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鐘敬文的學術生涯始于民間文藝學又終于民間文藝學，畢生投身于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恰如萬建中的評價，鐘老“不僅構筑起民間文藝學學科的理論大廈，而且不遺余力地添磚加瓦”，既吸收了中國舊有學問之優良素養，又推陳出新，表現出精妙、現代、歷久彌新的一面。事實上，鐘敬文取得的成就與他的國際視野密不可分：青年時代延續終生的對國外學問的求索、與各國各領域學者的信件往來和學術交流，以及在構建學科體系時的吐故納新……如此種種早就了鐘敬文的全球視野與世界眼光。

多元深厚的學術根底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如一聲驚雷激勵了鐘敬文等一眾青年，百家齊放的國外思潮使他們對新知識充滿了渴望。也是此時，身處廣州的鐘敬文感受到世界知識版圖的廣闊，開始接觸民俗文化活動，用心搜集與研究民間文學。后來他寫道：“這種初期的學術活動竟成了我一生事業的基礎”（《“五四”——我的啟蒙老師》）。離職前往杭州后，鐘敬文和同仁好友婁子匡、錢南揚等共同成立了杭州中國民俗學會，并創辦諸多期刊。這些期刊在出版國內學者著作的同時，還在鐘敬文的推動下翻譯引介國外理論，如當時學會刊物《民間月刊》“學界出版消息”欄目中會介紹日本最新的民俗研究動態。鐘敬文也與松村武雄、佐佐木喜善等日本學者聯系密切，多次翻譯、刊登他們的作品。這些文章的發表使鐘敬文愈來愈感受到“如果要進而推動全國這方面（民間文學）的學術運動，就更沒有多大把握了。因此，必須有個機會，讓自己去打好學業基礎才行。”（《鐘敬文文集·民俗學卷》），這便是鐘敬文后來赴日留學的起因。

在東京的兩年多時間，鐘敬文師從西村真次，廣泛接觸西方的學說、理論……自覺或不自覺地采用了民族學、民俗學、原始社會史及文化史等的觀點。這段時期的學習充實了鐘敬文早期的學術知識結構，使得他初具國際化的視野，這在他當時的行文寫作和學術講座中都可見一斑。1982年出版的《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上）》自序中，他提及自己的民間文藝思想底色大抵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馬列主義被應用到對中國歷史和文藝的剖析和批判……作為一種新因素存在于我的思考和寫作里”；二是法國涂爾干、讓－馬利·居友等的社會學宗教論、藝術論的影響，“有利于我擺脫那些不正確的文藝思想”；三是英國人類學派的巨匠弗雷澤等的理論，這一點尤其見于其師西村神話文化思想中常常應用的“文化傳播論”（《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上）》自序）。1979年，鐘敬文曾在北京師范大學開設的暑期民間文學講習班上談論民俗學的定義與任務，講話內容旁征博引、全面翔實，就“民俗學”的定義而言，便列舉出英國弗雷澤，日本柳田國男、西村真次，法國山狄夫，德國黎爾等學者的不同看法，在談及民俗學的方法時，也談到芬蘭歷史學派所采用的歷史地理研究法、德國赫爾德發起的詩歌搜集運動對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啟示意義。

求知若渴而博采眾長，鐘敬文在各家理論思潮中積淀了深厚的學術根底，并逐漸建構了中國獨特的民間文藝學學科理想：重視中國文學的考據傳統，不僅學習法國社會學派在形式上以自然科學為模板，客觀地收集、比較、分析對象，研究普遍的規律，也從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積累出發，在理論民俗學和記錄民俗學之外，提出歷史民俗學研究，旨在建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從實際出發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的民間文藝學。

