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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今天對自然談論頗多，自然卻殘存無幾？”五位來自英語、環境人文學、文學等領域的學人在這個問題的驅使下，合著了2022年出版的這部《現代英國自然文學：1789－2020》（Modern British Nature Writing, 1789－2020），試圖全面探討18世紀晚期至今英國自然文學史。本書寫作方式與常見的按章分工方式不同，五位作者從2017年啟動到2021年初完稿，經過了充分的討論，根據各自的專長側重于某一章，但都不是獨立完成，使全書保持了統一的風格和連貫性，而不是風格各異的折子戲組合。

在時間跨度上，本書以牧師博物學家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的《塞耳彭博物志》（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1789）作為起點，分浪漫主義時期、維多利亞時期、現代和當代四個時段，探討了英國自然文學的特點，結束于全球疫情的2020年，這也使作者們觀照現實，對這個特殊時期的自然文學有一些思考。在作者和作品的選擇上，本書側重于英國本土作家的非虛構散文，但也兼顧了非傳統意義上的自然作家，如對英國文學和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讓-雅克·盧梭，女詩人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小說家D. H.勞倫斯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等人。

難能可貴的是，本書洞察到了田園牧歌背后存在種族、性別和階層的不平等性，嘗試著納入不同性別和階層的作者，除了史密斯和伍爾夫，還有存在于詩人兄長陰影中的多蘿茜·華茲華斯（Dorothy Wordsworth）和兒童作家瑪格麗特·加蒂（Margaret Gatty）等女性，以及勞動階層的詩人約翰·克萊爾（John Clare）、博物學家和雕版工托馬斯·比威克（Thomas Bewick）、小說家和詩人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等。本書還強調英國自然文學以博物學為基底，在科學職業化之前，博物學與文學交織在一起，大量博物學文本也是經典的自然文學作品。對于當代的英國自然文學中，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新思考以及新的荒野觀念賦予了自然文學新的生命力。根據本書提供的線索，我參考了書中提到的自然文學作品以及相關學術研究，在此對本書探討的英國自然文學的主要特點做一點粗淺的評論。

博物學傳統與自然文學

英國的博物學傳統是自然文學的根基，被譽為英國自然文學的奠基之作的《塞耳彭博物志》完美詮釋了兩者的淵源。“最杰出的自然作家往往也是優秀的業余博物學家，有些作家甚至接受過良好的科學訓練”，對此我深表認同。本書討論的諸位自然作家都印證了這點，美國的約翰·繆爾、梭羅等人也是如此，盡管英美自然文學各有特色。“自然文學”（nature writing）這個術語在英國首見于1894年對《叢林之書》（The Jungle Book）的一篇評論里，但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自然文學作為獨立的文學類型存在與19世紀科學職業化和專業化有緊密聯系，這意味著它的歷史并非始于該術語的確立。斯諾在20世紀中葉提出的“兩種文化”廣為人知，但回到懷特的時代，科學與人文交織，大眾與專家、業余與專業、文學作品與科學寫作都沒有截然分離。

就博物學而言，它廣泛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文化之中，博物學文本的混雜性尤為突出，嚴謹細致的博物探究與審美、情感、道德、宗教融為一體。正如本書導論所言，“博物學家”是一個寬泛、松散的概念，幾乎可以包括任何對自然感興趣的人。博物學家在寫作時常常借鑒文學手法以吸引更多的讀者，作家則借著博物學潮流，或借鑒博物學著作中的素材，或加入博物學大軍，兒童文學、小說、詩歌、散文等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中充斥著博物學內容。大量自然文學作品都是博物學和文學混雜的文本，《塞耳彭博物學》就是典型的代表，成為博物學史（或科學史）、文學史和環境史等多個領域共同關注的對象，但不管從書名還是懷特本人的自我認知看，它首先是一部博物學家寫的本土博物志。

