”歸結為“同行”之時37，她所做的概念上的演繹其實也是對“《田莊志》編委會”在構成上的說明：與田莊的當代青年學者身份相類，萬里紅與米麗、歐陽佳、陳麗雅皆有她們之于文學乃至人文學科的研究背景。換言之，經由“《田莊志》編委會”所提點的“一個人”，比之“小說家魏微”所熟稔的敘事語言，其實更像是另一種運用了敘事的研究語言：它將田莊“怎樣去活”屬于她人生的“幾十年”作為一種“問題”38提出，并在最后的《終章》處，給出了“本篇的回答”39?；蛞蛴诖耍谌f里紅諸人的理解與想象中，出于“標本”意義的研究型寫作似乎遠比出于“原型”意義的純文學寫作，對田莊更具有說服力：“就是說，皓首窮經，竭心盡力去寫這一篇關于她的長文字，倘若她地下有知，一定不會感激，反而會大加阻撓”，“可是倘若我們說，這一篇的意義并不在于她，而在于我們，借她發點聲音、提出問題、復盤一下往事。她就會心領神會，道：‘挺好，我支持。拿我當標本吧，沒關系，隨便寫?！?0在“我們”這一超個人的實體中，“田莊是誰”與“我們是誰”41之間并不存在太多區別。在這里，想象或虛構的意思并不是說萬里紅諸人有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對田莊作出某些形象上的加工，而是恰恰相反：作為“我們”的一員，無論是萬里紅還是田莊都必須懂得如何通過虛構與講述，來克服自己的情感和經歷與其他成員之間可能存在的張力。

另一方面，從《田莊志》到《一個人的編年史》的重命名，雖經由“小說家魏微”的統稿與潤色來達成，但關乎“一個人”的命題卻并不只在“小說家魏微”或曰魏微的個人寫作史中現身。事實上，出現在《拐彎的夏天》中的“一個人”，于彼時就并非偶然：在出版了魏微《拐彎的夏天》的同年，春風文藝出版社還出版有題為《一個人的排行榜》（2003）的系列書目，由李敬澤、謝有順與祝勇分輯主編。而在稍后的《為野生詞語立傳》（2006）中，東西亦借由《一個人的排行榜》與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1994）之題，將韓少功十年之前的《馬橋詞典》（1996）重新立意為“一個人的詞典”。42這樣一組具有共時性的“一個人”及其所包含的“個人”這一術語，或與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個人化寫作”思潮，并行不悖。而無論是諸如陳染、林白等女性小說家，還是諸如韓東、朱文等“斷裂問卷”事件的主角，這些在通常意義上被認為能夠代表“個人化寫作”的寫作群體43，皆與彼時也即1996年至2001年間在南京生活、寫作的魏微，有所糾纏：不僅林白與陳染被魏微以“雖疲憊、絕望，仍在抗爭”的“激情的一輩人”直接寫進小說44，林白與魏微亦都間接參與到1998年由韓東、朱文、魯羊主導的“斷裂”問卷事件之中。換言之，無論是《一個年齡的性意識》中關乎“先鋒死了”45的宣言，還是《斷裂：一份問卷》（1998）的答卷中之于主流文學秩序的陣痛與疏離，其間具有“個性”乃至“孤僻”46色彩的自我意識與文學意識，既是魏微獨立思考的結果，亦是她實際身處其中的那個“南京青年作家群”47所共享的個體化進程。