熱切活躍的中外交流往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日關系空前緊張，為抗日的目的，這期間中國的“日語學習熱”和“日本研究熱”也日漸興盛。1932年始，杭州中國民俗學會主動與日本學界進行雙向的學術交流，鐘敬文便是主力軍之一。在與日本民俗學者書信往來的同時，鐘敬文明確了自己從文學角度進行研究的志向，也為自己赴日留學鋪平了道路，1933年日本期刊《日本民俗學》第11期發表了鐘敬文的《中國民譚の形式》（中譯《中國民譚型式》），在小序中，他回顧了近年來受鄰國此學問之先進者如南方熊楠、高木敏雄、松村武雄諸先生影響的民間故事研究經歷。而這一文章也極大地觸動了日本學界，尤其是當時日本著名的民俗學家關敬吾先生，在其編寫的《民俗學》一書譯入中國后，他在序文里寫道：“鐘教授在日本民俗學會會刊上發表的《中國民譚型式》，使我不禁對中國民間故事第一次打開了眼界……鐘教授的論文，是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口承文藝的契機之一。”也是基于此，關先生稱鐘敬文為“中日民間故事比較研究的前輩”。

除了與日本學者熱火朝天的書信往來，德國學者艾伯華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就和鐘敬文展開了通訊交流并互相寄贈書刊，在其1937年出版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一書“動物與人”大類中就參考了鐘先生在《民間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所寫作的“老虎外婆（老虎和孩子們）”這一類型，艾伯華在為德國編纂《民間故事百科全書》撰寫“鐘敬文”條目時，也鄭重介紹過他的《中國民譚型式》一文。鐘敬文與眾多國外學者既嚴謹務實地討論學術，又充滿了關切和熱愛。20世紀50年代中期，鐘敬文主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會務時，曾接到過蘇聯李福清博士捎來的論文抽印本，當時兩人只有信件往來，無緣會面，直到很久以后兩人才見面。鐘敬文在《中國神話故事論集》序言中回憶：“（初次見面）他一面緊握著我的手，一面用熟練的中國話說（帶著感情地）：我來中國三次，這一次才算見到您”，“那天下午，我們在對外友協的客廳里連續暢談了兩三個小時，分手時已經近黃昏了。臨別時在庭園中拍的那張照片，雖然部分景象有些模糊，卻仍然使我寶愛它。”美籍華裔學者丁乃通也曾與鐘敬文學術對話多次，1978年《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中譯本出版后，鐘敬文“滿心歡喜”地應邀為丁乃通作序，提起丁教授曾寄贈過譯本的英文原著，丁乃通在回顧自己的研究歷程時也特別提到“中國民間故事的采訪、搜集和研究，起步較遲，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才開始。當時許多前輩，如鐘敬文、趙景深等諸位先生，已經注意到中國故事和印歐故事有許多相似處，初步作了一些分類”，借此略表飲水思源之意。不僅是信件往來中的學術對話，鐘敬文晚年仍熱切屬意于相關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1986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與芬蘭民間文藝界在廣西三江地區聯合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民間文藝實地考察活動。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外民間文化交流活動，也是中國第一次與外國聯合舉辦民間文藝考察活動。鐘敬文時年已高，雖未參與實地考察，但在聯合調查前召開的中芬民間文學搜集保管學術會中，他委派了劉錫誠宣讀他對本次活動的賀信。1994年，中日韓三國部分研究民間故事的教授提議成立亞細亞民間敘事學會，該學會以民間故事類型研究為核心任務，每年對民間文學的各種文類進行探討和交流，還特別關注中國少數民族的民間敘事文學，以起到世界民間敘事研究的橋梁作用。當時的鐘敬文已入耄耋之年，依舊密切關注學會動向，大力支持學會工作，并欣然答應擔任顧問。他說：“中日韓三國的民間故事的親緣關系的確是很客觀的。但是，我們在這方面所進行的工作，卻遠遠落后于實際的需要。這既說明這個跨國界的學術組織今后任務的沉重，同時也說明它的創立和活動是具有怎樣的文化意義。”（《建立中國民俗學派》）次年在北京召開的理事會上，鐘敬文發表了《對民間故事探究的一些認識和意見》的講話。2000年，在鐘敬文、啟功、王寧等學者的努力下，北京師范大學組建了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該中心成立后，鐘敬文便邀請日本著名學者稻田浩二前來中國召開“中日民間敘事文學情節類型專題研討會”……其對國際間學術對話交流的熱情如斯。

