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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一書里，作者劉可風（柳青的女兒）在第九章“書稿余燼”中講到，柳青在1953年寫作了一部“反映農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的長篇小說。有關部門領導知道了消息之后，“勸他盡快將小說發表”。柳青“沒有猶豫，堅決地搖了搖頭”。“他不滿意這部新作”，在某天人去屋靜的時候，“劃了一根火柴，點燃了它的一角。這也是自己的勞動成果呀，他又不舍地掐滅了燃起的火苗”。《柳青傳》中的這段文字描述給人們提供了有關柳青小說創作鮮為人知的重要資訊，而且有兩個要點：一、柳青寫作了一部有關老干部題材的長篇小說；二、他并不滿意自己的這部長篇新作，本想一燒了之，結果又沒舍得燒掉。

約在2018年，柳青女兒劉可風找到了這部長篇小說留存下來的手稿，經她悉心整理，并經邢小利、李建軍的校改，取名《在曠野里》，在《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發表。這個存放了整整70年的長篇小說佚作的首次刊發，既了卻了柳青本人及柳青家人埋藏許久的心愿，也使文學愛好者得到了再度走近柳青的機會，還給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文本。意外之喜與諸種因素，都使這部看似平常的小說頗有些不同尋常。

認真閱讀了《在曠野里》，覺得無論是從寫作的背景與動機上看，還是從作品的故事營構和藝術表現上來看，這部作品在多個方面都帶有柳青小說寫作顯見的個性痕跡與文風特點，可以確定是出自柳青之手的佚作。今天閱讀這部佚作，并對其當時的寫作初衷、作品的意蘊營造和寫法特點等試做初步解讀，對于我們了解柳青小說創作的歷時性發展，作者走向《創業史》的蓄勢與經過，以及作家在現實題材創作上的不斷進取與銳意創新等，無疑都頗具一定的裨益。

柳青在皇甫村家中寫作。資料圖片

一

柳青離開北京回到陜西西安，又由西安到長安掛職，再由長安到皇甫村落戶，雖然時間不長，卻呈現出不斷下沉、逐步落實的過程，也就是說是有計劃、有步驟的在進行的。

1952年5月，柳青由北京返回到陜西西安。是年9月，到長安縣任縣委副書記。1953年3月，辭去縣委副書記，正式落戶于王曲鎮皇甫村。這一年多的時間里，縣委副書記的職責身份，整黨、建社的繁重工作任務，使柳青的時間與精力都不得不用于參加各種各級會議。據曾任長安縣委辦公室主任的安于密回憶：“當時，柳青雖然沒有分管具體工作，但參與縣委的實際領導工作，縣委常委會、區委書記會，他都參加。”安于密還特別談到柳青認識王家斌以及選擇落戶皇甫村的經過：“這年冬季，縣上除訓練互助組組長以外，就是搞整黨和查田定產。我當時任王曲區工作團團長，向縣委匯報王曲工作時，講到王曲鄉的王家斌如何認真能干，主持公道的事跡。柳青聽后很感興趣，向我打聽王家斌的情況，問他的籍貫、年齡、家庭情況等，問得很詳細。他認為這人還不錯，像一個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樣子，能領導農民搞社會主義，加上王家斌領導的互助組也是當年比較好的一個長年互助組。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點選到了皇甫村”（《柳青在長安》第3頁，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編）。

關于柳青在這一時期的活動軌跡與寫作情形，《柳青生平述略——長安十四年》（蒙萬夫、王曉鵬、段夏安、邰持文整理）中有這樣一段記述：“還在1953年年底，柳青就把自己那個關于老干部思想問題的長篇寫到20萬字。這時，新的生活極大地吸引了作家，他決定放棄這個長篇，重新調整自己的創作計劃，以全副精力來描寫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柳青紀念文集》第322頁）。如果要更為準確地表述，應該是柳青在初到長安縣擔任副書記時期，諸多生活中的深切感受與工作中的現實思考，使他想寫一部“關于老干部思想問題的長篇”。但在辭去縣委副書記下沉到皇甫村、尤其是結識了王家斌等各色人物、參與到農業合作化建設的工作之后，又有了新的感受與新的思考，遂又轉入了“描寫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創業史》的寫作。

由以上回憶和記述來看，柳青從西安到長安縣擔任縣委副書記期間，雖然時間并不很長，但工作中的所經所見，生活中的所思所感，使他感受深切，縈繞于懷，由此萌發了寫作《在曠野里》這樣一部小說的強烈意愿，柳青的原本初衷是“反映農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這樣一個主題選擇與故事設定，在當時身任縣委副書記的柳青，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勢所必然的。由此也可以認定，柳青的長篇佚作《在曠野里》是柳青“關于老干部思想問題的長篇”的一部分，也是他在擔任縣委副書記前后寫就的長篇小說作品。