首版《塞耳彭博物志》封面

懷特在自己生活的年代已經是公認的博物學家，他也欣然接受這個稱謂，并有兩篇關于燕子的文章在皇家學會宣讀。懷特很熟悉博物學家們的著作，如約翰·雷（John Ray）、弗朗西斯·威洛比（Francis Willughby）和林奈，以及與他同時代的其他博物學家，他在《塞耳彭博物志》中頻頻提到他們的名字及其著作，但他坦言自己是從野外觀察中得出結論，而不是盲從其他博物學家的著作。他也不欣賞對著標本干巴巴地描述物種或列舉幾個同種異名的做法，而是應該實地調查動物的習性和行為，只有充滿好奇心且常住鄉下的博物學家才能做到這點。《塞耳彭博物志》包含了傳統博物學寫作里的描述、分類和命名，但比較簡略，大部分內容是生動的動物行為和自然現象，有著豐富的細節和有趣的軼事，是研究標本無法獲取的發現。懷特對塞耳彭鄉間的鳥類、植物、昆蟲、蜘蛛、蚯蚓、天氣等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現象都充滿興趣，尤其是他對鳥類行為和習性的長期觀察和記錄，在今日看來理所當然，但在鳥類學還主要依靠獵殺和剝制標本的時代卻是一項偉大的革新。懷特被譽為觀鳥第一人，時隔兩個多世紀依然讓自然愛好者、觀鳥者產生共鳴。懷特的博物學與他的宗教使命聯系在一起，身邊稀松平常的動植物和自然現象都證明了造物主的神圣設計，展現了至高無上的智慧。在懷特之前，他最敬重的博物學家之一約翰·雷將博物學和自然神學緊密融合在一起，打通了信仰與世俗生活的界限。懷特和其他牧師博物學家繼承了這種傳統，將神圣生活轉變成博物學實踐，博物學文本充斥著對神圣設計的頌揚，引起了博物愛好者的共鳴。另外，懷特在寫作時采用了當時流行的書信形式，讓讀者容易產生身臨其境的參與感，拉近與讀者的距離，鼓勵讀者親自走進大自然，這也是不少大眾博物學讀物常常采用的寫作方式，產生同樣效果的還有對話形式。《塞耳彭博物志》的這些特征，使它的讀者不僅超越了博物學家和愛好者圈子，這部作品也成為英國鄉村寫作的典范之作，受到文學讀者的追捧。懷特之后的眾多博物學家，以文學手法呈現個人化的博物學，超越“客觀”但枯燥、刻板的寫作范式，這讓它們在科學史或博物學史中常常被低估，反倒是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力，以至于讓人幾乎忘記它們最初只是博物學文化的一部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自然作家與博物學的密切聯系。拙譯《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科學與性別（1760－1860）》和《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為新觀眾“設計”自然》都專門探討了18、19世紀女性活躍在博物學的各個領域，尤其是植物學分支。女性采集和整理標本、充當博物學家助手、繪制動植物圖像等，而寫作是她們最容易留下歷史痕跡的方式。女性留下了大量博物學文本，有的作品取材于懷特式的細致觀察和個人體驗，有的將枯燥的博物學著作改寫成通俗易懂、生動有趣的普及讀物。她們很少標榜自己的專業性，常常將作品定位成為大眾讀物，面向業余愛好者，尤其是她們自己這樣的女性讀者或青少年。這些作品在科學職業化進程中曾被學術派科學家詬病，但它們對博物學和文學都產生深遠影響。例如本書中的夏洛特·史密斯，是英國浪漫主義文學中不可忽略的一位作家，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小說和博物學普及讀物，她的《鄉間漫步》（Rural Walks, 1795）和《對話集：詩歌和博物學》（Conversations, Introducing Poetry: Chiefly on Subjects of Natural History, 1804），都是寫給青少年的博物學入門書，以虛擬的對話營造親切的氛圍，在自然知識中融入道德教化，塑造了女性作為教導者的角色。再如兒童作家加蒂，原本只是到海邊休養身體，卻癡迷上了海草，著有《不列顛海草》（British Sea-weeds, 1862）和本書中談到的《博物學的孤行苦旅》（Waifs and Strays of Natural History, 1871），將博物學當成嚴謹的智識追求。

時至今日，英國新自然文學的代表作家理查德·梅比（Richard Mabey）、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以及其他人，他們的作品更加多元，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有了新的認知，但他們依然以博物學家的精神和方式去探究這個世界，其博物實踐為一部部優秀作品奠定了基礎。

