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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基于藝術的還是生活的考慮，柳青并未在20世紀50年代將《在曠野里》修改完成并付梓，即便其時社會各界對他的新作翹首以待已久。但《在曠野里》所展開的思考，涉及的具體的現實問題，以及細致敘述的各類人物在新生活的新創造實踐過程中面臨的觀念、情感和心理困境，并未與書稿一道“塵封”，而是在數年后完成的《創業史》第一部，以及后來逐步寫成的第二部中得到了更為深入的描繪和更具意義的闡發。《在曠野里》所要回應的具體現實問題的重心與《創業史》并不相同，但其所敞開的對新生活和“新人”關系的基本思考，在《創業史》中得到了更為宏闊、復雜和細致的藝術處理。此屬柳青50年代初之后創作的基本命意，亦是理解其作品題旨、人物和風格的重要路徑。

作為時代新人的新干部

就在《在曠野里》創作完成的前一年，已決意返回陜西，全身心參與并傾心書寫人民創造新生活的偉大實踐的柳青寫下了《和人民一道前進——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十周年》的重要文章。這是繼《轉彎路上》《到生活中去》之后，理解柳青文學觀念的重要文獻。該文頗為細致地敘述了如何在古今中西的宏闊視野中理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問題，也極為明確地將“深入生活”視為確立個人文學風格和藝術獨創性的基礎。不僅如此，關于如何描繪新生活，進而以文學創作的方式充分參與到社會實踐活動之中，柳青亦有如下領悟：《講話》“給我們規定的任務是熟悉新人物，描寫新人物。就是說要我們從事人們新的思想、意識、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設工作”，“用新品質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眾”。此為“新中國”和“新人”交互創造的題中應有之義。“新人”是在“通過勞動來生產、創造新中國的過程中形成的”，“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新人”，“‘新人’和國家都是現實中的政治存在，都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地創造自己的歷史”（張旭東語）。《在曠野里》細致描繪并積極回應老干部在新的生活情境中觀念的自我改造與轉變問題；《創業史》詳細書寫“舊觀念”和“新思想”的復雜博弈，敘述與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相應的秉有新觀念、新情感的“新人”的自我創造，根本原因皆在此處。

如《柳青傳》所述，《在曠野里》的主題，是反映“農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這無疑與柳青對其時生活現實的觀察和思考密不可分。書中詳細敘述了不同人物在新生活的全新創造中所面臨的不同問題，表達了柳青對基層干部觀念的新舊之變及其意義的深入思考。趙振國、白生玉都是有著在革命年代積累的豐富工作經驗的老同志，然而在由疾風暴雨式的革命斗爭轉向社會主義建設之后，他們深感自身的文化程度、知識積累和工作經驗，皆不能勝任新的工作需求。加之還要面對來自家庭生活的“拖累”這種頗具普遍性的新問題，讓他們原本捉襟見肘的工作經驗更顯應對的無力。同為從革命戰爭年代走來的老干部，新來的縣委書記朱明山卻因長期堅持學習而能與時俱進，不斷調適和改進自己的工作方法而成為為數不多的足以引領新生活新創造的新干部。他也并非沒有家庭“負擔”，也時常為原本積極進步的妻子高生蘭的思想退步感到痛心，希望她能夠通過在黨校的學習，徹底改變落后的精神面貌，重新走在生活的前列。他勸導白生玉將“一般的干部關系”和“個人的革命前途問題”分開來對待，要注重后者甚于前者，“要是單拿個人的革命前途來說，不管到哪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下決心學習”。不但要學習新的文化知識，學習應對社會建設過程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的新方法，還要在學習和生活實踐過程中完成新觀念的自我創造。圍繞消滅棉鈴蟲這一事關群眾生產生活的重要事件展開的復雜的觀念博弈，既是充分證明朱明山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正確性的重要事件，也是由此促進縣長梁斌，以及以趙振國、白生玉、張志謙為代表的各級干部思想轉變的重要契機。全書雖未完稿，但這一主題和目的，應該說得到了較為圓滿的“完成”。

