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魯迅有一首七絕《贈蓬子》：

驀地飛仙降碧空，云車雙輛挈靈童。

可憐蓬子非天子，逃去逃來吸北風。

這是一首游戲之作，但也具紀實性，描寫1932年上海“一?二八”戰(zhàn)爭期間，災民流離失所。作家穆木天一時去向不明，其妻麥廣德雇了兩輛黃包車，到友人姚蓬子家去尋覓。但蓬子也不知穆木天的下落，只好留她們母子暫住，自己吸著北風另覓住處。穆天子是古小說中的虛構人物，能從天而降，但姚蓬子并非神人，只好在戰(zhàn)亂之時逃來逃去。

姚蓬子（1905-1969），作家，浙江諸暨人。1924年即與魯迅交往。1927年曾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自首叛變，并于1934年5月14日的《中央日報》上發(fā)表《脫離共產黨宣言》。魯迅在同年11月12日，11月17日致蕭軍、蕭紅信中分析了姚蓬子“轉向”的原因：“蓬子的變化，我看是只因為他不愿意坐牢，其實他本是一個浪漫性的人物。凡有智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而至于賣朋友（但蓬子未做這事），作為倒過去的見面禮。”

馮雪峰跟姚蓬子大約于1925年相識。當年春季，雪峰由杭州到北京，住在西城沙灘的小公寓，借原浙江第一師范同學潘漠華的北京大學入學證去當旁聽生。他這一時期結交的文友當中，就有浙江同鄉(xiāng)姚蓬子。1930年，馮雪峰跟魯迅等發(fā)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蓬子參加了這一作家團體并擔任過執(zhí)行委員。蓬子“轉向”后，曾任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委員，并任以美國商界為背景的《扶輪日報》副刊編輯。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之后，姚蓬子加入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與老舍合編《抗戰(zhàn)文藝》雜志，又在重慶開了一家作家書店，出版了一些進步書籍，所以新中國建國之后仍作為統(tǒng)戰(zhàn)對象對待。1955年受“潘漢年、楊帆錯案”株連，蓬子一度被捕，獲釋后擔任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終年64歲。

姚蓬子有一子二女：長子姚文元，長女姚之華；二女兒姚文華，患腦膜炎早夭。姚文元1957年2月6日在《文匯報》發(fā)表《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一文成名。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又轉載了姚文元同年6月10日在《文匯報》發(fā)表的《錄以備考——讀報有感》。從此他的文章越來越霸氣，成為了一根有名的“整人棍子”；由于政治上長袖善舞，“文化大革命”期間墮落為“四人幫”成員之一。

姚蓬子是馮雪峰的故交，所以雪峰1943年到達重慶之后，于同年12月遷至蓬子開設的作家書屋借住，直至1946年2月離開重慶到上海為止。因為蓬子有變節(jié)的經歷，雪峰借居在他那里曾經使進步文藝界的一些人反感。但實際情況是，當時周恩來指示雪峰在重慶公開活動，讓他住在作家書屋是為了掩護他執(zhí)行“特定任務”，也有利于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

由于馮雪峰熟悉蓬子的歷史，所以時任上海蘆灣區(qū)黨委宣傳部理論教育科科長的姚文元于1953年底寫信給雪峰，除表示關心雪峰的身體以外，主要是想從他那里了解一些其父的情況，愿與其父劃清界限，以期在職務上得到升遷。雪峰承認蓬子“曾做過一些黨的工作”，“對進步出版界也幫過一些忙”，“自首時，尚未破壞過黨的組織”。至于蓬子“轉向”的問題，雪峰在信中分析說：“你父親的確在政治上是軟弱的，又是糊涂的。他可恥的自首，人家都說是因為怕死，這大概是真的。他膽子小，所以不敢革命，怕犧牲，而同時也不敢做大壞事（這總還算好）。他選擇了開書店的職業(yè)，可是不知為什么他又弄成了商人的習氣，他那種愛錢的性格，常常使別人吃驚。而且據(jù)我知，他常因此受辱而不覺得什么似的。”雪峰于1953年向上海方面開具過蓬子曾經掩護過他的證明，并在這封信中勸姚文元不應對其父親采取簡單疏離的態(tài)度，“而應該去接近他，把關系搞好，一邊說服他。”（《馮雪峰全集》第7卷，第55至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說蓬子怕死，是因為他被關進南京中央憲兵司令部的監(jiān)獄之后就精神崩潰，成了軟骨頭。說他愛錢，是因為蓬子開作家書屋時，借出版魯迅、老舍等作家的著作賺了不少錢，姚文元被捕入獄之后，還以其妻金英的名義繼承了蓬子的部分遺產。

應該說，姚文元1953年給馮雪峰寫信時，還是把他作為父執(zhí)之輩看待的。1957年9月，雪峰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同年底，姚文元就趕寫了一篇《馮雪峰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思想基礎》，發(fā)表于1958年2月的《文藝報》。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雪峰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說，姚文元寫文章，只是為了給領導看，不是為研究而寫作，為廣大讀者寫作。姚聽到有領導在內部講話中提到他之后，就接連寫信要馮打聽清楚，轉告原話，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后來，姚文元靠筆桿子打人出了名，本來腦子有毛病，再也寫不出什么東西來了。那些署名文章，大都是寫作班子捉筆的。最后雪峰憤憤地說：“白癡統(tǒng)治文壇，最好是大家都白癡，才能相安無事”。（陳早春：《追憶馮雪峰的晚年》，《蔓草綴珠》第125至1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1976年1月31日。即當年農歷丙辰年元旦，馮雪峰含冤病逝。炙手可熱的姚文元對馮雪峰追悼會的批示是：“不見報，不致悼詞，一百至二百人的規(guī)模”。直到雪峰逝世后三年，即1979年11月7日，他的追悼會才重新在北京隆重舉行，鄧小平、胡耀邦、葉劍英、陳云、鄧穎超、宋慶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獻了花圈。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朱穆之在悼詞中，稱馮雪峰是“中國共產黨優(yōu)秀黨員、著名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詩人”。馮雪峰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而姚文元死后埋在上海青浦區(qū)福壽園，為避人眼目，墓碑上都沒敢刻上自己的名字。

（轉載自“手稿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