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蘇北，本名陳立新，1962年生人，長于安徽天長，散文家。他的寫作之路從向汪曾祺學習開始，幾十年愛汪不已，久而久之，還有了“天下第一汪迷”的稱號，在汪曾祺晚年與之成為忘年之交。

多年追隨，相交甚近。蘇北近日出版新著《憶汪十記 讀汪十記》和《湖東汪曾祺》。他說：“我從二十多歲寫小說開始，迷上汪曾祺之后，一直沒有離開過他。”這兩本書不僅是其學習、行走的文章結集，也勾勒出一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青年在文學上的成長之路。

為學習汪曾祺寫作，手抄20余萬字《晚飯花集》

蘇北對文學萌芽得早，21歲已經愛上了寫作。那時他得到“一本將中國現代散文家一網打盡的《中國現代散文選》”，讀得不亦樂乎。之后到滁州上學，蘇北買來《復活》《茶花女》等，生吞活剝地看，他回憶：“讀了這些名著，除培養了一點自負和傲慢氣質外，寫作依然不得要領。”蘇北現在偶爾還會將當時讀得爛熟的名著們翻出來再看，覺得“那些翻譯家的句子太長了”。

滁州有一家《滁州報》，副刊版面名“瑯琊”，蘇北也常讀，并結識了許多當地的文學作者。在交流中，他知道了汪曾祺。找來汪氏作品一讀，“心中歡喜得不得了”，由此迷上了汪曾祺這個名字。“當時想法很簡單，就是看著汪先生的語言短而簡單，感覺更好學。”

文學青年蘇北對汪曾祺是甫一接觸就著了迷，不但把他的文章當作范本，為了學習其語言和寫作方法，還手抄了20多萬字的汪曾祺代表小說集《晚飯花集》。工工整整的字體，正文用藍色圓珠筆，好詞好句有感想的，換一支紅色圓珠筆，畫上線勾上圈，有時還在外面牽出一根線，批注“這一句真漂亮！”

抄書的念頭來自《中國青年報》上一篇南京大學程千帆教授所寫的文章，主題是指導青年讀書。“程教授講抄書一遍勝讀10遍，亂看不如細看，所以我從夏天抄到秋天，抄了四個大筆記本。”

“我覺得如果我有一點長處的話，就是做事還是比較堅持。”蘇北好書法，初學時年歲已經不輕，等他走進書法之門后，發現其中充滿了中國的審美元素，真是令人驚喜異常。他不由得想起汪曾祺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在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中看到宋徽宗摹張萱的《搗練圖》，“汪先生講：‘看宋徽宗畫的那一根掛衣服的長線，我恨不得跪下來給他磕個頭。老外到那張畫跟前眼睛一看就走掉了，因為他不知道這根線多么難畫，這是中國人特殊的審美。’”

汪曾祺的見地深刻影響著蘇北，接觸得多了，他也發現“汪先生哪里是簡單，他是準確”。“我認為很多作家是不準確的，因為準確里面還涉及兩個字，就是簡潔。你弄一堆話把一個事情說出來，那怎么算本事，用很少的話說出來，又簡潔又準確，才是最牛的人。”如今的蘇北對汪曾祺的認識已經透徹深入，很具有個人特色：“汪先生的家常話，也可以和文學聯系起來；不懂汪先生或者不喜歡他的人是道行不夠；汪先生的人生開闊度和人生的吃喝拉撒是完全連在一起的……”可以說，他不愧為“天下第一汪迷”。

汪曾祺坦陳蘇北抄書令人感動

蘇北1989年在魯迅文學院進修期間，第一次見到了汪曾祺。

他在日記中記述：一陣腳步聲從樓梯口傳來，緊跟著一行人就向接待室走去。咦，這個老人怎么這么眼熟？他臉黝黑，背微微有些駝。這個老人是誰？汪曾祺先生！原來，他是來參加魯迅文學院和北師大聯合舉辦的文學創作研究生班開班典禮的。

蘇北怦然心動，緊張萬分。借在衛生間碰面之機（當然是刻意營造的），蘇北簡略告訴汪曾祺自己抄寫了《晚飯花集》并寄給了他，家鄉天長就在高郵湖西岸，與東岸的高郵隔湖相望。汪曾祺只是“嗯嗯嗯”，不置可否。

散會后，蘇北守在大教室門口，汪曾祺一走出，就被他引到隔壁自己的房間里。汪曾祺喜歡蘇北遞過來的滁州長把子紅三環煙，兩人聊起天，家鄉話題很多。蘇北隔著煙霧見“汪先生陶醉得很，他吸煙吸得很深，濃濃地一大口到嘴里，憋一會兒噴出來，整張臉都沒有了。”他感到不一會兒滿房間都是煙霧，仿佛到了洗澡堂里，給人不真實的感覺。

