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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吉光片羽：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廷雕版文物展”在太和門內東南崇樓及朝房開幕，重點展示了32件（套）具有代表性的雕版文物。展廳內，一套同時有三種文字的“清內府刻滿蒙漢三體合璧本《三合圣諭廣訓》”格外引人注目。

刻工精美、三種文字對照清晰的雕版，讓人不禁好奇：當時的工匠需要同時掌握三種文字嗎？多語種合璧的雕版是如何完成的呢？這些雕版是清代內務府宮廷修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妨通過梳理清代內府修書的發展脈絡，一探其答案。

武英殿修書處專職宮廷修書

清代內府編刊書籍是在皇帝直接領導下進行，體現著皇帝的思想和價值取向。清代“欽定”書籍的數量居史上歷代之首，而尤以康、雍、乾三朝為最。

清早期，統治者重視文化事業，曾命當時的內國史院組織大量滿漢博學鴻儒，翻譯、刊刻了不少經史和文學著作，汲取傳統文化精華。定鼎北京之后，明代宮廷修書技藝為清所承，順治時期的內府刻書仍保留著明代的刊刻、裝潢風格。不過，因為明代負責內府刻書的機構是司禮監，其主事者是內廷太監，這也就決定了明內府刻書質量的“天花板”不會太高，于是清朝開始著力打造自己的修書機構。

康熙初年，“總管內務府”正式成立，宮廷修書任務暫由內務府屬下的“武英殿造辦處”承擔。然而造辦處還要負責的眾多宮廷器物、設施的制作和修繕，職能復雜，無法滿足大量修書的需要。據《內務府則例》記載，“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奉旨設立修書處，由內務府王大臣把其成。”修書處辦公地點設在武英殿，自此，清代宮廷擁有了相對獨立的修書、刻書機構。

“修書”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蘊，必須由學問淵博的翰林詞臣來總纂，而修書、刻書相輔相成，所以纂修大臣、學者、工匠等人紛紛集中于武英殿，凡欽定、御制、敕撰諸書，均由武英殿修書處校訂刊行。皇帝特別指派總理王大臣督辦事務，并親自參與其中，清代宮廷修書事業得到了迅猛發展。

雍正七年（1729），武英殿修書處正式從造辦處屬下的一個部門升格為內務府刊刻、裝潢書籍的專門機構。至乾隆朝，朝廷更是組織實施了多項大型書籍編纂工程，宮廷修書事業趨于鼎盛。

修書處由內務府主導并出資，所以宮廷刻書總稱“內府刻本”，又因為辦公地點在武英殿，故又稱“武英殿本”，簡稱“殿本”。在皇帝主導、層層把關的嚴格要求下，清代內府書籍的編刊質量和數量都為歷代宮廷修書所不及，所以“殿本”也常常被視為古籍質量精良的標志。

內務府工匠有能力修書刊刻

修書處所隸屬的內務府，是總管皇室宮禁事務的機構，根源于滿族傳統社會的“包衣”組織。包衣是滿語音譯，字面意思是“家里的”，代表著一類特殊的家仆人群。早期的滿洲宗室、勛貴在征伐中所獲之人都會被充為家仆或內臣，世代為其私屬。八旗制度產生后，這些人也作為旗人的一部分被編入“包衣佐領”，擁有了專門的管理組織。

隨著努爾哈赤建立政權，皇太極稱帝，皇太極一支家族作為“汗（皇帝）”的身份屬性越來越突出，其屬下家仆身份也變得與眾不同。順治時期，八旗制度結構基本穩定，鑲黃旗、正白旗、正黃旗因是皇帝直轄旗而被稱為“上三旗”。因而，上三旗的“包衣”人群的地位和職責也相應發生了變化，成為內務府的主要成員。在文獻記載中，為了區別身份，只有皇室專屬的內務府三旗人才能被冠以“包衣”專稱，其他各旗王公宗室乃至普通旗人家的奴仆只能以“家人”“家仆”“阿哈”等普通稱謂代之。