為民族、為世界的學科建設

鐘敬文是一位求知若渴的學者，更是民間文藝學學科的奠基人，他將民間文藝學作為一門重要的、特殊的學科加以理論設計和學術實踐，把它的各種意義與價值融合在統一的范疇里，對其定位不僅僅是一國之學科，更是為民族、為世界的學科，“我們的研究，不僅是為民族的，也是為世界的，我們應該在這方面作出貢獻”（《建立中國民俗學派》）。

鐘敬文的國際化雄心體現在理論建設和人才培養上。對于國外理論動向，鐘敬文自年輕時，便有敏銳前瞻的學術眼光，既虛心引薦，又辯證思考，為民間文藝學打下了堅實的學科基石。鐘先生是類型研究方法最早的引入者，并身體力行地對其實踐。在杭州時，鐘敬文寫的《中國的太陽神話研究》《中日共同的民間物語》《中鮮民譚的比較》等論文草稿，以及1935年發表的《老獺稚型傳說之發生地》，都致力于從同類故事中尋找發源地及其傳播途徑，是在中日韓三國的民間故事類型比較上的研究成果。為了讓國內的學者更多地了解到類型研究方法，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劉魁立等學者的共同帶動下，鐘敬文對艾伯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和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的翻譯和出版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在后者的序言中他提到：“有些研究中國民間故事的學者，曾經認為中國民間故事是自成體系的東西，它跟國際的民間故事類型很少相同。這種論調，在沒有得到有力的事實反駁之前，是頗容易被人相信的。”鐘敬文一再強調學習他國理論的重要性，提醒國內民俗學研究者不要故步自封，進行井底之蛙的研究。

關于國外民俗學、民間文學作品的譯介，鐘先生也頗費苦心。在日學習手不釋卷時，他依舊不忘與國內民俗學界的聯系，在《藝風》雜志上主編《民俗園地》，向國內介紹民間文學、民俗學理論，并編輯了數期學術專號，特別是撰寫發表《民間文藝學建設》這篇重要學術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獨立的民間文藝學的問題，為建設中國自己的民間文藝學學科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上世紀50年代，鐘敬文所在的民研會為了幫助青年學習民間文學理論，曾編輯過《蘇聯民間文學論文集》，70年代末他意識到蘇聯學界近年來有新的發展，而我國的社會情況和學界情形跟過去也大有不同，于是“痛感到有再編一部蘇聯民間文學新論集的必要”（《中國神話故事論集》序）。為了找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翻譯資料，鐘敬文多次向李福清請教。2004年《外國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譯叢》的出版了卻了他一直以來的心愿，該叢書出齊了阿爾伯特·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普羅普的《故事形態學》和《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

鐘敬文就任北師大中文系教授后，于1953年率先開設了民間文學研究生班，不僅為國內新一代民俗學者提供了學習機會，還格外關懷前往中國學習的海外留學生。現任印度尼赫魯大學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學院的莫普德教授在鐘敬文120周年誕辰上懷念鐘老時提到：“1987年，我終于來到了北京師范大學，往事歷歷在心頭，我在北師大外國留學生宿舍受到鐘敬文教授的親切接見，他為人謙虛、心胸開闊。”鐘敬文不僅在學術上給予留學生以教誨，贈予諸多書籍，還細心關照其生活，為異國他鄉的學子慶祝生日。除此之外，韓國學者鄭然鶴、日本學者廣田律子都受到過鐘老無微不至的關照，鐘敬文對待學術的嚴謹、對待學生的寬和，使如今聞名遐邇的民俗學者們仍念念不忘。

在上世紀末談及當代民俗學的定位時，鐘敬文曾言：我們的民俗學，是世界民俗學的一部分，但它具有自己的特點，不是別的國家民俗學的附庸或“派出所”。誠如斯言，鐘老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熱情足以用一生寫就，其跨文化的學術根底和國際視野造就了他對民俗學學科構成的戰略性思考，如此的堅定與雄心，使得一代代海內外民俗學界同仁深受其影響，也逐漸為中國民俗學在世界民俗學中找到立足之地。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22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