白人男性懷特：田園牧歌背后的階層、殖民和性別

鄉村被奉為英國獨特文化的象征，《塞耳彭博物志》開創了英國自然文學的鄉村寫作傳統，也奠定了田園牧歌的浪漫基調，將鄉村景觀和生活浪漫化，混淆了田園理想與農村現實。《現代英國自然文學》一語中的地指出，“自然文學的歷史是一部不平等的歷史”，既有不同性別、階級和種族之間的等級差異，也有人類與非人類生物之間的不平等，英國自然文學頌揚的田園牧歌掩蓋了這些不平等。本書的關鍵詞之一“White”一語雙關，既指“白人”男性，也直指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本人身上體現出來的優越性和特權。他在第42封信中稱，“野蠻土著人的迷信、偏見和骯臟的生活方式”也是博物學家應該關注的對象。懷特出生在富裕的家庭，衣食無憂，在牛津大學接受了高等教育，塞耳彭的牧師職位讓他擁有大把的閑暇時間漫步鄉間，長時間細致地觀察自然。懷特的教養、知識和閑暇體現了白人男性精英的特質，《塞耳彭博物志》以書信的形式寫成，大部分是寫給博物學家托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和丹尼斯·巴林頓（Daines Barrington），表明懷特與當時英國主流的博物學圈子保持聯系。

英國自然文學常常模糊田園牧歌與農業勞作的區別，或者說前者掩蓋了后者的具象現實。田園牧歌是理想化的精神家園，遠離工業文明的鄉間為閑暇階層提供娛樂和沉思的自然景觀，文人騷客和城市中產沉浸其中，甚至提倡參與挑戰體力的活動，彰顯中產階級的男性氣概。不少自然作家的目標讀者是城市中產，為他們構建浪漫化的鄉村生活和風景，田地里勞作的農民也成為詩情畫意的景觀元素。例如，威廉·哈德森（William Henry Hudson）驚嘆于藍天、綠草和有著完美“薩克遜臉龐”的牧羊少年構成的完美鄉村風景，對少年的凝視就如同觀賞怡然自得吃著草的家畜，他們都是鄉村景觀的一部分。但艱苦的農事實際上才是農民的現實世界，是具象化的鄉村生活，他們處于被剝削的底層，圈地運動和工業化還讓大量農民變成廉價工人。也偶有作家反對將農民理想化的作者，例如在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筆下，田地里的農民瘦骨嶙峋，勞累不堪，牛馬不如，哪有閑暇去欣賞自己最熟悉的鄉村風景，但自然作家如杰弗里斯者總是少數。對階級的關注也讓本書作者特意納入了幾位勞動階層的作家，典型的代表是農民詩人約翰·克萊爾。他本人也是圈地運動的受害者，他抵制現代性，拒斥林奈分類體系，以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從整體上去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將廣博的博物學知識和細致入微的本土自然觀察融入到其詩歌和散文中。

在浪漫主義時期部分，本書談到了認識論、社會政治和文學等歷史背景，特別強調英帝國和殖民史對理解那個時代的自然文學至關重要，即使本土的博物學家或自然作家也難免受到帝國博物學的影響。談回懷特，其博物學實踐和寫作有著非常強的在地性，但他與帝國博物學并非毫無關聯。首先，懷特采用了殖民地旅行博物學家相似的野外考察方法和寫作方式，而不是像林奈那樣的“書齋博物學家”，大部分時間只是躲在珍奇室里翻閱標本。其次，懷特閱讀旅行文學，查看其他博物學家珍奇柜里來自世界各地的標本，與他們互送標本，比較自己與其他博物學家的觀察記錄，踐行林奈分類學和命名法等。本書強調殖民史對于理解自然文學的出發點值得稱道，但著力不夠，這可能與作者在選擇作家時特意規避了旅行文學有關系，曾旅居殖民地的英國作家或博物學家未被納入，即便他們更能體現本書強調的殖民背景，對懷特本人與英國殖民史的討論也有些牽強。

