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9年秋，我有幸到鐘敬文先生門下讀博，與趙宗福師兄、龐建春師妹是同級。記得入學不久，董曉萍老師就跟我們新生講：“鐘老過去是很嚴厲的，當年我們弟子都怕他，別看他現在是位老爺爺。你們不認真讀書，可不行啊！”可是，在我的記憶里，先生始終是一位恬淡、慈祥而睿智的長者，總是在我們面前心平氣和地口傳身授如何治學、如何做人，或許是因為我們和先生之間如同祖孫般的年齡差吧……

每天下午兩點半起床后，年近百歲高齡的鐘先生都有外出散步的好習慣。我們學生常常陪著他，這也是聆聽先生暢談學術與人生的最好機會。當時的我，還是學術路上的一只菜鳥，很少會像三四十歲的師兄師姐們那樣挑起有趣的話題，向先生求教。由此，我覺得，更多時候自己只是單純地陪同老師而已。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些陪先生散步的時光，對我的影響卻是潛移默化的深遠。

先生請我喝茶

記得那個初冬的下午，先生說要到校外的書店看看。那是我記憶中唯一的一次和先生逛書店。

我們穿過懸鈴木高聳的甬路，出北師大校園東門，過了天橋，到對面的盛世情書店轉了轉。老板看見有位老先生光顧，十分熱情，上前詢問我們：“有什么特別需要的？”先生說，要自己看看。繞到書架前，先生認真地查看了書目，很快就買下了兩本感興趣的書。

從書店出來，沒走幾步，先生駐足，建議到臨街的一家小茶館去坐坐。我惴惴至極，因為沒有帶錢包，作為窮學生，平時衣兜里也沒有多少零錢。如果像現在這樣“手機就是錢包”，該有多好啊！可是那時，我沒辦法開口說：“我來請先生喝茶。”

進了茶館，倒是先生先儒雅地坐下，問我：“小祝，你喜歡喝什么茶呀？”我很窘迫，一是自己連一杯茶的錢都沒帶，二是自己從沒有茶飲習慣，不懂茶品之間的區別，就脫口回答：“先生，我不喝茶。您自己喝吧！”

“來一杯嘗嘗吧！”先生建議道。接著，他看看菜單，轉向服務員，溫和地說：“要兩杯紅茶。”然后付了錢。

我坐在先生對面，環視茶館里的陳設來緩解剛才的尷尬。這是一家很小的茶館，僅幾張小桌，但很是整潔別致。此刻，只有我們兩位客人，窗外是車水馬龍的新街口外大街，這里是難得清凈的一方閑雅之地。我們坐在靠窗的藤椅上，窗口一席微透的竹簾半垂半卷，讓西斜的太陽把暖黃色的光線灑落在先生的身上。我覺得，對于先生這樣的詩人，此時的畫面充滿了一種詩情畫意。

茶來了。我們默默喝著。說真的，我連喝了幾口，只覺得茶水很燙，壓根品不出茶的好壞。偶爾，我抬頭看看先生喝茶的樣子，他在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飲。先生是“寧可三日無米，不可一日無茶”的廣東人，當然知道該怎么喝熱茶了。我心里在笑自己，我這個外行坐在茶館里顯得特別滑稽，如果不是陪同先生來的話，我可能永遠都不會光顧這里。先生竟是有生以來第一個請我喝茶的人。善良的先生或許常請學生喝喝茶，我可能是最不懂茶飲、言語最少的那一個。不過，喝茶可以代替我陪先生時總是不言不語的靜默，聽著先生品茶的聲音，我的心寬慰了不少。

那時的先生，總讓我想起已故的爺爺，我喜歡跟著爺爺在菜園里干活，或者坐在他的小屋里聽他和叔伯們講古，但是很少和獨自闖關東過來的年過八旬的爺爺聊天。他們的世界都是那么深沉靜謐，當我面對的時候，好像一下子找不到行走的方向，常常無話可說，可我又喜歡在他們的世界的邊緣守望，我知道他們世界的那一端是詩和遠方……

如今，20多年過去了，那杯茶的味道早已淡忘，但是先生請我喝茶的情景，卻仿佛在昨天。

先生的讀書經

鐘先生到教研室里上課的時候，習慣于坐在長桌的一端，我們幾屆的學生都圍坐在長桌兩邊，像開座談會一樣。先生手里常常拿著幾頁打印好的授課提綱，不斷用細長的手指翻卷或摩挲著頁角。這些提綱更像是授課的道具，因為先生幾乎不看提綱一眼，整堂課只看著我們，如同促膝談心一般，那些精妙的話語娓娓道來。

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深入淺出地教導弟子如何讀書，特別是告誡我們這些剛入學的新生。他說：“讀書，要真正讀懂，手抄、眼看、腦子理解，還要反復讀，直到領會。對待書要全心全意，因為書像朋友，不深入，就是陌路相逢，不會幫助自己，只有深交——讀得最深、用功最多的書，才有用。讀書，不僅要有量，還要有質，有些書要一輩子打交道的。”說到這，先生用了一個通俗易懂卻無比深刻的比喻，來解釋讀書的深淺和回報的多少是成正比的：“鼓和鐘，鐵棍敲得最響，木棍次之，麻稈再次之，燈草就怎么也敲不響了。讀書也一樣，從書里獲得的知識、能量、經驗和思考有多大、有多深，回報就會有多大、有多深。”