1989年5月24日，蘇北去了汪曾祺家中拜訪，并吃了午飯，汪曾祺送他一張墨竹畫。7月2日，再次拜訪，汪曾祺贈一本《蒲橋集》，并題字……

這是蘇北的日記，日記生動細致地記述了和汪曾祺相識相知的過程，都呈現在《湖東汪曾祺》一書中，從流暢的文字記錄中不難看出二人相交日深。汪曾祺還曾在一篇發表于《文匯報 筆會》上、題為《對讀者的感謝》文章中寫到蘇北抄書一事：也是幾年前的事了。我收到了一個包裝得很整齊嚴實的郵包。書不像書，打開了，是四個筆記本。一個天長縣的文學青年把我的一部分小說用鋼筆抄了一遍！他還在行間用紅筆加了圓點，在頁邊加了批。看來他是下了工夫學我的。我曾經一再對文學青年說過：不要學我。但這個“學生”，這樣用功，還是很使我感動。

抄完《晚飯花集》，去了高郵

《晚飯花集》是蘇北在1988年時所抄，抄完他就一個人跑到汪曾祺的家鄉高郵去了。那時快要到秋天，蘇北26歲，新婚不久。沒出過遠門的小青年，除了高郵，還到了揚州、興化、寶應、淮安等地，“汪老書中寫到的很多地方我都去了，兜里就50塊錢，包括住宿費、飯費，用了一個星期。”

蘇北覺得好玩兒。“我在高郵坐上鄉村公交車，車沿著運河堤岸飛快地開，兩邊都是楊樹和柳樹，還有一種專門用于固堤的芭斗柳，運河里跑著大船。”在車上他遇到一個青年，兩個人聊天，“他也不愛好文學，我們倆就隨便亂講。”蘇北說著忍不住笑：“到寶應后，我們倆還在車站旁邊小巷子里的一家小旅館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找了一個早餐點吃了早餐，之后他趕他的路，我留在寶應四處逛。事后一想，兩個人互相連姓甚名誰都沒問，就沒想起來問。”

蘇北是帶著《晚飯花集》去高郵行走的。秋天正是蟹肥時，“吃螃蟹了嗎？”“吃鬼的蟹。”在高郵，蘇北沒有領略到“秋時游覽看珠湖，蒲葦粉黛滿郵都”的勝景，見到的是城市面貌的破爛不堪，“汽車站的地上全是樹葉、廢紙，亂七八糟的；坐車的多是本地農民或者跑外勤的；吆喝聲此起彼伏：賣早茶的，賣大餅油條的，還有很多人家賣蓮子和藕，很大的藕，一段一段全都連在一起的（整的，包括須枝），還有水鮮：小鯽魚、鱔魚、螃蟹，一盆一盆，都在馬路邊上擺攤位，路都走不了。”那時候中國縣城大都面貌如此，蘇北大概沒起過要吃頓螃蟹的念頭。

“我自己生活在天長，實際上天長和高郵的民風民俗、地貌地理、街巷河流，甚至池塘都很像，但我那時的認識水平也就在縣城的水平，所以我到高郵見到的所有都覺得是理所當然、本來應該的樣子。”

高郵沒有帶給蘇北驚艷的景觀，他甚至想天長人還比高郵人稍微洋氣一點，“我那半天遇到的一些高郵人，好像多是大齙牙，皮膚黑不溜秋的，卷起褲腿在那里吃酒。”

蘇北借此總結，人類所有的美好大概都在于混沌，事后回憶的美好，歲月將它拉開了距離，“汪先生的文章是不是也是如此？”

意外結識高郵文學青年王樹興，帶我逛高郵

年輕的蘇北走到高郵縣委，沒見門崗門衛，進去看到一所房子，門口掛了“高郵文聯”的牌子，就逛了進去。進去碰到一位朱姓工作人員，50多歲模樣，蘇北說自己是來自天長縣的文學青年，讀了汪曾祺的書，到高郵來走訪，能否介紹一位高郵的文學青年給我帶帶路？“那個人嘴上叼個煙，就坐下打電話，是撥轉盤的那種黑色電話。我聽他給一家造紙廠打電話，撥通了說找王樹興，講天長來個文學青年，你沒事的話過來陪陪他。”后來蘇北才知道王樹興在造紙廠當保安，也是一位文學愛好者。