本書忽略的一個背景是，當時的倫敦皇家學會在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領導下，將博物學作為學會重心和帝國戰略的一部分，懷特在倫敦見過班克斯本人，并與他及其博物學圈子里的多人都有通信往來，彭南特和巴林頓兩位也是皇家學會成員，他甚至與東印度公司職員有接觸。他關注班克斯的殖民地探險活動，慶祝后者遠航歸來，并相約在塞耳彭見面，加上他與其他主流博物學家的交往，他的博物學視野并不局限于塞耳彭教區。更重要的是，懷特和林奈的差別并不在于野外考察和書齋研究，而在于他們的理念和目標不同，前者推崇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田園牧歌，強調地方性，鑒于他與帝國博物學有多方面聯系，這樣的理念和方法更加難能可貴；后者則渴望將全世界的生物納入到統一的西方分類和命名體系中，并且將自然作為資源開發，這也是為何環境史家唐納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經濟體系》中將懷特和林奈分別作為阿卡迪亞式生態觀和帝國主義生態觀的代表。事實上，相比懷特受到的帝國博物學影響，他對旅居殖民地的英國人影響倒可能更大。懷特傳記作家、著名自然作家理查德·梅比稱，19世紀的英國人會在前往各殖民地時將《塞耳彭博物志》同《圣經》一起帶到殖民地，想必有些移民將懷特式的英式鄉村生活帶到殖民地，以相似的方式觀察當地的自然，回味故鄉的味道。例如，威廉·哈德森作為美洲移民二代早年就以懷特的方式在南美洲觀察自然，他在《拉普拉塔的博物學家》（The Naturalist in La Plata, 1892）里將生活的阿根廷拉普拉塔平原稱為自己的“塞耳彭教區”，1874年回到英國后與懷特一樣以鄉村寫作聞名。

本書在作家選擇上也特別注重性別上的平衡。在浪漫主義時期和維多利亞時期，女性很難突破家庭的傳統角色，盡管寫作為不少女性提供了走向公共領域的途徑，但榜上有名的女作家相比男性還是少之又少。從懷特到維多利亞時期是博物學文化的繁榮時代，女性和性別議題也成為博物學史和相關領域的重要關注對象。當時的女性并不能像懷特那樣進入大學，也難以進入主流的博物學圈子，她們與勞動階層和有色人種的作家一樣，被邊緣化不足為奇。本書納入了多位女作家：夏洛特·史密斯將博物學知識與流行小說、兒童文學和詩歌融為一體，創作了多部自然主題的文學作品也成為浪漫主義時期不可忽視的作家；多蘿茜·華茲華斯將自己和兄長以及其他湖畔詩人在湖區的鄉間生活寫在日記中，她的自然觀察不僅啟發了華茲華斯的靈感，也成為她自己文學創作的源泉；伍爾夫雖以小說創作聞名，她對自然、性別等議題有著大量思考，熟悉達爾文和懷特的作品；伊麗莎·布萊特溫（Eliza Brightwen）以懷特的方式在自家門口觀察鳥類和其他動植物，把它們當成自己的朋友；南·謝潑德（Nan Shepherd）無數次漫游在蘇格蘭凱恩戈姆山（Cairngorms）寫成《活山》（The Living Mountain, 1977），被埋藏了30余年才出版，成為20世紀英國自然文學的經典。謝潑德也被譽為與麥克法倫、梅比齊名的自然作家，新版五英鎊紙幣印上了她的肖像，2019年英國甚至設立了南·謝潑德獎。

有些遺憾的是，本書對懷特之后最重要的女性自然作家瑪麗·米特福德（Mary Mitford）只字未提。米特福德像懷特一樣，在自己生活的村莊三里口（Three Mile Cross）細致入微觀察身邊的動植物、鄉村景觀和鄉民生活，寫成了《我們的村莊》一書，是英國自然文學的另一部經典之作，在出版后暢銷一時，再版多次。研究自然文學的學者程虹曾在《讀書》雜志撰文評論本書，該文后來成為中文版《我們的村莊》序言。程虹在總結女性的自然寫作時指出，她們對待自然持有關愛、欣賞、和諧相處的態度，而非控制、索取和強行主宰，自然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確，懷特與自然相處的方式契合了囿于傳統性別觀念中的女性角色，她們在日常生活中探究身邊的自然世界，在阿卡迪亞型博物學這條路上可能比懷特走得更遠。不管是本書中這些女作家對自然的書寫和思考，早期保護運動中女性的重要角色，還是時至今日自然教育、生物保護和更廣泛的生命科學研究領域里活躍著的無數女性，無不印證了她們在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中的杰出貢獻。

“新自然文學”與“新荒野”

