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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從《焚書》《續焚書》看李贄的政治思想

李贄（1527—1602年），字宏甫，號卓吾，別號溫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李贄一生著述頗豐，其重要著作有《焚書》《藏書》《續焚書》《續藏書》《史綱評要》等。其中，《焚書》與《續焚書》集中表現了李贄的政治思想，是李贄的重要著作。

《焚書》亦稱《李氏焚書》，包括書信、雜文、札記、詩詞等共6卷。《續焚書》為《焚書》的續編，共5卷，是李贄死后由其門人汪本鈳編輯，收錄了著者的書信、序、說、論、讀史札記、雜文、詩詞等。李贄在《焚書·自序》中說，《焚書》“則答知己書問，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我矣。故欲焚之，言當焚而棄之，不可留也”。《焚書》由此得名。又說，“夫欲焚者，謂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謂其入人之心也”。故明知將遭焚毀，也要刊行于世。

“童心”

“童心說”是李贄政治思想的核心與靈魂，也是其邏輯起點。如果說程朱理學的核心范疇是“天理”、陸王心學的核心范疇是“良知”，那么李贄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疇就是“童心”。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從“童心”這個起點出發，從“童心”這個核心向四周輻射。《童心說》是《焚書》卷三的一篇雜論，李贄對“童心”所作的最簡潔的規定是“童心即真心”“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鮮明地提出了“復童心、做真人”的主張。“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實則是人的個性和主體價值的自覺。如果喪失了這種自覺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個體價值，人就不再能以一個真實的主體而存在。“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在《童心說》中，李贄從“童心”出發，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封建倫理。在李贄看來，封建倫理不敢正視人的“童心”——毫無掩飾的現實人性，反而極力障蔽人的“童心”，把“童心”看作阻礙人成為圣賢的最大障礙加以排除，“于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合于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也”。到處充斥著道學的假文章，所以李贄慨嘆道：“嗚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

李贄的時代，正是八股文風泛濫的時代。李贄認為，“童心”即“真心”應該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換句話說，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實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則其文無所不真。不管什么時代，不拘何種體裁，都顯示出作者的精神風貌，都是真有價值的。“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他主張廣讀諸書，博采眾長，融會貫通。歷史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且書本知識、讀書內容也是日漸其新、日益發展豐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時代和文體，都應該是讀書的內容。他甚至認為“東國之秘語，西方之至文，《離騷》、班、馬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宋元名人之曲”，“申韓之書”等，“肌臂理分，時出新意”。且“攄其胸中之獨見”，都可益人益智。只有這樣讀書，才能夠不受一經一說的約束與專斷，避免由于學術上的狹隘性而造成喪失“童心”。

“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

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對傳統政治體制的弊端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的政治理想。李贄的政治思想，滿懷著對明王朝日益加深的經濟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的深層憂患意識。他在《續焚書》第一卷《西征奏議后語》說：“蓋天下之平久矣，今者非但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已也。自嘉、隆以來，余目擊留都之變矣，繼又聞有閩海之變，繼又聞有錢塘兵民之變，以及鄖陽之變矣……非但西夏足憂也。”李贄主張以人民的福祉和國家的富強為政治的最高原則，認為政治家與思想家之間應該有一種同情的理解和理性的相互寬容，主張“英君非能臣不使”，提倡任用真正具有治國用兵之術的英雄豪杰之士；反對“本諸身”的“君子之治”，李贄理想的“至人之治”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他認為從政要根據不同情況加以引導，因為人的心性是不同的。只有“順其性不拂其能”“恒順于民”，才能把社會治理好。

專制制度的實質是蔑視人、踐踏人、把人不當人，李贄對此有深刻認識。《焚書》卷一《答耿中丞》指出：“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貪暴者擾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天下之失所也而優之，而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縶其四體，而人始大失所矣。”他以“童心”所具有的將一切“聞見道理”懸置起來的直探本源的目光來看待社會國家。

李贄在《焚書》卷一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焚書》《續焚書》的鋒芒指向束縛人們思想的程朱理學，提出大膽的懷疑和公開的批判。詩文多抨擊前七子、后七子復古之主張，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

《焚書》對于當時社會中假道學也進行了揭露，李贄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認為他們實際上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干啥說啥。

“英君非能臣不使”

面對明王朝日益加深的民族與政治經濟危機，李贄在《焚書》卷二《書晉川翁壽卷后》提出一個問題：“今天下多事如此，將何以輔佐圣上，擇才圖治？”總結中國歷史上興亡治亂的經驗教訓，他鮮明提出了“國家用人，惟用其才”“英君非能臣不使”的政治主張。

面對讀書人只知以道學腐談謀取高官、士大夫們只知空談道德而無治國用兵的真才實學的局面，李贄在《焚書》卷四《因紀往事》中憤慨寫道：“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于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圣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為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在李贄看來，中國人中何嘗缺乏人才，何嘗沒有安邦濟世的英雄豪杰，只是這些人全部不合乎道學家的用人標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

雖然孟子早就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但在歷代統治者中均未成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

對封建統治者魚肉人民的行為，李贄在《焚書》中借評點《水滸傳》表達不滿。他借漢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話傳說，指斥當權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

李贄政治思想的顯著特點，是將儒家的民本思想與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相互結合，探究利國利民的治國之道，由此提出人人平等的主張。在《焚書》開卷第一篇《答周西言》開篇便是：“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李贄認為，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貴的地方；侯王貴族并不高貴，也有其卑賤的地方。

“士貴為己，務自適”

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爭，在《焚書》卷三《夫婦論》中針鋒相對地把天地萬物比喻為夫婦生孩子，指出萬物是由天地所生，不是憑空出現的，由此便否定了程朱理學認為“理”“太極”是萬物本原的說法。他主張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為是非。從承認人的私欲出發，《焚書》指出人性不止一種，要尊重人的個性。

李贄主張婚姻自由，反對歧視婦女，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為婦女鳴不平。李贄批判了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說法。當有人說“婦女見短，不堪學道”的時候，他駁斥說，人們的見識是由人們所處的環境決定的，并不是先天帶來的。李贄在《焚書·答以女人學道為短見書》中說：“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為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

《焚書》問世后，遭明清兩代封建統治階級禁毀，先后數次被禁毀，但仍流行不絕，民間盜印、假托者不絕。門人汪本鈳說：“（卓吾）一死而書益傳，名益重……漸至今日，坊間一切戲劇淫謔刻本批點，動曰卓吾先生。”《焚書》《續焚書》以其強烈地反對道學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縛，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啟蒙思想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