沒過5分鐘王樹興就到了，“那時高郵就這么大”。

王樹興帶蘇北在高郵舊城中參觀。“各處轉了轉，那個時候還沒有開發，但王氏紀念館已經有了，我還在高郵的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汪曾祺自選集》。”王樹興又帶蘇北到汪曾祺文章中寫到的高大頭——高天威家。見家門口擺了張矮桌子，父子兩個正在吃晚飯。“王樹興悄聲囑咐我不要近前，因為高大頭要到北京去告汪曾祺誣蔑他。”

之后兩個人到東大街上，蘇北抬頭看到兩座塔，他在書中描述“看到兩個破塔”，想必當時是破得一塌糊涂。蘇北所見兩塔為高郵東塔、西塔，西塔即高郵鎮國寺塔，如今是3A景區。

“后來我和王樹興就分手了，他也沒留我吃飯。”

分手后兩人一直沒有聯系，直到2005年。

一天，蘇北正在出差武漢的路上，接到一個電話。電話中是個男聲，自稱為《中華文學選刊》的編輯，叫王樹興。

“那時王樹興和王干（現為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在做《中華文學選刊》，我在《安徽文學》上發表了小說《螞蟻巷軼事》，他看到這篇小說，想要轉載，于是就打電話到《安徽文學》問到了我的聯系方式。”

隨后兩人的對話很是有趣。

王樹興問：“你是蘇北嗎？”“我是。”“你的口音跟我們很接近啊！”“我是天長的。”“是不是有一年你來高郵我陪你的啊？”

蘇北是筆名，起用于1989年，1988年在高郵的蘇北還叫陳立新，所以王樹興壓根兒沒想到電話那端是熟人，而蘇北也因為王樹興的高郵口音未聽出此“男聲”即故舊。兩個文學青年又有了聯系，當然，已經是文學中年了，王樹興也已經是一位作家了。

為學寫作去承德，北京轉車遇龍冬

蘇北的文學之路上，還有很多被他稱之為奇巧古怪的相識。細聽之下，都有著典型的時代特征。

比如蘇北第一次見作家龍冬（其后在中青社和北京十月文藝任職），那是他第一次來北京。“笑死了。”蘇北說，他指的是在北京的諸多第一次。

那是1988年，蘇北報名參加《人民文學》的函授創作班，函授班在承德面授。從安徽天長去承德，需要在北京轉火車，早上7點到達北京火車站，晚上11點轉車，轉乘時間16小時。

蘇北有點兒發愁，愁這16個小時怎么過？忽然想起了龍冬，此前兩人通過幾封信。因為龍冬在《青年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小十字口》的小說，小說結尾落有通信地址。“《小十字口》不長，應該是龍冬的處女作，我覺得很有特點，也從頭到尾抄了一遍，抄好后寄給了他。過一段他很高興地寫信告訴我，已經調到《中華兒女》雜志工作了。”

蘇北于是想去找龍冬，但沒有電話，沒法聯系。出北京火車站，蘇北看到站口“招手上車”的小公共，一個200多斤的大胖子吊著門喊：“天安門、前門，快上、快上，馬上走了……”蘇北聽到他喊前門，想起龍冬通訊地址就是前門，不及細想趕忙跳上了車。

“那種小公共是邊走邊停邊上下客，車門一直半開著，上了客，車立即加速，開得像瘋了一樣。天安門、廣場、大旗桿，在我眼前一晃而過。我當時人是暈的，感覺天安門沒有想象得高，廣場也沒有想象得大，后來我到北京工作，經常陪朋友來，才又覺得廣場好大。”一路飛奔中蘇北的腦子高度緊張，售票員的北京話最讓他焦慮：“他卷著舌頭，話講那么快，我使勁豎著耳朵聽。我們這種鄉下孩子，坐過站怎么辦啊！”

到前門，蘇北下車，摸到了龍冬工作的《中華兒女》雜志社——前門大街9號樓。

門衛大爺給他一張會客證，“就是一張小紙條子”。蘇北跟著幾個人進了大高樓，坐電梯到11層，看到幾間房子門上都貼著“中華兒女”字樣。蘇北挨個兒門敲，門都關著，雜志社還沒上班。

蘇北沒想到北京的工作單位是9點鐘上班，“我們縣里都是7點半上班，我就認為全中國應該都是7點半上班，那時候真是各種認知奇特。”

蘇北在門口等，等煩了溜達到衛生間。衛生間里兩扇窗，蘇北趴窗下望，看到了東交民巷，巷子里一座西洋式樓房發生了火情，幾輛救火車忙著救火。“我就趴著窗子看了好長時間救火，直到消防員把火撲滅。”