荒野一直是自然文學的核心詞，盡管它的內涵如同“自然”和“自然文學”一樣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羅德里克·納什（Roderick Nash）在20世紀60年代的荒野思想史開山之作《荒野與美國思想》（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中就指出，不存在一個普遍接受的荒野（wilderness）概念，盡管它在詞源上意為野獸出沒的地方（wild-dēor-ness），但無論在物質還是精神層面都沒有統一標準去定義何為荒野，究竟有一個地方多野（how wild）才能算得上是荒野？換言之，從純粹野性（purely wild）到純粹文明（purely civilized）其實是連續的光譜，體現了不同程度的野性（wildness），打破荒野與文明、自然與人類的二元對立已成為學界共識。在傳統意義上，荒野被視為不受文明侵擾、未開發的無人之境，即使這樣的荒野概念也經歷了蠻荒、危險、無序、有待征服的自然敘事到精神家園的浪漫主義建構。荒野意識在美國最為鮮明，甚至構成了美國例外論的思想資源，體現了美國與舊大陸的不同之處，征服荒野滋長了民族自豪感。然而，這樣的荒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在不斷縮減，原始的無人之境越來越求而不得。就英國而言，當代自然作家不再執著于原始的荒野，也擺脫了鄉村為核心的寫作傳統，而是在不同的空間尺度和時間縱深中探索無處不在的野性，羅伯特·麥克法倫就是典型例子，被本書譽為當代最具有英國特色的新自然文學代表。

麥克法倫任職于劍橋大學，對自然文學史、關于自然和荒野的觀念史有著深入研究和思考，《荒野之境》（The Wild Places）、《古道》（The Old Ways）、《心事如山》（Mountains in the Mind）和《深時之旅》（Underland: The Deep Time Journey）等作品都深受歡迎。不過，連麥克法倫自己也承認難以準確定義新自然文學，他在2013年《自然》雜志上的一篇文章里指出，新自然文學是雜糅的，毫無規則、形式多變，涵蓋了傳略、旅行、生態學、動植物學、地質學、民俗、文學批評、心理地理學、人類學、環境保護和小說等寫作，最顯著的特征是將“詩性、科學與分析融為一體”。《英國現代自然文學》側重分析了麥克法倫的《荒野之境》，此書是麥克法倫的荒野追尋之旅，既是身體力行的旅行寫作，也是他的荒野思想歷程。這趟旅程讓麥克法倫對荒野的認識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反思自己曾經偏狹地將荒野限定在遙遠、荒蕪、沒有歷史也沒有被標記過的地方。當然，他并沒有否認這樣的荒野自有其無與倫比的價值，只是他在荒野到文明的光譜上學會了觀察到不同程度的野性——蓬勃而混沌的生命力，潛藏于石縫雜草、路基樹根里的野性和意志，乃至人類自身也不乏這樣的野性潛質，“野性不僅是荒野的固有屬性，也可以是暴風雪或黑夜降臨帶給一方土地的氣質”。因此，野性可以無處不在，離人類生活很近，甚至就潛藏其中。重要的是放慢腳步，探索身邊被忽略的地方，就會發現當下與過去、與遠方一樣充滿驚奇：城市、后院、路邊、疏離、田野、灌木林，不勝枚舉，每個人都可以繪制自己的荒野地圖。除了收集荒野之地，麥克法倫也收集來自荒野的種子、石頭和其他自然產物，與浪漫主義和維多利亞時期的博物珍奇柜不同，他的收集不是為了占有、獵奇和炫耀，而是一種記憶的保存，就如同盧梭的植物標本。盧梭在《漫步遐思錄》“第七次漫步”里寫道，標本如日志一般，“以新的魅力使我回味當時采集的情形；像幻燈機一樣，以絢爛無比的色彩把它們重新呈現在我眼前”。陪同麥克法倫追尋荒野的摯友羅杰·迪肯（Roger Deakin）也是自然收集者，他還“收集知識、書籍、朋友和各種物品”。

《現代英國自然文學》還提醒我們，博物學并沒有消失，在人與自然的聯結上，它永遠無法被實驗室的科學研究取代；荒野也并不遙遠。在人類活動減少的前三年特殊時期，動植物在城市空間里野蠻生長；不難想象，如果人類從地球上消失，荒野快速回歸必然不在話下。當城市漫步（city walk）越來越成為都市流行活動，探索城市里的動植物和生態環境也成為漫步的一大主題，市區和市郊公園、河道、校園、棄用地，甚至居民區和窗外。羅杰·迪肯曾寫道：“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如野草般野蠻生長，我也希望自己如野草，自由任性，不屈不撓。”在人類文明里探索隱秘的野性，或許可以激發人類自身那股野蠻生長的潛力。

致謝：伯納德·萊特曼（Bernard Lightman）教授與我探討了本書，讓我深受啟發；劉華杰、張箭飛、李猛、熊姣、周奇偉等師友在荒野及相關概念理解和翻譯上提供了建議。謹致謝忱。