從文本之外相對松散的作家群體，到內置于文本中的具有一定組織性的寫作團體，在魏微“一個人”的寫作線索中，一條從未間斷的群體化路徑似乎同樣清晰可辨。在這里，群體化并不是說個體從屬于某個集體或須由某種集體的范疇來代表，而是說在很多時候，所謂個體化也即以個體為單位對周遭的社會形成理解并付諸行動的過程，所包括不僅是如何發揮個體的能動性，而且是如何為個體尋找到新的社會保護機制：一旦人們能夠將自己把握為個體，他們又將憑借什么來理解和面對那些他們作為個體所無法把握的不確定性？事實上，市場邏輯帶來的對個人能力的強調，以及1990年代以來的諸如城鎮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現代交通運輸體系的完善等多種系統性的改變，使得與高度的個體化同步發展的，恰是高度的社會關聯。48一如在《煙霞里》中，當萬里紅諸人試圖對田莊何以“長成今天這個樣子”49這一問題作出梳理與展示時，她們所發現的其實并非田莊獨特的個性或自決的行動力，而是她人生四十年所延展出的如樹一般枝枝蔓蔓的人際關系網絡。以至魏微自己都承認，寫到最后，田莊的性格似乎“有點‘糊’了”。50甚至，當萬里紅有意借田莊之口對“自我認知”作出闡釋時，她所說的“必先將自己置于廣闊、錯綜、復雜的人群里，去感知，去體悟，才能獲得參照系，找到自己的位子”51，也并非“自我”的定義問題，而是它的定位問題——在實際的生活中，以田莊為代表的、依賴于勞動分工及其他各類社會制度的現代個體，其實并不能獨立生存。

三、“時代”的構詞法：從經驗的折疊到經驗的再造

從原題的《一個人的編年史》，到歷經《山河故里》以及《合聲》《雌伏》《her》等諸種題法最終定名《煙霞里》，經由“煙霞”所說出的，不僅“一個人”的歷史之于地方社會、女性主義這樣的權力話語的化解與疏離，而且是“一個人”本身的脆弱與復雜：“一個人”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但對它的講述卻并非沒有標準。存在于“一個人”中的集體面目表明，由具體的生命經歷積淀而成的自我認同感，其實普遍存在；“一個人”既是一個特定的人，也是一系列社會、歷史因素的載體。在作罷《一個人的寫作》不久后的一次與吳晨駿的對談中，當吳晨駿表示“個人”即是“我一個人”，而“寫作”也應當被理解為“只是我的事”時，魏微緊接著追問：“你不可能完全封閉自己，這就是矛盾所在”，如果“一個人離開不了人群，需要與人交流”，那么又將怎樣看待“人與人相互間的關系”？52彼時，剛剛出版了新作品集《柔軟的心》（2002）的吳晨駿，亦將自己的“理想中的寫作”稱為“一個人的寫作”53；而魏微在1998年所填寫的“斷裂”問卷正是吳晨駿傳遞54。因此，似乎有理由相信，盡管魏微在其《一個人的寫作》中業已宣稱自己“就是這樣一個人”，并且篤定自己可以憑此姿態進行“寫作”與“日常地生活”55，但她仍對在缺乏參照物的情況下討論“個人”，抱有疑慮。在這里，魏微針對吳晨駿所提出的，并不是吳晨駿的問題，而是她自己的問題。

在《煙霞里》中，被用以描述“人群”及其結構性條件與相關機制的概念，乃是“時代”。 在萬里紅諸人看來，“人之為人”或曰“怎樣活著”比之個體自身的際遇與選擇，其實更應該被理解為“時代變遷”中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沉淀所予以個體的“價值投射”。56而在田莊生前，她對梁啟超的研究成果亦被冠以《梁啟超與他的時代》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其實存在有兩種全然不同的“時代”觀念。一方面，在上述萬里紅諸人的結論之中，“時代”乃是一種解釋“個人”的方式。所謂“每個人身上都有時代的光影，陽光落在人身上，無論英雄、偉人、平凡人，臉膛一樣亮堂，影子差不多短長”57，并不是說應當無差別地看待人的本質或人生的本質，而是說在是否反映、怎樣反映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問題上，每個人的功能性都應該被無差別地看待。換言之，“個人”既在“時代”之中，亦在“時代”之下，通過相對被動地接受“時代”中的一切，“個人”也就此成為能夠表征“時代”的一個個具體的案例。這與魏微早前所書的要為“渺小單薄”的“個人”尋找“氣壯山河”的“時代”做“依靠”的觀點，其實有所相類。58另一方面，在田莊對于梁啟超研究的成果命名之中，“時代”并不是完全外在的實體，而恰是一個需要“個人”主動去爭取，甚至去創造的對象。所謂“他的時代”或更為廣義的“誰的時代”實則帶有強烈的主觀意味，即相信自己能夠在“時代”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這樣兩種近乎相反的“時代”感觀，之所以能夠同時且并不相悖地出現在《煙霞里》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種將“時代”視為遠在“個人”之上的絕對化秩序的觀點，本就包含或緣于對“時代”的爭取。與“一個人”的語法相類，魏微之于“時代”一詞的運用也已持續多年。在一些場景里，“時代”與“年代”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譬如在《崔健時代與張楚時代》（1998）一文中，“1986年前后”就被同時描述為帶有“‘另類’聲音”的“剛剛逝去的年代”以及“最活潑、更接近于人本主義的時代”。59當然，無論是“時代”還是“年代”皆以時間為其底色，而諸如“七十年代”這樣的時間概念于魏微而言，不僅構成其出生與成長的“背景”60，亦構成其重要的文學身份：正是《小說界》的“七十年代以后”欄目之于魏微屢遭退稿的《一個年齡的性意識》的接納，使得魏微成為“文壇”上“最早亮相的一批‘70人’”之一。61此后不久，魏微即在《青年文學》上開辟了為期一整年的“我的年代”專欄，并以一篇具有半回憶半議論性質的《關于70年代》（2002）為自己破題。從同時期的《關于成名》（2000）與《每個人的文學青年時代》（2003）來看，“七十年代以后”不僅參與了魏微個人風格的形成，所謂要做“氣息純正”與“本色”62的寫作者，實則意味著要將自己與“時代”同質化的努力；而且更新了魏微關于個人成功的理解。