回來再敲門還是沒人，蘇北決定另尋出路，又遇到了麻煩。“我想坐電梯下去，但我沒坐過電梯，上了電梯不知道按層數，下到一層又上去，坐了兩遍。”正在他不知所措地在電梯里發呆時，上來一個個子高高的青年，“他一上來就倚著電梯，應該是剛來上班。”蘇北一看，像龍冬，“因為他曾經給我寄過一張小照片。”蘇北一下子興奮了，問“你是龍冬嗎？我是陳立新。”那人一下子蒙住了，隨后想起來，立刻就帶蘇北到《中華兒女》辦公室了，真是龍冬。

之后的時間蘇北幸福得很，中午和龍冬到峨嵋酒家吃了擔擔面，下午回到辦公室，在沙發上睡了一覺，晚上一直被送上火車。蘇北當時26歲，龍冬23歲。

寫作路上結識“寫東西一驚一乍”的劉震云

作家劉震云也在蘇北上世紀80年代奇巧古怪的相識中。

1987年劉震云在《青年文學》發表了小說《鄉村變奏》，一組三篇9000余字，文后也有作者單位。“我當時讀了《鄉村變奏》，感覺這位作者寫東西一驚一乍鬼鬼祟祟的，很有意思，于是就寫了一封信給他，表揚了一通。”劉震云很快回了信，兩人之后連續通了七八封信。

當年下半年的一天，蘇北還沒上班，工作單位的保衛干事到家里找他，告知“北京來人打電話找你啦！”當時個人家中一般少有電話，都是打到單位或公共電話轉接。蘇北想想自己在北京沒有熟人，趕緊騎上自行車到保衛室，聽說打電話的人住在縣委招待所，又立即騎車趕去。

招待所也有個大堂，但空無一人。桌上有一本登記簿，蘇北翻了翻，有劉震云的名字（本來也沒住幾個人），住在103房間。跑到房間見到了劉震云，確實是他打的電話，兩人第一次見了面。

劉震云告訴蘇北是來安徽采訪的，已經跑了其他幾個地方。蘇北回憶：“我們倆就在房間里窮扯到中午12點，我心里想縣里怎么也不喊他吃飯？我就講不行你到我家吃飯去？他講行。我們出來他就跳到我自行車后座上面，抱著我的腰到了我家。”蘇北家中只有他父親一個人在，“他正坐在客廳里出神，一聽我介紹帶回的客人是北京來的記者，就很客氣。”看看家里沒有什么好吃的，遂下了一鍋筒子面條（即掛面），也沒菜，三個人白面條就醬油，多放點兒豬油、蒜花，呼嚕呼嚕吃了一盆。

午飯后送劉震云回賓館，蘇北上班，下班再去尋他，這回見到房間里有四個人。劉震云介紹蘇北是自己的朋友。幾個人一聽立刻對蘇北相當客氣。后來他才知道四人都是當地領導：一位副縣長、一位宣傳部長、一位宣傳部副部長、一位局長。幾位領導以為蘇北是與劉震云同從北京而來，聽到他的口音，了解后得知他在天長縣農業銀行工作，“四個人就都不睬我了，后來他們帶劉震云到一個湖里吃螃蟹去了。”

1989年蘇北到魯迅文學院進修，正好研究生班也開班，劉震云、莫言、遲子建、余華等都在同一班。劉震云還住在魯迅文學院后面的農民日報社院內，蘇北去過多次，也在劉震云家中吃過飯。印象中那個地帶極臟亂，黃土翻飛，有一條河，臭得不能聞。蘇北說：“轉眼過去好多年了，劉震云已經算是‘大腕’了，可是他還是我心中的那個劉震云。”

幾十年后，抄寫的《晚飯花集》筆記本又回到手中

年輕時“不知深淺”、一股腦向前沖的用功的文學青年蘇北，逐漸成長為一位散文家、汪曾祺研究專家。時間又過去了很多年，在汪曾祺先生去世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上，汪家三兄妹也回到了高郵。汪曾祺女兒汪朝告訴蘇北：“你那四個筆記本好像還在我們家里，我回去找到寄給你——你自己好好保存吧！”

不久，蘇北收到一個快件，寄件人是汪朝。他急切地打開，那四個筆記本完好地摞在一起，“像新的一樣，干干凈凈，仿佛時光在它們身上停留了一般。”蘇北打開其中一本，青春歲月的生命，仿佛又回到了他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