內務府包衣人數眾多，身份復雜，出路多樣。組織結構上，有佐領、管領、渾托和（滿文音譯，意為半個佐領，也稱辛者庫，意為“食口糧者”）等層級。族群上，有滿洲、漢軍、高麗、番子等細致分類。工作性質上，有官員、工匠、拜唐阿（無職銜的差役，滿文音譯，意為“辦差的”）、太監、宮女、莊丁等工作性質。

負責刊刻宮廷書籍的工匠，多是從內務府三旗的包衣組織中選用而來。根據《內務府則例》記載，修書匠役遇有缺出，在各佐領、管領組織下的閑散人員中挑選補充。遇有大型刻書任務，原有人手不足時，也準予在外雇傭，計價給酬。如康熙年間曾有規定，外雇匠役“鉤摹御筆發刻，每一字工價銀一分……刻宋字，每百字工價銀八分；刻軟字，每百字工價銀一錢四分至一錢六分不等；刻書內圖像，量其大小多寡酌給工價。”不過，一般只有集中刊刻大部頭叢書、類書時需要外雇工匠，其余日常的大部分刻書任務都是由內務府本部人員承擔的。

清朝皇帝重視文化建設，將讀書立學引入內務府包衣群體中。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與雍正七年（1729）先后設立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令內務府三旗包衣佐領、管領下的子弟就學，分滿、漢書房，特派專官教習文義騎射等基礎學科。雍正元年，朝廷創設翻譯科考，隨后設立的咸安宮官學也專門開設了翻譯科目，結合騎射、滿漢書法等科目，重點培養人才，并鼓勵包衣學生參加科舉，步入仕途。在清代的各種官缺之中，專門設有“包衣缺”，以及侍衛、筆帖式、拜唐阿等特殊崗位，專門供包衣出仕、晉升。

內務府包衣除了承擔宮廷服務工作以外，還有機會接受專門教育，享有科舉入仕以及考取翻譯中書和筆帖式等官職的權利。所以，內務府包衣人群普遍具備一定的文化素質，有能力承擔宮廷修書、刊刻的任務，較高的工匠素質也是清代宮廷刻書質量的一重保障。

層層把關的內府雕版

一部宮廷刻書的背后，會傾注宮廷里大量人員的心血。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工匠等。

雕版印刷術起自隋唐，繁盛于宋元。至明清時期，雕版印刷已經具備了現代印刷中的制版、施墨、壓印、裝訂等較為完善的流程。《說文通訓定聲》中對“版”的定義是：“判木為片，名之為版。”顧名思義，雕版印刷即在木板上雕刻圖文內容，再刷墨印制，實際上是“由墨到紙，由紙到木，由木再到紙”的過程。也正是因為其技術特性，要求版面雕刻需“一氣呵成”，無法像今天的電子版面一樣可以便捷地隨時修改。這就決定了一份書稿需要經過層層把關定稿，才能正式交付雕刻、印刷。

編纂和審定是印刷之前最重要的兩個環節。根據《清會典》記載，“凡纂修一切書史，（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正副總裁官；侍讀學士以下、檢討以上，充纂修官；典簿、待詔、孔目充收掌官；筆帖式充謄錄官。”每部書籍都要有總裁官總覽全局，組織一套學者班子參與具體編纂，最終將編好的書稿謄錄在冊，提交審核。由皇帝牽頭纂修的“御制”“欽定”書籍，更是需要上呈“御覽”，按照皇帝的意見加以修改。未能通過審核者則“留之禁中”，沒有刊發面世的機會，而通過皇帝審核的書稿，還有機會得到其親自題寫的“御制序文”，送武英殿修書處付梓刊行。