或因于此，時至《煙霞里》，魏微仍在一個相當有限的范圍內討論“時代”，盡管這個“時代”有意包含更多的歷史信息，一如文中所言及的恢復高考、加入世貿、深圳股瘋、北京奧運乃至美國的“9·11”事件，但它與“個人”的關系仍是“七十年代以后”的文學欄目式的——當《煙霞里》中的萬里紅諸人試圖將“人生”與“時代”的關系總結為“互為映照”63，也即彼此認領、相互成就時，她們的樣本顯然并不是那個一心只想做“旁觀者”與“局外人”64的田莊。與文本內外的“小說家魏微”相似卻不同，田莊的人生與事業從始至終都并不持有一個與“年代”或“時代”互證的環節。因此，當魏微仍有意借由萬里紅諸人之口，將“互為映照”作為她之于《田莊志》的最終“回答”65時，可知這樣一種“人生”與“時代”關系，既有其基于自身寫作經歷的實構，也有其虛構的部分。事實上，就在作出“互為映照”這一判斷的同一段落稍后，魏微即借萬里紅諸人之口將這種“時代”與“時代”中人都推衍為了“萬物”：“陽光普照大地，可是人的眼里也會落進來星空；那遠在天邊的，只要你念及，都有可能是你的，會跟你發生關系，哪怕是隱秘的關系”，因為“世間萬物均為一體，均有關聯”。66

似乎有理由相信，魏微長久以來之于那部未竟的《梁啟超傳》的案頭工作，或多或少影響了她處理《煙霞里》中的“個人”與“時代”的方式。這不僅在于她有意讓米麗在其所主筆的“1994年”的編年之中，將田莊的外曾祖父徐義仁的出生年份發現為“1898年”，也即梁啟超歷經戊戌變法的發生與失敗的這一年；而且在于無論是“互為映照”還是“萬物一體”，這些在魏微此前的小說、自述中均不曾出現的念想，其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經由嚴復翻譯的《群學肆言》（1897）而一度成為時人“口頭禪”的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67。