新時代中的婚姻與女性

上述主題及其所表征的現實問題，在《創業史》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照柳青對《創業史》第二部之后的主要內容的設想，與第一部不同，第二部將矛盾的重心轉移到梁生寶與郭振山之間。他要敘述郭振山如何從“有為革命、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逐漸“一步步到只為了個人利益的變化過程”。以對這個人物的塑造，柳青希望進一步思考“黨內一些不好的傾向和黨員身上一些不好的東西”。在柳青看來，雖然經過數次黨內“整風”，卻并未能解決這些問題。《在曠野里》構成主要人物朱明山的家庭困擾的，即是原本積極、此后卻被現實生活消磨掉意志，“新的世界使她頭腦里滋生了安逸、享受和統治的欲望”的妻子高生蘭的思想滑坡。雖與高生蘭面臨的具體問題、思想退步的現實緣由并不全然相同，郭振山的退步仍然可以和高生蘭思想的滑坡相參看。他們都是在新的生活中逐漸滋生了達成個人欲望甚于為集體利益奮斗的想法，郭振山在土改過程中的自私之舉，高生蘭在處理新工作時的特權意識，具體表現雖有不同，內在的思想問題卻并無根本區別。不僅如此，作為《創業史》中干部代表的縣委陶書記和楊副書記，表征的便是全然不同的工作作風。陶書記也頗為勤勉，他“每天平均要看五萬字的文件”，“對于中央和省級的文件，他是那樣專心致志閱讀，認真地、嚴肅地考慮著。為了縣級各部門的主管干部閱讀文件時容易抓住要點，他給他們畫著記號，寫著眉批”。他極為用心地“體會上級文件里說些什么，而對下面發生些什么無心細問”。他的這種領導作風，使熟悉基層具體情況的楊國華副書記憂心不已。陶書記循規蹈矩，不知因時因事調整工作思路，不能深入群眾的工作作風與《在曠野里》的梁斌縣長頗為相似；楊副書記則近乎縣委書記朱明山，工作能力、思想高度均非前者可及。多年以后，論及《創業史》中重要人物未來的發展方向，柳青曾表示，“雖然陶書記不犯錯誤，但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干部，楊書記容易犯錯誤，我們的工作卻最需要不斷深入實際，緊密聯系群眾，靈活切實處理問題的干部”。由此可見，《在曠野里》關于基層干部的自我教育和思想轉變，在《創業史》中得到了進一步、也更為細致、深入的討論。

作為與逐漸落后的高生蘭對應的具有新思想、新情感和新心理的年輕女性干部的代表，縣委干部李瑛書中著墨甚多，是頗具典范意義的女性形象。甫一出場，她就觸動了立意要在“工作中學習”，在基層開創一種全新的、有意義的事業和生活的朱明山對個人情感的反思。“每個人都愿意自己的愛人從外貌到內心都是自己理想的那么美”，“當一個男人很滿意自己的愛人的時候，沒有一個另外的女人可以吸引他的注意；但是當一個男人感到自己的愛人沒有一種美或失掉了一種美，而從另外的身上發現了的時候，他會不由得多看她兩眼”。這種“看”當然并無別的含義，而是對一種精神、一種內在美的由衷欣賞。李瑛在列車上讀加里寧的《論共產主義教育》，讓朱明山聯想到他和妻子高生蘭相識之初閱讀《日日夜夜》和《恐懼與無畏》并因“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興趣”而“終于使他們談起愛情問題”，最終結合的美好往事。他無法料及也不能接受后來逐漸與書報絕緣，變得“寒酸、小氣、遲鈍和沒有理想”的高生蘭的退步。這讓不斷學習、持續提高自己的朱明山頗為失望。他期待高生蘭能夠通過在黨校中的學習，改變她的生活觀念，進而能夠成為和自己真正志同道合，能夠共同創造新生活的理想對象。這無疑是柳青對“新人”婚姻問題理解的典范。在柳青看來，真正美好的愛情，正是以志同道合、進而心心相印為基礎。在《創業史》中，柳青之所以極為詳細地敘述徐改霞在與梁生寶的感情問題上長時間的延宕和猶疑，之所以讓這個蛤蟆灘的俊女子最終選擇離開農村去往城里創造新生活，原因正在于他為全身心投入互助組事業的“新人”梁生寶安排的理想婚配對象是同樣熱心集體事業的劉淑良。他們的情感關系雖未在《創業史》中最終落實，但從故事發展的趨向看，他們的結合可能是梁生寶互助組最終取得更大進展的重要助力。

