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類的現代文明是通過文化交流、文化互鑒而實現的。沒有交流、互鑒，人類社會一定還處在非常原始的狀態。我們在講文化自主、文化自信之話題時，不可忽略文化交流、文化互鑒之話題。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由多個互相照應的維度共同構成的辯證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明確表達了這樣的理念，他在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主持召開外國專家座談會時的講話中指出：“中國要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不論發展到什么水平都虛心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互容、互鑒、互通，不斷把對外開放提高到新的水平。”他在2014年9月24日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強調承認和尊重本國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閉，更不是要搞唯我獨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各國各民族都應該虛心學習、積極借鑒別國別民族思想文化的長處和精華，這是增強本國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條件?！?/p>

文化交流、文化互鑒是中國走向輝煌之地、理想之地的必然選擇。而文化交流、文化互鑒是離不開翻譯的。人類今天所擁有的浩大的、流動不止的、蒸蒸日上的文明世界，是絕對與翻譯——讓世界不同民族國家積累和創造出的思想、知識得以廣泛傳播的翻譯有關。而我們在閱讀托爾斯泰、黑格爾、伏爾泰、塞萬提斯的書時，卻很少會想到這些書的翻譯以及翻譯于我們的意義。

翻譯是思想、知識的偉大解放者。如果沒有翻譯，作為德文的《浮士德》——我們不妨虛構一下，將這本書看成是一頭巨大的野獸，它不安于德國一方天地，具有強烈的愿望，想奔馳在整個天空下，想去遙遠的地方，想去天邊，可是現在它只能囿于德國，因為它無法沖出德語世界去另樣語種的世界。此時，一個母語是法語同時也會德語的人來了，他決定將它翻譯成法語，并且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工作，由此我們看到《浮士德》風馳電掣般地沖出了德國的邊界，去了法蘭西。后來，它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去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地方，終于實現了周游四方、浪跡天涯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它作為一種力量參與了不同語種的國家的文學建構，參與了全人類的文明進程。由此，我們應該說翻譯是解放者。通過若干世紀的解放，如今，不同國家的大量經典——政治學的、哲學的、經濟學的、心理學的、美學的、文學的，已然成為全世界共同擁有的經典。

翻譯還可能讓經典趨于完美，甚至創造經典。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千零一夜》是在若干年間不停地翻譯過程中得以完成的?！兑磺Я阋灰埂反蠹s是在公元9世紀創作出來的，原先只是一部阿拉伯故事集，也沒有那么多故事，它是在后來各種語種的翻譯過程中，由譯者不斷地增加、修改故事，最終形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面貌。過去的翻譯一般都不是直譯而是意譯，很多時候還是基于原文的進一步創作。因為文化、禁忌的不同，《一千零一夜》在被不同語種翻譯之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和刪節。事實上，作品就是在這樣反復創作和修改中成為經典的。由此，也可以理解翻譯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的觀念變化，與多年一直進行的翻譯工作有關。當年一套“走向未來叢書”，不僅影響了學術界，也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它讓我們想起了梁啟超為開社會之新風、使中國脫胎換骨走向新生時說的一句話：譯書乃第一大事。當今乃是翻譯盛世。在人類的翻譯史上，翻譯事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做到方方面面、幾乎無一遺漏地將有翻譯價值的各類學科的文本加以各種語種的翻譯。翻譯使英語之外的各語種的文本都有機會走向世界。如果沒有翻譯，帕慕克的作品大概永遠只有土耳其人知道，我們也很難在法蘭克福機場、北京首都機場的書店看到他的《紅》。翻譯的速度由于科學技術的相助，也變得相當之快，往往剛出版不久的作品，就可能變為其他語種。這樣的盛世帶來的無疑是全人類的進步。

中國無疑是世界上第一翻譯大國。出國訪問時，我對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家的朋友說：凡在你們國家文學史有一席地位的作家和作品，我們做到了無一人漏譯。同樣一本書，有多種版本出版，已司空見慣。我看到一個數據，《小王子》竟然有87個中文版。學者們可以向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的文學專業的大學生如數家珍地訴說他們國家的作家作品。