一九六〇年夏天，在北京參加第三次全國文代會。左起：李準、王汶石、柳青、杜鵬程。資料圖片

二

在《在曠野里》中，作者以多重矛盾沖突來塑造人物、揭示主題，主要人物是縣委書記朱明山，作品由其上崗赴任的視角來展開小說故事。

在城里的地委開完會并與地委書記馮德麟交談之后，肩負重任的朱明山便急匆匆地乘坐火車趕往了位于城市南郊的縣城。火車車廂里，乘客們興致勃勃又七嘴八舌，“談論著土地改革以后的新氣象；談論著鎮壓反革命給人們的痛快；談論著愛國公約像春天的風一樣吹遍了每一個城市和鄉村；談論著抗美援朝武器捐獻的踴躍；談論著繳納公糧的迅速和整齊……”聆聽著、感受著這一切的朱明山，“已經預感到將要開始一種多么有意義的生活”，甚至覺得“好像世界照這樣安排就最好了，好像平原、河流和山脈都歸他所有了，好像擴音機在為他播送歌曲……”

但當朱明山傍晚時分到達了崗位之后，煩事、難事便接踵而來，使得這個剛剛上任的縣委書記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來全力應對。才剛見面的縣委副書記趙振國，言談中便表露出想要調離去學習的意愿。縣監委副主任白生玉也因工作不順、關系不睦，向趙副書記提出調動申請。而更為嚴重的，是一場棉花蚜蟲泛起的災難不期而至，需要盡快撲滅蚜蟲以挽救巨大損失，且刻不容緩。為此，縣委書記朱明山與縣長梁斌緊急商議之后，便分別帶領區縣干部趕往災情嚴重的渭河南北兩岸的產棉區，發動群眾開展撲滅蚜蟲的抗災斗爭。當時的農村，基層組織主要是互助組的初級形式，廣大農民也還處于由單干向集體的過渡之中。怎樣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如何做到群策群力，實現科學防治，收到切實成效，對于干部和群眾都是一個新的課題、大的難題。朱明山心里清楚：“這是一個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在摸索。”他由說服干部、動員群眾入手，“摸索群眾最容易接受的方法”，通過一段一段的整治工作，以事實教育群眾，逐步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通過滅治蚜蟲的抗災斗爭，朱明山顯現出了擅于處置突發事件的領導才能，他也經由這樣一個嚴峻斗爭，在實際工作中引導和教育了那些存有各種思想問題的基層干部。不安心現職工作的副書記趙振國、監委副主任白玉生，在朱明山身上看到了一個黨的干部滿懷信心的堅毅的革命精神，更學到了他善于聯系群眾、團結同志的優良作風，進而全身心投入到滅治蚜蟲的中心工作。也有心調往工業戰線的區委書記崔浩田，在朱明山循循善誘的勸導下，對現在的工作更安心也更上心了。一直存在輕視農民群眾意識的組織部長馮光祥，在與朱明山的傾心交談中，不僅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所在，而且明白了“現在要改造農民出身的老干部的思想”。因為朱明山鄭重地告訴他：“現在要建新社會，沒有工人階級的思想就不行了。”對那些來自老區的干部來說，“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比改造知識分子新干部的思想更迫切。他們散布到全國，大大小小都是領導哩。”

三

《在曠野里》通過朱明山上任之后遇到的問題和工作的經歷，真實地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百業待舉的社會發展形勢與干部思想狀態相對落伍的不相適應情形，生動表現了各級干部在時代的轉型階段和社會過渡時期克服個人和家庭的種種困難，在實際工作中不斷調整觀念和改變作風的切實努力。尤其是朱明山自己，雖然妻子高生蘭無形中扯后腿，縣委領導班子的搭檔不夠給力，但仍然滿懷信心地負重前行，勉力奮進。他以自己的言行告訴給人們一個重要法寶，那就是“學習”。

作品在一開始的部分，就寫到朱明山曾向上級部門申請“要求學習”，但得到的回答是“在工作中學習”。于是，他就愉快地聽從組織上的安排，高高興興地“在工作中學習”，并帶上自己“兩年來陸陸續續積累起來的他心愛的書”。隨后，作品還寫到朱明山看到與他一同乘車的女青年李瑛專心致志地閱讀加里寧的《論共產主義教育》。朱明山回想起妻子高生蘭時，特別想到他們一起讀過的蘇聯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日日夜夜》和《恐懼和無畏》的情形。作品里還有幾處提到朱明山對于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學習與研讀，及其給予自己的種種教益。在頭緒繁多的故事和情狀緊急的敘事里，提到如此多的小說作品、理論讀物和經典著述，是令人驚異的。這種愛好讀書、重視學習的情景，既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大干部“在工作中學習”的真實反映，也是作者自己給新老干部提高理論水平、解決思想問題開出的一劑良方。