事實上，不僅寫作需要虛構，閱讀也往往帶有虛構的意味。究竟什么是“個人”與“人生”、什么是“時代”與“社會”其實很難說清，但是它們之間的關系卻可以通過一次又一次帶有特定價值取向與理論取向的閱讀、寫作，得到不斷的確認。當魏微有意將凌志軍的《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2008）以及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2008）作為自己想象“時代”的重要參考書目，并試圖借由田莊的故事重新翻譯它們中的部分內容時，能夠將徐義仁的“1898年”與梁啟超的“1898年”并峙的那種“萬物一體”的念想，其實也帶有了將“家運”與“國運”68同構的意味，一如米麗在其“1992年”的編年中所言的“‘家國’從來是一體”69。在這里，“一體”的意思并不說家就是國、國就是家，而是說：從李莊到江城到清浦再到廣州，當萬里紅諸人有意通過田莊不同輩份、不同親緣的家庭成員及其組成的小家庭來訴說諸如上山下鄉、改革開放等共和國歷史時，在家庭之上，實已不再有其他的社會組織形式與意識形態力量，能夠橫亙在個體與國家之間。緣此，當魏微試圖從自身的經驗及其結構性特征出發，為“時代”也為社會、歷史尋找一種總結或曰普遍規律時，她在“時代”的言說上所體現出的那種博雜性，也被直接提示為她作為一個個體或曰一個社會行動者本身所具有的駁雜性：把本不相關乃至有所出入的思想與現實進行化約、疊合與拼接，甚至并峙于同一結構之中，乃是人生而有之的能力。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項目編號：19ZDA277）、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創新計劃“青年問題與九十年代文學研究”（項目編號：KYCX23_160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20 21 50魏微、陳曦：《專訪|魏微：煙霞漫卷，時代突然亮了》，現代快報讀品周刊公眾號，2023年4月10日，https://mp.weixin.qq.com/s/W26efiKUDK5C4ofye9IGjQ。

2 17 18 19 27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9 51 56 57 63 64 65 66 68 69 魏微：《煙霞里》，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351、631、455、499、491、499、496、499，496、498，264、496、496—498、498、492、497、632、498，491、430、428、497、631、632、296、632、632、613、318頁。

3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頁。

4 魏微、張鵬禹：《新作談|魏微：我所找的全來了，都在〈煙霞里〉》，中國作家網2023年2月7日，http://www.donkey-robot.com/n1/2023/0207/c405057-32619397.html。

5 魏微：《長篇〈煙霞里〉創作談：從讀年譜，到我這代人的“編年史”》，《收獲》微信專稿公眾號，2022年12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Ig0Qy75rFTkmzyO1tmq6rQ。

6 魏微：《我這七年——第九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答謝詞》，《1988年的背景音樂》，昆侖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頁。

7 舒晉瑜：《魏微：“無論生活在哪里，我都是外地人”》，《中華讀書報》2017年11月8日。

8 魏微：《姐姐》，《作家》2010年第15期。

9 13 14 15 魏微：《沿河村紀事》，《收獲》2010年第4期。

10 62 魏微：《關于成名》，《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8—19頁。

11 44 45 58 魏微：《一個年齡的性意識》，《小說界》1997年第5期。

12 詳見邵燕君：《傳統作家體制的危機和新體制的興起》，《當代文學60年回望與反思》，蔡翔、張旭東主編，上海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11頁。

16 魏微：《通往文學之路》，《青年文學》2002年第4期。

22 汪繼芳：《斷裂：世紀末的文學事故——自由作家訪談錄》，江蘇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

23 24 魏微：《拐彎的夏天》，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257頁。

25 28 55 魏微：《一個人的寫作》，《文學世界》2000年第2期。

26 29 魏微：《流年》，花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2頁。

41 魏微：《前序》，《煙霞里》，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3頁。

42 東西：《為野生詞語立傳》，《南方文壇》2006年第2期。

43 洪治綱：《有效闡釋的邊界——以20世紀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研究為例》，《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6期。

46 54 汪繼芳：《斷裂：世紀末的文學事故——自由作家訪談錄》，江蘇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9、5頁。

47 郜元寶：《回鄉者·親情·曖昧年代——魏微小說讀后》，《當代文壇》2007年第5期。

48 熊萬勝、李寬、戴純青：《個體化時代的中國式悖論及其出路——來自一個大都市的經驗》，《開放時代》2012年第10期。

52 53 吳晨駿、魏微：《作家的生活——吳晨駿訪談錄》，《柔軟的心》，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頁、292頁。

59 魏微：《崔健時代與張楚時代》，《萌芽》1998年第3期。

60 魏微：《1988年的背景音樂》，《青年文學》2002年第3期。

61 魏微：《關于70年代》，《青年文學》2002年第1期。

67 楊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頁。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