先生這是把一輩子讀書的經驗都傳授給我們了。去過先生家的人，都忘不了他那間書房里的奇觀：除了一張古老的小書桌、幾把舊沙發椅之外，余下的空間靠著四壁傾斜而下的都是書，有陳年的，有新近的；有成套的，有單本的；有中文的，有外語的；有友人贈送的，有自己購買的，層層疊疊，五彩繽紛。來到這里，我們就仿佛置身書海，嗅到的都是墨味書香。先生隨手拿起一本書，就會講出這本書的優點或不足，提醒學生閱讀的時候注意體會。跟著先生學習，我們能不成為愛讀書、會讀書的人嗎？

有一次，散步回來，先生把書桌上兩本故事資料集遞給我，指著折起來的頁碼，說：“小祝，把這幾篇故事幫我復印一下吧。”我很高興能幫上先生的忙，答應了一聲，快步出了小紅樓。我很好奇先生要復印的是什么。展開書頁，仔細一看，原來是女媧神話。作為學生的我們，自然都拜讀過先生關于女媧神話研究的名篇《論民族志在古典神話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媧娘娘補天〉新資料為例證》《洪水后兄妹再殖人類神話——對這類神話中二三問題的考察，并以之就商于伊藤清司、大林太良兩教授》等。在我意料之外的是，先生到現在還一直關注著這個神話，連一篇小小的口頭神話資料都不放過。這種集腋成裘、滴水穿石的治學品格，深深地震撼了我。

先生來宿舍小坐

還記得一天下午，我陪著先生在校園里散步。先生手拿一根拐杖，穿著灰色呢子大衣，戴一頂灰色禮帽，我扶著先生的左臂。

我不知道該和導師討論些什么才好，因為自己對做學問還是很迷茫。先生則直入主題地問我：“最近讀什么書啊？”我最怕被問到這個，害怕他發現我沒什么長進，但被問到了，只好如實回答：“在讀民間故事集。”先生聽了，點點頭，慢條斯理地說：“多讀故事集，有好處。做學問，首先要熟悉材料，材料熟悉了，才能從中發現規律，寫出好文章……”

其實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鐘先生，和顧頡剛、趙景深等前輩學者一樣，是非常看重材料的，無論古代的或現代的、國內的或國外的、個人的或集體的。材料就是要研究的對象，所有的研究問題都源自于對材料的占有和解讀。先生反復強調重視材料的治學道理：“根據材料，得出觀點。理論是幫助我們理解分析的，不能代替得出結論……”

聽了先生一席話，我踏實了許多，心想，回頭我再到我們民間文學資料室里多找一些故事集來看。說話間，正好路過我的宿舍樓，我高興地介紹：“先生，這是我住的宿舍樓。”沒想到先生說：“我們上去看看吧。”

一進宿舍大門，門衛阿姨大吃一驚，趕緊跑出來致敬，我驕傲地說：“我導師鐘敬文先生，到我宿舍來看看。”穿過走廊時，路過的女生都驚奇地看我們一老一少。有的一下子認出鐘先生，趕緊鞠躬行禮。簡直像明星出場一般。

一推開宿舍門，室友艾麗輝正在看書，她抬頭看見是我們師徒倆，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激動地笑迎問好：“鐘先生您好，沒想到您來我們宿舍啦，快請坐！”誰都沒想到這小小的宿舍里竟然有一天會迎來一位貴客。

我請先生在我的床邊坐下，希望他好好歇歇腳。床的對面就是書桌和書架，我那并不豐富的藏書，一下子都映入先生眼簾了。我們正準備給先生倒杯水、洗點水果，好好待客，先生卻只是稍微坐坐，就起身告辭了。

過了些日子，先生從自己的藏書里拿出厚厚的《耿村民間文化大觀》上中下三大冊，讓我拿回去看。估計他是注意到了我那小小的書架上書籍有限。而后，我再去先生家時，他又遞給我一個小薄冊子，是河南故事家曹衍玉的故事集《故事婆講的故事》。他說：“這本書給你吧。這個老婆婆故事講得好，故事記錄得也很好。你拿回去，好好看吧。”不久，先生又送給我山西故事家尹澤的故事集《真假巡按》，也是說這本故事集好，讓我認真讀。后來，我把很多故事家的故事集都讀完了，終于明白先生說的“好”的故事家和故事集，到底是什么樣的。這幾本故事集忠實記錄了故事家的生平、代表篇目的地方化敘事和出色的口語特征，確實是故事采錄的經典之作。

從此，在先生的影響下，我養成了認真采錄和研讀故事資料的習慣。那三卷本的《耿村民間文化大觀》，我在畢業前還給了先生家的少華老師和小宜老師，因為先生當時只是讓我拿去看，沒有說送給我。而曹衍玉和尹澤的故事集，我則珍藏至今，這是先生送給我的寶貴禮物。每每在寫故事論文時，重新讀到其中的某個故事類型的異文，我都會想起鐘先生親手把這本書遞給我的那一刻。對我而言，先生的贈書不是束之高閣的藏品，也不是他曾教過我的證明，而是一個偉大的靈魂不斷地引導我沿著一條故事實證研究的道路毅然前行。

心中矗立的昆侖山

非常遺憾的是，在2002年1月，距離我們99級畢業僅剩5個月，先生驟然離世，結束了我們和先生之間那短暫卻終生難忘的師生情緣。畢業后，我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學院工作至今，一直致力于民俗學、民間文學領域的研究和教學。在我心中始終矗立著一座學術昆侖山，那上面有鐘先生親手開拓的神奇懸圃，我只愿做那懸圃里看護著奇花異草的小小園丁。

最后，借我寫過的一首小詩，在此向恩師鐘敬文先生及其心愛的民俗學、民間文學致敬：

所有的喧囂，

都不會令我側目，

只因你在那里，

閃耀。

街上的人群，

都在我眼前變幻，

成為你的樣子，

微笑。

（作者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