制作和校對是一部書籍由“稿”成“書”的關鍵步驟，這兩大類工作由武英殿修書處下設的監造處、校刊翰林處分別負責。

監造處下的刷印作，專司鉤摹御書、刊刻書籍、寫樣刷印、折配齊訂等事，可以完成全流程的雕版印刷。首先，需要將審定無誤的底稿謄寫為“清樣”，作為雕刻的母本。負責謄寫之人需要具備較高的書法水平。漢文書寫者，一般從翰林、國子監生中選用“年力精壯、字畫端楷、情愿效力者”送武英殿，以備繕寫謄錄之用。滿、蒙等多文體書寫者，則多從筆帖式中選用。

筆帖式（滿語音譯，意為掌文書者）是清代特有官職，在各部院衙門都有廣泛設置，掌管翻譯、繕寫、檔案管理等文書工作。尤其翻譯一科，最為重要，許多內務府包衣便是通過翻譯科考試獲得筆帖式職銜的。繕寫完成后，將字跡清晰、美觀的“清樣”貼到木板上供工匠影照雕刻。

由此可見，故宮展出的“清內府刻滿蒙漢三體合璧本《三合圣諭廣訓》”或許正是內務府包衣所刻。

校刊翰林處的滿漢翰林學士、校錄等員負責校正文字。雕版初刻成，先將底版交給此處校勘無誤后，再送監造處進一步印刷、折配、裝裱，刻好的雕版由內務府統一保管。以上工作告竣，印成的書稿由翰林處校對字畫圈點，由其纂修班子校對內容文義。校勘無誤后，需要將成書再次上奏皇帝，請旨頒賜，一部宮廷刻書才真正告成。

武英殿刻印書籍流程異常繁瑣，但都必須按嚴格程序一一奏請，不得有失。參與纂修、繕寫、刊刻、校對的人員眾多，整體文化素質較高，加之層層嚴格把關，共同造就了高水準的清代宮廷雕版書籍。

多語種合璧書籍有重要意義

故宮雕版館展出的《圣諭廣訓》是清朝立國初期采用儒家學說編纂的書籍，意在推行德政，訓育萬民。順治朝頒布的《六諭》只有二十四字，康熙朝擴充為《圣諭十六條》。雍正二年（1724）進一步添加了注釋，并出于廣為訓導之意命名為《圣諭廣訓》，內容已經達萬言。

提倡使用多民族文字的合璧書寫是清朝語言文字政策的顯著特征。清入關以前，滿漢雙語印刷品就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了。自皇太極登基，滿洲統治者主導下的滿、漢、蒙等民族共同體日益牢固，在多元文化傳統影響及現實環境條件下，三體合璧書寫格局正式形成。崇德以后，凡國家大政大典，如頒詔儀、進表箋儀、冊封儀、將帥出征儀等，俱用三體字式，塑造天下“共主”的形象。

清朝定鼎中原后，歷經幾代帝王的開拓與經營，于乾隆時期基本完成了統一大業，疆域空前遼闊。新疆地區的察合臺文與托忒蒙古文、青藏高原的藏文等越來越多的民族文字進入官方視野。清朝統治者認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表達相同的“義理”，即是四海內外無所異的“同文”。海內之民只要輸誠向化，即可成為“大一統中國”的一員。于是，越來越多種民族文字成為合璧書寫的重要組成部分。

乾隆時期，內府刻書業也更加成熟，多語種合璧書寫為中心的大型圖書編纂異常繁榮。除了故宮雕版館展出的滿蒙漢三體合璧《圣諭廣訓》以及滿蒙漢藏四種文體《大藏經》之外，滿、蒙、漢、藏、察合臺五體合璧《御制五體清文鑒》等合璧書寫典籍也格外矚目。乾隆中期，最終奠定了滿、漢、蒙、藏、托忒、察合臺六體合璧書寫的格局，并廣泛應用到許多具有政治文化象征意義的石碑、匾額的書寫和鐫刻上。如北京的國子監、孔廟、歷代帝王廟等處的下馬碑文，避暑山莊正門御題“麗正門”等，無不彰顯著清帝“書同文”的大一統功績和“天下共主”的身份，更是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格局奠定了深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