中國是熟悉世界文學、懂得世界文學的國家。有一個事實：無論某一年的諾貝爾獎多么冷門、出乎人意料，名單一經公布，你會馬上得知，此人的作品在中國已有翻譯。至今，我們還沒有看到過一次，獲獎人名單出來了，而這位獲獎人的作品還未在中國出版。許多作品在它的國家剛剛出版不久就會被翻譯成中文，并以很快的速度出版——我還不太清楚，世界上有多少國家的出版速度能夠與中國匹敵。但他國翻譯規模與中國翻譯規模嚴重不對稱。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們的翻譯人員總數可能比一些小國——比如冰島、塞浦路斯的總人口還多。但我這里要說的是世界對中國文學的疑惑和中國對世界文學的敬仰之間的不對稱，世界與中國表現出的對彼此的認同態度的不對稱。

我們不妨再問一個問題：《哈利·波特》如果不是一個叫J.K.羅琳的英國人寫的，而是一個生活在上海、武漢或者西安的中國人寫的，會有這樣流行、暢銷、走遍天下的格局嗎？不久前，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國際傳播論壇暨第六屆漢學家文學翻譯研討會”上，我在發言中講到了中國文學如何走向世界的話題。我講了三點，后來媒體紛紛作了報道。但講這三點之前，我提到了我們與世界，或者說世界與我們的隔膜。這個話題沒有被媒體注意到。其實，這種隔膜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個中原因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的，既有歷史的原因、價值觀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美學差異方面的原因。

中國有傳統的美學范疇，比如“意境”，而西方美學有“深刻”之范疇而無“意境”之范疇。廢名的《橋》中，有一段文字是寫奶奶老了，已經白發蒼蒼。一天，她看到一頭烏發的小孫女在她眼前歡快地蹦跳，不由得長嘆一聲：“奶奶老了，頭發都白了。”小孫女聽罷，是這樣安慰奶奶的：“奶奶，白辮子黑辮子，到了夜里都是黑辮子?！边@種“境界”是西方文學所沒有的，西方人甚至都不一定能理解這一意境。我們不太清楚，西方文學中究竟還有多少在西方人看來是獨有的東西，尚未被中國人理解，但中國文學中一定有許多美妙之處還沒有被西方人理解。中國美學中的精微、精妙之處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讓世界讀者真切地感知到的。

五四以來，外國文化真正開始對中國文學產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尼采主義對魯迅早期創作的影響、西方浪漫主義對郭沫若的作用、法國文學對巴金的滋養、契訶夫戲劇對曹禺的啟發、流浪巴黎街頭的“世紀末”詩人和以描寫俄羅斯鄉村生活見長的憂郁型詩人葉賽寧對艾青氣質的感染，都是一些幾經證明了的事實。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開始，蘇俄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則日益強化。中國有相當數量的作家，明顯地具有普希金、契訶夫、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文學精神。廣博的外國文化與優厚的中國文化結合，產生了豐富的藝術營養，使中國文壇充滿了生命氣息。應當說，沒有單元文化背景的打破，就沒有洋洋大觀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中國人經歷了冷峻的民族自省，開始覺悟，并迅速激發出進行改革的動機，而改革的關鍵一步就是毅然決然地將國門對外打開。改革開放40余年來，中國文學在這樣一個由我們自己主動接受而不是別人強加于我們的國際文化背景之下，開始了它的又一個黃金時代。40多年的實踐經驗和取得的豐碩成果，使我們上上下下形成一個共識：中國文學倘若要發展，就必須處于宏闊而深邃的國際文化背景之下，必須踴躍參加國際交流與合作。

新時代中國文學要義不容辭地加入世界格局。我們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鄭重地思考“世界文學”這個概念了，中國兒童文學應當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們足夠吸納世界之后，現在輪到我們完全有資格與世界對話、談論給予世界的時候了。一個因改革開放而日益強大的中國，使我們現在可以有信心、有力量地說出：中國當代文學應當走向世界；既吸納又給予，也許才是更完美的格局。

在文化交流這里，是不是也應當有與國際貿易一樣的考量——即對順差、逆差的考量——文化交流順差或是文化交流逆差。長久處于逆差狀態，是不是合理的狀態，是不是我們需要有所懷疑的狀態？在談論吸納、接受話題的同時，是不是到了應當談論輸出、給予的話題了？如今，中國文學“走出去”又再次成為熱門話題。2023年6月世界圖書博覽會，我與30個曾翻譯了我作品的漢學家對話。9月，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國際傳播論壇暨第六屆漢學家文學翻譯研討會”上，我作了“如何走向世界”的主旨發言。不久前舉辦的“北京文化論壇”，其主要板塊依然是關于“走出去”的，我們幾個作家再次與漢學家、翻譯家對話。我們的意圖越來越清楚：要結束文化交流巨大逆差的局面，逐步取得交流平衡，并希望也能出現交流順差的盛景。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協兒委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