柳青在創作之外較少發表談論文學問題的文章，但在為數不多的文章里，都會提到“學習”的問題。在他那里，“學習”是重要的，也是廣義的。他在《三愿》的文章里告訴人們，他的“三愿”的其中“一愿”是“有計劃有重點地認真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他在《生活是創作的基礎》里告訴人們：“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會學習”，是“文學工作的基本建設”。顯而易見，柳青把自己在學習方面的實際經驗和深切感受，凝結于朱明山這個人物形象，傾注于《在曠野里》這部作品。朱明山時時閱讀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學習毛澤東思想。他隨身攜帶剛剛出版問世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向黨的歷史經驗學習。永不滿足的學習精神，使他在理論思想上有確定的方向，在實際工作中有堅定的信念。這種精神滋養使他充滿了戰勝一切困難的無窮力量。由朱明山這個縣委書記形象的特殊風采，作品實際上格外凸顯了“學習”對于工作的作用，對于干部的意義，使得“學習”成為這部作品另一個潛在的重要題旨，這也用現實又生動的事例詮釋了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里所指出的：“我們要建設大黨，我們的干部非學習不可”的指示的重要精神與深遠意義。

四

作為柳青在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寫作的長篇小說，他毅然選擇了以新中國建設為背景，以新的社會生活為場景的現實題材，并秉持“寫自己最熟悉的”創作原則，以擔任縣委副書記時的所感所思，以自己的親身體驗為生活素材，寫作了這樣一部以反映“干部思想問題”為主要內容的長篇小說。作品在著力塑造縣委書記朱明山的光輝形象的同時，還精心描繪了副書記趙振國、縣長梁斌、區委書記張志斌、團縣委女干部李瑛等基層干部形象，初步展現了朱明山與妻子高生蘭的家庭矛盾，與縣長梁斌在工作作風上的矛盾，李瑛與張志謙的戀愛糾葛，以及趙振國、白玉生等人的思想問題。由這樣一些已經顯露端倪的矛盾懸而未決的情形來看，這部作品另外半部分的內容，大致是在展開和解決這些矛盾與問題的過程中，深入揭示思想與作風問題對于干部成長與工作開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雖然《在曠野里》并未完成和尚未定稿，因而在故事、敘事與語言上都存有明顯可見的粗糲與不足，但柳青式的直面現實和飽含激情，卻使得這部作品顯示出勁健的內骨、遒勁的文筆，讀來引人，讀后啟人。閱讀《在曠野里》，字里行間充溢著的國家蓬勃發展的世情世相和人們意氣風發的精神風貌，都如和煦而強勁的春風，撲面而來。作者偏重于各色人物心理描寫的細膩文筆，也讓他們的形象更顯得立體而鮮明，包括朱明山在內的各級領導干部，從解放區的不同戰線聚攏而來，每個人都帶有不同的家庭負累，具有不同的思想情緒，但都服從組織安排、聽從革命需要，在工作中不斷調適、努力學習、自我提高。這一切都以典型環境里的典型人物，展現了現實主義手法直面現實的內在張力和表現生活的藝術魅力。

對于這部作品，柳青自己“不滿意”，不僅不同意“盡快發表”，而且還曾想點火燒掉。現在想來，也是有緣由的。首先是這部作品從寫作到完成，時間比較匆促，準備還不是特別充分，故事的營構與敘述的展開，在細致與從容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帶有一定的“急就章”性。其次，柳青隨后很快就進駐到皇甫村，介入到王家斌互助組的建設中，從工作到生活都轉入到了另一個新的階段，修改和打磨這部作品，他沒有了應有的時間和精力，也缺失了應有的興趣與動力。因此，這部作品就被“放棄”或擱置起來。但即便是轉入了《創業史》的寫作，進入到新的創作境界，柳青也沒有舍得把它燒掉，而是有意無意地留存了下來，這又表露出他對花費了自己心血的創作成果的憐惜與在意。因此，保留下來的這部小說佚作，作為柳青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個小說創作成果，既寄寓了他的思慮與情緒，也內含了他的反思與猶疑，反而具有了更為特別的意義。

《在曠野里》這部作品告訴我們，柳青于1952年下沉到長安縣，再落戶于皇甫村，不斷向著最底層的農村生活靠近，盡量融入到最廣大的農民群眾之中。他在這樣一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過程中，一方面充分接觸人民群眾，深入了解現實生活與人們心理的種種變化；一方面也基于自己的生活感受與藝術思考，進行著寫作上的積累與蓄勢、演練與探索。佚作《在曠野里》，中篇《恨透鐵》，是柳青在新中國時期小說寫作上的重要收獲，也是他在小說創作上走向經典作品《創業史》的重要過渡。有了《在曠野里》這部長篇，柳青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創作路徑更為清晰，探索過程更為完整，一個干部如何切近著現實生活奮力前行的人生追求，一個作家如何順應著時代脈搏不斷調姿定位的藝術攀登，也由此顯示得更為淋漓盡致，更加令人為之紉佩。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