李瑛與徐改霞有著大致相通的“過去”，同樣面臨著時代新舊之變所打開的全新的生活和情感選擇。正因生在新社會，她們才有可能超克此前女性共通的命運而有全然不同的新選擇。團員徐改霞可以參加蛤蟆灘的集體事務，李瑛能夠參與新的革命工作，皆與時代的新變密不可分。李瑛因之心生巨大的歡喜：“她只要一睜眼就意識到新的生活向她展開了多么遠大的前途。她快活得走起路來經常哼著流行的愛國歌曲。”這是個人命運和時代進程相契合的自然結果，“當一個人不存在個人煩惱和社會憂慮的時候，幸福的感覺竟沒有時間、空間或任何其他客觀條件的限制了”。然而這種情感一旦與具體的生活現實相遇，便逐漸顯現其理想性。因為新生活并不必然帶來新觀念和新情感，李瑛一度極為信任曾對她精神上有極大幫助的張志謙，孰料在新生活的美好圖景徐徐展開的過程中，張志謙卻因觀念問題而與李瑛有了“嫌隙”。李瑛不滿于張志謙對老同志的傲慢態度，不能接受后者在面對具體的感情問題時的自私之舉，覺得他“有些地方遠不如老區來的那些農民出身的同志可愛”。尤其是當她從《論共產主義教育》中述及青年戀愛問題的段落中獲得啟發之后，越來越不能接受張志謙，反倒在具體的工作實踐中對朱明山產生了“好感”。這種好感是“對一個有修養的老同志的崇敬和對一個男性的愛慕混攪在一起”。與朱明山對她的關切相同，這種好感反映的其實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之間因為共同的思想、情感、追求而產生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感覺，無關乎普通的男女之情。這是書中打動人心的重要一筆，也是柳青對理想婚姻的藝術表達。李瑛關于愛情、婚姻與理想生活的關系的思考，在多重意義上可以視為徐改霞在《創業史》第一部中情感波動的“預演”。徐改霞的猶疑，她對與梁生寶共同生活的渴望的落空，均說明柳青對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愿意為改造世界而不斷奮斗的年輕人理想情感生活的設想。他要打破“英雄配美人”的傳統模式，因為，在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決定了他們最終走向不同的生活道路。

群眾觀念的改造與自我創造

基層干部的觀念調適頗為緊要，人民群眾的思想轉變亦不可或缺。如書前所引“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所表現的對上世紀50年代初復雜現實的深刻洞察所示，教育人民群眾，從而開展社會主義社會的全新建設，是其時新社會建設的要義所在。從全書敞開的情境看，如果有后續，則重心可能在如何促進群眾的觀念的改造與轉變上。這一問題雖非《在曠野里》完成稿的核心，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有意味的敘述。足以代表農村擁有新觀念、新情感、新心理的“新人”典型的，無疑是種棉能手蔡治良。蔡治良質樸、勤勞，善于學習也頗具創造力，他依據自身生產經驗提出的防治棉鈴蟲的新方法，不僅有效克服了舊方法的弊端，還能夠節省資源且提高效率。雖在全書中著墨不多，卻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形象。將他和以梁生寶為代表的《創業史》中年輕人形象對照理解，可知其中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連續性。《在曠野里》的蔡治良，在《創業史》中發展成一系列新的人物，他們共同推進著蛤蟆灘新生活的全新創造，同時也在新生活的新創造中促進作為“新人”的自我創造。

尤值注意的是，作為《創業史》核心問題之一的“新”“舊”觀念之爭，《在曠野里》已有觸及。群眾對于棉鈴蟲的不同認知，也是工作推進過程中無法忽視的重要問題。那些抬萬人傘祭蟲王爺，或者拿著香裱去地頭祭拜的人，他們如何逐漸接受全新的世界觀和生活觀進而成為足以與新生活相應的“新人”，是《在曠野里》未及充分展開，卻屬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極為重要也緊迫的現實問題。《創業史》雖亦屬“未竟”之作，但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和處理，卻是準確、細致而深入的。圍繞新式秧田的得失成敗所展開的觀念沖突，是這一問題的充分表現。兩部作品敘述重心雖有不同，但作為社會實踐之一種的文學的意義卻一以貫之——如何在時代精神總體性意義上回應具體的現實疑難，書寫不同時期“新人”和“新生活”的交互創造，進而真正推動時代的車輪向美好生活持續前進。

佚作《在曠野里》的發掘、整理和發表，無疑是柳青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其意義亦不局限于文學史研究的推進，而是還包含著指向當下生活和寫作的重要意涵。深入研讀該作，不僅有助于系統理解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柳青文學觀念的轉變及其意義，亦有助于深入思考柳青處理寫作與傳統、文學和時代、藝術和現實的復雜關系的經驗及其現實意義——這無疑是柳青文學遺產的要義所在，亦是《在曠野里》時隔70余年后仍然滿含生機和活力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